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67和68兩年武鬥，普通老百姓對政治已經淡漠了，更多的逍遙派出現在中華大地。但是當時高層仍然在你死我活的爭鬥著，接著是所謂‘珍寶島’事件，企圖用愛國主義來平複煩躁的人心，但收效也不怎麽大。
70年初，中央下達了“一號文件”要求兵團企事業單位清理階級隊伍，把一切所謂的牛鬼蛇神都清理到農場去。我們廠軍管組按照中央的要求，也把全廠職工分類排隊，列出了一個分批下放的名單。第一批第一位就是我的好朋友楊順餘，我迷惑了，楊是三代貧農出身，自己是共青團員，我們廠技術骨幹，怎麽成了牛鬼蛇神！？其他的人都是家庭出身或者自己有些問題的，名單宣布後，隻得老老實實去分配的農場報到。楊因為自己根子硬，根本不怕，堅持不走，廠裏就停發他的工資，他也不怕，用自己的存款生活。接著，第二批，第三批都下放了，臨到第四批時，上麵又下了文件，說那是極左，已經下放的就算了，還沒有下放的人就不走了。後來公布的材料，我在第四批下放的名單中，而且還是公安局“內控人員”。如果我在第三批名單中，我肯定乖乖地到農場去了。後來已經下放到農場去的人是費了九牛五虎之力才回電廠的，我是否能回電廠，還是一個未知數。我想，也許是我在電廠還沒有仇家，也許是我福氣大，老天照顧我，把我弄到第四批，僥幸地留下來。而楊順餘，也因為第二個文件沒有走，留在了電廠，後來成了二期工程的技術骨幹。從後來公布的材料來分析，下放的人根本就沒有什麽標準，隻是按當時當權者的利益關係來權衡。所以中央的每一個政策都會變成下麵權利鬥爭的工具。楊因為他的能力遠勝於當時的當權者吳連士，吳就借‘一號文件’把楊下放了。
經過這一次折騰，普通老百姓把政治實在是看透了，看穿了，再也不相信什麽什麽指示。認為政治人物是說的一套，幹的又是一套。而把自己的精力轉移到改善自己的生存條件。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就像小河的水那樣平靜地流淌。全國的普通老百姓過上了逍遙自在的日子。現在想來，所謂逍遙日子，不過是老百姓按自己的喜好生活而已，正是目前西方人過的平常日子。
那時奎屯掀起一股製作家具的風潮，我和我們廠的廣大職工一樣，開始自己動手製作家具。沒有木頭，到處找，首先找商店裏的包裝箱，然後買一點；沒有工具，互相借，先後做成了吃飯桌，凳子，躺椅，寫字台和單人床，雙人床，五鬥櫃甚至大立櫃。我們家也從我們這幢房子的西邊的一間房，搬到東邊的兩間房，寬大多了。房子裏擺滿了自己作的家具，顯得既實用又舒服。我們的家具主要部件是用硬木作的，例如山棗木，榆木作的，所以特別堅實。床，五鬥櫃，大立櫃的腿作成老虎腿，非常好看。大立櫃還是組合型的，外麵粘貼上裝飾板，非常好看，搬家時還可以拆卸然後重新再組裝。非常方便。因此，很多人就來參觀模仿。
這年春天，為了解決碧蘭的婚姻前程，因奎屯找不到合適的人選，就托哥哥在伊犁給她找了個對象，叫陳陰澤，天津支邊知青，在縣農行工作。所以，化雪以後蘭就去了伊犁成婚。七零年八月我們又添了第二個小孩，取名強，同樣是希望他能自力更生，奮發圖強，過好自己的日子。同時把玉二姐的大女兒華接來幫忙坐月子。可是她急於要結婚，不安心在我們家長期幫忙，我們就托蘭在伊犁給她找了個對象。這年冬天就到伊犁去了。我們倆獨力撫養兩個幼兒，還要上班是相當吃力的，但是我們還是同心協力度過這段艱難的歲月。記得那時玉上白班時，要抱著鋼，還拎著飯盒，艱難地一步一步吃力地送到離開我們家大約一裏路的棉紡廠托兒所，下班時還要接回來。尤其在冬天，孩子要包的嚴嚴實實的，抱起來更費力，把孩子送到托兒所時就已經滿身大汗。我也一樣，因為當玉上前夜班或者後夜班時，接送孩子就是我的事。但我究竟是男人，力氣大一點，所以困難也少一點，那個時候玉因為營養不足，奶水不夠，我每天早上要騎自行車到六公裏以外的水電站奶牛場或者131團七連打牛奶，打好奶子後再上班，十分辛苦，但也樂在其中。在困難的時候我特別想母親，想到當年母親是怎樣帶大我的。所以71年開春，我就想回上海探望母親。玉沒有見過我的家人，她也同意了。我們倆就帶著兩歲多的鋼和還不到半歲的強起程去上海，現在想起來這是多麽大膽冒險，因為從奎屯到上海要坐一天汽車和四天三夜的火車，帶著這麽小的兩個孩子上路，有多辛苦可想而知。但是我們還是勇往直前地走了。我們年輕氣盛不懂事，上了火車後，列車員看我們帶兩個這麽小的孩子，就特別照顧，把我們按排到嬰兒車廂。嬰兒車廂是當時特殊情況下，上海鐵路局專為上海知青孕婦設置的。在這種車廂裏，晚上可以拉開座位睡覺，相當於臥鋪。在嬰兒車廂我們碰到一位新疆歌舞團的女演員，她特別喜歡小鋼，把她帶來的一袋橘子都給小鋼吃了，而且小鋼還尿濕了她的褲子她也無所謂。因為旅途的辛勞，我們到上海時小強病了，所以一到上海我們馬上去醫院給小強看病。我們在上海一共住了兩個星期，看病就化了一個星期，但是我們還是相當滿意高興，我母親看到了自己的媳婦和兩個長的很漂亮孫子，我姐姐和姐夫看到我們平安地度過文革初期的動亂，都是十分欣慰的。而我們自己。在大家庭的溫馨和母親的細心照料下，身體很快得到恢複。尤其是小鋼，看到上海的一切都十分稀奇，坐電梯不肯下來，有一次我們帶他去看了南京路上一家玩具店，他看到那麽多玩具不肯離開。當天晚上吃飯的時候我們發現他不見了，到處找，鄰居都說沒有看見，這下子我們荒了，祖玉想起他賴在玩具店不走的樣子，就想是不是他自己一個人跑玩具店去了，大家都認為不可能，因為玩具店離開我們家大約半裏路，（我們家當時住福建中路大江南飯店五樓，玩具店在南京東路浙江路口），他一個兩歲多的孩子不可能跑下五樓，在大上海從福建路跑到南京路那麽遠，我說還是去找一找吧，也許可能，我們就去了玩具店，發現他果然在那裏，蹲在貨櫃前專心致誌地看玩具。我們把他拉回來後，鄰居都很讚歎，這麽小的孩子能夠在大上海，跑過一次就記得路，一個人去自己要去的地方，實在是又聰明又大膽，但是從那次以後，我們再也不敢讓他一個人獨立行動。
回新疆後，又開始平淡的日子。我們在家東邊蓋了一個圍圈和雞舍，養了二十多隻雞，每天晚飯後帶著兩個孩子去老廠房（原來的750千瓦廠房，因擴建而廢棄不用），采雞食，一種叫苕豬苗的野菜，把它采來後剁碎和玉米麵伴在一起煮熟後，雞非常愛吃，而且雞又長的很快。每天喂雞的時候，隻要我們一吆喝，“咯，，，，咯，，，咯，，，，咯！”我們的雞就會從老遠的地方飛跑過來吃食。那種情景，現在還讓我們十分留戀。夏天和秋天的時候，我們的雞會自己走出雞舍到路燈下麵吃蟲子和螞蚱，所以，長的特別壯，也非常會下蛋。如果那天天氣很熱，我們的雞會自己飛上雞舍房頂承涼，我們的雞很通人性，隻要看見主人，就會跟著我們轉。那時候，我們有吃不完的雞蛋，而且經常吃雞肉，尤其是用小公雞炒辣子，那個香美味，真叫人饞唌欲滴，是很難用語言來表達。現在是怎麽也炒不出來那種味道的，因為現在的雞是圈養的，我們那時候是散養的。
除了養雞，我們還種了不少菜，在七百五廢棄的廠房周圍，有很多林帶，在林帶周圍開墾出半畝左右地，種上我們喜歡的菜，主要有豆角，辣子，茄子，洋柿子。因為靠著林帶，澆水十分方便，在離林帶遠一點的地方，我們就種向日葵，那用不了多少水，所以我們的吃菜問題基本上解決，而且吃得很新鮮。下班的時候，我們一家，又是采雞食，又是種菜，十分忙碌，也十分充實，我們的日子過的美滋滋的。
除此以外，在秋收的季節，我們還騎自行車到農場去撿包穀，葵花和黃豆，每次可以撿滿滿的一麵袋，我們的日子在逍遙的年月越來越好。
到71年底，軍管組撤出我們廠。兵團從北京軍區和沈陽軍區調來大批轉業軍官分配到各師各廠，說是加強領導。我們廠調來了一位廠長姓陳，一位政委姓孫，他們來廠後，將原劃在68年上馬的二期擴建工程停頓了四年後又重新啟動。
但是次年二月初，廠裏召開隆重的大會，說是傳達中共中央文件，不許記筆記，我們懷著疑惑的心情參加了這次大會，聽到的消息卻是破天荒的驚奇。文件說，我們每天祝福永遠健康的付統帥林彪在去年九月十三日死於蒙古草原，是愴惶逃跑，墜機身亡。讓我們這些普通老百姓非夷所想，口呆目瞪。林彪事件是去年九月發生的，到現在已經快五個月了，才傳達到我們新疆普通老百姓耳中，可見高層針對這件事的處理是如何的棘手。後來給我們傳達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我們聽了後可認為句句是真言：“什麽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來就是一大片”，“整個社會就是一座絞肉機”，“什麽五七幹校是變相勞改，上山下鄉是變相失業”等等。不是十分真實的社會寫照嗎？！老百姓嘴裏不說什麽，心裏可是明明白白的知道誰是誰非。在那個年代，是非曲直都已經顛倒了，在暴政下麵，人類是軟弱無力的。人們心中要問，為什麽人們不敢講真話，為什麽講假話的人可以步步高升，這一切是誰的罪過？！
現在來分析當時的錯誤就變得清楚多了。 其實劉少奇是造成中國災難的第一位罪人，是他在“八大”提出所謂“毛澤東思想”，是第一位把毛澤東捧上神壇的人，從而得到第一位接班人的位置；林彪在文革中提出”四個統帥”，“誰反對毛主席，就全國共討之，全黨共誅之”，更把毛澤東捧上至高無上的地位，成了不可侵犯的領袖，使他自己得到當然接班人的位置，這一切，助長了毛澤東的錯誤，也造成中國人民巨大的災難。所以，正如鄧小平所說的, 毛的過錯其實全黨都是有責任的。具往夷！曆史到了今天，想當初那些吹捧毛澤東企圖得利的那些人，今天又在何方，劉少奇，林彪之類，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都成了自己吹捧的人的祭品，死而無葬身之地。所以，實事求是的鄧小平的精神是永存的，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救了中國。
林彪事件以後，老百姓對毛的品格產生了懷疑，對文革的必要性，正確性產生懷疑，對一切政治運動產生抵製，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在建設自己的生活上，再也沒有文革初期那種忘我的熱情。生活就像一麵鏡子，一切真正的牛鬼蛇神在這麵鏡子上暴露無遺，而一起善良的人們的靈魂則得到安息。
在這年的夏天，陳廠長以所謂落實政策為名把我調離外線班到檢修車間當車工，以後又當鉗工。我已經無所謂什麽落實政策了，反正都是當工人。但是當鉗工符合我所學的機械專業，總算有一個可以發揮自己才能的位置。到七三年，二期的兩台三千千瓦汽輪發電機組已經初步安裝完成，但是配套工程輸煤棧橋卻無著落。因為受資金的限製，無法采購到價格合適的設備，至使兩台機組無法投產。所以廠黨委決定自己製作，成立了以我們鉗工班為主，由班長劉建昌帶領的功關小組，我和邵從美是主要人員。當時我們檢修車間的政治指導員姓孫，叫孫立華，這個人非常正直，非常支持我們。我們麵臨的任務是要在兩個月內完成輸煤棧橋的設計，製作，和安裝。難度是非常大的。因為我在水利廳聯合設計隊時曾經參加過輸煤棧橋的設計，對它比較熟悉，所以就由我主導設計任務。我找來原來的設計圖紙，和劉建昌一起，稍加修改，就可以用了。這條輸煤棧橋一共五十二米長，加另一條水平輸送帶二十米，總共七十二米，主體支架是用角鋼焊接成的。主要部件有主體架，主動輪，被動論，托輪，變速箱，聯軸器和輸送帶。其中變速箱，托輪是技術難點。變速箱裏的一組渦母論是青銅鑄造然後由銑床加工，渦幹是車床加工，然後經過熱處理。我們通過農機廠的幫助順利地解決了。但是在製作托輪時遇到了難題，輸煤機上一共有二百八十八組托輪，每組托輪需要兩個軸承座，則需要五百七十六個軸承座，數量很大，而軸承座是用一點五毫米厚的精製鋼板衝壓成型的。衝壓成型需要幾付模具，而我們誰也沒有搞過模具設計，我們的班長劉建昌原來是株洲航空飛機學校畢業的，學過一點金工工藝，稍微懂一點，我自學過一點，我們找來一本清華大學編的“金屬工藝學”教科書，在衝模設計這一章中學習技術。才知道要把一件成品衝壓成型要經過幾道工序，是不可能一次衝壓成功的。而且每衝壓一次後，都要經過一次熱處理，消除產品內應力，然後才能進行下一次衝壓。我們的產品托輪座是一個碗型產品，碗的內周要和204軸承外園緊配合，緊力大約3到6絲（微米）碗的外周要和托輪內園緊密配合，緊力也大約4到8絲，如此精密的另件，我們過去沒有搞過，但是這次是逼著我們上。經過商量，我們決定分四次衝壓成型產品。第一次是下料，第二次衝成碗型，但深度較淺，第三次衝中心孔並壓出要求的尺寸，第四次整型並壓出加強槽。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之間，第三次和第四次之間都要進行熱處理回火，消除因為衝壓造成的內應力。設計方案確定後，我們就開始做模具。用特厚的合金鋼鋼板氧割（那時我們還沒有超聲波切割器），然後在車床上精加工。我們借來熱工實驗室的電爐用來進行熱處理。在試製過程中，下料，第一次衝壓都順利地通過，但第三次衝壓後發現產品發生裂縫，我們研究可能是熱處理溫度不夠，沒有能夠消除產品裏所有的內應力，所以決定按書本上要求的溫度再提高四十度來進行熱處理。此次熱處理後再一次進行第三次衝壓，結果成功了，我們就用提高後的溫度，將第三次衝壓後的產品，再進行一次熱處理，然後進行第四次衝壓。但是無論如何使壓，都壓不出加強槽來，我想可能是壓力達不到要求，因為我們自己製作的壓力機隻有一百頓壓力，而奎屯區沒有更大的壓力機。我想是否可以用鍛工氣錘代替壓力機，我的建議得到劉的支持，我們最後一道工序就在氣錘上完成，順利試製成功托輪軸承座後就開始批量生產。經過不到兩個月，我們順利完成輸煤棧橋的製作，安裝任務。廠裏因此給我們鉗工班很高的評價，我們班被評為廠裏的先進集體。後來又在師裏被評為師直先進集體。（師直黨委領導全師企事業單位）。
輸煤棧橋完成後，雖然三千機組順利投產，但投產後，鍋爐的機械拋煤機經常發生事故，因此造成停產。廠裏的工程師楊順餘就提出，引進當時最先進的電磁震蕩給煤機。這種機器當時在新疆隻有紅雁池電廠有，（當時和現在都是新疆最大的電廠），就建議由我去那裏學習，因為紅雁池電廠鍋爐車間的主任是我的朋友王承佑，可以得到較好的配合。廠裏就同意了。
我於是動身去烏魯木齊，會見了許多我十年前在聯合設計隊認識的朋友。他們先後都當了官，見我還是平民老百姓都有點替我抱不平，對我的接待都是十分熱情的。我在那裏順利地完成了圖紙測繪，資料整理工作，就回廠了。開始電磁振動給煤機的製作。
第一台給煤機的殼體是用厚鋼板經加工後焊接而成，板簧用吉普車鋼板加工後熱處理而成，電磁芯子用矽鋼片磊疊再用羅栓固定，然後用銅絲繞成線圈。其核心技術是可控矽調速技術，是我們廠老師傅王鈞閣幫助完成的。這台設備完工後，經過調試，十分理想，就開始批量生產其餘的七台拋煤機。那七台拋煤機的殼體是翻砂鑄造後經刨床加工而成。全部拋煤機完工後，裝上鍋爐試運行，效果良好，不禁拋煤均勻，而且可以根據負荷調節拋煤量。由於是用電子控製，不容易出事故，大大地提高鍋爐運行的安全性。很得運行人員的讚賞。輸煤棧橋和可控矽電磁振動給煤機的試製成功，對電廠的安全生產起了很大大保障作用，給當時奎屯的工農業生產提供了充足的電力，因此，獲得師黨委的充分肯定。在這年年終總結時，我們鉗工班被師直黨委評為先進集體，而我被師直黨委評為三等功。這裏要說明的是，我們廠上報時是師直二等功，但是師黨委在評議時，由於我家庭出身不好，降為三等功，我的名字和照片掛在師司令部大樓後麵的宣傳欄上三個月，這對於我這個出身不好的人來說，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榮耀，也是我這一生中得到的最高榮譽。
雖然我得到了榮譽，但我的內心是有愧疚的。因為完成這個不平凡的任務是我們班全體工友的努力。而且，提出製作給煤機的是我的好友楊順餘，沒有他的建議，我根本不知道有什麽電磁振蕩給煤機，而給煤機的核心技術“可控矽電子係統”是王鈞閣師傅完成的，沒有他的幫助，我不可能完成這台給煤機。但是在榮譽裏麵，沒有他倆的名字，直到今天，我對他們倆，仍然懷有愧疚之心。
時間到了74年，我姐姐來信說我母親病逝，我即刻帶著我的大孩子去上海奔喪，母親喪事處理完後，我帶兒子去我離別已經多年的故鄉溫州，這是我參加工作後第一次回鄉，我滿懷思鄉之情去了溫州每一個我曾經生活過的地方，會見了我的同學和故友，還去了我的母校溫州一中，一切都大變樣了，但是仍然有過去的蹤影，我覓懷著一切過去的美好時光，心中思潮洶湧，是什麽讓我離開我可愛的家鄉，這個生我養我的美麗土地，去到一個本不屬於我的異鄉謀生，我的憂怨，我的遺憾，我的無奈，都一股腦地向我襲來。
在溫州我們玩了一星期就回上海。在上海我收到我們廠一個電報，說我的二兒子得了急病住院很危險，要我立刻回新疆。我當即買了火車票趕回新疆，到烏魯木齊後，我們廠的汽車已經在火車站等，我立刻坐上汽車往奎屯趕，到奎屯時已經深夜了。我安置好鋼兒後立刻趕往醫院，見祖玉正守在強兒的病床前，滿臉焦瘁。見了我以後馬上放下心來，告訴我強兒先是拉肚子，然後發高燒，住院已經五天了，高燒還是不退，已經報病危。我聽了後也很心焦，但是也沒有好辦法，隻能等待到天亮後醫生來查房時再和醫生商量對策。
第二天醫生按時來查房，我就問強兒到底得的是什麽病，醫生說是中毒性痢疾，很危險，他已經用了很多名貴的藥材，例如羚羊角，犀牛角，都沒有辦法讓強兒退燒。我了解到負責看我孩子病的醫生是當時醫院最好的兒科主任薑立凡醫生，就說：“我相信你能治好我孩子的病，但是不能讓他一直高燒下去，這樣會加速病情的惡化。”醫生說：“我們也想讓他很快退燒，但是所有的好藥都用上去了，仍然無效，我們隻好繼續觀察了。”我就說：“以前我們孩子一發燒，吃安乃近一準可以退燒。”醫生說：“安乃近最近衛生部通知禁用，我們不敢用，因為用它後發生過不少次醫療事故。”醫生走後，我和老婆商量，不能讓強兒繼續老發高燒，一定要想辦法退燒，於是增加用物理退燒的辦法，除了冷敷頭部外，還冷敷手和腳，這樣我們又等了兩天，算起來強兒已經連續發燒七天了，他的眼睛發白，手腳冰冷，臉上已經沒有一點血色，幾次叫醫生，醫生還是說：“我們隻有聽天佑命了！” 在這種情況下，我和祖玉商量，根據我們自己的經驗，決定給強兒吃我們以前經常給他用過的安乃近。我們瞞著醫生那天晚上給他喂了一片安乃近，當然我們還是十分緊張的，生怕出事，盡管根據我們以往的經驗強兒吃安乃近沒有問題，但是還是不放心。我們倆人都沒有睡覺，一直盯著看強兒一絲一毫的變化，兩個小時後，我們發現強兒的臉色慢慢轉紅，手腳開始有了暖氣，呼吸變慢變均勻，我們的心中有一點譜。四個小時後，我們給強兒量體溫，從39.8度降低到38度，雖然還是有點發燒，但已經不是高燒了，我們就決定分頭睡覺。因為我旅途辛苦祖玉讓我先睡，可是哪裏睡的著，等到天亮時，我們再一次給強兒量體溫，體溫已經退到36.8度。連續七天的高燒在一片安乃近的作用下解決了。一片安乃近救了強兒的命，我們終於放下心來。第二天醫生來查房，發現強兒體溫正常，也是非常驚訝，不知什麽原因。我們當然不能告訴醫生我們私自給強兒吃了安乃近。為了鞏固成效，在醫生走後，我們又繼續給強兒吃了一片安乃近，在其他藥的聯合作用下，強兒的燒完成退了，拉肚子也很快止住了，於是我們在醫院繼續觀察了三天，終於平安地出院。這一次經驗告訴我們，在特殊情況下，不能全聽醫生的，要自己有所決斷，因為隻有自己才最了解自己。如果光聽醫生的，恐怕強兒這次命不保了，因為醫生一直拒絕給強兒吃安乃近，為的是保衛自己的聲名和地位。
看著我的兩個孩子的成長，有一種發自內心的相悅和幸福，但是也時時刻刻充滿擔心和憂慮。作為父母，每分每刻都處於為子女的健康成長擔驚受怕。除了疾病，還有天災人禍。 我們家門口有一條水渠，春未以後，水渠裏的水嘩嘩地流的很急。有一天，我的小鋼在渠邊玩，一不小心掉在了水裏，那水嘩啦嘩啦地就把他衝走了。而在一百米外就是一座小橋，如果衝到橋底，碰到橋墩，就會有生命。我叫喊著：“救命！救命！”趕緊往前追，可那裏追的上。正巧那時從對麵來了個工友張得昌，剛剛打飯回來，看見以後，放下飯碗衝到橋邊一把把鋼兒抱起來，那時離開橋墩隻有不到二十米，如果晚一點點，後果不堪設想。鋼兒被救起了後，臉色蒼白，嘴烏黑，全身冰冷冰冷的，我們趕緊用毛巾把他包起來，抱到屋裏，也忘了向張德昌道謝。鄰居王秀英就告訴我們，光用毛巾包不行，還得用皮大衣包，而且還叫我們去渠邊叫魂，要把鋼兒的魂叫回來，不然，魂要丟失，我們明知是迷信，還是拚命去叫：“鋼兒，回來！鋼兒，回來！”鋼兒因為受驚嚇而發燒，直到第二天才恢複。
自從鋼兒出了被水衝走的事以後，我們特別小心防止孩子到渠邊玩，時刻擔心又出那樣的事。又一個星期天早上，我的二孩子強兒出來鍛煉身體（平時我的兩個孩子早上都要出來跑步鍛煉身體），好長時間沒有回家，我們等的不耐煩，就想到是不是強兒也像鋼兒那樣跨水渠時被水衝走，我和老婆就沿著水渠去找，一直找到造紙廠，也沒有發現任何可疑之處，就回來了。回來後發現強兒已經回到家坐在那裏吃飯，我們就責問他去了哪裏？他說他跑步後去楊順餘家玩去了，因為平時他倆從來早上都不會去他人家玩，所以這一次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引起一場擔憂，我們好好地批評了他，從那以後，我的兩個孩子早上再也不去他人家玩了。
還有一次，我們的強兒和鄰居劉樹理的孩子不知什麽原因發生爭吵，鄰居的孩子比強兒大，強兒打不過他，鋼兒看見了，就去幫忙。那孩子就跑回去告訴他母親，說我們家兩個孩子打他一個人，他母親就出來打我們的孩子。正好祖玉下班看見了，當然不願意，就去和她評理，那劉樹理的老婆長的又高又壯，評理說不過祖玉，就動手打。祖玉自知打不過她，就拉著兩個孩子跑回家，關了門，盡她在外麵罵，不去采她，她罵的沒有勁了，就回去了。本來我們以為這件事完了，誰知當天晚上，都快半夜了，我們都準備要睡覺了，劉樹理下班回來（他是駕駛員，每天下班很晚），跑到我們家，崩，崩，崩地打門，我們問是誰，他粗聲地喊叫：“陳某某，你出來，你們家為什麽兩個孩子打我們家一個孩子，你老婆很幫忙，你快出來評理。”我想，這個時候評什麽理，就是評理我們也沒有什麽不對，可你劉樹理身體很壯，如果打起來，我根本不是他的對手。就回答說：“要評理，也得明天早上再說，現在我們要睡覺了。”他不願意，說：“你們要是不出來，我就撞門，一直把門撞開。”他老婆這時也罵：“劉祖玉，你給我滾出來，有本事就出來，不要躲在家裏。”然後就再噹，噹，噹地砸門，砸的門框直搖晃。我害怕了，心裏想，這根本不是來評理的，是存心要來惹事的，而且看起來就是要來打我們一頓。祖玉和兩個孩子都嚇的要命，生怕門被他們砸開，我們就趕緊用大木棒頂著門，然後準備菜刀和洋鍬，準備一旦門被砸開，和他們拚命。如果他們受傷，也是在我們家裏，說理我們也不虧；如果我們受傷，我和祖玉就拖著他們倆的腿，叫倆孩子趕快跑到楊順餘家去求救。楊是我的好朋友，他不會不管，而且他們家有兩個壯男丁（楊和他弟弟），不會怕劉樹理的。我們趕緊準備好一切，一麵又說：“你們回去，明天我們找廠裏評理，如果你們一定要我們現在開門出來，我們打不過你們，但是我們準備了菜刀和洋鍬，和你們拚命，不一定是誰占便宜。”他們聽了我們這樣講後，又砸了一會門，就離去了。第二天天還沒亮，我們趕緊起床穿好衣服，鎖了門，一家都跑到楊順餘家避禍。楊聽了我們的陳述後說：“你們不要怕，有我們呢，如果他們還欺負你們。你們叫孩子趕快到我們這裏來，我們幫你們出氣。”但是從那以後，劉再也沒有來我們家鬧事，隻是兩家不再講話。這樣我們惶惶恐恐地過了一星期沒有事後，我們的心才平靜下來。幾個月後我們兩家又開始講話，可見時間能平複一切糾紛。
生活就這樣一天又一天地過去，有歡樂也有痛苦。我們的孩子也一天一天長大，我們除了上班，幹家務，還教孩子們讀書認字，科學數學。孩子們天份很高，到上學的時候，已經比其他人家的孩子成熟很多，我們也從中得到很大的欣慰和歡樂。從68年到75年，已經過去七個年頭，雖然也有驚濤駭浪，但是總的來說，老百姓的日子過的還算平靜，這就是我們老百姓所說的文革期間的七年逍遙日子。
本部完，請繼續看第三部 春風化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