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飛的笨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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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史雜感之十）
差不多是在公元前140年的初冬季節，剛剛即位的漢武帝親自出題並主持了一次麵向全國的賢才招考。在那次招聘會上得到新皇帝大加讚賞而由此脫穎而出的，就是後來在國學界有著鼎鼎大名的董仲舒先生。司馬光肯定是很仰慕這位先賢大儒的，在《資治通鑒》裏他花了不少篇幅轉述了董仲舒此次麵君而作的對答文章。我來來回回看了好久那些煌煌高論，最終不得不感歎，很多這樣的前輩古人，並不是徒有其表枉得虛名的，他們的的確確是有著不同尋常的天資與才智。
董仲舒的尊孔是明擺著的，他骨子裏推崇的就是克己複禮那一套，天不變道亦不變嘛。不過，這些其實都不是太要緊的。西漢之初，官家開始獨尊儒術，雖然沒有了先秦百家思想活躍經典倍出的那種燦爛，但那時候應該說族運整體氣勢還在上行，生活在那個時代的飽學之士即便是言必說孔子，張口閉口之乎者也，也沒讓人覺得有太多的迂腐之氣，起碼他們沒有走到極端，沒有偏執得像是後來的朱熹和程家兄弟那樣，非得要存天理滅人欲。所以，董仲舒之流不會招人討厭，他們的思路建議反倒是有不少輔助社會前行正能量的意思。
其實真正讓我撫掌稱奇的，是董仲舒說的一句描述動物特征的話。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這意思是說，上天對於萬物的資質配置也是有所選擇地給予的，對牙齒鋒利的就不讓它長角了；有了翅膀就隻能長有兩個爪子了。能發現這樣在自然選擇中達到的資源平衡特點，說明董仲舒有細致的認知觀察能力，和精準的概括分析能力。像這樣物競天成的道理，達爾文是花了三十年的時間才給總結成形的。1831年，達爾文登上了HMS Beagle號遠洋船，做了五年的環球考察後，搜集了幾萬件動植物標本。回來後又冥想了二十多年，最終他躲在鄉下的祖居莊園裏，點燈熬蠟著書立說，好不容易才想明白，萬物的進化背後是有其原因的。可在兩千年前，一個中國的文弱儒生，竟也能把這個現象舉重若輕地說出個八九不離十，這實在是讓人讀起來有點時光穿越的感覺。
在這裏，我倒不是說兩千年前不懂科學的儒家學者，真的先於歐洲人發現了生物演變進化的精準規律。即便是到了現在，也沒能有人一定斷言這世間上過去從來沒有，未來也不會出現一個頭上長角的食肉動物。我所感興趣的，是中國古人的思想問題的方法。很明顯，或者說可以想象，那個“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的結論，是董仲舒或是與他同時代的人，很有耐心地觀察分析了許許多多多的動物外貌形狀後得出的，並且，在那個環境下也肯定是屢試屢爽的經驗真理，沒有反例。於是，像董仲舒這樣文思縝密的學者，就會舉一反三得出結論了。像這種，從以前得到的N個事物規律而推出第N+1個事物規律的方法，我們把它稱為是引導性思維的歸納法。這是當今科學得以發展必須借助的一種思維方法。像是物理化學天文生物等等專門學問，都是屬於歸納法則統領的科學。所以從這個事情，我們可以看得出來，中國古人的智力發育水平，其實是很高的，至少在他們的潛意識裏，對歸納法的運用是很得心應手的。
既然是智力發育水平很高，又能熟練使用歸納推理的思維方法，怎麽傳統中國文化沒能生成出真正科學的果實來呢？這恐怕就要歸罪到董仲舒的前輩祖師爺中沒能產生一個像是亞裏士多德那樣的人物了。通俗一點的講法是，歸納思維還是更貼近實用主義思維，它很多時候是借用生活中的現象解釋生活中的道理的思維方法，所以相對來說，它不是純理論，不抽象。而科學是以數學的解釋表達為前提的，那就需要是一種抽象化純理論的演繹思維了，就要像亞裏士多德那樣，能從A＝B和B＝C，推導出C＝A的道理，以此建立起抽象思維的邏輯，這個好像就是先秦百家那些仁人智者都不太擅長的了。
這樣看來，我們中國人自古就是擅長把實用主義哲學發揮到極致的民族，而對純理念的探索和追求，我們的先輩卻是可以相對忽略或者視而不見，也就是說，我們族裔的那些前輩們非常善於使用歸納法而不是特別擅長使用演繹法去思考問題，這樣的特質會不會是和生活習性密切相關的文化基因遺傳所致呢。
那骨子裏對權貴的向往僅僅是下意識裏為了自己及家族的生存嗎？我看還有我們文化的另一大項：麵子。
在近代科學發展早期，大概十八九世紀吧，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大多科學發現在英國，大多數學發現在法國，這很可能與他們的邏輯思維有關，結果或然的歸納法利於科學發現，結果必然的演繹法利於數學研究。後來差別越來越小，但可能還是有影響。
你說到英美傳統是用歸納法，是不是主要是指法律體係呀？我不懂這個，但要說科學可是不分大陸體係還是英美體係，自古希臘後，新的力學是加利略開始奠基的，新的數學是笛卡爾開普勒他們開始的，都是歐洲大陸人。就說微積分，到底是牛頓還是萊布尼茨也是不好說的事，總之，科學不分派係。
你說董仲舒是悟性好，也可能吧，但是如果前人真有數理邏輯教過給他，這人沒準真能發看點什麽呢。
留言很好，對我很有啟發，謝謝。
歸納法大大晚於演繹法，是對演繹法的根本性突破，由此帶來了科學的大發展。中國傳統上連演繹法都沒有，何談歸納法。
曆史照成了英美長於歸納法，歐陸長於演繹法，這些反映到他們不同的政治傳統，法律製度，以及科學技術。
董仲舒對動物的認識是學習的結果，不是原創，和達爾文比較是不倫不類。沒有科學，大不了至今還是農業國，沒有孔子，人類可能至今還批發左衽，野人一群！中國人出了國門，怎麽就懂抽象思維邏輯了呢？所以都是‘習’的結果-沒有人教，怎麽個習呢！說到科學，都是近三百年的事-當美國出現華盛頓的時候，中國大不幸的被康熙帶回奴隸社會！所以中國人不要妄自菲薄，要怪也隻能怪漢族的老祖宗太會忍-忍了二百六十八年的結果，積重難返-到世界舞台上一亮相，至今十個人中有九個依然一副奴才相！
我是覺得中國人的祖先非常智慧和有創造性，基因沒有問題。但是後世很多時代不思進取，是子孫沒出息。動不動抱怨文化傳統，就好像自己不努力老是抱怨沒出生在一個更好的家庭一樣。
哈哈哈，有道理。都是貴族吃飽了沒事想不著邊際的事，和我們勞苦大眾沒關係。
古代西方的公權力，是對下層關閉的，所以聰明人會去經商，催生資本主義萌芽，而上層靠世襲榮華富貴不愁，就有精力搞奇技淫巧，什麽抽象了推理了這些不食人間煙火的，就都有了。
對於您的第二段留言。我持開放態度，很多時候我也是同意精英創造曆史，影響從眾。這是可以從基因突變和基因進化理論中找到說法的。
另外，中國傳統文化為什麽沒能產生科學，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話題。可能涉及政治，哲學，曆史，人類學，生物進化等等領域，不同背景的人，從不同的角度，會得到不同的結論。要討論這個話題，豈是這個幾百上千字的小文能說清楚的，恐怕連科學這個概念還理不清楚呢。所以，我把這文章放到我的《扯閑篇》話語集裏了。
假設和驗證，以及同等條件下的再現，在科學理論的發展中是必有的環節，但到目前為止，所有硬科學（hard science）的表述一定是有數學公式的表達的。沒有數學描述的發現，是樸素唯物主義就能達到的境界，那不叫科學。發現規律和推出定律不是一回事，發現規律可以通過日常的活動，寫出定律就一定是通過數學和實驗來完成的。
你說的加利略和牛頓的例子，講的隻是發現規律。蘋果一熟就會落到地上，這是規律。科學講的是蘋果為什麽落到地上，和是不是牛頓看到的無關，也與牛頓怎麽看到的無關。
說到張衡的實踐，我認為不能說是科學的萌芽，因為方法論完全不同。像是開普勒也作出過一個由各種正多變體組合出來的天體模型，起碼他還能用數學方程式來描述這個模型，但張衡的路數完全不同。要說科學的萌芽，可能畢達哥拉斯的一些工作算是吧。
人類包括科學在內的文明，尤其在古代，是由幾個最有說服力的個別精英的言論引導的。東西方都如是。
邏輯的蠱惑力絕對不容小覷，這在抽象學科的人士尤其會深有體會。想想，20世紀的中國精英還被馬克思主義的強大社會邏輯式理論蠱惑到瘋狂，而中國古人其實一開始就將邏輯列在了它現今所在的位置上，-過於早熟的文明，也許是在科學發生這件事它所不可避免的會露出‘短板’的原因。
亞裏士多德與科學的關係的關鍵點並不在於他發現的邏輯演繹三段論本身，而在於他由此推斷宇宙世界是形式統帥質料的統一大係統。他的這種宇宙觀通過中世紀經驗哲學讓當時的學者看世界時相信（或半信）：紛繁複雜的現象世界背後有規律（形式）。如果有，亞裏士多德的相關結論是否是對的？這就是為什麽伽利略會爬上比薩斜塔證實落體運動。牛頓從平常的勞動工具使用去發現力學基本定律。定理的存在離不開數學公式式表達，但不是因為有數學公式的抽象式表達才有定律發現。
當然科學家們能做這樣的實驗還需要有社會各方麵的其他條件。這裏隻是說亞裏士多德與此的關聯。
你說的十八般武藝集於一身，那就是不給別人活路了，天道非如此也。你沒看見董仲舒說的“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他後麵還說了不少，貴者強者不和平民弱者爭利的道理。就是說，別想什麽便宜都占，事事隻想自己得好處。嗬嗬，很有現實教育意義滴。
我哪有什麽研究啊，就是看書心得，很多都禁不得推敲，有的是故意要搞笑。所以，遊士不要用嚴謹的科學家頭腦來看我這個讀史筆記係列哈。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者齒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是不是重effect而輕cause？Darwin是不是剛好相反，輕effect而重ca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