滾滾紅塵
人身本無家，心安是歸處
父親的奧德賽
——家族記事
林崗
一、
我自從略識人間事，記憶裏就是一個缺乏獨自身份標識的人。出現在社交場合，換了他人可能有種種頭銜，如經理、董事長、博士、教授、處長之類，但我不可能。從小到大，叔叔、阿姨或朋友、熟人把我介紹給新認識朋友的時候，一張嘴都是說，“這是林若的兒子。”我則含笑點頭，表示默認。初出茅廬，年輕的時候還不打緊，怎料到直到工作、娶妻、生子，頭發斑白成二毛，別人都不依不饒稱我是某某的兒子。嘴上不說，心裏多少有點不是滋味。可是一念想來，別人也沒有錯，我確實是某某的兒子。事實俱在，不容抵賴。
這經曆對我而言多少有點於心戚戚焉，它使我想起了卡夫卡，與他同病相憐。在他心目中，他的父親又高又大，襯得他卑微、渺小，必須仰視。盡管他已經非常努力擺脫父親“成功人士”的遮蔽，賣力證明自己，洗刷人生失敗的恥辱，但無論他有多努力，都無法為世俗所接受。我從卡夫卡的命運中得到了安慰，父親的光芒籠罩了我，盡管這不是他的本意，無論我的心裏怎樣“抵賴”，都不可能改變世人對於我的外部標識的認知。就拿約這篇稿子來說，《花城》看中的並不是我，而是他以及他身邊的一切，我的意義在於，因為我是他的附屬物。我早早就認命了。我還不會走路的時候，父親已經是東莞縣委書記；我念大學的時候，父親就是湛江地委書記；而我還在為自己晉升為助理研究員而得意的時候，父親已是廣東省委書記了。在重視事功和人情人脈的中國社會，難怪別人用父親的所有格來介紹我。
不過我又為我有這樣一位受世人敬重、讚譽的父親而自豪。在我的記憶中，各種場合、數不清的次數，剛相識的前輩和同輩，他們知道我是他兒子的時候，就當麵稱讚起先父，稱讚他的品行、作風，稱讚他為廣東這片土地做過的事情。我相信這是真誠的讚美，它不是一個人、幾個人孤立的舉動，幾乎是隻能用有口皆碑來形容。最感動我的一幕出現在父親剛離世的哀悼期間，海康縣北和鎮潭葛村的村支書帶了七、八位鄉親趕到遠在廣州的母親家，吊唁父親。一眾鄉親蹲在院子裏，那位我素未謀麵的村支書緊緊握著我的手，連說了好幾遍：“我們有今天的生活，全靠林書記。”其實，他已經是先父七十年代中期和當時海康縣縣長陳光保在潭葛村試驗“包產到戶”的第三代村支書了。我心裏清楚，這完全不是先父的英明，如果沒有清除“四人幫”，文革結束，思想逐漸解放的大背景，父親就是吃了豹子膽，他也不敢做這樣的事情。一段幾近四十年前的往事，依然令相隔一代的鄉親如此動情，他們的淳樸也令我為之動容，我的心裏不禁浮現像迷一樣的疑問：父親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過去我從未想過類似的問題，隨著先父的遠去，我自己想弄明白與他相連在一起的往事的念頭，不時浮現出來。我過去忙於自己的專業，從來沒有動過念頭要了解父親走過的足跡。即使在他耄耋之年，隨時都能見到他，但他對於我而言，隻是一位慈父。我對他依然所知甚少。
古人說，知子莫若父，卻從來沒有聽說過知父莫若子的說法，可見古人對由於世代區隔而造成的子代對親代的隔膜是有感知的。這對於我的個人經驗而言，特別是如此。不僅是因為子代來到這個世界本來就晚了，心智成熟需要時間，年輕的時候理解不了親代許多耳聞目睹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因為在我的成長期，找不出一段哪怕連續三個月和父親生活在一起的記錄。整個童年期我甚至建立不起對他形象的清晰記憶。我在東莞生活九年，印象中很少見到父親。我外公守寡的妹妹，也就是姑婆帶著我們三兄弟住在縣委大院的一座平房裏，父母不和我們同住，他們住在附近一座叫做“書記樓”的二樓或三樓。吃飯也基本不在一起，可能是因為下鄉多吧，總也見不著。就算不下鄉，那時到一定級別的幹部可以吃“中灶”，也就不必回來對著我們這群搗蛋的“小猴子”了。父親1966年6月調湛江地委任第一副書記，我們於盛夏的八月隨遷至湛江，有短暫時間生活在一起。可好事不久，文革浪起，次年一月父母先後被揪回原工作地批鬥改造。文革末期，父親調到廣州，一起生活了兩年，我就高中畢業上山下鄉當知青了。知青結束，我到廣州念大學，父親又奉調湛江。等他從湛江回到廣州，我大學畢業去了北京。一去十年，然後是深圳九年。自我有生以來到父親還有公職在身的四十餘年，我和父親同在屋簷下的生活時間，合起來滿打滿算也就是三年左右。
三年對了解一個人足夠了，可偏偏公職與倫常親情的清晰界線在父母家的屋簷下同樣明顯存在，並沒有八小時之內和八小時之外的分別。父親回到家裏也是一頭紮進他的書房，那裏總有批不完的文件，看不完的報告、稿子。連罕有的一起吃飯的時候，他也是緘默的，從不當我們的麵議論公事和他人。他在家裏一貫來去匆匆。要是出差下鄉，那就幾天乃至一周或更長的時間不見麵。要是機關上班，到點即走。作為孩子，我們和他仿佛身處不是同一個世界，隻是有時偶然相遇而已。我印象中從未收到過來自他的玩具、糖果、禮物之類的東西。因為沒有這種兒時快樂的體會，所以自小也就沒有這種奢望。他也沒有看過我任何一篇作業，或在學業上對我有任何建議、規勸和批評。父親實在沒有時間。事後想來，我降生在父母的家庭在學校時期得到最大的好處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自由。雖然我不可能有成熟的心智自由地追求美好生活，但卻沒有來自長輩的束縛可以自由自在地做想做的一切。小孩子想做的無非就是玩耍、惡作劇甚至打架鬥毆。那時我們三五成群，類似團夥，在縣委大院裏閑逛，偷甘蔗、挖番薯、打架。隻有這一切實在做得太出格的時候，父親的嗬斥聲才會在耳邊爆響。
大約是1963年左右，剛開始有電視播放，整個縣委大院隻有一台14寸黑白電視機，所有的人都趨之若鶩。我們一群不懂事的孩子，晚飯之前就早早搬好椅子，放上石頭，以為記號，搶先占了最好的位置。這大大影響了叔叔、阿姨們的對國家大事的了解，霸王行為也引起了眾怒。事情傳到父親那裏，他怒不可遏，不但訓斥，還威脅拿出“家法”——雞毛撣子——來教訓我們。這種時候我們當然畏之如鼠，幸好事不常有。漫長的童年也就僅此一、二例而已。
父親和我實際上是分屬不同的世界。在那個由倫常親情築成的世界裏，他通常是缺席的，不在場的；而由公職構成的世界裏，它是我不能進入的，難以理解的。所以當他在公職的階梯越升越高、具有了見證社會變遷意義的時候，我仍然對他所屬的那個世界，既缺乏了解也沒有產生要了解它的衝動。隻是在平時耳聞對先父的讚譽累積到一定程度，在治喪期間經曆感人至深的一幕，才萌生起要追根溯源父親生活足跡的衝動，而這個時候父親已經走進了曆史。
對我而言要解開由父親一生所構成的疑問，其實也有不少挑戰。首先是資料不容易獲得。父親不是一個能說會道的人，他把自己定義為實幹家。按照傳統的說法，你所做過的一切事實俱在，說也在，不說也在，故不用多說；而到了年事已高，退出社會舞台的時候，再由自己說那些“事實俱在”的東西，那不是多餘無趣嗎？這可能是父親對自己一生所經曆的一切晚年時候所抱有的真實態度。他不願意說自己。有一回，別人采訪他，這是他好不容易答應下來的，剛好我在場。采訪剛拉開架勢，便由於技術的原因需要改期。父親順勢就取消了采訪。他跟我說，“過去的事情很簡單，我其實就是焦裕祿那樣的幹部，上麵叫幹什麽就幹什麽。”他把地方決策看作是中央精神的順延，個人的作用自然就不值得強調了。盡管別人覺得他的一生有“立傳”的必要，而他自己卻對這種必要性抱有懷疑。
父親對語言是有高度警覺的，他的生活經驗告訴他，聲音和文字所夾帶的那些信息在傳播過程中完全有可能產生料想不到的結果。我個人覺得，他的緘默一半是性格的，另一半卻是出於審慎。我不止一次看到過他把一段時間積攢下來的信函、草稿、油印件之類的東西集中燒掉，直到灰燼完全熄滅他才離開。他沒有保存舊物的習慣，灰燼伴隨著遺忘，許多俱在的事實，已經永遠沉入不可知的世界。父親不大願意向我們提起過去的事情，也許他的緘默挫傷了晚輩的好奇，而晚輩的淡漠又加強了他的緘默，讓講述變得不可能。文革時期有首歌唱道，“我們坐在高高的山上，聽媽媽講過去的事情。”類似的事情從來沒有出現在我的經驗裏。連爺爺、奶奶的名字，我也是在父親離世之後才知曉的。
據此斷定父親對過去沒有惦念、懷想，也不符合實情。在他的晚年，我們有比較多的時間在一起。我觀察到，他喜歡吃兒時的食物，如潮州鹹菜、魚飯、魚皮餃之類。盡管這些都是再簡單不過的食物，多食於健康不見得有益，但他也輪番起箸，毫不介意。他喜歡聽潮劇，閉目靜聽，能聽很久；喜歡見潮州來的故人，聽聽鄉音。我覺得，這不完全是返老還童現象。而是童年和青年時期的情景，包括味覺、聽覺、想象所構成的世界，常常出現在他的腦海裏，出現在記憶中，隻是他覺得那個世界和目前身邊的世界距離遙遠，沒有必要與那個世界陌生的我們分享罷了。
追尋先父的蹤跡對我來說還有一個挑戰，就是我不想用“大曆史”的筆法去講述。父親多年出任地方公職，他做過的很多事情，地方檔案當有存案。他作過的報告、講話、總結之類，主要的亦以編集出版。若以公事編年連成一氣，亦無多大困難。但這並不是我要關注的地方。我關注的是“小曆史”，比如父親家世、童年，又比如他以何種契機投入當年的地下黨的活動，獻身革命與親情世界又構成怎樣的關係？這些才是我需要關注的。我認為，“小曆史”要比“大曆史”更能說明問題。“小曆史”隱藏在“大曆史”的後麵，如果表演“大曆史”的是演員，那表演“小曆史”的則是本色個人。個人比演員更加真實。然而，構成“小曆史”的種種細節，需要我去尋找、複原，在斷裂的地方要能小心翼翼地根據邏輯、推斷和思想將它們拈連起來。這對於我來說是要冒風險的，可是重建先父的“小曆史”借以透視他一生的決斷、猶豫、衝突和糾結並呈現可能有的曆史含義，是值得的。
為此，我走訪故鄉，訪問故人。這個春節，我第三度走訪父親出生的潮州浮洋鎮高義村。村子隨處可見衰敗的跡象，青年人不多，零零落落幾個老人坐在各家門檻的外麵，吸煙或不吸煙，了無生氣，溫煦的春日陽光曬照在他們懶洋洋的身上。村支書領著我頭一回走進從前的家族祠堂，我頭一回看見曾祖父的文字，是一篇關於祠堂建築已落成多年而尚未能修建大門的說明文字，石刻於正門楣上內側。文字的前段充滿對祖靈的愧疚之感，臨末又深覺安慰和幸運。祠堂從前是村子裏最顯赫的建築，解放後一直被征用為村子的辦公用地，改革開放後轉用為縫紉廠的車間，正堂的牆麵是一幅已經斑駁陸離的毛去安源的彩繪。彩繪意圖傳達意氣風發的信息一目了然，可是車間早已停工廢棄，尚且剩下未曾清拆完畢的生鏽機器和橫七豎八的電線，恍若廢墟。
祖父生活的房子就在家族祠堂的旁邊，是一個一進的院落。跨過門檻就是個天井，正堂懸著一塊鎏金匾，上書“瑞德堂”三個大字。正堂的梁棟上有潮州木雕，木雕組件中左右兩邊分別有一公一母的鏤通木雕螃蟹，如書冊般大小。其中一隻蟹的蟹螯夾著一隻大筆，另一隻夾著元寶，兩邊的蟹腿各夾滿了小蟹。大概是官運財運亨通，子孫滿堂的寓意吧。木雕上色，精美生動。正堂左邊的廂房，據聞就是祖父母的居處。廂房通一側門，側門外是過道，過道的對麵是一排低矮的小平房，其中一間據說就是父親出生和童年居住的地方。那個房子也就六平方米左右。
我在一個叫我“叔公”的人引領下，對著祖宗牌位，上香跪拜如儀，再與鄉親寒暄幾句，交足了功課就離開了。對我了解祖父、祖母、父親這段“小曆史”最有幫助的人，是我的叔叔和叔婆，還有就是父親初婚妻子洪茵烈士的弟弟洪鋼舅。我記得小時候，大人曾讓我叫他舅舅，可是我那時完全不知道舅舅一詞的含義，它背後的故事也就無從知曉。對我了解過去大有幫助的還有我姑姑的養女陳茵，我叫她三姐。借助他們的回憶和走訪故地，我一點一點地接近曆史，仿佛看見了塵封的往事。
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