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 父親的奧德賽 （四）

父親的奧德賽
林崗
四、

父親與母親相識於1949年12月地設中山的珠江地委時期，他們是同事。母親之參加革命，完全重複了小姑娘追紅軍的浪漫故事，甚至比革命小說還要更浪漫。1949年10月16日，大軍進城，東莞解放。政權易主，可拿槍的老粗居多。南下的北方人，粵人稱之為“撈鬆”，不懂粵地方言，難以展開恢複的工作。因此新政權需要大量斷文識字的本地青年加入做文書、宣傳、掌印一類的外圍工作。所以大軍所到之處，皆張貼招讀告示。以“東江公學”、“南方大學”、“江南青年公學”之類的名義，招讀有誌青年赴校。雖然免費食宿，但其實並不是正規的學校。隻是一些短期訓練班，教導員一邊講解政策，組織一邊政審學員。兩、三月之後，如果政審考察可靠，隨即就分派工作。我母親解放前夕在東莞中學讀初三。大軍入城前夕，學校渙散，已經無人上課。她的一位同學家裏的正堂為入城部隊征用，母親去看望她的同學，因與部隊幹事攀談，知道此類消息。一麵向往熱火朝天的解放，一麵想著個人的出路，於是母親鬧著要離家去“讀書”。母親當時隻是十六、七歲，與她的外婆住在莞城東門，並不與她的父母同住。母親拿了部隊的介紹信，自己收拾了簡單的包袱，前往北門外的車站坐車去虎門太平，取道那裏再坐船到“東江公學”所在的中山石岐。消息走漏，家裏又尋不見人，她的外婆趕忙去報知家人。母親的一個叔叔追趕到車站，勸說母親下車，警告她不要受共產黨的宣傳的“蠱惑”，小心做共產黨的“炮灰”。兩人一度拉扯，她的叔叔奪下她的包袱。但母親心誌已定，萬無回頭的道理。即使孤身一無所有，也要離家“讀書”。母親的態度感染了同行的“同誌”，他們喝止叔公過火的行為，他隻得作罷。這個故事的部分情節是我小的時候外婆講給我聽的，她是作為“反麵教材”教育我，讓我要聽大人的話，遇事不能自作主張。但是我後來才知道，母親的故事是“衝破家庭藩籬尋找新世界”的中國現代無數同類故事的翻版，典型的五四流風餘韻。外婆不懂，用錯了教材。

隨後的故事便是我們三兄弟的出生。我最後出生，本是不該“到此一遊”的。我小時候，姑婆生氣時就會指著我說，“你，你是從垃圾箱裏揀回來的。早知如此，就叫你爸別揀你。”事情已經無從考證了。據說，我媽生我下來，一看又是一男的，就想不要，說抱出去讓別人揀。但父親心疼，又將我抱了回來。因此就有我從垃圾箱揀回來的說法。真偽和細節已經不重要了，無論如何我對父親心存感激。古人所謂不忍，正是這個意思。

我記憶中父親對我們唯一的教誨發生在文革初起，他的命運斷然轉折的前夕。1966年的下半年，我們剛到湛江安頓下來。上學路上的牆，標語漸漸多起來了，都是以“打到某某”或“揪出某某”為標語的開頭。開初並沒有看到父親的名字，直到有一天，“打到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林若！”“揪出東莞黑手林若！”赫然出現在我的眼前。我並知道發生什麽事情，隻是惴惴不安地等待未來，預感命運即將發生改變。終於，有一天父親把我們三人叫到跟前。他說，“我和你們的母親都要回東莞接受革命群眾的批評改造，不知多久才能回來。這期間，你們每個月，要背誦十條語錄，默寫下來郵寄給我，不得有誤。”那時社會漸有武鬥的氣氛，學校正常教學也開始受影響了。父親交待的“功課”，恐怕就是他心裏對孩子學習的彌補吧。

那時我們的記憶力好，區區十條語錄，又有何難！毛的語錄，編選於1964年。到了文革，識字不識字，無分老少，一人一本，內有天天都要讀的“聖旨”。父親被揪回原工作地後，我們兄弟三人遵照父親的“臨行訓示”，每天翻讀“紅寶書”，先背一句、兩句的，然後再背多個句子的。有把握一字不誤之後請哥哥來監督見證，然後謄抄在紙上，每月按時寄出內有十條語錄的信。但是時間一長，心裏也覺得老有個事兒。一個月才背誦十條，不夠過癮，於是自己給自己加碼，心裏想的不是領會每一條語錄的“精神實質”，而是隻想盡快完成父親布置的差事兒。於是每月二十條、三十條地加碼。由427條語錄組成的薄薄的“紅寶書”，經不起我們這樣折騰，不到一年，這個任務就像“小康社會”一樣，提前完成了。我們三人的語錄信是寄出了，可從來就沒有收到過回信，寄出之後石沉大海，我們也不知道父母收到過沒有。事後想來，如果父親有先見之明，不是要我們背誦語錄，而是要我們背誦“唐詩三百首”、“唐宋八大家古文”一類的傳世經典，又或者“庭訓”我們學英文，繼承他當年在中大未竟的學業，熬到七十年代末“四人幫”倒台，熬到“科學的春天”，那練出來的武藝，將派多大的用場！當然，以父親的知識、經曆和他對投身的事業的認識，他不可能在文革爆發的時間點，能夠預知後來的社會變化。他當時所想到的，恐怕隻是他自己能夠活下來，兒子不變成小流氓。

表哥小鋼給我描述父親被揪回莞城那天盛大的場麵，讓我聯想起古代羅馬人的獻俘儀式，當然這是有“中國特色”的獻俘儀式。他說，“林若被揪回東莞的消息傳來，全城都動起來了，上街看熱鬧。那天，你爸爸是從萬江碼頭步行入城的。身上穿著舊的中山裝、解放鞋，手裏拿著‘紅寶書’。沒有五花大綁，也沒有戴高帽和掛牌。隻是身邊圍了幾個陪同押送的造反派，一路看管，一邊叫‘打到林若’、‘揪出黑手’、‘文革萬歲’之類的口號。你爸爸神情鎮靜，麵無表情。一路行，一路眼望前方。街道兩邊站滿了夾道圍觀的群眾，人數之多，前所未有。”

父親入城所走的路，剛好就是縣城最繁華的路。那時從省城廣州進入東莞，要過三個渡口，最後一個渡口恰好就是萬江碼頭，又稱“省渡頭”。今莞城東江大道與光明路交匯處就是當初的碼頭，父親沿光明路經過城外最熱鬧的商業街區，一路向東，跨過運河大橋，穿過僅存的西門城樓，折向偏南的北正路，再東向進入市橋路，由市橋路繼續向東轉入萬壽路，經過我當年讀小學的鎮中心小學，走到萬壽路與縣正路的丁字路口，就是縣政府的大門了。小鋼說，“入了縣府，造反派將他帶到縣委會議室，給張凳子坐下。我一路跟著，你爸爸坐下之後，一言不發。我看了一眼，就離開了。”整個路程，約莫兩公裏。一路夾道“歡呼”，看熱鬧，口號此起彼伏，怎麽都得一小時才能到達終點。造反派之所以取步行而不用車運，顯然是遊街示眾的意思，出出父親的醜。看你曾經貴為“七品芝麻官”，而也有今時今日的黴運。

其實，父親如果負隅頑抗，或者也能避過揪回原工作地批鬥的命運。因為他剛剛調到湛江，而湛江的行政，與東莞並無關係。文革初起之時，東莞的造反派寫信到湛江，提出揪他回去。父親事後憶述：“我那時思想太單純了。毛主席號召領導幹部要接受群眾的教育。我寫了封信說：我工作有缺點有問題的，需要我回來做檢討，也可以啊。哈，這不就是‘自投羅網’嗎？接到我的信後，東莞方麵馬上來抓我。”

父親被揪回東莞，隨即“接受群眾的教育”，也就是批鬥。那時東莞有32個公社，每個公社批鬥至少一次，多的數次，加上縣機關，算來接受了近百場批鬥。得罪人少的地方，批鬥走過場；得罪人多的地方，少不了有皮肉之苦。最為隆重的一次“教育”儀式是父親和洪鋼叔兩人，雙手被墨汁塗成黑色，戴上高帽，脖子掛上“走資派某某”的招牌，左手拿鑼，右手執錘，從縣府出發，三五步即命敲鑼一次，還要大聲照念招牌文字。東莞城內繞城一周示眾，圍觀的群眾甚多。批鬥過後隨即進入漫長的“靠邊站”勞動反省時期，而他一生最接近死神的體驗又一次出現。

起因是在黃旗山幹校幹活——削竹子——的時候，不慎刀傷左手拇指，當時他並沒有注意。症狀的出現是在三天之後，最初是牙臼發緊，吃不下飯。同在幹校勞動的“難友”陶恭見狀，勸他看醫生。父親騎自行車到幹校的醫務室求助，衛生員懷疑破傷風，無法處理。陶恭懂得紅骨蓖麻煮水喝有助緩解病情，於是爬山涉水到十裏外的同沙水庫的山頭上尋來草藥，延緩父親的病情。由於沒有根本治療，症狀還是日益惡化。直到米水不進，幹校才同意送去縣人民醫院。醫院打了一輪針，也不能根治，病情維持原狀。醫院表示無能為力，父親身邊又無親屬做主，幹校無人同意也無人反對送廣州醫院。父親等於躺在病床聽天由命。那時父親已經全身僵硬，不能言語了，並不時抽搐。父親的命危在旦夕。這時，不知是誰，打了個電報給母親。事後母親告訴我，電報隻有六個字：“林若病危速來。”電報無落款。我還記得那一天母親接到消息的情形。她獲得“解放”不久，從東莞回到湛江她的家。那是我們被掃地出門之後住的地方，——湛江赤坎海平村12號一間約12平米的平房。她才與我們久別重逢，就接到報危的電報。母親神色慌張，手足無措。我自然不知道發生什麽事兒。母親千難萬苦，輾轉托人弄到一個次日貨機的位置，那年代的貨機也裝人，是一架安-12小型軍用機，是那種飛上了天，風吹過來像紙鷂一樣飄的飛機。母親顧不得那麽多，趕緊由湛江飛往廣州。到廣州天色已黑，她在火車站過了難熬的一夜。次日乘第一班火車到石龍，再由石龍乘車到莞城。看到病榻上不能言語的丈夫，她做主即刻送父親到廣州的醫院。母親回憶說，救護車一路顛簸，父親一路抽搐，十分可憐，醫生用繩子將父親手腳捆住在擔架上。父親最先被送到中山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但院方表示沒有病床，於是聯係到省中醫院。在省中醫院醫生的努力下，用中西醫結合的治療，居然將父親從死神身邊搶了回來。那時，東莞屬於邊防區，進入東莞要有關部門的開具的邊防證才能買到車票。就在母親出去打電話要幹校寄邊防證來的當口，父親不聽吩咐，自己下病床。由於多日未走路，又大病初愈，怎料雙腿不聽使喚，摔倒於地，磕落兩顆門牙。是好是歹，父親總算又一次死裏逃生，躲過一劫。

父親的好運氣離不開他身邊的人和環境。“大氣候”可以是險峻的，可“小氣候”依然可以是溫馨的。文革初期批鬥高潮的時候，父親關押在縣委會議室旁邊的小房間，母親則關押在東江上的一個沙洲，叫大王洲。兩地相距約莫四、五裏路，不是很遠，但大王洲四麵是水，插翅難飛。碰巧的是具體看管母親的是當地樟村大隊的婦女會主任。我三十年之後見到她，管她叫“樟村阿婆”。那時她已經老了，她個子矮小，稀疏的頭發攏在腦後紮了個髻，一臉慈祥。她認識父親，與母親更熟。因母親文革前就是附城公社的書記。她覺得父母都是好人，是“同誌”，這種源於私人的觀察和感情讓她突破大框框對父母的定格。她並沒有把父母看成“走資派”或“三反分子”，而是以中國農民淳樸的眼光斷定父母是好人。於是，“樟村阿婆”用她的方式幫助母親。晚上，乘著夜色，她悄悄地劃著小船，將母親渡過東江，母親摸到父親的關押處，兩人有機會“幽會”——說上幾句話。又或者白天批鬥父親的時候，她用自家的小船載著母親，渡過對岸。母親則混進人群，坐在批鬥會的外圍“觀戰”。也隻有這不多的機會，她能看見丈夫。杜甫詩，“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這不是家書，而是落難相逢，在性命難保的日子又值多少，難以估量。我們三兄弟幸而沒有成為孤兒，說不定都是拜“樟村阿婆”所賜。我母親記住了她當年如山的恩情，包括親戚在內，唯一能住在母親家過夜的，我見過隻有“樟村阿婆”一人。

1971年下半年林彪事件之前父親從牛棚“解放”出來，文革期間父親有將近五年時間在批鬥、檢討和勞動中度過。

按照過去的說法，父親這一生解放後叫做走仕途，仕途最重要的是升遷。中國社會，升遷分兩種，一種是循序漸進的，另一種是突破常規的。一輩子仕途，如果遇不著這後一種升遷，出類拔萃也就無望了。在我看來，父親解放後一路升遷，大部分屬於循序漸進的，而最關鍵的一次升遷，是他還在湛江地委書記的任上，1982年9月參加黨的“十二大”獲選為中央委員。進入“中委”，雖然類同無實職的榮譽，但並非其他閑職可比，它是進入更高層級決策層的“準入證”。對任何官員而言，這相當於仕途升遷中的“突飛猛進”。果然“十二大”結束之後僅三個月，父親奉調回廣州，擔任省委書記一職。以世俗的眼光看，父親所以能“跑出”，有很多有利的因素。例如，文革前長期擔任廣東三大產糧大縣之一的東莞縣委書記。因為糧食在那個時代的重要性，東莞是當時省委主要領導人調研、蹲點的首選地，父親因此緣由而與他的上司有密切的工作關係，非常熟悉。我小的時候唱過一首歌《茶山公社好榜樣》，那就是1964年省長陳鬱陪同朱德元帥到茶山公社視察之後唱響的。又如，父親在東莞工作的政績也獲得他的上級和當地老百姓的肯定。1957年縣委決策開掘東莞運河、修治東江大堤等大型水利工程，次年陸續建成，使原來170平方公裏的內澇區變成14.5萬畝旱澇保收的良田，東莞農業生產的水旱兩災從此免除，糧食生產連年增產豐收。由於大躍進的魯莽、浮誇，隨後六十年代初出現全國性的饑荒，東莞當然不能幸免，但卻沒有餓死人，不幸中的萬幸。又如，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父親深深認同改革開放的路線，在湛江地委書記的任內大力推行“包產到戶”，解放思想，探索農村建設的道路，獲得省委的肯定。這些因素當然是重要的，但卻不是關鍵的。因為我相信，有他那樣政績的縣、地級官員肯定不止他一個，當時省委的主要領導也肯定不止熟悉他這樣一個下級。權力架構內官員的升遷，從來都是競爭的。父親曾經告訴過我，他獲選的關鍵因素是年齡優勢。當時定有“七下八上”的嚴格規定，以該年的七、八月之間劃線。有幾個出生於同一年的候選對象剛剛過了年齡線，屬於“七下”的，而父親則出生在10月份。若是早出生三個月，他也一樣沒戲。升遷的最關鍵因素居然是出生的月份而不是“真才實學”，這說起來有點兒不可思議。但事實就是這樣。在我的圈子，做教授取決於論文的數量而不是質量，也與此性質相同。因為眾多競爭者的存在引起了識別的困難，從中擇優隻是願望，為了避免爭而不決的無序狀態，隻好快刀斬亂麻，用簡單劃一的標準決定。偶然的運氣再次成為關鍵要素，而理性在如何擇優的問題再次顯得無能為力。社會就是這樣看起來“荒唐”。但是，無論怎樣，好運氣再一次站在父親這一邊。好運氣在人生中的作用是讓得到它的人可以跟從內心的選擇而做事，從而變得更加強勢，更加有能力，將自己的智慧和潛能貢獻於社會。

父親沒有白費他遇到的好運氣。擔任三年副職之後，1985年接替任仲夷，擔任廣東省的第一把手。一輪調研之後，他旋即做出“五年消滅荒山，十年綠化廣東大地”的決策。這是他任上最重大的決策，也是日後最為人稱道的決策。事實上，他當年還做過很多地方建設的決策，例如逐漸撤銷行署建製，改成擁有財政自主權的地級市建製等。但這些事，不是親曆的人，差不多都不記得了。唯獨造林綠化，還依然活在人的心裏。實際上，父親1991年就離任省委書記一職，他在這個官位上做了六年。1991年3月，國務院授予廣東省“全國荒山造林綠化第一省”的榮譽稱號。原來預備十年完成的綠化工程，實際上提前完成了。他也為人戲稱“造林書記”。一方“諸侯”，給人的印象總是抓大事的，而造林綠化究竟算不算得上大事，放在當時的背景，我覺得也不是沒有疑問的吧。父親將“諸侯”的重責壓在綠化造林的天平上，可見他有自己的考慮。別人也許覺得他選擇造林綠化作為地方施政的突破口，是沒有用足了權力。比如，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有很多東西值得探索，如城市管理與建設、市場體製的規範與完善、文化產業的提倡等等，他沒有把多少精力放在它們上麵，反而選擇了與當時大背景沒有多少關聯的綠化作為自己工作的重中之重。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呢？

父親是一個對土地、農業、農村有著異乎尋常熱情的人。也許這和他來自山區長期跑基層，與農民打交道多，培養了他對土地的深情。就算他做了“一哥”，他還是改不了把他的生命和熱情傾注在大地上的習慣。那段時間，蘇澤群跟著他擔任秘書。蘇澤群的感受是，“他下鄉專用的那輛11座麵包車換了多少個輪胎，我都記不清了，廣東的山山水水幾乎都留下他的足跡。”廣東地處嶺南，“七山一水兩分田”，良田集中在珠三角和韓江小平原。改革開放，珠三角比鄰港澳，迅速轉變為工業地帶，與粵東、粵北、粵西的發展程度差距越拉越大。而該時期珠三角的工業化、市場化也走上了軌道，籍由市場取向的引導，不必用行政手段指揮，亦可平穩上軌道。多行政指揮，領導指手畫腳，未必見得是好事。而鄉村由於勞動力的轉移，本身資源的不足，日益破落，問題比改革開放之前更加突顯。父親主張造林綠化，舍城市而取鄉村，其實是包含了借造林來帶動山區和鄉村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用心，期望增加山區和鄉村的行政資源和財政資源的投放，彌補城鄉發展的不平衡。父親當年在九連山區遊擊，目睹老區人民為新政權的犧牲與貢獻，解放後亦目睹老區日益落後，麵貌未改。這兩者的反差，也成為他綠化決策的心理因素。

父親做事，一向是多幹少說。這既是個人做事的風格，又無意中暗合了當時的政治生態。做事做錯了，改正就行；但說話說錯了，白紙黑字，一輩子記在帳上。1971年，父親由“牛棚”解放出來，調回廣州後不久，就擔任《南方日報》副總編輯。這份工作他自己是很不情願的。父親事後回憶說，“我不懂辦報，也不合適文字工作。”他自己形容上級組織是“沒有馬就找頭牛來”。他描述他當時的狀態，“我隻能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解放之後，政治運動從無停頓，人人都成了“運動員”。看著身邊的人中箭落馬，不明原因地消失，不由得僥幸者不心存疑懼。父親從幹校出來，算是活下來了。他也不可能不帶有那個年代的人所患的政治運動後遺症。不願接觸文字，不願辯論是非，甚至不願多說話，其實便是與此有關。父親回憶他在《南方日報》工作的情形：“觀察形勢也非常重要，要和中央對口徑，不能超越，更不能違反。要是出現另一個口徑，那就要犯政治錯誤了。”於是，“我和報社幾個領導經常輪流上夜班。頭版怎麽排版，大標題、小標題怎麽定，語言表達有沒有符合當時的趨勢，這個很重要。自己拿不準，就打電話問在北京的《人民日報》，快呢，晚上11、12點就定版了；慢呢，要等到淩晨2、3點，甚至4、5點才定版。”政治運動的教訓和這段時期工作的壓力，不可能不沉澱父親內心深處。

由此，我推測父親選擇綠化廣東作為推動地方建設的突破口，這可能也和回避意識形態的“雷區”有關。這項工作可以大張旗鼓進行，不怕任何爭議，經得起任何檢查。父親也不遺餘力地推動這件事，那些更基層的幹部，如果膽敢“抗命”或者不聽號令，就會遭到批評、警告乃至撤職。去年，我為尋訪古道到了陽山縣，就幸會過一位父親當年要撤他職的幹部。當他知道我是林若的兒子後就哈哈大笑對我說，“你父親來陽山檢查造林綠化，來到我負責的山頭，一看苗木的成活率不達標，就對縣委書記發火，說要撤我的職。你父親不知道，我們這裏都是石頭山，種樹容易活樹難。為了完成任務，我們都是在石頭上挖個坑，填上土才栽樹。那個難，你想象不到。”當年不愉快的事情，他也一笑了之。看著滿目青山，他還讚揚父親當年的舉措。如果換了其他與意識形態沾邊的政務，父親也許會有所顧慮，不能傾力推動。父親對解放思想、簡政放權、市場經濟向來是認同的，但是在全國一盤棋的大局下，不得不審時度勢，謹守有所為，有所慎為，有所不為的邊界。而造林綠化，遠離姓資姓社，可以充分利用他掌握的權力，為鄉梓百姓做實實在在的事。

在父親下屬的眼裏，綠化荒山也許隻是上級布置眾多事務中的一件。但它卻是父親為官生涯中，對“為官之道”長久思考的結果，具有不同凡響的自由生命的意義。盡管父親將自己定義為實幹型的官員，就像焦裕祿那樣，但經曆了大躍進的荒唐，又經曆了文革的大起大落，他對自己所做過的事情，也是有反思、有疑問的。十年綠化廣東就是他連串思考之後義無反顧的選擇，它既是地方建設的政務，同時在父親的眼裏，也是對養育自己的母親大地的回饋。父親曾經跟我講過他對綠化荒山的心情。他說，“官做大了，有機會出國，看到人家的國家，到處都是青山綠水，如同花園一般，相比之下，心裏難受。如果再不思改進，對不起父老鄉親。”為官，是向上看還是向下看，往往兩者矛盾而難以取舍。1958年大躍進，全民大煉鋼鐵，林木砍毀，山頭光禿，不計其數；文革之中，學大寨，開荒造梯田，林木再次遭到人為的大破壞。文革之後的廣東，宜林山嶺百分之七十是光光禿禿的，植被破壞，水土流失，民間有形容“晴天張牙舞爪，落雨頭破血流”。這些孟子說的“苛政”，父親是親曆的，盡管不是他的決策，但他亦在其中，分有其責。當他掌握了相當的權力，可以“號令一方”的時候，應該如何選擇，問題再一次擺在父親的麵前。這一次，他選擇了“為官之道”最樸實的麵目：為大地、為子孫後代、為百姓做事情。這一次，他的上級沒有布置他，甚至也沒有提示他，是他提示自己，是他布置自己。他要出自內心的召喚堂堂正正地做一件地方建設的好事。

1991年3月的某一天，他當時的秘書蘇澤群回憶道：那天陽光燦爛，早上起來後，林若同誌便領著彭大姐(林若同誌夫人)和我，去從化太平鎮水南村的造林點種樹。車還是那輛11座麵包車，但不同的是，車裏既沒有省委辦公廳主任和記者，也沒有警衛員。林若同誌和彭大姐一下車就會同已在現場的省委副秘書長陳開枝、從化縣委書記王守初，拿起工具種樹。他默默地種著樹苗，一言不發，大家也不講話。給樹苗澆完水後，他才深情地說：“今天是我做省委書記的最後一天，我想以種樹來紀念，同時表達對十年綠化廣東的決心和願望。”我們都感動了，與林若同誌在新種的樹苗前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