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妞不牛文學城博客
“山伢子係列”大碗茶專業個體戶，專業不務正業，正兒八經不正經
正文
“紅歌”作者【唐璧光】的泣血人生
作者-五 丘
瀏陽河彎過了九道彎
五十裏水路到湘江
江邊有個湘潭縣哪
出了個毛主席
領導人民得解放啊咿呀咿子喲 ……
紅歌《瀏陽河》，當年幾乎家喻戶曉，至今，演唱中還會聽到。在紅歌排行榜上它幾乎是《東方紅》的姊妹篇了。歌詞都明白暢曉，曲調都優美動人，更重要的都是“民歌”。《東方紅》陝北民歌，《瀏陽河》湖南民歌。不同的是前者有時會寫上作者“李有源”，而後者標上“湖南民歌”,沒有作者。這更增添了歌曲的份量。你看，沒有專門家，人民群眾不照樣歌唱自己的“大救星”,而且歌唱得這麽動聽啊！
對此，筆者早有疑問：誰都知道，一首民歌的形成必須相當長的歲月。我家正好與“紅太陽升起”的湘潭縣相鄰，怎麽不知不曉間就“嘣”出這麽一首“民歌”來？！ 近來偶然讀到鳳凰網上何宗華先生的《“瀏陽河”原曲作者1952年被打為“曆史反革命”》，方知它果真不是民歌，同時也知道了曲作者唐璧光的泣血故事！
唐先生湖南東安人，音樂天賦驚人！嬰兒時不管如何大哭不止，隻要祖父唐柳愚的二胡一響，立即止住哭鬧，凝神聆聽。咿呀學語時，祖父教授他宮、商、角、征、羽，一學就會。四歲時能唱祁劇，六歲能唱小調。祖父一心一意期望他成為“東方貝多芬”。臨終之際，將多年來收藏的貝多芬作品集交給唐璧光。集子封麵上端端正正寫著一個“夢”字。
日本入侵打破了他的夢。1945年，日本鬼子侵入東安，唐家房屋被燒毀，父親被東洋刀劈死！滿懷國恨家仇，唐璧光於1945年5月毅然投筆從戎，參加“國軍”，接受軍訓。同年8月，日軍投降。他不辭而別，趕往家裏桂花樹下挖出埋藏的音樂集子。他要重溫“東方貝多芬”之夢！
就這三個月的軍訓打破了他和祖父的“同一個夢想”。
1947年他考上湖南音樂專科學校，1949年分配到長沙市工人文工團作曲，湖南大學進修畢業後，隨團參加土改。他說：“土改後，勞動人民分得了勝利果實，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對毛主席的感激愛戴之情是難以形容的，從而激發了我的滿腔激情，歡快的旋律好似滾滾江流，洶湧澎湃，傾瀉直下，我一揮而就。” 《瀏陽河》誕生了！從此唱響中國，也傳到了國外！ 正在他自信將有更多的《瀏陽河》問世時，厄運降臨了！
1952年，剛剛參加土改歸來的唐璧光，政治學習會上結合自己的經曆作了歌頌新社會的熱情洋溢的發言，其中談到了三個月軍訓的事。沒料到會後立即被定為“曆史反革命”，免予刑事處分，留團管製使用！1957年因為提了一條意見，又打成右派！雙料“反革命”，鋃鐺入獄！貝多芬作品和多年來搜集的民間音樂集也被付之一炬！ “東方貝多芬”之夢未成，卻成為他敬愛的領袖所說的“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 苦難接踵而來。妻子提出離婚，原本聰明伶俐的兒子患腦膜炎成了癡呆，妻子狠心地將兒子推給他！從此，他的心血之作《瀏陽河》被剝奪了署名權，成了“民歌”。獄中管教幹部偏要他給犯人教唱《瀏陽河》，每唱一句，心就被刀子劃了一下…… 他想到了死！
坐監七年，勞改五年，又繼續管製，直到1979年平反，他才被安排到零陵縣花鼓戲劇團。 二十二年的磨難，創作必需的激情和靈感早已消耗殆盡，有心無力，徒喚奈何？ “東方貝多芬”之夢徹底破滅了！
讀到這些，讀者能不一掬同情之淚？ 其實，命運悲慘的紅歌作者，豈止唐碧光一個！
略舉數例：“起來，不願做奴隸的們……”莊嚴雄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一響起，國人肅然起立！可今天的歌者有幾個知道國歌作者遭受過怎樣的迫害？田漢晚年患有糖尿病，文革中百般折磨後小便失禁，被逼著喝尿，1968年12月10日死於冤獄之中。與劉少奇一樣，死後被改名“李伍”。“三年生死兩茫茫”，母親日夜惦念著這位孝子，每日依門翹首，等候兒子歸來！
創作抗日歌曲《遊擊隊員之歌》的賀綠汀是筆者老鄉，是邵陽人的驕傲。文革中他除了遭受毒打，漿糊桶套在頭上，還逼迫在地下學狗爬。因為據分析，歌詞是“美化國民黨統治”、“醜化中國人民”、“宣揚投降路線”。
音樂經典之作《黃河大合唱》的作者光未然也免不了批鬥。“文革旗手”，一人之下億萬人之上的毛澤東老婆江青親自下命令：這首歌“留曲不留詞”！
“洪湖水，浪打浪……人人都說天堂好，怎比我洪湖魚米鄉”，當人們為它的美妙旋律陶醉時，是否知道創作者的酸楚艱辛？拍電影歌劇《洪湖赤衛隊》時，正值大躍進之後的大饑荒。演劉闖的演員夏奎斌餓得瘦了，從79.5公斤滑到59公斤，臉頰凹下去，尖嘴猴腮模樣，導演謝添隻好往他口裏塞些棉花。“一號演員”王玉珍餓得“胖”（浮腫）了，隻好請求特批“夥食補助”，每天20顆黃豆（《洪湖赤衛隊》：難以忘卻的記憶）。可就因為該劇中有句“賀龍領導鬧革命，紅旗飄揚打勝仗”，文革一來此劇就被定性為“反對毛主席”，“歌頌大土匪、大軍閥、大野心家賀龍”的“大毒草”！劇被禁演，演員受到殘酷迫害。
受到毛澤東青睞的《我們走在大路上》以及《祝福毛主席萬壽無疆》紅極一時，作者李劫夫更因替“毛澤東語錄”譜曲紅得發紫。 “九大”剛宣布“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為“接班人”，一貫“緊跟”的他，迫不及待譜寫《緊跟林主席向前進》。標題寫出不幾天，就爆出了“9，13”事件！林彪在蒙古摔死，劫夫在中國遭“劫”，夫妻雙雙被捕！5年後，李死於“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最具警世意義的是一號紅歌《東方紅》的“詞作者”李有源。他做夢也想不到，“大救星”從延安窯洞升到北京天安門之後，他的生活非但沒有改善，反而被折騰得揭不開鍋，大兒媳為活命不得不逃荒要飯（見《告別饑餓》）！
說到這裏，我們不能不問紅歌的作者一個嚴肅而沉重的問題： 你們煞費苦心、絞盡腦汁為“紅太陽”製作頌歌，為何“紅太陽”普照大地之日，正是你們蒙冤受屈之時？而“紅太陽”隕落之後，你們才得以平反昭雪？
此中道理不少紅歌作者終於明白過來。 瞿希賢是“憶苦思甜”代表作《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的作者，“冬天的風雪狼一樣嚎叫，媽媽卻穿著破爛的單衣裳。她去給地主縫一件狐皮長袍，又冷又餓跌倒在雪地上……”那悲淒的曲調，賺取過多少無知孩子的眼淚。（“狐皮袍子”讓“媽媽”去縫製，地主腦子進水了？）她還創作了被譽為“第二《國際歌》”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紅日出山臨大海，照亮了人類解放的新時代，看舊世界，已經土崩瓦解，窮苦人出頭之日已經到來，已經到來。”也曾讓急於“解放全人類”的紅色青年們個個熱血沸騰！
文革中6年7個月的牢獄之災喚醒了她的良知。對曾經給自己帶來巨大聲譽的那些頌毛作品，她不以為榮，反以為恥！她為那麽多農民活活餓死感到震驚，更為自己曾替修“紅旗渠”的甘肅某縣寫過頌歌一事，痛悔不已，那裏死人比例高得嚇人！瞿希賢沉痛地說：“我寫了不止一首為大躍進鼓勁的歌，心中有一種負罪感！” 2005年，北京舉行瞿希賢作品演唱會。當觀眾起立高喊唱《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時，瞿希賢堅決製止了。事前，她就跟指揮打過招呼：不唱此歌。而且，她在自己的歌曲集《飛來的花瓣——瞿希賢合唱作品》中收錄此曲時，格外注釋：“收入此集作為曆史足跡。”（《黃鍾》秦西炫著《我認識的瞿希賢》）
有“負罪感”的當然不隻有“紅歌”作者，也有“紅書”作者 《歐陽海之歌》是當年紅遍全國的紅書。它曾“創下中國小說發行量的最高記錄”，作者金敬邁也因此書進入了“紅色司令部”。在別的作家被批鬥，淩辱，紛紛自殺的時候，他被江青任命為“中央文革文藝組負責人”，並受到毛澤東的“親切接見”！誰知風光了一百二十三天，就被以“整江青同誌黑材料”罪名關進秦城監獄！毛死後才平反出獄。
七年的監禁使他“明白了很多道理，看清了很多人。”大徹大悟的金敬邁不但不以自己捏造出來的“紅色經典”自豪，反而深感自疚。“我也曾真誠地參加了造神造鬼的行列，而且不遺餘力，聲嘶力竭。”“我生不逢時，……總是弄虛作假下去，我們怎麽對得起子孫?” 他說：“寫《歐陽海之歌》的時候，我正睡著。現在，我醒了。”
文人中較早清醒的也不在少數。文學天才吳祖光（新鳳霞丈夫）八十年代初全國政協會上就大聲講，毛澤東罪惡滔天，要把他的像從天安門上撤下來，把他的屍首從紀念堂裏扔出去！健在的老知識分子如著名經濟學家茅於軾和作家鐵流先生，多年來一直為“毛像下牆，毛屍出堂”冒險犯難，奔走呼號！他們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裏當之無愧的硬骨頭。
寫到這裏，筆者又意外看到另一位音樂大家的泣血故事，願與唐先生分享。 這位音樂家同樣懷有“貝多芬之夢”。 同樣在毛澤東時代打入監牢！ 不同的地方，他結局比唐先生更慘，文革初期即被槍殺！ 他是因為把矛頭直指毛家“夫妻店”而遭到槍殺！ 他比其它被槍殺者死得更慘，比張誌新更早被割斷喉嚨（資料顯示文革中張誌新是第30名臨刑時被割喉管者）！ 他就是大師級的音樂家，上海市市長陳毅任命為上海交響樂團指揮的陸洪恩先生。人說他的事跡仿佛就是俄國電影《被太陽灼傷》的中國版，這部電影由於真實再現斯大林時代的迫害和恐怖而獲奧斯卡獎。
六八年四月二十日那天，陸先生被“上海革命委員會”批準槍殺前，當局要他表態，究竟要死還要活時，他作獅子吼： “我想活，但不願這樣行屍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寧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災難。我不願在暴虐、浩劫、災難下苟且貪生。”“‘文革’消滅了真誠、友誼、愛情、幸福、寧靜、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書坑儒有過之無不及，它幾乎要想整遍大陸知識分子，幾乎要斬斷整個中華文化的生命鏈。”“如果社會主義就是這樣殘忍無比，那麽我寧做‘反革命’，寧做‘反社會主義分子’，不做專製獨斷、一味希望個人迷信的毛的‘順民’！” 石破！天驚！！鬼神泣！！！
同監難友王文忠在所著《風雨人生路》中回憶說：“他在監獄苦難的生活裏經常跟我講起在維也納這座音樂搖籃裏發生的故事，常常幻想著這片音樂之鄉，希望自己的靈魂也能飛到這個一生向往的音樂搖籃。”“他忘記了傷痛，忘記了被銬著的雙手，嘴裏哼著，手指搖動打著拍子，沉浸在貝多芬《英雄交響曲》的莊嚴旋律中。” “臨赴刑場前，托我幫他完成兩件事：第一件，如果有機會逃出國門的話，一定要去維也納，代他在貝多芬墓前獻上一束花。告訴大師，在中國，有一位他的敬仰者是哼著他的《英雄交響曲》與《莊嚴彌撒》走上刑場的。第二件，幫他尋找文革初被‘掃地出門’去新疆的獨子，告訴他父親是怎樣被折磨死的。”
陸先生以自己的鮮紅的血與美麗的生命，再現了中國士大夫“士可殺，不可辱”的傳統美德，也為當代知識分子譜寫了一曲“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壯歌！ 慶幸的是，這位有情有義的難友“幫他完成生前未了的心願。”最後找到他的兒子，也走訪了他心馳神往的奧地利。 陸先生兒子說，父親平反後，我們家屬曾想為父親立一座烈士銅像，但未能如願。〖更應該拍成電影！〗 但我想，中國民主史上，陸洪恩的名字已經與林昭、張誌新、劉文輝、遇羅克、王佩英、馮元春、李九蓮……並列，作為反專製暴政的烈士，永放光芒！
可惜，《瀏陽河》作者唐璧光先生至今還“睡著”，還沒“醒”過來！
《“瀏陽河”原曲作者1952年被打為“曆史反革命”》這篇文章說：“唐璧光很長一段時間裏都在為《瀏陽河》的著作權而奔波。唐璧光說他對《瀏陽河》的感情就像對待癡兒一樣，無論如何也不會放棄。《瀏陽河》的影響太大了！” 唐璧光還預言《瀏陽河》的生命力：“隻要毛澤東的名字在這個世界存在，《瀏陽河》也就永遠存在。” 唐先生至今仍為他的頌毛大作《瀏陽河》而自豪，他仍相信毛會永垂不朽。看來，他根本不理解“紅歌”的本質，更不了解真實的毛澤東。
紅歌是什麽性質的歌？
筆者三年前在《怎樣認識紅歌的反動本質》一文中指出： 紅歌，作為國家“主人”歌頌“公仆”的歌曲，是塗上“紅色”油彩的專製文化、皇權思想、臣民意識的現代版，是中國源遠流長的“馬屁文化”的巔峰。它宣揚了“反民主的反動”（毛澤東）思想，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鴉片，也是蘇聯、東歐極權主義製度的喪歌！ 毛澤東是什麽人？ 他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並以“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自詡。 在他死後，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被紅歌作者極力貼金的毛澤東，是逆曆史潮流而動的反動派，是造成二十世紀後半葉中國人民深重苦難的罪魁禍首！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毛澤東也曾經是民主的“發燒友”。毛1945年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中國隻能走民主這條路，“這是一個曆史法則，是一個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趨勢，任何力量，都是扭轉不過來的。”在《愚公移山》中他又斷言：“現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動隻是一股逆流。”進一步把“民主”規定為判斷一個政治人物、一個政黨、一個政府是否“反動”的唯一標準。
令人痛惜的是，這些至今仍閃光的語言，在他隻是欺世盜名的道具而已。一旦奪權得手，即棄之如敝屣，迫不及待實行一條“反民主”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反動”路線。這樣，不但將他自己拋到了“反民主的反動”一方，成為“逆曆史潮流而動”的反動派，也給中國人民帶來“空前浩劫”！
民主的基石是什麽？是人權，是人人皆有的權利。 人權的根本是什麽？是生命權。沒有生命權，就沒有人的一切。 以人為本，必然以人的生命為本。必然珍惜生命，敬畏生命，關愛生命，也必然走向保障人權的憲政民主製度。以主義、黨派、國家為本，必然漠視生命，踐踏生命，也必然走向法西斯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極權主義！ 這是價值觀的分界線。
對中國人來說，自古以來都知道“人命關天”。造反起家的帝王也都明白“慎殺”的道理。官府不得枉殺無辜，平民“殺人者償命”。 近現代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普世觀念的普及，憲政民主製度的構建，《世界人權宣言》的發布和具有強製性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簽署，都是對人的生命權的有力保障。任何人的生命，不經公開、公正的法律程序不得被剝奪。 “世界人權宣言”強調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資格享有本宣言所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它身份等任何區別。”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我國於1998年10月5日在聯合國總部簽署了《公約》，但仍未遞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準）第六條明確規定：
（一）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權。這個權利應受法律保護。不得任意剝奪任何人的生命。
（二）在未廢除死刑的國家，判處死刑隻能是作為對最嚴重的罪行的懲罰，判處應按照犯罪時有效並且不違反本公約規定和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的法律。這種刑罰，非經合格法庭最後判決，不得執行。
（五）對十八歲以下的人所犯的罪，不得判處死刑；對孕婦不得執行死刑。
毛澤東終其一生的最大罪惡，就是以“政治”、“出身”、“財產”的“區別”為理由，不“經合格法庭最後判決”，“任意剝奪任何人的生命”！ 在他執政的27年間，除了政策性地餓死了數千萬人（絕大多數為農民），還以“最高指示”代替法律，用“群眾專政”（如“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荒唐方式，整死（槍斃、瘐死、折磨死、自殺……）了數千萬人，製造了規模空前的酷刑罪、群體滅絕罪和反人類罪！
作者-五 丘
瀏陽河彎過了九道彎
五十裏水路到湘江
江邊有個湘潭縣哪
出了個毛主席
領導人民得解放啊咿呀咿子喲 ……
紅歌《瀏陽河》，當年幾乎家喻戶曉，至今，演唱中還會聽到。在紅歌排行榜上它幾乎是《東方紅》的姊妹篇了。歌詞都明白暢曉，曲調都優美動人，更重要的都是“民歌”。《東方紅》陝北民歌，《瀏陽河》湖南民歌。不同的是前者有時會寫上作者“李有源”，而後者標上“湖南民歌”,沒有作者。這更增添了歌曲的份量。你看，沒有專門家，人民群眾不照樣歌唱自己的“大救星”,而且歌唱得這麽動聽啊！
對此，筆者早有疑問：誰都知道，一首民歌的形成必須相當長的歲月。我家正好與“紅太陽升起”的湘潭縣相鄰，怎麽不知不曉間就“嘣”出這麽一首“民歌”來？！ 近來偶然讀到鳳凰網上何宗華先生的《“瀏陽河”原曲作者1952年被打為“曆史反革命”》，方知它果真不是民歌，同時也知道了曲作者唐璧光的泣血故事！
唐先生湖南東安人，音樂天賦驚人！嬰兒時不管如何大哭不止，隻要祖父唐柳愚的二胡一響，立即止住哭鬧，凝神聆聽。咿呀學語時，祖父教授他宮、商、角、征、羽，一學就會。四歲時能唱祁劇，六歲能唱小調。祖父一心一意期望他成為“東方貝多芬”。臨終之際，將多年來收藏的貝多芬作品集交給唐璧光。集子封麵上端端正正寫著一個“夢”字。
日本入侵打破了他的夢。1945年，日本鬼子侵入東安，唐家房屋被燒毀，父親被東洋刀劈死！滿懷國恨家仇，唐璧光於1945年5月毅然投筆從戎，參加“國軍”，接受軍訓。同年8月，日軍投降。他不辭而別，趕往家裏桂花樹下挖出埋藏的音樂集子。他要重溫“東方貝多芬”之夢！
就這三個月的軍訓打破了他和祖父的“同一個夢想”。
1947年他考上湖南音樂專科學校，1949年分配到長沙市工人文工團作曲，湖南大學進修畢業後，隨團參加土改。他說：“土改後，勞動人民分得了勝利果實，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對毛主席的感激愛戴之情是難以形容的，從而激發了我的滿腔激情，歡快的旋律好似滾滾江流，洶湧澎湃，傾瀉直下，我一揮而就。” 《瀏陽河》誕生了！從此唱響中國，也傳到了國外！ 正在他自信將有更多的《瀏陽河》問世時，厄運降臨了！
1952年，剛剛參加土改歸來的唐璧光，政治學習會上結合自己的經曆作了歌頌新社會的熱情洋溢的發言，其中談到了三個月軍訓的事。沒料到會後立即被定為“曆史反革命”，免予刑事處分，留團管製使用！1957年因為提了一條意見，又打成右派！雙料“反革命”，鋃鐺入獄！貝多芬作品和多年來搜集的民間音樂集也被付之一炬！ “東方貝多芬”之夢未成，卻成為他敬愛的領袖所說的“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 苦難接踵而來。妻子提出離婚，原本聰明伶俐的兒子患腦膜炎成了癡呆，妻子狠心地將兒子推給他！從此，他的心血之作《瀏陽河》被剝奪了署名權，成了“民歌”。獄中管教幹部偏要他給犯人教唱《瀏陽河》，每唱一句，心就被刀子劃了一下…… 他想到了死！
坐監七年，勞改五年，又繼續管製，直到1979年平反，他才被安排到零陵縣花鼓戲劇團。 二十二年的磨難，創作必需的激情和靈感早已消耗殆盡，有心無力，徒喚奈何？ “東方貝多芬”之夢徹底破滅了！
讀到這些，讀者能不一掬同情之淚？ 其實，命運悲慘的紅歌作者，豈止唐碧光一個！
略舉數例：“起來，不願做奴隸的們……”莊嚴雄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一響起，國人肅然起立！可今天的歌者有幾個知道國歌作者遭受過怎樣的迫害？田漢晚年患有糖尿病，文革中百般折磨後小便失禁，被逼著喝尿，1968年12月10日死於冤獄之中。與劉少奇一樣，死後被改名“李伍”。“三年生死兩茫茫”，母親日夜惦念著這位孝子，每日依門翹首，等候兒子歸來！
創作抗日歌曲《遊擊隊員之歌》的賀綠汀是筆者老鄉，是邵陽人的驕傲。文革中他除了遭受毒打，漿糊桶套在頭上，還逼迫在地下學狗爬。因為據分析，歌詞是“美化國民黨統治”、“醜化中國人民”、“宣揚投降路線”。
音樂經典之作《黃河大合唱》的作者光未然也免不了批鬥。“文革旗手”，一人之下億萬人之上的毛澤東老婆江青親自下命令：這首歌“留曲不留詞”！
“洪湖水，浪打浪……人人都說天堂好，怎比我洪湖魚米鄉”，當人們為它的美妙旋律陶醉時，是否知道創作者的酸楚艱辛？拍電影歌劇《洪湖赤衛隊》時，正值大躍進之後的大饑荒。演劉闖的演員夏奎斌餓得瘦了，從79.5公斤滑到59公斤，臉頰凹下去，尖嘴猴腮模樣，導演謝添隻好往他口裏塞些棉花。“一號演員”王玉珍餓得“胖”（浮腫）了，隻好請求特批“夥食補助”，每天20顆黃豆（《洪湖赤衛隊》：難以忘卻的記憶）。可就因為該劇中有句“賀龍領導鬧革命，紅旗飄揚打勝仗”，文革一來此劇就被定性為“反對毛主席”，“歌頌大土匪、大軍閥、大野心家賀龍”的“大毒草”！劇被禁演，演員受到殘酷迫害。
受到毛澤東青睞的《我們走在大路上》以及《祝福毛主席萬壽無疆》紅極一時，作者李劫夫更因替“毛澤東語錄”譜曲紅得發紫。 “九大”剛宣布“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為“接班人”，一貫“緊跟”的他，迫不及待譜寫《緊跟林主席向前進》。標題寫出不幾天，就爆出了“9，13”事件！林彪在蒙古摔死，劫夫在中國遭“劫”，夫妻雙雙被捕！5年後，李死於“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最具警世意義的是一號紅歌《東方紅》的“詞作者”李有源。他做夢也想不到，“大救星”從延安窯洞升到北京天安門之後，他的生活非但沒有改善，反而被折騰得揭不開鍋，大兒媳為活命不得不逃荒要飯（見《告別饑餓》）！
說到這裏，我們不能不問紅歌的作者一個嚴肅而沉重的問題： 你們煞費苦心、絞盡腦汁為“紅太陽”製作頌歌，為何“紅太陽”普照大地之日，正是你們蒙冤受屈之時？而“紅太陽”隕落之後，你們才得以平反昭雪？
此中道理不少紅歌作者終於明白過來。 瞿希賢是“憶苦思甜”代表作《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的作者，“冬天的風雪狼一樣嚎叫，媽媽卻穿著破爛的單衣裳。她去給地主縫一件狐皮長袍，又冷又餓跌倒在雪地上……”那悲淒的曲調，賺取過多少無知孩子的眼淚。（“狐皮袍子”讓“媽媽”去縫製，地主腦子進水了？）她還創作了被譽為“第二《國際歌》”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紅日出山臨大海，照亮了人類解放的新時代，看舊世界，已經土崩瓦解，窮苦人出頭之日已經到來，已經到來。”也曾讓急於“解放全人類”的紅色青年們個個熱血沸騰！
文革中6年7個月的牢獄之災喚醒了她的良知。對曾經給自己帶來巨大聲譽的那些頌毛作品，她不以為榮，反以為恥！她為那麽多農民活活餓死感到震驚，更為自己曾替修“紅旗渠”的甘肅某縣寫過頌歌一事，痛悔不已，那裏死人比例高得嚇人！瞿希賢沉痛地說：“我寫了不止一首為大躍進鼓勁的歌，心中有一種負罪感！” 2005年，北京舉行瞿希賢作品演唱會。當觀眾起立高喊唱《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時，瞿希賢堅決製止了。事前，她就跟指揮打過招呼：不唱此歌。而且，她在自己的歌曲集《飛來的花瓣——瞿希賢合唱作品》中收錄此曲時，格外注釋：“收入此集作為曆史足跡。”（《黃鍾》秦西炫著《我認識的瞿希賢》）
有“負罪感”的當然不隻有“紅歌”作者，也有“紅書”作者 《歐陽海之歌》是當年紅遍全國的紅書。它曾“創下中國小說發行量的最高記錄”，作者金敬邁也因此書進入了“紅色司令部”。在別的作家被批鬥，淩辱，紛紛自殺的時候，他被江青任命為“中央文革文藝組負責人”，並受到毛澤東的“親切接見”！誰知風光了一百二十三天，就被以“整江青同誌黑材料”罪名關進秦城監獄！毛死後才平反出獄。
七年的監禁使他“明白了很多道理，看清了很多人。”大徹大悟的金敬邁不但不以自己捏造出來的“紅色經典”自豪，反而深感自疚。“我也曾真誠地參加了造神造鬼的行列，而且不遺餘力，聲嘶力竭。”“我生不逢時，……總是弄虛作假下去，我們怎麽對得起子孫?” 他說：“寫《歐陽海之歌》的時候，我正睡著。現在，我醒了。”
文人中較早清醒的也不在少數。文學天才吳祖光（新鳳霞丈夫）八十年代初全國政協會上就大聲講，毛澤東罪惡滔天，要把他的像從天安門上撤下來，把他的屍首從紀念堂裏扔出去！健在的老知識分子如著名經濟學家茅於軾和作家鐵流先生，多年來一直為“毛像下牆，毛屍出堂”冒險犯難，奔走呼號！他們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裏當之無愧的硬骨頭。
寫到這裏，筆者又意外看到另一位音樂大家的泣血故事，願與唐先生分享。 這位音樂家同樣懷有“貝多芬之夢”。 同樣在毛澤東時代打入監牢！ 不同的地方，他結局比唐先生更慘，文革初期即被槍殺！ 他是因為把矛頭直指毛家“夫妻店”而遭到槍殺！ 他比其它被槍殺者死得更慘，比張誌新更早被割斷喉嚨（資料顯示文革中張誌新是第30名臨刑時被割喉管者）！ 他就是大師級的音樂家，上海市市長陳毅任命為上海交響樂團指揮的陸洪恩先生。人說他的事跡仿佛就是俄國電影《被太陽灼傷》的中國版，這部電影由於真實再現斯大林時代的迫害和恐怖而獲奧斯卡獎。
六八年四月二十日那天，陸先生被“上海革命委員會”批準槍殺前，當局要他表態，究竟要死還要活時，他作獅子吼： “我想活，但不願這樣行屍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寧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災難。我不願在暴虐、浩劫、災難下苟且貪生。”“‘文革’消滅了真誠、友誼、愛情、幸福、寧靜、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書坑儒有過之無不及，它幾乎要想整遍大陸知識分子，幾乎要斬斷整個中華文化的生命鏈。”“如果社會主義就是這樣殘忍無比，那麽我寧做‘反革命’，寧做‘反社會主義分子’，不做專製獨斷、一味希望個人迷信的毛的‘順民’！” 石破！天驚！！鬼神泣！！！
同監難友王文忠在所著《風雨人生路》中回憶說：“他在監獄苦難的生活裏經常跟我講起在維也納這座音樂搖籃裏發生的故事，常常幻想著這片音樂之鄉，希望自己的靈魂也能飛到這個一生向往的音樂搖籃。”“他忘記了傷痛，忘記了被銬著的雙手，嘴裏哼著，手指搖動打著拍子，沉浸在貝多芬《英雄交響曲》的莊嚴旋律中。” “臨赴刑場前，托我幫他完成兩件事：第一件，如果有機會逃出國門的話，一定要去維也納，代他在貝多芬墓前獻上一束花。告訴大師，在中國，有一位他的敬仰者是哼著他的《英雄交響曲》與《莊嚴彌撒》走上刑場的。第二件，幫他尋找文革初被‘掃地出門’去新疆的獨子，告訴他父親是怎樣被折磨死的。”
陸先生以自己的鮮紅的血與美麗的生命，再現了中國士大夫“士可殺，不可辱”的傳統美德，也為當代知識分子譜寫了一曲“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壯歌！ 慶幸的是，這位有情有義的難友“幫他完成生前未了的心願。”最後找到他的兒子，也走訪了他心馳神往的奧地利。 陸先生兒子說，父親平反後，我們家屬曾想為父親立一座烈士銅像，但未能如願。〖更應該拍成電影！〗 但我想，中國民主史上，陸洪恩的名字已經與林昭、張誌新、劉文輝、遇羅克、王佩英、馮元春、李九蓮……並列，作為反專製暴政的烈士，永放光芒！
可惜，《瀏陽河》作者唐璧光先生至今還“睡著”，還沒“醒”過來！
《“瀏陽河”原曲作者1952年被打為“曆史反革命”》這篇文章說：“唐璧光很長一段時間裏都在為《瀏陽河》的著作權而奔波。唐璧光說他對《瀏陽河》的感情就像對待癡兒一樣，無論如何也不會放棄。《瀏陽河》的影響太大了！” 唐璧光還預言《瀏陽河》的生命力：“隻要毛澤東的名字在這個世界存在，《瀏陽河》也就永遠存在。” 唐先生至今仍為他的頌毛大作《瀏陽河》而自豪，他仍相信毛會永垂不朽。看來，他根本不理解“紅歌”的本質，更不了解真實的毛澤東。
紅歌是什麽性質的歌？
筆者三年前在《怎樣認識紅歌的反動本質》一文中指出： 紅歌，作為國家“主人”歌頌“公仆”的歌曲，是塗上“紅色”油彩的專製文化、皇權思想、臣民意識的現代版，是中國源遠流長的“馬屁文化”的巔峰。它宣揚了“反民主的反動”（毛澤東）思想，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鴉片，也是蘇聯、東歐極權主義製度的喪歌！ 毛澤東是什麽人？ 他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並以“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自詡。 在他死後，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被紅歌作者極力貼金的毛澤東，是逆曆史潮流而動的反動派，是造成二十世紀後半葉中國人民深重苦難的罪魁禍首！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毛澤東也曾經是民主的“發燒友”。毛1945年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中國隻能走民主這條路，“這是一個曆史法則，是一個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趨勢，任何力量，都是扭轉不過來的。”在《愚公移山》中他又斷言：“現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動隻是一股逆流。”進一步把“民主”規定為判斷一個政治人物、一個政黨、一個政府是否“反動”的唯一標準。
令人痛惜的是，這些至今仍閃光的語言，在他隻是欺世盜名的道具而已。一旦奪權得手，即棄之如敝屣，迫不及待實行一條“反民主”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反動”路線。這樣，不但將他自己拋到了“反民主的反動”一方，成為“逆曆史潮流而動”的反動派，也給中國人民帶來“空前浩劫”！
民主的基石是什麽？是人權，是人人皆有的權利。 人權的根本是什麽？是生命權。沒有生命權，就沒有人的一切。 以人為本，必然以人的生命為本。必然珍惜生命，敬畏生命，關愛生命，也必然走向保障人權的憲政民主製度。以主義、黨派、國家為本，必然漠視生命，踐踏生命，也必然走向法西斯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極權主義！ 這是價值觀的分界線。
對中國人來說，自古以來都知道“人命關天”。造反起家的帝王也都明白“慎殺”的道理。官府不得枉殺無辜，平民“殺人者償命”。 近現代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普世觀念的普及，憲政民主製度的構建，《世界人權宣言》的發布和具有強製性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簽署，都是對人的生命權的有力保障。任何人的生命，不經公開、公正的法律程序不得被剝奪。 “世界人權宣言”強調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資格享有本宣言所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它身份等任何區別。”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我國於1998年10月5日在聯合國總部簽署了《公約》，但仍未遞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準）第六條明確規定：
（一）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權。這個權利應受法律保護。不得任意剝奪任何人的生命。
（二）在未廢除死刑的國家，判處死刑隻能是作為對最嚴重的罪行的懲罰，判處應按照犯罪時有效並且不違反本公約規定和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的法律。這種刑罰，非經合格法庭最後判決，不得執行。
（五）對十八歲以下的人所犯的罪，不得判處死刑；對孕婦不得執行死刑。
毛澤東終其一生的最大罪惡，就是以“政治”、“出身”、“財產”的“區別”為理由，不“經合格法庭最後判決”，“任意剝奪任何人的生命”！ 在他執政的27年間，除了政策性地餓死了數千萬人（絕大多數為農民），還以“最高指示”代替法律，用“群眾專政”（如“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荒唐方式，整死（槍斃、瘐死、折磨死、自殺……）了數千萬人，製造了規模空前的酷刑罪、群體滅絕罪和反人類罪！
從共產黨看來，一切無非工具。
這些革命文藝工作者也是工具，為黨服務的工具。
既然是工具，就不用講人性，尊重，欣賞。
為黨服務就是對的，不是為黨服務就是錯的，文學價值雲雲是扯蛋。
中國共產黨如此，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也是如此。共產黨統治下是沒有創作自由與思想自由的；黨已經掌握了絕對真理，文藝工作者的任務是宣傳黨的絕對真理，不需要獨立思考，創作更不能唱反調。
好的大官嫖客也不這樣對待青樓女子或者斷袖啊。
□ 林曉文 陳 放
一
1957年《林海雪原》出版,在全國引起轟動。1963年初,小說的作者曲波以上校軍銜被部隊召回,派他去南海要塞部隊體驗生活,兩年後又回到以前工作的第一機械工業部,仍擔任原職。
“文革”風暴才初露端倪,曲波的日子就已經很艱難了。人們以為,取材於《林海雪原》的革命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正在熱演,原作者絕不會受到衝擊。但1966年6月的一天,一機部的職工驚異地發現,第一批被揪出來的兩個人中,竟然就有這位當紅作家,另一位是總工程師沈鴻。
在被揪鬥的對象中,曲波無疑是重量級人物,他一下子就被扣上4頂大帽子:“走資派”“修正主義分子”“文藝黑線急先鋒”,外加一個“牛鬼蛇神”。
批鬥他的時候,到會的人特別多,因為事先知道批鬥對象是《林海雪原》的作者,大家都想看一看能寫出如此轟動作品的作者是什麽樣子,連其他部委的人也來湊熱鬧。
戰爭年代曲波負過重傷,是二等甲級殘廢軍人,被批鬥時,由於他“頑固不化”,不承認自己有“罪行”,因此要承受比別人多的痛苦。他因傷致殘的腳一種姿勢站不了多久就必須活動一下。每當這時,造反派就上前嗬斥:“不準動,再動就對你不客氣了!”曲波隻得咬緊牙關,一聲不吭。
“運動”初期,台下經常有人小聲議論:“想不到書生樣的人竟然帶部隊剿過匪,而且小說寫得那麽感染人。”“這麽一個弱小的瘸子,怎麽會是‘急先鋒’‘走資派’呢?”
不久,繼曲波之後,一機部的部長、司局長們也都陸續被揪出來了,曲波除了單獨挨鬥外,還經常成為部長們的“陪綁”。
回到家後,筋疲力盡的曲波依然氣憤難平,他想不通,他的作品怎麽都成了毒草了?
當時,曲波的《橋隆飆》已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印了10萬冊,但尚未發行就被江青知道了。江青調去幾本,讀後結論為:“這本書是一株大毒草。不準出廠,就地銷毀!”印刷廠隨即便將所有成品書用卡車運到造紙廠化成紙漿。著名作家管樺的兒子在造紙廠工作,偷偷地帶出100本,還有些工人也偷出去不少,在社會上傳閱開了。曲波夫妻倆偷偷來找管樺,管樺說:“要有個思想準備,誰也說不好這場運動究竟要搞成啥樣子。”管樺送給曲波一本成品《橋隆飆》,“作個紀念吧!”曲波摩挲著這本飄著油墨香的新書,心情激動得無以言表,一個勁兒地謝老朋友。
二
1967年9月,曲波在北京26中上學的大兒子曲晶晶,因辦《星星之火》校報,寫了反對江青“文攻武衛”的傳單,被康生點名抓進了監獄。曲波夫婦倆都在受批判中,直到曲波的弟弟去26中找外甥才獲知消息。這時已是冬天,孩子是穿著單衣被抓走的。夫婦倆趕緊買好棉衣棉被,由曲波送去。曲波那天特意換上軍裝,瘸著腿,找了很多監獄才找到關兒子的地方。看管的人說:“放這兒吧,我們給你送進去。”曲波口氣很堅決,說:“不行!我必須看到兒子的親筆收條。”直到看到兒子的字跡,曲波才放下心來。兒子被關了一年多才放出來。
孩子們那時都沒有參軍資格,除小女兒留在身邊外,其他3個孩子都上山下鄉了。大女兒淼淼在中國醫科大學隻上了一年預科,就下放到農村醫療隊去了;大兒子晶晶後被下放到陝北農村插隊;小兒子磊磊在北大荒插隊。
一次批判會上,有人說曲波曾受到過蘇聯領導人接見,是地道的修正主義分子,還質問他:“你離赫魯曉夫之流還有多遠?”曲波答:“不遠。開會時他就坐在你那位置,我們還交流過,可惜我不會俄語,他咕嚕些啥我一句也沒聽懂。”引得全場一片哄笑,弄得主持人十分尷尬。
1969年9月7日傍晚,一機部來人到曲波家,說要接曲波去值夜班。愛人不放心,對來人說:“告訴我去哪裏,我好送晚飯。”來人什麽也不說,就把曲波推上一輛車帶走了。到了一機部門口,曲波又被轉到另一輛車裏。上車一看,空軍司令吳法憲在裏邊坐著,曲波就問:“吳司令,您找我有什麽事情嗎?”吳法憲不動聲色地說:“不是我找你,是江青同誌找你。”
小轎車在西郊兜了好長一段路才轉到釣魚台江青住地。江青見了曲波,一開始很熱情地問他的情況。曲波說孩子們插隊去了,他在幹校學習。江青說:“哎呀,曲波同誌,讓你受罪了,我也沒能幫你。聽說你參加遼沈戰役還負了傷,重不重?站起來走走讓我看看。”曲波站起來走動了一下。江青又示意曲波坐在她身旁,曲波裝著沒注意,揀了一個離江青遠一點的沙發坐下。
江青接下來說:“你寫的幾本書我都看了,雖然是毒草,但是可以看出你的創作才能。你參加過遼沈戰役,我調了幾個小將,你帶一下,寫寫遼沈戰役,怎麽樣?”曲波略一遲疑,回答說:“遼沈戰役,我隻是以普通基層指戰員的身份參加,僅是團級幹部,沒有接觸過戰役統帥部門,沒有這方麵的生活。”
江青沉吟了一下說:“你不了解高層統帥的情況,可以讓你看當時中央和林副主席的電報。”
曲波說:“隻看電報是寫不出東西來的,我的文學水平實在太低。”
江青有點不高興了,“聽說你曾經想過寫遼沈戰役,是不是?”
曲波說:“我曾經想寫遼沈戰役,也寫了個提綱,但我要寫的是戰鬥部隊執行上級命令如何作戰的故事。後來聽說沈陽軍區已有人寫,我也就撂下了。”
江青說:“你把提綱給我送來,我看看。你現在可以回去了。對了,後天有場樣板戲演出,你也來看看。”
曲波回到家已經深夜12點多了,愛人一直在等他的消息。聽了他被接見的經過,愛人說:“你能推掉太好了,太對了,我們不上她的圈套。”接著,兩人商量把過去寫的遼沈戰役的提綱給江青寄去,可不知地址怎麽寫。曲波說:“這好辦,咱們把提綱裝入信封,寫國務院周總理轉江青收,讓孩子送到中南海北門,交給站崗的哨兵送上去。”
第三天,曲波按江青指示到人民大會堂小禮堂看樣板戲。演出後,江青問曲波:“看了戲,有什麽感覺?”曲波答:“很好,這是京劇的再創造。”江青說:“你的書要按照這個戲修改。”見曲波沒吭聲,江青又追問:“能不能改?”曲波說:“我現在還在接受審查,思想水平、寫作能力都沒有提高,我需要先好好學習,待提高後再考慮改不改、怎麽改。”
雖然回絕了江青,但曲波心裏還是忐忑不安。後來,有個江青身邊的人說,曲波“這個人很壞,不識抬舉”。
三
曲波是二等甲級殘廢軍人,按當時的最高指示,他可以不下放進行勞動改造,但在係統內還是給他派了活。開始時他和挨鬥的人一起掃院子、掃大街,後來讓他到食堂勞動。人家問他會做什麽,他說什麽也不會做,就分配他賣粥。每天回來愛人都看到他滿衣襟的粥漬,他說他給人家盛粥時都是滿滿的,瘸著腿端到窗口時就灑一地一身,沒辦法。過了幾天,廚房師傅說:“老曲呀,你把稀粥灑在衣襟上沒事,可灑在地上,我們走路都得小心滑倒。以後別賣稀飯了,你就負責往籠屜裏擺饅頭吧!”他答應了,讓師傅先做給他看一下。轉天,師傅叫住他:“老曲呀,你擺的饅頭蒸出來都沒人敢吃!你看,每個饅頭上都有5個深指印,怎麽搞的?”曲波說:“怕拿不住,捏得緊了些。”大家就笑他。後來讓他到窗口賣小菜,一周下來賠了錢,他承認有時忘了收,隻好自己補上。大師傅又把他退回軍管會了。
軍管會的人找曲波談話說:“照顧你是殘廢軍人才放到食堂,可人家說你什麽也不會做給退回來了,怎麽辦?要不你去南口一機部農場勞動改造吧,做不了重活就做輕活,但不勞動就是修正主義了。”此後,曲波就到農場剪果樹。他對這活挺感興趣,還請假回京買修剪果樹方麵的書認真閱讀。
漫長的10年“文革”終於結束了,曲波得以平反昭雪。1979年,他的《橋隆飆》和新作《山呼海嘯》分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和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
(摘自《揚子晚報》200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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