滾滾紅塵
人身本無家，心安是歸處
父親的奧德賽
林崗
五、
文革落幕後三十年，也就是2006年，父親曾經接受采訪談起他的工作經曆和文革感受。他用“我常常感覺身不由己”來概括他艱難度過的這段日子。父親把“身不由己”看成是特定社會時期不正常的現象，其實在我看來，宦海生涯哪有隨心所欲的。翻看唐詩宋詞，宦海沉浮，無可奈何，比比皆是。韓愈《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蘇軾《和子由澠池懷古》：“往日崎嶇曾記否？路遙人困蹇驢嘶。”辛棄疾《鷓鴣天》：“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可以說，為官就不是馳騁由己的事，政治就是無時無刻不麵對環境壓力與個人良知之間的考驗。大部分為官作宦的人，或者一個官員生涯的大部分時段，可能對這種實際存在的考驗懵然無知，然而神秘的是它依然會浮上心頭，成為人生的覺悟。於是，對此有感悟的人就來到了十字路口，在環境壓力與良知之間做自己的選擇。我不知道父親對從政的這種感知是從什麽時刻開始的，我猜想大概是從文革之中吧，從他感覺“身不由己”的那一刻吧。大起大落，瞬間榮辱，是會激發人的感悟的。一旦有了這種對從政本性的感悟，它就無可避免地揚起了回歸的風帆，而這就是他生命曆程的奧德賽。
三姐告訴我一件事。父親從公職完全引退的那一年，打電話給她。問她保存的舊照片裏有沒有奶奶的照片，他想看一看他母親的容貌。三姐回去翻箱倒櫃，找出僅存的一張，可是相紙年久黴變，腐蝕的地方正是奶奶的頭像，看得清楚的隻剩身子。父親的願望無法實現，注定要遺憾的了。稍為可以彌補的是她意外找到了姑姑的照片。她問父親要不要，父親說要。小的時候，他說，他姐姐經常把他背在身上。於是三姐翻拍了一張給父親。那個他早年淡忘，早已模糊不清的奶奶的形象，若隱若現，縈繞晚年父親的腦際，父親想重組它，恢複它與自己當前生活的聯係。
父親正當年忙官場的年月，我幾乎就沒有和他同桌吃飯的記憶。他從繁忙公務逐漸脫身之後，特別是我又回到廣州工作之後，同桌吃飯逐漸多起來。他走到哪裏，我們大小一家也時常跟到哪裏。除了療養，他隻要身體允許，非常喜歡在廣東各地走一走，回到他當年曾經戰鬥、視察，哪怕就是走過、站立過的地方，就算不能停下來看看，隻是坐在車裏，沿公路一瞥而過，他也十分高興。我的懷舊是睹物思人，他卻以他的方式懷舊：一路風塵，周而複始。這樣，我們就有更多機會與父親同桌吃飯。父親吃飯快是一向的習慣，可能是早年東奔西忙養成的。我觀察到，父親盡管吃完了飯，他還是坐在位置上不動。時間長了，旁邊陪同的官員以為他好了，就提醒他可以撤了。可是他還是不做聲，坐在那裏，別人也不好咋樣，
隻得陪他枯坐。我開始不知道是什麽原因，時間長了才明白，是因為在坐的還有我們隨行的大人小孩沒有吃完。父親一準是擔心他離席後會給我們造成不便。我不知道他的擔心是不是多餘的，可能是多餘的吧，然而父親就是這樣，他用他的方式表達慈愛。我有時候坐在餐桌前，望著停箸的父親，猜想這也許是父親彌補早年親子疏離的遺憾吧，畢竟坐在一起更像是一家人。父親在這方麵尤其不善言辭，但他有行動，這就是他的行動。而且令我動容的是直到他的健康很差，身體很弱了，但凡能去餐廳吃飯，他都是這樣。有時候，母親為他健康著想，讓他早回房間休息。他會阻斷，示意母親不用多管，直到就餐的最後一個人放下了筷子，他才會起來離席。這跟我成長時期形成的父親印象相比，完全是另一個人。我沒有想到他的內心竟然如此細膩、溫潤。
1989年5月，父親加入中聯部的代表團，出訪柏林牆半年之後倒塌的東德。到了北京，父親拜見了他的老上司。杜導正伯伯回憶說談的是地方人事的安排。他們從六十年代起就因工作而相互熟悉起來，這種上司和下屬的亦僚亦友的關係持續了三十多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他們又有改革開放路線的一致認知，應該說他們的交往是建立在對彼此的個人品質相互信任的基礎上的。正是因為這一點，我覺得父親隨後麵臨了他的官員生涯以來最艱難的選擇，幾乎是天理人情的對峙。從保住“頂戴”的角度看，應該選擇劃清界限，至少回避。父親心裏也清楚，此時他正因5月的見麵一事受到背後嚴格的審查，稍有不慎，就可能沒有“安全著陸”這回事兒了。可是父親也同樣清楚，那些加在他的老上司身上標簽都是不實之詞，都是莫須有的東西。就像他也曾戴過“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高帽，帶過“三反分子”的高帽，可那是真的麽？宦海生涯的世態炎涼他看得多了，這隻不過是最近的一次。
這一次父親選擇尊重自己的內心判斷，選擇相信自己認識的人的基本品質而不是政治文宣的陳詞濫調。1991年3月以前，父親還是省委書記、中央委員，之後還有人大主任、全國人大代表的頭銜。父親有機會去北京開會，他就千方百計想辦法見他的已經一無所有的老上司。他們在北京前後見過兩麵，在外地見過一麵。父親既不高調，也不恐懼。他不想劃線了，也不想回避了。他想回到與朋友交往最基本的一麵，雪中送炭的友誼；他想回歸為人處世最應堅持的一點，獨立不遷的品格。杜導正伯伯知道父親見過他的老上司之後，跟他的朋友說，父親的官位怕是保不住了。事後有關部門確實向杜伯伯征詢父親與老上司會麵談話的內容。是不是與老上司的見麵導致了父親1991年的離職，還需要進一步的證實。但長久的僚屬情誼，時間巧合的拜見，隨後父親的姿態，肯定構成了父親仕途的“負能量”。然而，這時候“頂戴”在父親眼裏，肯定就是過眼雲煙的東西了。我不想用另一種修辭，說父親的行動多麽地大義凜然，多麽地明辨“大是大非”。其實聽從內心的召喚而做自己認為值得堅持的事，那是再普通不過的了。如果“新基姑婆”認為落難的父親確實就是“走資派”，她還會顛簸勞頓給他送跌打藥嗎？如果“樟村阿婆”聽信遊街示眾莞城的父親是東莞的“黑手”，她還會劃船悄悄送母親去跟她的丈夫見麵嗎？父親1989年之後做的，不是和這兩位不識字的鄉村阿婆當年做的同樣的事情麽？有什麽理由不識字的鄉村阿婆能做，而大學程度的父親不能做？
我拂去覆蓋著的曆史塵埃，看見父親一生的點點滴滴，突然覺得父親確實是一個比我高大的人。他的高大，不在於他的政績。他的所有政績，包括綠化廣東，如同曆史上無數政績的命運一樣，——“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他的高大，在於他青年的時候，能夠出發，追求理想；而在壯年磨礪之後有所感悟，能夠返璞歸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