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雜感之十）

差不多是在公元前140年的初冬季節，剛剛即位的漢武帝親自出題並主持了一次麵向全國的賢才招考。在那次招聘會上得到新皇帝大加讚賞而由此脫穎而出的，就是後來在國學界有著鼎鼎大名的董仲舒先生。司馬光肯定是很仰慕這位先賢大儒的，在《資治通鑒》裏他花了不少篇幅轉述了董仲舒此次麵君而作的對答文章。我來來回回看了好久那些煌煌高論，最終不得不感歎，很多這樣的前輩古人，並不是徒有其表枉得虛名的，他們的的確確是有著不同尋常的天資與才智。

董仲舒的尊孔是明擺著的，他骨子裏推崇的就是克己複禮那一套，天不變道亦不變嘛。不過，這些其實都不是太要緊的。西漢之初，官家開始獨尊儒術，雖然沒有了先秦百家思想活躍經典倍出的那種燦爛，但那時候應該說族運整體氣勢還在上行，生活在那個時代的飽學之士即便是言必說孔子，張口閉口之乎者也，也沒讓人覺得有太多的迂腐之氣，起碼他們沒有走到極端，沒有偏執得像是後來的朱熹和程家兄弟那樣，非得要存天理滅人欲。所以，董仲舒之流不會招人討厭，他們的思路建議反倒是有不少輔助社會前行正能量的意思。

其實真正讓我撫掌稱奇的，是董仲舒說的一句描述動物特征的話。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這意思是說，上天對於萬物的資質配置也是有所選擇地給予的，對牙齒鋒利的就不讓它長角了；有了翅膀就隻能長有兩個爪子了。能發現這樣在自然選擇中達到的資源平衡特點，說明董仲舒有細致的認知觀察能力，和精準的概括分析能力。像這樣物競天成的道理，達爾文是花了三十年的時間才給總結成形的。1831年，達爾文登上了HMS Beagle號遠洋船，做了五年的環球考察後，搜集了幾萬件動植物標本。回來後又冥想了二十多年，最終他躲在鄉下的祖居莊園裏，點燈熬蠟著書立說，好不容易才想明白，萬物的進化背後是有其原因的。可在兩千年前，一個中國的文弱儒生，竟也能把這個現象舉重若輕地說出個八九不離十，這實在是讓人讀起來有點時光穿越的感覺。

在這裏，我倒不是說兩千年前不懂科學的儒家學者，真的先於歐洲人發現了生物演變進化的精準規律。即便是到了現在，也沒能有人一定斷言這世間上過去從來沒有，未來也不會出現一個頭上長角的食肉動物。我所感興趣的，是中國古人的思想問題的方法。很明顯，或者說可以想象，那個“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的結論，是董仲舒或是與他同時代的人，很有耐心地觀察分析了許許多多多的動物外貌形狀後得出的，並且，在那個環境下也肯定是屢試屢爽的經驗真理，沒有反例。於是，像董仲舒這樣文思縝密的學者，就會舉一反三得出結論了。像這種，從以前得到的N個事物規律而推出第N+1個事物規律的方法，我們把它稱為是引導性思維的歸納法。這是當今科學得以發展必須借助的一種思維方法。像是物理化學天文生物等等專門學問，都是屬於歸納法則統領的科學。所以從這個事情，我們可以看得出來，中國古人的智力發育水平，其實是很高的，至少在他們的潛意識裏，對歸納法的運用是很得心應手的。

既然是智力發育水平很高，又能熟練使用歸納推理的思維方法，怎麽傳統中國文化沒能生成出真正科學的果實來呢？這恐怕就要歸罪到董仲舒的前輩祖師爺中沒能產生一個像是亞裏士多德那樣的人物了。通俗一點的講法是，歸納思維還是更貼近實用主義思維，它很多時候是借用生活中的現象解釋生活中的道理的思維方法，所以相對來說，它不是純理論，不抽象。而科學是以數學的解釋表達為前提的，那就需要是一種抽象化純理論的演繹思維了，就要像亞裏士多德那樣，能從A＝B和B＝C，推導出C＝A的道理，以此建立起抽象思維的邏輯，這個好像就是先秦百家那些仁人智者都不太擅長的了。

這樣看來，我們中國人自古就是擅長把實用主義哲學發揮到極致的民族，而對純理念的探索和追求，我們的先輩卻是可以相對忽略或者視而不見，也就是說，我們族裔的那些前輩們非常善於使用歸納法而不是特別擅長使用演繹法去思考問題，這樣的特質會不會是和生活習性密切相關的文化基因遺傳所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