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淵閣
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風與月
偏執的魯迅
對於中國的左派而言，有幾個人是碰不得的。別說平靜地批評他們，即便向他們眨下眼睛也不被允許。其中魯迅就是一個特大號神人。無他，隻因為毛一再對魯迅大加推崇，魯迅也就變成中國的一種所謂魯迅精神了。可是，魯迅的精神又是一種什麽精神呢？
魯迅精神大約就是他的一些思想吧。其一，是魯迅販賣的“吃人論”。在中國的二十四史中，他隻發現了兩個字：“吃人”。而“吃人論”，是魯迅對中國文化徹底否定的一個形象注解。
其二，中國人的劣根性論。這是魯迅徹底中國文化的佐論。他認為，中庸、苟安、妥協、忍讓、愚昧、迷信、麻木、無聊、奴性、散漫、懶惰、幸災樂禍、等級觀念、 自欺欺人、安於命運、崇拜權利、精神勝利、欺弱怕強、盲目自大、排斥外來、害怕變革、擬古仿古、逆來順受、喜歡團圓、“差不多”論、趨同心理、惟上是從、 惟眾是從等，都是國人劣根性的表現。
中國人的劣根性，是中國文化給害的。
其三，是全盤西化論。雖然魯迅並未像其他一些人 明確宣布他是全盤西化論者，但卻是一位全盤西化的實踐者。既然中國的東西都不行，那就依照西方來改造中國好了。他要年輕人不讀中國書，也即在根上斷絕炎黃 子孫對傳統文化的繼承：“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 中國書，多看外國書。”一句話，外國的東西再怎麽爛也是好的。
不僅年輕人不要讀中國書，而且漢字也要消滅。魯迅甚至曾經這樣說過：“漢字 不滅，中國必亡，因為漢字的艱深使全中國大多數的人民，永遠和前進的文化隔離，中國的人民，決不會聰明起來，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壓榨整個民族的危機。我是自 身受漢字苦痛很深的一個人，因此我堅決主張以新文字來代替這種障礙進步的文字。”
至於對孔子的仇恨，則更無以複加了。當時魯迅一夥人正是把妖魔化孔子，當著推行他們新理念的一種工具。隻不知道沒有了中國書，沒有了漢字，中國還是中國嗎？
其四，痛打落水狗論。痛打落水狗論也是反人道主義。魯迅雖然曾經學過醫，可不知為何，在他眼裏找不到仁義、慈悲之心。他宣揚的鬥爭哲學，和後來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完全是一回事。
魯迅的有名言論是“一個也不寬恕”。因為不需要寬恕，所以即使做錯了事也可以心安理得。他在北京教書時，有一天清早，有一位自稱“楊樹達”的年輕學生，闖進 魯迅的家裏胡鬧，還向魯迅要錢，並聲稱：“不給錢是不走的！”因為此事，魯迅便寫了一篇雜文《記“楊樹達”君的襲來》，刊在1924年11月《語絲》周刊 上，對這學生大加嘲諷。別的學生告訴他，那學生真名是楊鄂清，是精神病患者，來找魯迅時正發病。魯迅並未像別人所稱的那樣，對此深感不安，故又寫一篇《關 於楊君襲來事件的辯正》為自己辯護：“因為我對神經病患者的初發狀態沒有實見和注意研究過，所以很容易有看錯的時候。”
其五，廢中醫論。 魯迅廢中醫論，自是附和1879年俞樾等人廢中醫論者。這也是魯迅要埋葬中國文化思維的一個組成部分。魯迅說“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無意的騙子。”理據是他 中醫曾經“治死”他的父親，令他終身憤恨。《朝花夕拾·父親的病》一文中，魯迅敘述說，父親患水腫，紹興的一中用經霜三年的甘蔗、原配蟋蟀一對、敗鼓皮丸 之類稀奇古怪的中藥，終將父親治死。其實此事隻有孤證，也即魯迅一人自說自話。
當然，魯迅還有其他一些思想，但要以上述幾點備受世人的重 視。如果我們未讀幾本書或者僅讀了些食之不化的書，不知道思考，缺少起碼的批判意思，那麽，我們必然被魯迅的這些言論或所謂思想所迷惑。事實上，我們很多 人都曾被魯迅迷惑過。依照魯迅的思維方式，我們可以讓自己的行為方式簡單一些，可卻也粗暴了一些，鄙陋了一些。
這首先是由於魯迅的偏執思 維所決定的。魯迅的思維，是典型的潑婦罵街式的思維模式，非此即彼，要麽全盤肯定，要麽徹底否定。如果當真通讀了《二十四史》，隻能從中國的曆史中看到 “吃人”文化，那就太容易看清曆史真相了。事實上，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魏晉的人文發現，大唐文學藝術成就，宋朝建立的君臣共治政體，都無法以“吃 人”二字所概括得了的。
就是魯迅所鄙視的一些我們的國民性，比如中庸、妥協、忍讓、喜歡團圓等，也不完全是有害的。凡事沒有妥協，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那才是要命的東西。
偏執，讓思維簡單化，線性化。這也是魯迅在文革中受到熱捧並升格為特大號神人的重要原因。因此，從打倒孔家店開始而消滅中國傳統文化，從消滅中國傳統文化到 全盤西化，胡適、陳獨秀、魯迅等人為中國開錯了藥方，卻成了最具煽動性的“革命思想”。與魯迅不一樣的是胡適等人在發現自己錯了之後會自省，而魯迅卻是最 不願意自省的一個人。於是，在胡適支持整理國故時，魯迅非常生氣。氣極了，思維更加偏執，便寫了一係列文章批判“整理國故”。後來，魯迅這種意氣用事的思 維，確實讓很多人習慣了不去認真思考。於是，中國的古城牆、名人故居、傳統風物街及其他文化古跡，說拆就拆，根本不去考慮這樣的行動有什麽危害，什麽惡 果。對一些觀點不一致的人物，我們可以用群眾運動一棍子將其打死，而不在乎他究竟在說什麽，提倡什麽。
上世紀，中國80年代開始的“現代化”，當真實現了魯迅的全盤西化主張。城市不論大小，中國傳統建築基本通過“城市改造”消滅殆盡，取而代之的是水泥森林，玻璃馬賽克裝飾。最令人詬病的西方的環境汙染，我們為了經濟增長加快引進。結果，全國各地大江小河，全都出現水危機。
不尊重別人，特別是不尊重真正的大師，是魯迅思維的另一個重要特征。魯迅極力反對過的人，主要有胡適、梁實秋、陳西瀅等人，另外還有顧頡剛、章士釗、周作 人、徐誌摩、林語堂、成仿吾、沈從文、李四光、杜衡、吳宓、楊村人、張資平、高長虹等長長的名單。同時，魯迅也曾與郭沫若、周揚那些“左派”時分時合，糾 纏不清。魯迅與自己同胞弟弟周作人的交惡，又是特別有意思的一件事。由於周作人曾做過漢奸，讓人誤以為魯迅站在“正確”的一麵。
其實魯迅反對的，常常隻是為反對而反對。在五四開始的時候，魯迅並不具備最大的影響力。其時，真正的旗手是胡適、陳獨秀等人。胡適不斷對魯迅和周作人的推崇，為魯 迅聲名鵲起起了很大作用。1926年5月，魯迅、周作人兄弟與陳源（西瀅）鬧起了大矛盾，在《晨報》展開筆戰。徐誌摩《晨報》副刊的主編，煩了他們的爭 吵，勸他們停止。然而雙方鬥得起勁，勸阻無效。徐誌摩自作主張，停上登載雙方文章。這時，魯迅兄弟倆大為光火，不僅繼續生陳源的氣，也遷怒於徐誌摩。胡適 得知此事，做和事佬，給魯迅和周作人兩人寫信勸和。可是，魯迅兄弟倆連胡適也仇恨上了，並從此與胡適絕交。1929年，周作人有些悔悟，主動與胡適和解， 魯迅卻是一竿子擼到底，終生不悟。
胡適在抗戰期間，對日本侵略的態度是非常堅決的。為了抗日，作為文人他接受民國政府“征調”，以北京大 學文學院長、中國駐美大使等身份到美國為中國抗日進行宣傳和遊說。美國珍珠港戰爭之前，采取隔岸觀火的態度。而胡適告訴美國人：僅靠消極的綏靖主義而沒有 建設性的和平政策為後盾，絕不能保障列位希望的和平。魯迅弟弟周作人當漢奸前，胡適也勸過他不要作錯誤的選擇。
可是，這位堅定抗日知識分子，魯迅曾經的朋友，卻受到魯迅的重大誣蔑。魯迅的用來攻擊胡適是《申報·北平通訊》1933年3月18日刊載一篇文章，胡適回答記者說：日本“隻有一個 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懸崖勒馬，徹底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經後來考證，胡適這句話，很有可能是新聞記者自己製造的假新聞。即便不是假 的，也不能就此得出結論說胡適賣國。可魯迅不管，隻要抓住一個話柄，他就要無情攻擊。他把這句話簡化為“征服中國民族的心”，並由此推論：“胡適博士不愧 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但是，從中國小百姓方麵說來，這卻是出賣靈魂的唯一秘訣。”幸好胡適沒有落在後來的紅衛兵手中，否則就憑魯迅的這句話，胡適就該千 刀萬剮了。
這又要提提胡適對魯迅的姿態。1936年魯迅去世後，女作家蘇雪林寫長信給蔡元培、胡適，對魯迅猛批了一頓。胡適給蘇雪林的回 信卻說：“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早年的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人們哧然 發現，盡管魯迅不斷攻擊胡適，可無論魯迅生前還是死後，胡適都未說什麽魯迅的壞話。魯迅與胡適的高下，由此也可立判。
魯迅的簡單化思維令追隨他的人很難成為大師，而胡適等人正好相反。比如胡適的弟子就有傅斯年、顧頡剛、俞平伯、羅家倫、毛子水、羅爾綱、吳晗、周汝昌、唐德剛等，他們都成為大師。
有人或以為魯迅隻是文學家，他不可以與胡適那樣的大學問家相比。的確，魯迅的小說、雜文有些特別的味道，這也是他曾被世人推崇的原因。可是，仔細研讀魯迅的文學作品，我們又不得不得出遺憾的結論：魯迅可以被稱為一流的作家，但卻不是一位超一流的文學大師。
魯迅最高的文學成就在於他的小說，《阿Q正傳》、《藥》、《祝福》等是代表了一個時代，但也留下了永遠的硬傷。主題先行，圖解自己的政治觀念，使魯迅小說成 為公式化、概念化寫作的重要源頭之一。因此，《阿Q正傳》可以用於政治運動中，卻不可以成為很好的小說範本。相反，沈從文的小說，才真正有世界文學大師的 味道。讀魯迅小說，隻能看到幾根骨頭，那與沈從文小說展示的那種精神視野，是完全不一樣的。魯迅的雜文，雖然有不少俏皮話，但卻是魯迅文學成就的一個噩夢。詛咒、謾罵，不斷詛咒，繼續謾罵，這是魯迅雜文的基本特征。可是，那些罵文又隻是為那個時代所寫的。過了幾十年，年輕人便無法理解那些罵文的意指。這 使得魯迅雜文的閱讀，成為年輕人痛苦的一件事。文學不具有時代的超越性，就不具有傳承性。在魯迅被抬得很高的時候，一定要青少年讀魯迅的雜文，孩子除了學 到魯迅的罵語和罵式思維之外，又能學到什麽？
還有重要的一點，魯迅絕不是別人所以為的那樣，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硬漢子。魯迅罵過國民黨，罵 過與國民黨政權妥協的知識分子，可後來人檢視魯迅全集，卻未見到他對國民黨的頭子蔣介石有過直接的不敬之語。魯迅所選擇的攻擊對象是沒有多大權勢的知識分 子和籠統的政治組織“國民黨”，而不是當權派。相反，被魯迅宣布為國民黨“走狗”的胡適，卻是敢指著鼻子罵老蔣的：“如安徽大學的一個學長，因為語言上頂 撞了蔣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隻能到處求情，決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蔣主席。隻能求情而不能控訴，這是人治，不是法治。”（1929年）在 《我們什麽時候才可有憲法?》中，胡適又說：“立一個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機關不得逾越他們的法定權限，使他們不得侵犯人民的權利——這才是民主政治的訓 練。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訓練，政府也需要訓練。人民需要‘入塾讀書’，然而蔣介石先生，馮玉祥先生，以至於許多長衫同誌和小同誌，生平不曾夢見 共和政體是什麽樣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讀書’罷?”
台灣作家李敖頗有些看不起魯迅，是他經過大量考證，發現魯迅一邊領著國民黨的薪 水，一邊其實是不痛不癢地罵著國民黨。李敖通過他的證據證明，魯迅在1928年-1931年這四年之間，每個月向國民黨的政府領薪水。那期間，他一年竟得 490黃金。李敖還揭露說， 1932年陳獨秀因為“反日反國民黨”，被國民黨逮捕，蔡元培、胡適、章士釗等人主動展開營救，但另一個老朋友魯迅不但不參加營救，反而以何幹之的筆名， 在《申報》上諷刺陳獨秀是《紅樓夢》中的焦大。
魯迅不是硬漢子，但較會討巧。在與左聯聯合時，很快產生了矛盾。當時左聯組織的文人有一些 不過是投機分子，魯迅與他們一會吵一會和，道不清說不明。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他是很欣賞左聯這個組織封他作精神領袖那種感覺。又因為有了左聯的這個關 係，使得魯迅後來被封聖有了合法的基礎。
魯迅的偏執，必然演變為文化的墜落。
如今，中國的一些全盤西化信徒，仍是以魯迅 為其精神導引的。盡管胡適、陳獨秀等人都曾是這一主張的有力推動者，但惟有魯迅變成一個特殊的無需自省的西化符號，所以對中國文化的損害也最甚。除了與文 革那種反文化的運動結合之外，魯迅最大的反文化“貢獻”就是為中國培養出更多的“左奴”。左奴與極左派不同，他們自覺地承認了極左思想的絕對權威而不允許 自己和別人對極左思想有任何懷疑。而在大多數左奴眼裏，文化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因此，我們可以為現代化而現代化，可以輕易地毀滅民族的一切而沒有任何惋 惜。
很多人看到中國的毀滅是古建築、風俗、民間藝術、中醫正在走向滅絕，卻未從人倫方麵予以高度的警惕。沒有了民族性，即沒有了人性，沒 有了任何禁忌或敬畏，於是，中國變成了無道德、無信仰、無根性的精神荒漠化社會。這樣，任何不可想象的邪惡，都可以隨時在我們身邊出現。若再進一步，這地 球那個曾經補稱為中國的東西，將不複存在。
中國的一個重要精神問題，是不僅要把魯迅拉下神壇，而是要將魯迅所代表的尋種偏執思維予以根除。然而，這是很難的。一方麵，這是因為左奴已經有了很大的社會群體，一方麵，文化的墜落使得中國再難創造善於自省的社會環境。
當然，中國也不是絕然無望的。隻要真正的大師，能夠自由地發聲，他們的思想，能夠被自由地傳播。
可惜魯迅沒有認識上帝，否則他會很容易學會原諒他人，學會認識到自己也有不足需要被原諒！也會知道假冒偽善在上帝那裏不僅沒有市場，而且結局很慘！
回複 '無知無為' 的評論 :
西化。叛逆祖宗、叛變文化是西方人的傳統，西方人崇拜叛逆者、熱愛叛徒（耶穌）。就這一點而言，孫中山毛澤東也是典型的文化叛徒。不要信口齒黃說我反共產黨，我並沒有說反共產黨，取決於什麽共產黨、做什麽，取決於個人的品德言行。
更不要照搬那些死無對證的垃圾文章，你要是有點腦袋，試一試反駁我的邏輯論證？
是不是很有預見性地描述了今天的爭論？
若論中國的脊梁，有三位當之無愧：司馬遷，曹雪芹，魯迅。
隻有他們才始終保持了獨立的思維。
魯迅不是個文學大師，他是個孤獨的思想者。
http://ent.sina.com.cn 2006年10月17日10:12 南方都市報
魯迅逝世70周年紀念係列□吳中傑
當年曾經作為抗日救亡運動偉大旗幟的魯迅，今日卻被人指斥為反對抗日的親日分子，這實在有點荒唐。
魯迅是20世紀30年代抗日救亡運動的一麵旗幟，但是到70年後的今天，在某些人的
口頭筆下，卻成為反對抗日的親日分子。有人說他從未寫過抗日的文章，有人說他與日本人的關係過於密切，等等。說這話的，最初還隻是個別的“憤青”和“憤老”，後來逐漸流傳開來，成為一種時論。這真是“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了。
因此，就魯迅與抗日救亡運動的關係問題進行辨析，並非多餘之事。
認識日本軍國主義本質
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本質，魯迅其實是認識得比別人要早。他早年留學日本，正值日俄戰爭時期，日本軍國主義情緒高漲，侵略氣焰逼人，魯迅當時就有所警覺，多方提請國人注意。據當年弘文學院的同學沈瓞民在《魯迅早年的活動點滴》一文中說：
我正要動身回國的時候，魯迅和陳師曾……二學長，邀我到東京日比穀公園啜茗吃果子……。那時日俄戰爭開始，廣瀨武夫沉船封鎖旅順。日本政客中州進午提出“日本統治滿洲說”；戶水寬人又發出“天授日本”的謬論，認為“根據諸學理，應由日本占領滿洲”；有賀長雄又發出“滿洲委任統治權”的妄說；種種侵略謬論，在報紙上廣為鼓吹。而我國有一小撮的留日學生，卻還在同情日本、崇拜日本。魯迅對日本的侵略野心，非常憤怒。他同時指出，蔡鶴卿(元培)和何閬仙(琪)在上海創辦《俄事警聞》，竟也袒日而抑俄，這事太無遠見。魯迅說：日本軍閥野心勃勃，包藏禍心，而且日本和俄國鄰接，若沙俄失敗後，日本獨霸東亞，中國人受殃更毒。於是他向蔡、何提出三點意見：(一)持論不可袒日；(二)不可以“同文同種”、口是心非的論調，欺騙國人；(三)要勸國人對國際時事認真研究。原書沒有抄錄，大意是這樣的。我到上海，即交給蔡、何兩君。後來《俄事警聞》采納魯迅的意見，持論有所轉變。求學時代的魯迅，已認清沙俄和日本都是帝國主義，都是侵略中國的敵人；當時具有這樣的卓見，是令人敬佩的。陳師曾受到魯迅的鼓勵，也寫了六封信，其中一封給其父散原老人的，主要指出日本包藏禍心等語，由我分投；諸人閱後，皆有戚容，沉默不語。……當時國人，痛恨沙俄，但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看法，尚未能一致。像魯迅這樣抱有遠見者，寥寥無幾……
從這段回憶中，可以看出魯迅對中日關係及日本軍國主義的本質認識之清楚。
中國近現代曆史上的許多大事件，都與日本有關。例如：袁世凱為了取得日本對他稱帝的支持，簽訂了二十一條賣國條約；激發起五四愛國運動的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凡爾賽和約”條款中承認了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所取得的特權；而三·一八慘案發生時的遊行請願活動，則是為了抗議日艦炮擊大沽口而引起的。在這些問題上，魯迅的愛國立場都很分明。而到得1931年，日本開始對華全麵入侵之後，魯迅的抗議和抨擊就更多了。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魯迅就在《文藝新聞》上發表答記者問，譴責日本的侵略。次年的一二·八戰事，就發生在魯迅的身邊，一家人突陷火線之中，“血刃塞途，飛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脫險之後，他即與茅盾、葉聖陶等43人聯名發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報上的標題是：“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反對壓迫中國民眾，反日反帝。”文中抗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上海的暴行，同時也反對中國政府的對日妥協。
九·一八事變因中國軍隊的不抵抗，而丟失了整個東北，一二·八戰事又以中國政府的妥協而告終。但日本軍國主義並不因此而止步，接著而來的，是攻占山海關，進軍熱河，威逼華北。在這種形勢下，魯迅從1932年初開始，就陸續寫了許多文章，為愛國的學生辯護，抨擊蔣政權的不抵抗主義。
無情揭露當權者既行政策
中國的學生，一向是愛國運動的先鋒，九·一八事變之後，就有學生代表到南京向國民政府請願，要求抗日，但卻被指責“為反動派所利用”，受到殘酷的鎮壓，有些學生被打死扔入河內，卻說是“自行失足落水而死”；到得1933年1月，日軍占領山海關，並向關內進軍，北平危急，學校隻好提前放假，卻受到教育部和輿論的指責。魯迅一連寫了《逃的辯護》、《崇實》、《論“赴難”和“逃難”》、《學生和玉佛》等文章，為學生辯護。當時政府機構正組織故宮、曆史語言研究所等處將古物南遷，魯迅即將此二事加以比照，認為將北平的古物遷移而不準大學生逃難，實在不合理。這不能理解為魯迅反對保護古物，他是不滿於對大學生的不合理要求：既不準他們愛國請願，又不準他們逃難。於是以此為話題，明確反對以“戰略關係”和“誘敵深入”為借口，而放棄北平。他說：“倘說，因為古物古得很，有一無二，所以是寶貝，應該趕快搬走的罷。這誠然也說得通的。但我們也沒有兩個北平，而且那地方也比一切現存的古物還要古。”“說一句老實話，那就是並非因為古物的‘古’，倒是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後，還可以隨身帶著，隨時賣出銅錢來。”不幸而言中，這批古物在戰後也就沒有回到北平，而是隨著蔣政權遷到台灣去了。
所以，古物、學生雲雲，隻是做文章的一個題材，實際上是要通過這些具體的事例，來抨擊蔣政權的不抵抗主義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有名無實”的反駁》中就說得很明白。作者先摘錄了《申報》特約通信《戰區見聞錄》中所記前線一位排長的話，其中說：“不抵抗將軍下台，上峰易人，我士兵莫不額手相慶……結果心與願背。不幸而生為中國人！尤不幸而生為有名無實之抗日軍人！”然後加以反駁道：“這排長的天真，正好證明未經‘教訓’的愚劣人民，不足與言政治。”“他以為不抵抗將軍下台，‘不抵抗’就一定跟著下台了。這是不懂邏輯：將軍是一個人，而不抵抗是一種主義，人可以下台，主義卻可以仍舊留在台上的。”而在《文章與題目》中，則矛頭直指“攘外必先安內”政策：
一個題目，做來做去，文章是要做完的，如果再要出新花樣，那就使人會覺得不是人話。……
譬如近來最主要的題目，是“安內與攘外”罷，做的也著實不少了。有說安內必先攘外的，有說安內同時攘外的，有說不攘外無以安內的，有說攘外即所以安內的，有說安內即所以攘外的，有說安內急於攘外的。
做到這裏，文章似乎已經無可翻騰了，看起來，大約總可以算是做到絕頂。
所以再要出新花樣，就使人會覺得不是人話，用現在最流行的諡法來說，就是大有“漢奸”的嫌疑。為什麽呢？就因為新花樣的文章，隻剩下了“安內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內”，“外就是內，本無可攘”這三種了。
這三種意思，做起文章來，雖然實在希奇，但事實卻有的。
這是對於“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深刻的揭露。正因為魯迅敢於無情地揭露當權者所堅決奉行而不敢直言的既行政策，所以他受到了更嚴重的壓迫。
分清日本人民與侵略者
魯迅一麵堅決主張抗日，反對當權者的不抵抗主義，但又不同於一般仇日者的心理。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之後，有些人表示要斷絕與日本人的交往，其愛國熱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視野終欠開闊。魯迅則將日本民間的友好人士與軍國主義侵略者嚴格地區別開來，所以，即使在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中，他仍常與日本民間友好人士交往。最明顯的是與內山完造的關係。完造是內山書店的老板，魯迅因買書而與之相識，後來成為可信賴的朋友。魯迅因受當局的迫害，家庭地址不便公開，因此常借內山書店會客，托書店接收信件，而且在危急時候，還請內山幫忙避難，如：1930年3月，魯迅受到“秘密通緝”，曾到魏盛裏內山完造家中暫避；1931年1月，柔石被捕，因從他的口袋中搜出魯迅的出版合同，而同時要逮捕魯迅，魯迅在內山完造協助下移居日人開設之花園莊旅舍；1932年1月，一二·八事變中，魯迅全家突陷於戰火之中，也是內山完造把他們接至書店中，後又送至英租界內山分店，等等。所以，魯迅對於內山完造是信任的，同時也接受內山所介紹的日本友人的訪問。當時，就有造謠文人在小報上撰文道：“內山書店是日本浪人內山完造開的，他表麵是開書店，實際上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偵探。”又說他“尤其與左聯有緣。記得郭沫若由漢逃滬，即匿內山書店樓上，後又代為買船票渡日。茅盾在風聲緊急時，亦以內山書店為惟一避難所。然則該書店之作用究何在者？蓋中國之有共匪，日本之利也”。這些文章，魯迅就摘錄在《偽自由書·後記》中，並加以批駁。其中談到他對內山的看法：“至於內山書店，三年以來，我確是常去坐，檢書談話，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謂文人相對還安心，因為我確信他做生意，是要賺錢的，卻不做偵探；他賣書，是要賺錢的，卻不賣人血；這一點，倒是凡有自以為人，而其實是狗也不如的文人們應該竭力學學的！”
魯迅將日本人民和日本侵略者加以區別的思想，在《題三義塔》一詩中得到升華。詩雲：“奔霆飛熛殲人子，敗井頹垣剩餓鳩。偶值大心離火宅，終遺高塔念瀛洲。精禽夢覺仍銜石，鬥士誠堅共抗流。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魯迅在1933年6月21日日記中，對此詩的寫作背景有所記載：“西村博士於上海戰後，得喪家之鳩，持歸養之。初亦相安，而終化去。建塔以藏，且征題詠。率成一律，聊答遐請雲。”本詩一開始就譴責日本侵略者用炸彈和炮火對中國人民的殘殺，對中國民居的破壞；接著讚揚西村博士在敗井頹垣中救出餓鴿的慈善之心和為羽化之鴿造塔的友好情意；再則期望中日兩國和平鬥士能真誠團結，共同抗擊侵略者所掀起的逆流；最後展望未來，希望在目前的劫難過去之後，中日之間兄弟的情誼仍舊存在，兩國人民重逢相見，一笑之間把往日的仇恨置之度外。
此詩高瞻遠矚，思想深邃，卻不料被有些人拿來當作魯迅親日的論據。這種評論，不但不顧及全人，而且連全篇意思也不顧及。有人說，至少在那時談“相逢一笑泯恩仇”，尚非其時也。其實，魯迅何嚐不知道在日本侵略者氣焰正盛時，不可能“相逢一笑”，但他認為，將來一定是會“泯恩仇”的。1935年魯迅在《內山完造作〈活中國的姿態〉序》裏說：“據我看來，日本和中國的人們之間，是一定會有互相了解的時候的。新近的報章上，雖然又在竭力地說著‘親善’呀，‘提攜’呀，到得明年，也不知道又將說些什麽話，但總而言之，現在卻不是這時候。”魯迅是愛憎分明的人，對於敵人，他死也不肯寬恕；但是他又是一個張揚理性的人，不主張無原則的複仇，反對對敵人的孩子也進行打擊。這層意思，在許多雜文裏多有闡述。
堅決擁護抗日統一戰線
到得30年代中期，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書桌了。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將抗日救亡運動推向一個新的高潮。魯迅高度讚揚這場學生運動和支持學生愛國行動的百姓，說：“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題未定”草(九)》)這時，左翼文學陣營內部的矛盾表麵化了，不久就出現了兩個口號之爭。兩個口號之爭不是雙方矛盾的起因，而是長期矛盾所導致的爆發點。魯迅鑒於以往的經驗，不願再參加他們的協會，因而受到攻擊，說他“對於現在的基本的政策沒有了解之故”。對此，魯迅非常憤怒，他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中作出回應，表明他擁護抗日統一戰線的堅定立場，並說：“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那理由就因為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
事實上，魯迅是當時抗日救亡運動的一麵旗幟。他的葬禮，就是一次抗日救亡運動的大動員。救國會代表上海民眾在魯迅靈柩上覆蓋了“民族魂”大旗。而負責組織魯迅葬禮的救國會，卻成為實行不抵抗政策的蔣政權的眼中釘。據說，1936年11月發生的七君子事件，就是因為救國會組織魯迅葬禮而引起的。楚圖南在紀念胡愈之的文章《與人肝膽照，見義輕風浪》中說：“1936年，他和全國各界救國會一些領導人一起，通過組織魯迅先生的葬禮，發動大規模的群眾示威遊行，把抗日救亡運動推向一個新高潮。正是這一活動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恐慌，於同年11月22日深夜悍然逮捕了救國會領袖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李公仆、沙千裏、王造時、史良等七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救國會‘七君子’事件。”
然而，當年曾經作為抗日救亡運動偉大旗幟的魯迅，今日卻被人指斥為反對抗日的親日分子，這實在有點荒唐。然而，此種怪事卻也並非孤例，那位在中國革命史上有過巨大影響的“革命軍馬前卒”鄒容，在革命成功之後，不也被人編入“落伍者”之列，要寫他的“醜史”嗎？魯迅當年寫過一篇雜文《“革命軍馬前卒”和“落伍者”》，對此事加以諷刺，卻不料他自己身後也被卷入這個怪圈。魯迅在該文的結末處感慨道：“後烈實在前進得快，二十五年前的事，就已經茫然了，可謂美史也已。”看來，魯迅的感慨，至今也還沒有過時。
◎吳中傑，複旦大學教授，現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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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知道名望，名望隻代表接受他的粉絲量，而粉絲就是蠢民，名望越大害人越多，這是事實。耶穌、毛澤東就是再好不過的例子
"上世紀，中國80年代開始的“現代化”，當真實現了魯迅的全盤西化主張。城市不論大小，中國傳統建築基本通過“城市改造”消滅殆盡，取而代之的是水泥森林，玻璃馬賽克裝飾。最令人詬病的西方的環境汙染，我們為了經濟增長加快引進。結果，全國各地大江小河，全都出現水危機。"
這說法,太可笑了.
無可理喻的偏執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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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魯迅的學術專著：
漢文學史綱要，古籍序跋集，中國小說史略，中國小說的曆史變遷。
在沒有尋求上帝幫助的人中，人能達到魯迅這種境界是上品的人，人沒有多少是十分完美的，大部分人五分，有7、8分完美的已經很不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