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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中國知識分子法西斯化 作者：錢文軍 時間：2010-03-03 00:51:48 分類：默認分類 標簽：摩羅 閱讀器 去年8月1日，中國新聞網曾介紹說中國人民大學客座教授、倫敦經濟學院亞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推出新書《當中國統治世界時》，當即激發一陣反響。那本書說，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對自己的文化中心地位充滿自信；她會為“現代化”國家重新下定義。大意是：中國會靠文化統治世界，如果說，英國曾是海上霸主、美國是經濟霸主，那麽，中國將成為文化霸主。絕了，就連李鴻章都明白：“若舊法能富強，中國之強久矣，何待今日？”這位洋教授或連李鴻章都不如？ 還不止，據媒體介紹，另有一部好萊塢大片《2012》，說的是世界遭遇滅頂之災時，全靠中國人救了大家。更有權威的“神算子”預測，中國經濟實力到2030年時會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中心。至於一些洋教授吹捧中國崛起的文章，亦不少，網上此種議論更多，不贅述。近日有網友推薦了另一篇據說很有來頭的講話記錄，傳說是當今某要人所言。題為《某座談會部分談話：今天有不等於永遠有，完成民族複興曆史使命才能永遠有一切》讀罷不禁莞爾，倘若某要人隻有這等水平，恐怕毛複述過的那句古狂言“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又兌現一次了。 這篇出處含糊的文章倒是諸多表述中較為直白的，開篇即道：“今天我受政治局委托，同大家討論十個方麵的問題，都是些大問題。”口氣很大。無妨摘其要點陳列如下：“現在我們天天喊‘民族複興’，但什麽是民族複興的本質標誌呢？就是實現中華世紀。所以我們在上一世紀末，在北京建立了中華世紀壇，向全中國人民吹響了開創中華世紀的號角。但怎樣才算是實現了中華世紀呢？我們關起門來打開天窗說亮話，就是全世界都由我們黨領導和安排，不僅從思想、文化、經濟及政治上，也要從組織上有保證，為全地球製定統一計劃。”“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講過的東西我們就不能講嗎？馬克思主義就不能發展嗎？回頭看看曆史，馬克思他們主張的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在全世界各國同時勝利，而列寧斯大林提出，無產階級革命要在世界帝國主義鏈條中的最薄弱環節首先勝利。這就叫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所以我們完全有權力提出，在全世界共產主義實現之前，必然要經曆一個中間時期，這個時期，就是中華世紀。”讀到這裏，不由得想起希特勒在1928年寫作的《重新崛起之路》中說：“法國用國家的概念在它的境外推行其大革命。國家社會主義要用人種的概念在國外發動革命，並重鑄世界。”如今，有人提出用“中華世紀”來“重鑄世界”了。 果然，接下去就有：“要最後實現世界共產主義，就要先實現中華世紀，讓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領導全世界，從思想、政治、及組織上統一安排全世界，而這就是毛澤東同誌夢寐以求的偉大理想。”“有的同誌講，我們現在不是不大講共產主義了嗎？我們總是高喊社會主義，為什麽不把共產黨這個名稱改成社會主義黨？”“黨的名稱上麵出現‘社會主義’，就容易使人聯想到德國的納粹黨，因為他們的黨就叫著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我們所以對這個問題很敏感，是因為我們在很多方麵同希特勒德國相似，尤其是我們同希特勒德國一樣快速崛起，帶來很多人的恐慌，如果我們的名稱再同他們相似，我們不就自毀形象，樹敵太多了麽！希特勒是極端反共，所以我們保留共產黨的稱呼就很重要，不管我們現在同共產主義沾邊不沾邊。既然黨的稱呼不能改，黨旗也就不能改了。”“小平同誌由於從年青時期就留學西方國家，所以就更注意如何利用人類文明的所有成果來壯大我們黨的力量。也就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來駕馭巨人，最後要打倒和取代西方巨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韜光養晦的指導思想是什麽？就是毛主席的鬥爭哲學。如果沒有鬥爭哲學，韜光養晦就毫無意義，我們所以要韜光養晦，就是為了鬥爭。”“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在‘和平發展’旗幟下奪取開創中華世紀的偉大勝利？這就是我們這幾十年來所做工作的重中之重。毛澤東思想關於革命勝利的思想，最基本的就是毛主席總結的‘三XX寶’，是我們開創中華世紀的指路明燈。”在這一段裏，作者似乎並不忌諱與希特勒為伍，隻是出於策略考慮才不得不拉開一點距離。 “我們進行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我們進行了黨的先進性教育。我們進行了對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的批判，堅定了堅持黨的一元化領導的自覺性。黨的高級幹部清楚認識到，雖然西方的民主自由那一套有助於發明創新，但我們的集中製領導，更加適合應對突發事件，適合對敵戰爭，而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可能會決定一個民族的生死存亡。”“我們另一種沒有硝煙的戰爭手段是網絡信息戰能力。這方麵我們的力量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互聯網是美國人搞起來的，我們雖然起步晚，但現在已經能夠同他們平起平坐，在有些方麵甚至超過他們。”“還在小平同誌健在時，我們政治局就有一個最基本的估計：中美戰爭也就是中西戰爭，最後是不可避免的。小平同誌講世界大戰打不起來，不是講永遠打不起來，相反，是必定要打起來。”“軍事鬥爭打不贏，丟掉了政權，我們就喪失了一切，人民就喪失了一切。反過來說，我們軍事鬥爭打贏了，我們就有了一切，全世界都由我們安排麽。”“總之，我們各級的610辦公室、掃黃打非辦公室、維穩辦公室和接訪工作密切結合，與互聯網管理部門及公安部門密切結合，我們就有了一個嚴密的社會控製網，能夠牢牢掌握整個中國社會，能夠應付形勢的突然變化和突發事件。”“大家都看到是加強我們的軟力量，爭取我們黨在世界上的話語權，占領宣傳輿論的製高點,要用我們的話，來引領世界。但在這些意義的後麵還有什麽意義？我看是為我們黨在中華世紀的領導地位打輿論基礎，打民意基礎。如果沒有這種民意基礎，即使我們打垮了西方軍隊，贏得了全世界，我們在世界上也會遇到層層阻力，很多人不習慣我們麽。” “為了解放中國人民，犧牲了不少中國人！單單一個長春之戰，就餓死了一，二十萬平民百姓。所以毛主席估計，帝國主義要發動核戰爭，我們要把帝國主義打平而實現社會主義全球化，可能要死掉世界人口的1/3到1/2，但我們不怕。”“黨比人民還重要，當然要始終把黨擺在人民的前麵。”“對於在反腐敗鬥爭中下台的同誌，要注意分清延安和西安，隻要他們忠於黨，就是發生在延安的腐敗，革命隊伍中的腐敗，而不是西安反革命隊伍中的腐敗，就要留出路，為他們創造條件，爭取盡早重新使用。” 讀罷此文，初步的感覺似乎進入了“烏有之鄉”之類網站，看那些拖著辮子的遺老遺少念經。另一個感覺是，中國的曆史如同魯迅所說的“鬼打牆”，或者黑格爾說的“一再重複而已”。當年，也就是1793年，英王派遣馬戛爾尼使團前來向乾隆皇帝謀求友好通商之時，乾隆賜諭：“天朝統馭萬國……”。那份傲慢與偏見已是人所共知了，中央黨校曾出版《落日的輝煌》細述，不去囉嗦。其實更早，比馬可.波羅還早，1246年，以征伐異教徒著名的羅馬教皇派來使者約翰，恰逢元朝第三個皇帝貴由的登基大禮，那時元尚未滅宋。貴由大汗給教皇的回信寫道：“貴由大汗，全人類之君主聖旨：谘爾大教皇，爾及西方基督教人民，遠來與朕講和。朕召見使者，聽其言，閱其書，知爾等之意，確欲講和。然既欲講和，爾教皇、皇帝、國王及各城市之有權勢，皆須火速來此議和，聽候朕之回答及朕之意旨。”“爾等居西方之人，自信以為獨信基督教，而輕視他人。然爾知上帝究竟將加恩於誰人乎？朕等亦敬事上帝。賴上帝之力，將自東徂西，征服全世界也。朕等亦人，若非有上帝之力相助，何能成功耶？”（原件存梵 蒂岡，本引文載《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一冊，P184）稍加對比即可知道，“中華世紀”也罷，“全世界都由我們黨領導和安排”也罷，都不過是從貴由、乾隆那裏拾來的牙慧，中世紀不值一提的陳腐舊夢！更糟糕的是，那時畢竟還有夜郎式原創性可賴以長些顏麵，如今卻津津於蘇俄未幹之唾，果真“黃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了！ 現在這種陳腐的權力觀，盡管披掛社會主義的虎皮，仍掩蓋不住中世紀的腥臊。自己在屁股上貼一個“先進性”紋章，便以為“永遠擁有”成為合法。他們能成為永遠的，似乎隻有花崗岩腦袋。顯然，此文是毛左玩的花招，行文無論立意還是措辭，皆彰顯故弄玄虛之拙劣，拿“受政治局委托”掩飾其色厲內荏罷了。有朋友建議作些評論，左看右看實在不值，去跟這類文章較勁，無異於高抬了此文的作者們。隻是又有朋友稱如今此論很興旺，就連摩羅那樣的名人，也發表了以《中國站起來》為代表的一係列文章、訪談錄，一改以往的自由主義腔調，皈依了民族主義陣營，成為一批改弦更張者的旗幟。並提醒我注意這篇文章裏的法西斯主義傾向。這使我不得不認真起來。 當年，摩羅最火時我曾買過一本《恥辱者手記》來讀，但沒能讀下去，感覺作者筆端雖然不乏那時的新潮，卻也隱現思路的混亂，深度有限。時髦的詞藻可能會迷住不少學生哥，但對於我這樣的飽經風霜的過來人，實在吊不起多少吸引力。尤其是他那種對孫中山的領袖崇拜意識，恰是我嗤之以鼻的，可以感覺到學校正規教育已經植根在他思維深處了。於是也就棄之於書架之上。由於對作者不感興趣，以後也沒有讀過署名摩羅的任何文字，現在的這本書就更沒看過。隻是覺得，他既然早就有深沉的領袖崇拜情結，皈依集體主義並不奇怪。倒認為若有責任心的話似乎該給讀者一個說明，或曰自我批判，至少應該確定所寫的矛盾甚至對立的論述哪些堅持哪些揚棄的，否則人們難以理解這類首鼠兩端。 具體地說，中國從來是站著的，犯不著誰來杞人憂天。尤其是在二戰後的世界大環境裏，經威爾遜、羅斯福兩位總統接踵力主，野蠻國際進化到文明國際，無論還有多少問題存在，即使蕞爾小國也都站著了，用不著精神空虛了的摩羅之流說廢話。難道新加坡是跪著的？任何國家，隻要自己不折騰，都可以不必費力就昂首挺胸的。摩羅所謂“站起來”，其本質不如說“對著幹”，力圖將中國從世界潮流裏拉出來。統治世界是辦不到的，向隅而吼才是真諦。譬如摩羅說：“我們甚至應該以戰爭動員的方式，組織全民族的力量，為保證這一崛起而殫精竭慮，誓死拚搏。”此論也不新鮮，它不但是納粹和軍國主義的根基之一，也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傳家法寶，更是霍梅尼、本.拉登之流的精神支柱。大躍進人民公社就是“以戰爭動員的方式”實施的，結果是3750萬餓殍橫陳。 上麵所引那段“重要人物”講話裏同樣洋溢著類似的法西斯氣息，經濟的快速發展若無憲政民主加以製約，法西斯主義就容易滋生。當今中國並不缺乏鼓吹者，曆來有議論隻是說經濟體製改革與政治體製改革失調將阻礙改革，卻不知更危險的是有可能導致這種法西斯傾向。那個“韜光隱晦”的說道本屬同一傾向，姑且稱之為“理性法西斯主義”，還懂得權衡力量。當初斯大林千方百計回避與美國衝突，曾直白地陳述了對力量對比的擔心。但當手握原子彈具有核威懾能力，並當麵考察了首次訪蘇的毛並把中國納入麾下之後，覺得力量對比發生了有利變化。斯大林告訴毛：“我們就要同美國人作鬥爭了。但是，我們已經不在乎這些了。”接著發動朝鮮戰爭，利用金日成去試試美國的反應。當美國人迅速反擊顯示出決心之後，斯大林理性恢複，費了些力氣把毛打發上戰場，自己當縮頭烏龜坐收漁利。 “理性法西斯主義”的又一個案例是那個說“韜光隱晦”的大人物，為了掃清內部權力層之障礙，不惜調動大軍入侵弱小鄰國；當誤讀現狀之後，又不惜調動大軍碾碎長安街上的抗議人群，創造了和平時期金水橋畔流血紀錄。勿以為此論過激，《大英百科全書》對法西斯主義的定義是：“個人的地位被壓製於集體--例如某個國家、民族、種族或社會階級--之下的社會組織。”我想給這個定義作一點補充：它還有“解放全人類”欲望。故，法西斯主義就是集體主義的最高形式，全人類都得歸順集體，必不可免地要對個人主義極端壓製；隻要它的決策層認為必要，就會不擇手段，說“理性”，僅指其尚未全失分寸。僅此而已。 法西斯主義泛濫首先是知識分子集群左傾，它在德國濫觴直至形成納粹，正是德國知識分子的傑作。黑格爾、尼采、馬克思、費希特等首先發端，進展到戈培爾之流，“謊言重複千遍即真理”，瘋狂的領袖崇拜，動員流氓並利用理想主義使社會底層轉化成流氓無賴幫凶，結出奇葩。愛因斯坦終身不肯原諒德國的知識分子，皆因此。日本的軍國主義也是在堅持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遭打壓，一批原本獨立的知識分子轉向的情況下興旺起來的。如神田正雄、遷哲郎、林房雄等自由主義評論家便是拋棄原本立場轉而投入“愛國主義”懷抱，歌頌日本的侵略戰爭。當知識分子把自己的使命同國家的命運結合起來，他就完了。國家使命感是知識分子的泥沼，一旦墜入便很難自拔，終歸會成為禦用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又麵臨法西斯化危機，毛時代已經演繹過一次了。摩羅先生即是一個典型的蛻變者。所謂民族主義、民粹主義都是噱頭，根本目標在於張揚集體主義，打壓個體主義，躋身禦用行列。我們必須打醒精神予以駁斥，阻止這股法西斯妖霧又重來的勢頭。 無妨先提出一個問題：中國有過民族主義嗎？顯然沒有，這民族主義本身就是西方文化的概念。李鴻章1896年訪問德國，威廉二世就對李氏大宗武器訂單頗有微詞，大抵是說歐洲人置辦武器為了討伐異族，中國人買武器隻會自相殘殺。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洗禮，人家現在已經玩到全球化的階段了，民族主義早就沒市場了。摩羅之流舉起西方棄之如敝履的破旗，招搖呐喊反西方文化，看上去總有點像小醜的表演。倘若中國曾經有民族主義存在，何以跪倒在元、清兩個異族朝廷腳下呢？若說種族觀念，倒反是蒙元、滿清還有一點，兩朝都歧視、迫害漢人，漢人卻依舊誠惶誠恐地三跪九叩。 1903年梁啟超發明“中華民族”一詞，幾年後才被孫中山接過去揮舞，隻是口是心非。至1923年仍坦言：“本黨尚須在民族主義上做功夫，務使滿、蒙、回、藏同化於我漢族，成一大民族”；而且，“今日我們講民族主義，不能籠統講五族，應該講漢族底民族主義”（《孫中山全集》，第八卷，P580）。這“民族主義”其實也是變味了的，屬於列寧的“民族解放運動”範疇：以美國為頭號目標的反帝運動，卻對蘇俄帝國主義存難以割舍的暗戀之情，盡管它傷害中國最為慘重，絕不哼半個“不”字！至今亦如此。如果真有民族主義成分，不會選擇性排外；如果真有民粹主義成分，不該諂媚權力。 近些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群發生了一些分化，不時見到某些曾經揮舞自由主義乞食袋的精英人物“改邪歸正”。“國學”潮興風作浪之外，《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中國站起來》等皆屬標識，在“愛國”的旗幟下崇奉集體主義打壓個體主義。湧動到今日，“解放全人類”的舊夢重萌，法西斯主義傾向越來越明顯。即便是某些西方人，例如人大客座教授馬丁·雅克，那本《當中國統治世界時》也是在為這股逆流推波助瀾。我擔心的是，當中國知識分子之主流皆卷入權力麾下，中國離法西斯化也就不遠了。 值得慶幸的是，其一，當今國際大局早已不是二戰以前那種狀態，甚至冷戰狀態也漸行漸遠，人類的大多數畢竟進入理性、明智思維階段，法西斯主義已經失去了市場，極端堅持者亦成恐怖分子，如過街老鼠般蜷縮在陰暗的角落裏。其二，現今中國決策層雖然出於既得利益考慮信誓旦旦要抵製西方那一套，畢竟還在“碎步走”，個體權利實現也在緩慢地進步中。而且，隻要領袖崇拜不能死灰複燃，法西斯主義是成不了氣候的，無論摩羅之流怎樣折騰也白搭。 權力是人民的，不是誰念叨一聲“代表”就可以竊取。即便是警察擊潰了盜匪，繳獲的贓物也必須歸還失主，而不能裝入自己的腰包，哪怕裝進警察局的儲物櫃也係非法。人民對於權利不但具備所有權，也有經營權，是主動的支配，而非被動地等侯施舍。不明此理，遲早會成為曆史的垃圾。善良的人們應該意識到，中國唯一的出路在於融入世界，甭管打什麽旗號，與世界為敵是沒有前途的。那些思維淺薄的精英，黔驢技窮之時就會憋出各種炫目的噱頭，除誤導之外隻能賺得些書本銷路而已。當人權意識越來越成為人類思維的主流，我們應該好好補上這一課，隻要把中國的人權狀態改善至與世界同步，中國無疑可以對人類做出較大的貢獻。此乃常識。守望常識往往比追求真理更可靠，因為真理多半是政治騙子玩弄的道具。(201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