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江湖

                    

                                 儒家的江湖

何以“社會上的東西，書本裏學不到”？

顯然，這種矛盾並非全部來自儒教，要看哪些東西書裏不敢寫，不能寫。孔門之學，私塾裏可讀，生活裏也可用，“三綱五常”“五倫八德”“長幼有序”“尊老敬賢”等均係舊時代憲章綱領，言之行之，並行不悖。盡孝有《孝經》，做人有《中庸》，行事有《禮記》，治國有《孟子》，修身有《大學》，儒家重視“言必信，行必果”，知行合一。所以，那些社會上所謂“書本裏學不到”的東西，那些隻能做不能說的東西肯定不在儒家。
譬如，年輕人踏入社會第一課，書本不讓說又必須明白的，究竟是什麽？其實答案非常簡單：就是要搞好人際關係，打好社會基礎，核心是搞定上司、領導、大哥的關係。這樣說還不免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再直白點說，就是投到一個實力人物門下，聽話、巴結、獻殷勤、鞍前馬後跑，換得寵信、提攜，以便日後出人頭地。正規的書本，哪敢這樣教人。既然正規書本不敢說，那就變成“社會上的東西，書本裏學不到”了。學不到什麽？江湖之秘技也。
這說的還隻是入門。
隨著乳臭小兒在社會上立足，羽翼漸行豐滿就要放單飛。這時不僅需要上下拉關係，還需要橫向搭關係，建立屬於自己的私人關係網。要做人，要在社會立足，就非得學，不學混不開。打下基礎後，就要靈活運營私人網絡，搞好戰略經營，從中漁利，力爭混個出人頭地、飛黃騰達。這就叫“長袖善舞”。混到這般功夫，可以出師了，按江湖黑話說，可以自立“香堂”了。
這一套哪裏來？追蹤溯源，巴結領導（上司、老板）的伎倆來自官場收門生和江湖拜碼頭的原型。二者沒有本質差異，都是江湖，一個黑道江湖，一個白道江湖，門道相通。
除了入門課，實用而講不出口的“學問”還多得很。這裏不說舊的，隻說新的：
怎樣假裝“正常”的人情往來，行賄賂之實；
怎樣裝作講義氣，拉人下水；
女人怎樣傍大款，對外假稱“幹爹”；
怎樣弄虛作假而出名，怎樣沽名釣譽而行坑蒙拐騙；
怎樣招搖撞騙躋身上流社會；
怎樣濫施人情，支配別人。
被稱之“學問”的東西，反映了曆經五百年江湖化的民間行為規範，其普及程度高於法律，演變成一種慣例。我們要承認，這是博弈的結果，而不是壞人設計的結果。在特別嚴重的地方，普通人不學這些技巧，便生存困難。麵對這個事實，中國的社會學研究不能說沒有盲點。但這不代表老練的社會學家們不懂這些，不說而已，大家心照不宣。

何以“老實人吃虧”和“壞人飛黃騰達”？

金庸筆下《鹿鼎記》裏的韋小寶是“壞人飛黃騰達”的樣板。用江湖權力話語和社會江湖化來解讀，這個問題太好回答了。近代中國，江湖染指社會權力，或多或少，時明時暗。江湖規矩變成社會的實際慣例，導致民間社會廣泛江湖化，黑白兩道合二為一。社會上有人吹噓自己本事大，就說自己“黑白兩道吃得開”，這裏的“黑白兩道”絕對是褒義而非貶義。可見，民間社會是黑白兩道混合物，即江湖和官方正統的混合物。單靠黑道，或者單靠白道，都不如黑白兩道混得好。白道有合法性，但無權威；黑道有權威，但無名義上的合法性。所以，做人要混得好，一定要兩麵逢迎。做老實人，做良民，也就是白道人，黑道欺負你；做壞人，黑道肯定幫襯你。所以，做“壞人”有時反倒飛黃騰達。這就是簡化的答案。
清代以前的江湖多屬半宗教性的秘密結社，經過晚清至民國百年間醞釀，江湖幫會全麵滲進中國社會各階層——官場、軍隊、司法、商界等權力領域，以及傳媒、演藝、學校、醫院等文教衛生領域，在某些地方甚至獲得最高統治權。同時，江湖的價值觀、組織模式和習俗規範也被傳播至廣大公眾社會。一時風氣轉向，公眾起而效尤，社會生活被深深打上江湖烙印，白道人也被染上黑色變成“灰”道。譬如，當年上海灘，流氓、阿飛、地痞、混混、白相人、癟三、拉三等，遊蕩街巷裏弄，恃強淩弱，男盜女娼，欺行霸市。地下體製實際統領上海民間，很大程度上華界和租界都要求助於江湖。於是，大上海數江湖擁有最高權力，這就是“上海灘”的含義。“上海灘”代表一個雙重語境，既是洋人冒險家的樂園，也是華人混世的樂園。
有一段曆史事實可作注腳。民國的領袖大多屬於洪門天地會或青紅幫。蔣介石投帖拜青幫大亨黃金榮，並被保舉給孫中山。中山仙逝老蔣掌權，他重用的部將與幫會淵源頗深，許多軍機要務借重幫會媒介完成。身為黨政最高領導人，他在很大程度上靠結拜結義和裙帶嫡係等江湖手段治國，除了培植嫡係軍隊和特務機關，還與軍閥馮玉祥、張學良結拜兄弟組建政治同盟，維持政權穩定。世界上，沒有第二個民主共和國元首依靠江湖拜把兄弟和泛家族主義嫡係軍隊來維持（也許薩達姆的“共和國衛隊”可算半個），唯有中華民國建立在幫會勢力和私人關係網基礎之上，它的法律是一紙空文。它不是真正的法治國家，當然也不是儒教國家，幹脆說就是江湖國家。江湖治國當然不是蔣介石的個人嗜好，而是國家現實和社會格局的博弈結果，是一種嚴格優化的策略集合。反之，理想主義治國方案譬如“三民主義”和《建國方略》，則是一種劣策略。因為有怎樣的國民，就有怎樣的政治。一個江湖化的文化，隻能產生一個江湖國家。
而今，五個世紀的遊民積習早已滲進民間社會，滲進中國人的心靈，在組織習慣和價值觀上打下深刻烙印。它根本不與國家法律秩序正麵交鋒，而是悄悄地、“潤物細無聲”地發揮作用，形成一種隱形的慣例製度，並且在黑夜裏、桌底下、幕布後悄然發揮作用，以五百年的曠世老練僭越法律和政策的防線，你說你的，我做我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我行我素。基於此，一個人要在這種環境中安身立命，不僅要學習法製，更必須適應江湖，遷就它的規矩——人身依附、結黨營私、人情買賣、弄虛作假等等。這就是“老實人吃虧，壞人飛黃騰達”的緣由。老實人學不會這一套江湖伎倆，不明就裏，所以隻好吃虧。許多人一輩子不明就裏，一輩子吃虧。

做事不認真，何以成國民性？

這涉及江湖化社會環境的基本價值，也叫主流人生觀。簡單說就是一個“混”字。
說“混”字，中國人無人不曉，“混”就是江湖化社會的中心價值。中國人見麵問候，不說“你好”，而說“最近混得怎樣”。通常答道：“瞎混唄。”
有江湖必有混，有混必有江湖。江湖中人，或者經過江湖化——被江湖馴化的老百姓，出門在外就是討生活，混口飯吃，不僅白道上討生活，也要黑白兩道討生活。做什麽、怎麽做以及做不做得好，不重要；重要的是給口飯吃。過程不重要，結果重要；手段不重要，目的重要。這叫謀生不擇手段。如果非要認真做事才有飯吃，那就認真；如果認真了也沒有飯吃，那就不認真。江湖是一個非生產型的慣例製度，是一個依附正式製度的寄生體製，概無公平正義可言；江湖沒有勞動生產一說，發財靠吃地頭，巧取豪奪，坑蒙拐騙，除了害人認真，巴結老大認真，投機鑽營認真，其他事情不值得認真。認真與江湖核心價值——混，相抵觸。
深究下去，混就是寄生。你拚命幹活累得半死沒用，我去巴結領導，到頭來我撈的肯定比你多，氣死你；你做正經生意沒用，我做假貨比你來錢快，你幹瞪眼；貪官汙吏則比假貨來錢更快，他勒索你，這叫“黑吃黑”，肥水都落他腰包了。最後，撈不到錢走投無路的人，情急之下就結夥搶銀行，變成“黑社會性質犯罪團夥”，那比誰來錢都更快，隻不過惶惶不可終日，日子不好過。整個社會，就形成這樣一個梟雄、嘍囉和混混的食物鏈，一個江湖強權寄生的生態圈：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蝦吃水。
既然那麽多人混得人模狗樣，認真幹活反而沒有回報，誰還會認真做事呢？所以，許多人幹脆不認真做事。這是做事不認真的主要原因，即便不是全部原因，也是首要的原因。穿行於民間，天天看到數不清的街頭人群，叼著香煙，蹺著二郎腿，終日醉醺醺，目光猥瑣，口若懸河，誇誇其談……從中就能找到答案，他們是江湖混子。混子一多，認真做事的人就少。中國有太多的混子，有些人混得人模狗樣，甚至還被人羨慕。

同沐儒教，何以落後日韓？

如果不參考“江湖”因素，僅歸咎儒教的罪過，很難揭示中國在現代化曆程上的艱難曲折和跌宕起伏，也難合理解釋為什麽曾經走過那麽多彎路。
實際上日本人口危機比中國到來更早，早在五百年前，也曾萌生過類似江湖的遊民萌芽形態——日本浪人，即破產的武士階層。史料表明，明代滋擾中國沿海的“倭寇”，其中大約三成屬於真正“倭人”——日本破產地主和浪人組成的遊民，他們裹挾中國遊民、破產農民組成海盜團夥，規模通常達數萬人。與中國同理，日本之所以在近代蛻變為軍國主義侵略性國家，與其製度造成的人口過剩，過剩人口尋求生存出路有關。日本是一個島國，邊界被海洋固定，文化受中華儒教影響，尤其受儒學相對保守的分支——朱子理學熏陶，存在類似的家族主義結構和人口激勵機製。一旦人口過剩隻得尋求海外殖民擴張，尋求新的土地和礦產資源，直至往文化母國的土地去恣意撒野。
後來，日本最終演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而沒有變成一個製度斷層的、混亂無序的江湖國家，關鍵在18～19世紀日本所處的社會格局，以及後來日本通過商業和資本主義化走過的道路。日本在資本主義前夜的封建幕府時代，就擺脫了中央集權政治羈絆。有學者認為，恰恰是中央集權與封建分權背景這個分水嶺，決定了中日兩國近代不同的命運。
自秦始皇後，中國幾乎不再出現西周分封製度。封建割據與權力製衡產生的真空，在近代曆史土壤上，容易滋生類似西歐的商業交換因素和資本主義中間機製，從而初步整合封建政治與資本主義商業。日本更進一步的發展，是利用商業方式管理政府財政，增強了國力，從而推動政治體製改革，催生了明治維新。明治維新不是日本硬性戴上了資本主義帽子，而是日本社會發展現狀已然具備與歐洲相近的曆史條件，當權者審時度勢，因勢利導，水到渠成。此後，日本奉行“脫亞入歐”國策，全麵效法西方，改封建專製為君主立憲和憲法法治，以出口製造業和外貿經濟立國，以軍國主義做後盾保障經濟，以法製管理國內移民問題，以人口與資源優化配置帶來生產力進步，無形中消化曾經過剩的人口，從而避免了中國式江湖化的社會瓦解。
韓國也自稱禮教發源國，儒教之教化不亞於中國，不能說所謂“吃人禮教”對韓國現代化毫無影響。但韓國現代化時間的起點比中國遲，現代化卻走在中國前麵，甚至人民生活依然保有深厚的儒教傳統，這讓禮儀之邦——中國汗顏。在一些國際大都市的公共場合，中國人的坐態站姿、禮貌敬語、行為自控、精神麵貌都不及韓國人更像儒門之後。這個事實很值得中國人反省：儒家文化非全盤清算不可？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否在“救亡圖存”壓力下顯得過敏和極端？古老儒教對現代化進程的影響很複雜，未必全屬消極，也未必全屬積極，也有與製度轉型無涉的中性因素，切莫一棍子打死。被妖魔化的“吃人禮教”並非造成中國落後於日韓的主因，反觀中日韓三國，唯中國的江湖文化氤氳大盛於日韓，已然成為中國近代文化的特征，從世界文化看中國文學和電影，除了江湖武俠還有什麽新意？
近代中國危機的根源，到底應該歸咎於儒教還是江湖？韓國現代化提供的答案至少說明，儒教即便有負麵作用，也並非全盤抗拒現代化。儒教與東亞現代化的關係尚需進一步考量。
但是，沒有一種因素否定江湖與近代中國災難無關。事實上，江湖文化也是阻礙中國現代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與其頭腦僵化地繼續反“封建”，不如態度端正地重新審視江湖。“封建”要反，江湖也要反。有人說，江湖是蛻變的儒教，怎麽能說與儒教無關？
是的，江湖是儒教的兒子。然而，案犯是兒子，與老子既有關又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