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 父親的奧德賽 （三）

父親的奧德賽
林崗
三、

父親的運氣特別好，他是個幸存者。就其幸運這點而言，他躲過社會動蕩的劫難，槍林彈雨中又逢凶化吉。解放後詭異多變的政治風浪多次擦身而過，終於傷不至命，起死回生。況且在有驚無險中一路升遷，官至撫台。更令我驚奇的是，他正是對不可解釋的幸運的感悟中建立起個人的德性修養，從中學會感恩、勤奮、淡泊和自我克製。父親生活在中國現代史最為動蕩的歲月，舊的腐朽、崩潰，新的建立，旋即又腐朽、崩潰，更新的又來。個人在這變幻無常的時代，無論甘心傳統生活方式，無論投身何種政治潮流，都有極大的可能性命不保。我相信不止父親一個人，而是那一代人，正是與死神屢屢擦肩而過的人生體驗，啟示了他們的無私、獻身與自律。在這裏我們走到了理解曆史與人性的邊緣：為什麽承平的年代那麽糜爛、人心那麽苟且？那是因為太平歲月死神都躲起來了，人們不會把世俗的成功歸究於幸運而歸因於個人的聰明與能力。“成功”這個詞今天如此重要，如此冠冕，正是這個緣故。個人於是膨脹，德性於是瓦解。而亂世則是死神橫行的世界，它教會一息尚存活著的人珍惜，它對個人的貪婪與欲望提出有力的警告。

父親還未成年就遇到命中的劫難。他九歲那年，被一夥澄海的海盜綁架了。綁匪的目標人物本來不是父親，而是長房的長孫。那天正是父親的爺爺慶生，房子張燈結彩，又吹吹打打，綁匪混了進來，父親正好進廳堂跪拜。綁匪一看是小孩子，二話不說就擄走了。過了好幾天綁匪才傳話過來。爺爺這一驚不少，老來得子，又是長子，如今綁走了，如何是好。幸得他那時生意還是興隆，手頭不拮據。據說花了百多兩銀子，才將人贖了回來。這是父親大難不死的頭一回。

在爺爺的人生規劃下，父親要走革命的路，似乎頗有難度。爺爺在父親十七歲那年，也就是1941年，就幫他娶了媳婦。那時父親在興寧中學讀初中。爺爺的用意不言而喻，要父親繼承家業，他則早早抱孫子。洪鋼叔告訴我，父親與洪茵的結合不是新式婚姻，而是舊式婚姻。兩家是同鄉，又都在興寧謀生，媒人居中說合，門戶相當，自然成功。結婚之前，兩人並無正式見麵。父親是看過洪茵的小照的，洪茵有沒有看過父親的照片，則不能斷定。結婚前，父親在他人陪同下，有意路過洪家門口，見到正在洗刷的未來妻子，但洪茵並不知曉此時的路人就是未來夫婿。那時的父親是否加入了地下黨，尚不能肯定，但他肯定是接觸到進步思潮。那時興寧中學的地下黨活動非常活躍。父親有一個讀書時期的同學叫何錫全，解放後在中聯部任司長。何錫全就是1939年在興寧中學經他的老師介紹入黨的。父親與何錫全友好，父親興寧時期還有一位同學羅彥群，亦是地下黨的活躍人物。父親當是通過他們接觸到關於革命和進步的思潮，最終亦由他們介紹秘密入黨。

父親既然受新思潮的影響，自己又年紀輕輕，居然能夠接受舊式婚姻，我猜測是受到來自他父親的壓力。有意思的是父親居然將壓力變成了動力。他不是通過這段婚姻滿足他父親繼承家業、早抱孫子的期待，而是通過這段婚姻將洪家的諸姐弟帶上與自己一同致力的革命之路。洪鋼叔在一篇回憶自己學生時期參加地下活動的文章中說，“林若同誌（我的姐夫）經常對我們進行革命思想教育，並介紹我們參加黨的外圍組織‘地下讀書會’、‘地下學聯’， 進行革命活動。”姻親這種自然紐帶在革命風起雲湧的時代，也居然能為革命所利用，這是我過去所不知道的。

時代的潮流也要機緣巧合與個人的際遇匯通，才能引領和影響個人的選擇。父親因何對當時潛流的進步思潮產生好感，進而心向往之，如今隻能依據一些蛛絲馬跡猜測了。個人經曆在這裏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例如，父親對爺爺包辦早婚很可能心懷不滿。洪鋼叔回憶說，在梅縣東山中學讀高中時，父親就比他們更少回興寧的家裏。那時學校夥食不好，至少回家能吃幾塊肉，吃頓飽飯，留在學校則隻有粗茶淡飯。那時他和他的弟弟還有我叔三人，幾乎每周都走路回興寧，而父親則要隔兩、三周才回去一次。或許也有不好意思在內，但至少是不願意麵對在他心目中陳腐的父親吧。還有就是家族的壓力。爺爺行三，曾祖留下的家當，過半都給長房長孫撈過去了。在家族內的地位，自然無法與長房相比，這種壓力自然增加父親對家族製度的負麵印象。爺爺又是那樣喜歡兒孫滿堂，大買兒孫，在父親的眼裏很難逃脫腐朽的譏評。父親有一個堂侄子，是長房那邊的，他的選擇與父親就截然有別。他先是投考黃埔軍校，後來是國民黨的軍人，49年退居台灣，官至團長。族內兩人不同的個人選擇，不能說與家族製度內的尊卑排序壓力完全無關。父親所遭逢的個人際遇，最終匯集在一個時代的洪流裏，這時代洪流就是五四以來的新思潮與共產主義運動。

梅縣抗戰時期有兩所有名的中學。國民政府係的梅縣中學和進步思潮和地下黨活躍的梅縣東山中學。梅縣中學的前身是黃遵憲清末創辦的師範學堂，是當時的公立中學。而東山中學是1913年梅縣中學學潮事件以後進步師生脫離母校自行創辦的民辦中學。以教育水準論，當是梅縣中學略強。父親讀書一向成績不錯，興寧初中畢業後，他舍梅縣中學而取東山中學，說明他心誌已定，並且是負有地下黨使命的。他到東山中學後，很快就把他的妻子、他的弟弟，以及妻子的三個弟妹都動員到東山中學念書，並向他們傳播進步思潮。

我對新思潮是如何在學生中傳播這一點相當好奇，洪鋼叔解答了我的疑問。他說，當時有好幾個途徑可以得到進步書籍。例如生活書店出版《生活》、《新生》雜誌、“青年自學叢書”、《大眾哲學》、《共產黨宣言》、《西行漫記》等。還有一條途徑是新四軍和華東局印行的宣傳抗日、揭露政府的小冊子。這些圖書通過地下交通站傳播到黨員身份隱蔽的老師和學生那裏，然後通過外圍組織傳到追求進步的學生手裏。當時最活躍的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有“讀書會”和“地下學聯”。

“讀書會”和“學聯”的活動一般分幾個步驟，循序漸進。首先是進步書籍的傳閱。傳閱以骨幹學生為中心，也不說明書籍、雜誌的來曆，秘密進行，應該頗像我們這一代人在文革中傳閱蘇聯“解凍文學”一樣。所不同的是我們讀過之後還給上家就算了。而那時進步書籍幾經傳閱，“學聯”的中堅就會組織同學暢談，這就是“讀書會”。這是一個重要的步驟。初次暢談所選取的題目不會很明顯與政治相關，而是年青人即將步入社會關注的諸如“人生有什麽意義？”“活著為了什麽？”等等。圍繞進步書籍的座談解決的是人生觀、世界觀問題，從過去耀祖光宗、夫榮妻貴、發財買地轉變到立誌為國家、為民族做大事上來。青年人血氣方剛，心誌高遠，老的一套關於人生的說辭紮根家族倫理，而新的說辭放眼國家與世界，吸引力自然不可同日而語。更況且在國家淪亡，家族製度破產的大氣候下，老的說辭在語言和邏輯上根本沒有辦法與新世界觀相抗詰。進步書籍能夠征服相當一部分有理想有誌氣的青年人，這是顯而易見的。當關於世界觀的問題取得相對一致的看法後，“讀書會”的討論就更轉向深入。更深層次的同學座談就會圍繞怎樣為國家為民族做大事的問題。前者解決“為什麽”，後者解決“怎麽辦”，一環扣一環，連環深入。這些討論不可避免涉及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國難，以及百姓生活的困苦和政府的腐敗無能。個人的苦悶和時代社會的苦悶就這樣聚焦、激蕩在青年人的心中。年輕學生的激情也會在你一言我一語的激昂發言中被鼓動起來。同學們的認識也會在有意的引導下逐漸趨向一致，這當然就是地下黨在那個時代的目標：抵抗外敵和反抗國民黨。如果有人“讀書會”表現消極或個人顧慮較多，下次就會被排除在外。

“地下學聯”為了考驗追求進步的外圍學生，多次“讀書”、“座談”之後，就會布置任務：半夜張貼抗日傳單或集市人多時散發傳單。洪鋼叔說，父親就問過他敢不敢做這種事情，得到肯定答複後，任務就在時機合適的時候布置下來。三人一組，一人在前探風，一人張貼，另一人殿後。次日早晨還派人裝著若無其事沿街店鋪看看效果如何。

父親東山中學時期就是組織“讀書會”的活躍分子。洪鋼叔說，當時他們心裏就認為父親是“地下學聯”的人。如果還沒有入黨，那一定也是接受組織考驗的骨幹分子。父親讀書的成績不錯，分數都列在前茅，正因為如此才能掩蓋他的活動。當時的地下黨亦並非一味提倡學生抗日和反政府活動，相反是要求學生讀好書，成績爭第一。因為這樣才會有說服力，在同學中有威信，地下活動更能掩護進行。

地下鬥爭的風險和革命的殘酷很快就在我父親的個人生活中表現出來了。是他一手將自己的妻子從一家庭婦女教育轉變成無畏的地下黨員。洪茵入學前粗識文字，但沒有受過完整的小學教育，結婚之後，侍奉公婆。父親不欲她過這種生活，便動員她到東山中學念書，聰明的她居然能趕上程度。國共內戰初起，她離開公婆，加入粵閩湘邊縱。由於她的語言能力好，潮州人而長期生活在客家地區，講起潮、客兩種方言都極其流暢，分不清是哪裏人，於是被組織安排到潮、客混居的豐順鳳凰山區主持地下交通站，扮演類似“阿慶嫂”的角色。1949年末，華南即將解放的前夕，國民黨潰退的胡璉兵團士兵沿線搜捕至鳳凰山一帶，當地保長告密，洪茵為掩護匿藏交通站的同誌突圍而被捕，旋即遭殺害，年僅25歲。在梅州東山書院裏陳列的東山中學校史展覽的烈士欄目，我看見了她的小像，由於年代久遠，已經斑駁模糊，但仍可想見她風華正茂的英姿。

鬼子投降的同一年，父親考入廣州中山大學外語係。同年考入中大的，還有他東山中學的同學何錫全。可以想見，他們也會將在東山中學練就的地下活動經驗，搬演到大學學堂，那時叫做“反饑餓、反內戰和反迫害”鬥爭。到了1947年，由地下黨領導的鬥爭發展到組織學生上街遊行示威，引起當局的明察暗訪。這時父親的地下黨員身份暴露，名字上了通緝名單。這回又是他的運氣好，逃過了一劫。父親得到當時廣州地下黨負責人鍾明提供的準確信息和交通站的安排。趕在抓捕之前，遠遁香港達德學院。達德學院是華南的黨組織創辦的大學，用於聚集、提升和重新遣派四麵八方流散而來的熱血青年。不少進步文化人都曾在達德學院兼職客座，如郭沫若、茅盾、曹禺等。父親從廣州逃到香港，在達德大約盤桓了半年，然後從達德取道故鄉前往粵贛湘邊縱的所在地九連山區，參加武裝鬥爭。上了山，父親完成了從校園熱血青年到叢林拿槍的戰士的角色轉變。粵贛湘三省交界，群山綿延。部隊裏的人除了貧苦出身的，其餘有文化的大都來自各校園的熱血青年。部隊未經訓練，又缺乏裝備補給，生存在地廣人稀的廣闊地帶，戰鬥力並不強，很多時候都是打伏擊戰和遊擊戰。

父親九十年代中期退了下來，但仍然退而不休，在“老促會”、“關工委”這類外圍機構風塵仆仆，不願意停下來。有一次我好奇地問他，為什麽不願消停消停，還要四出奔忙？因為在我看來，很多人為的努力都是過眼雲煙，此一時又彼一時。孰料這勾起了他對亡友的憶念。他先指責我無知，然後解釋說，不是他不想閑下來，而是他一想到不克盡己力，就覺得對不起死去的戰友。他說，有一次夜間撤退，連隊單列穿行在山穀，遭遇敵人冷槍伏擊，走在他前邊的和走在他後邊的戰友都中槍犧牲，隻有他安然無恙，而他和犧牲戰友之間的距離，不過一步之遙。那時那刻，如果他快一步或慢一步，送命的就可能不是戰友而是他。他用極簡潔的語言跟我講述這段往事的時候，它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了，而父親依然格外清晰，可見震撼之深。為了國家前景的那種奮鬥，不是我這種人能夠體會的。誌同道合一起奮鬥的同誌、同袍，半路途中誰不支倒地，誰半途中槍，隻有那些活下來的幸存者知道，父親就是這少量的幸存者之一，我怎麽能想象他的早期經曆在他心中的分量？

我的表哥小鋼給我講過一件關於我父親的事。東莞城南新基村，有一個我們叫她“新基姑婆”的老太太，她是我母親的堂姑，管父親叫“林同誌”。她二十多歲便守寡，含辛恕苦將獨生子帶大。他的兒子抗日時期是東江縱隊東莞大隊的大隊長，46年北撤山東，解放後在北京外交部任職司長。因為兒子做京官，本人又做過黨的地下交通，做事精警易於常人，而當地遠近老少，凡知道者無不尊敬有加，不敢為難她。文革時期，時間約為1969年，父親被關押在東莞黃旗山的廢棄小廟，一邊接受各公社批鬥，一邊體力勞動。父親不慎勞動之時扭傷了腰，輾轉被老太太聞知。她將表哥叫來，問他敢不敢馱她去見姑丈。表哥天生好膽，不畏人世艱險，自然說敢。從新基到黃旗，路途約有五公裏。到得黃旗廟前小樹林，即叫表哥停下。她一人步行前往，她要見她的“林同誌”，看管父親的造反派自然不好阻攔。一個七、八十歲的老太太，也弄不出什麽花樣。在看管人員的監視下，她將父親拉到近樹林，從口袋裏掏出二顆東莞知名的“陳培跌打藥丸”，塞到父親的手裏。兩人四目交視，表哥說，他看到我父親眼睛裏的淚花。父親工作的動力，我相信是來自於諸如此類的好運氣。好運氣是神秘的，更是人生中的正能量。懂得的人，能領會此中神秘的人，自然更加熱愛生活，並願意為之無私地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