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老二後，我們覺得自己的任務差不多完成了，家裏已經有一定的經濟能力來供養他們倆上大學的開支，不必要再像以前那樣，每天辛辛苦苦幹完自己正職工作後，再幹個體掙錢。所以老婆就交掉個體營業執照，關掉旅館，再把那房子出租，以拿租金來代替旅館的收入。雖然比旅館收入少一些，但是人得清閑，可以享受自己晚年的休閑生活。那時候我們每天早上到政府廣場鍛煉身體，做太極拳和跳集體舞，有時候晚上去青年公園跳交誼舞，日子過的十分閑逸。
兩個孩子上大學後，不像有些學生那樣每年寒暑假都回新疆看望我們，都隻在暑假回來兩次。一方麵是因為寒假時間太短，整個假期差不多都消耗在來回的旅途上，人也太疲勞；二是因為他們倆都想畢業後留北京上海工作，在學習上一定要超越其他同學才能有條件找到理想的工作留在內地。所以把時間利用起來，留在學校學習。再說老大在大三時已經找到家在北京的對象，大三暑假就留在對象家過日子。而老二在上海有我的姐姐和弟弟可以關照，所以他們倆在大學期間都隻有回新疆兩次。
到90年老大大學畢業，他想留北京，我們也支持。可是那年北京動亂不久，大學生分配有困難，外地畢業生一般都要回原籍。更不要說我兒子是從新疆來的，而且當時政府有規定，邊疆來的畢業生更要回邊疆支援邊疆建設。隻有具有特殊情況，才能留北京，除了北京有單位接受外，還得該單位有留京指標，而且邊疆地區還得有人事部門出具的同意出疆的證明。這一道道門檻，那一道也是不好過的。首先第一道門檻是新疆人事部門的出疆證明，沒有這證明你別想在北京找工作。老大是六月畢業的，我們在九零年初就準備辦好這道證明。理由是自己是上海支邊青年，在新疆已經工作三十多年，身體又不好，希望退休後葉落歸根回關內生活，需要一個子女在身邊。我的這個報告在局裏馬上批了，拿到市人事局，市人事局局長是我們局調出來的李俊馥，和我關係本來就好，二話沒說就蓋了章。隻要市內這一關過了，到了自治區就是走過場。我在二月初就辦好了出新疆證明寄給老大，老大就憑這證明在北京找工作。
這招工作的過程老大雖然沒有和我們講過，但是憑我們五月份到北京後看到老大嘴上都冒泡，就知道是如何的艱辛。老大先後跑了不止十個單位，不是沒有職位空缺，就是沒有留京指標。好歹還有老大對象母親的幫助，使勁抓著她自己工作的單位（國家科委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的人事部門領導不放。人事處長就是以沒有留京指標來推脫。一直到我和老婆來到北京後，才發現就是老大學校管分配的部門這一關沒有通過。我們了解情況後，就去學校管學生分配的領導處遊說。三番五次的遊說終於發感動了係主任，他答應給我們搞留京指標，又答應去和中圖公司協商。直到我們離開時，才敲定中圖公司錄用老大。可是就在這同時，老大的一位朋友，也是從新疆石河子考到人大，畢業後留在人大學生處工作的幹部告訴老大說，在中圖公司決定錄用老大之前，已經有多家部門想錄用老大，其中有國家計委，國家安全局和總參。她說，她已經把我老大的檔案交給國家計委，國家計委也準備錄用他。不過後來知道國家科委要用我老大，他們不和國家科委爭，就放棄了。她還說，這些用人部門都是最近才冒出來的。而且告訴我老大，留京工作的主要關鍵是學校，隻要學校有意留你在北京，其他的工作學校都會把你擺平。所以，以前老大作的工作幾乎都是無用之功，而這些情況，一般人怎麽知曉。我們也是從這一次學到了經驗。
這裏順便解釋一下我們怎麽會在老大畢業前夕來到北京的。這是因為我們城建係統機關。從90年開始，每年都會有一次幹部輪流療養的機會，我正好趕上這個機會。因為我孩子今年大學畢業，局裏就照顧把這個機會先給我。而且規定療養還可以帶家屬，不過家屬費用要自己掏。我當然要抓住這個機會帶老婆去旅遊。這次療養的目的地是山東青島。我和老婆先去青島療養，住了一個多星期後就趕到北京辦理孩子的留京工作。在北京期間還是在我們的療養期內，所以一點也沒有影響工作。這難道不是命運給我的恩惠嗎！？如果我這次沒有去北京，也許老大留京工作單位不是國家科委，而是國家計委。現在我們想，留住科委比留在計委工作對想出國留學的人來說，比較有利。
時間到了92年，這一年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因為這一年又論到我老二大學畢業要留上海找工作的時候，同時也是我老大準備出國留學的時節。老二留內地工作的難度比老大更大，因為我已經有一位孩子留在內地工作，按照慣例，第二個孩子應該留新疆工作。況且新疆正在建設一個規模巨大的乙烯工程，非常需要化工方麵的人才，要出新疆必須有非常特殊的理由而且要得到獨山子方麵的同意。按照慣例，在92年初就要辦理好出疆證。同樣我在局裏和市裏這兩關都容易過，但是到了自治區就卡著了。他們說我們自治區也非常需要化工方麵的人才，因為獨山子正在建設三十萬頓乙烯工程，這個工程總投資四十多億，在當時不僅是國家西部的一個最大工程，而且在全國來說，也是數得上的。國家需要在全國調配人才支援獨山子工程建設，你們是新疆的學生，更應該留在新疆，建設新疆。況且你已經有一位孩子留在北京，說的我無言可答。但我並不氣餒，又提出如果獨山子方麵同意我孩子出疆的話，你們同意不同意。自治區那個接待同誌說：“如果獨山子方麵出具證明同意你孩子出新疆，我們無話可說，就給你辦理出疆證，否則你們不要來自治區磨纏。”當時我想，在獨山子我還認識一些熟人，通過各方麵的關係疏通也許可以達到目的。抱著這個希望，我就答應了。回奎屯後，我調動一切關係，做獨山子方麵的工作，我和老婆就三天兩頭跑獨山子，甚至找到了獨山子人事局局長，要求獨山子領導放我孩子出新疆。但是一切努力都化為無情水付之東流。獨山子人事局領導翻閱了人事檔案後說，你的孩子是我們獨山子花錢托上海委培的，一年要花四千多元，四年一萬六千多元，那麽容易就放人，你們別想了。而且獨山子也不錯，離開你們家又近，何必一定要留上海呢。那個時候，我們家倆人的月工資合起來也隻有百多元，一萬多元就是天文數字，更不要說是一萬六千多元。一般的家庭根本無法籌集這批資金，他們想就是這批錢也可以嚇退我們。但是我們並沒有被這批錢嚇退，我們就問，如果我們給你們退還你們的委培費，你們答應不答應放我們孩子。到這個情況，他們又反悔了，說就是你們給錢我們也不答應放人，事情到了這一地步已經絕對無路可走了，我們幾乎失望了。我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們，事在人為，可能是你找的人不過硬，如果你們找到一個可以和獨山子一把手（行政正廳級）能說上話的人，也許還有可能峰回路轉又一村。到了這種情況，我就整天腦子不斷地轉，一定要找一個能和獨山子一把手能說得上話的人，當時在我腦中關係又好地位又高的朋友是王仲偉，也是廳級幹部，他原是我在電廠工作時的好朋友，曾經在一個地窩子裏住過，他當時擔任農七師紀委書記，（後來升任兵團付司令員）我立即去找他，也沒有送任何禮。他對我說：“這種事說簡單就簡單，說複雜就複雜，這不過是當事領導一句話的事，你何不找張萬安，，他和獨山子煉油廠黨委書記關係很好，隻要他願意出麵，事情就好辦了。”我聽了後馬上找張萬安，他當時擔任農七師政委，也是我在電廠時的同事，還給他送了當時不菲的禮品。我是到他家裏去找他的，張見到我非常客氣，知道我是為了孩子的事找他，他也非常理解，一口答應說：“沒問題，我有一個朋友和獨山子煉油廠黨委書記很熟，一定可以辦成此事。”我聽了後很高興，以為這事有譜了。誰知道等了一天又一天，連點信息都沒有。我等不及了，又去找他，他才粘粘糊糊地說：“我的朋友給檔回來了。”我聽了後很生氣，早知不能辦，為什麽還答應的那麽幹脆。但是也沒有辦法，當時我差不多完全失望了。遠在上海的二兒子也等待的不耐煩，幾次使用當時昂貴的長途電話催問，因為隻有拿到出疆證，他才有資格在上海找工作。沒有出疆證，人家也不會接待他。我又不能把這裏的情況如實告訴他，就回答說：“再等等，我們還在想辦法。”那幾個晚上我都睡不好覺，在想，到底找誰才能辦成這件事。我突然想起，我們市的市長浦高也是上海知青，他會不會看著我也是上海知青的份上，幫助我一把。當時我又很困惑，他和我沒有任何聯係，在市上我不過是一個一般的工作人員，他不認識我，也和我沒有打過任何交道。但事到如此，也隻好死馬當活馬醫，走一步看一步。我提心吊膽地去他的辦公室找他，心裏沒有一點底。當我推開他的門時，他正好和他的秘書交代事情，見我進來向我點點頭讓我先坐。等他交代好問題後問我有什麽事，這時我的膽子忽然大起來了。我用上海話說：“阿拉是上海知青，叫某某某，現在城建局工作。”他聽到我是上海知青時，馬上親熱了，他說：“我怎麽不知道城建局還有我們老鄉，你有什麽事講吧!”我就一五一十地把我老二的情況告訴他，希望他能幫助我，讓我老二留上海工作。他聽了後，二話沒說，就說，“沒問題，我一定盡一切能力來幫助你，讓你孩子留上海，我們自己這一代已經奉獻給邊疆，我們的子女回上海是天經地義的事。”說著，他打電話叫來政府辦公室秘書，讓他給獨山子煉油廠寫一封信，請獨山子放我老二回上海工作。過了一會。秘書把信寫好讓他看，他看了後又交給我看，問我這樣寫可以不可以，我看了後覺得可以，就點了點頭。他拿回去後又想了一想，覺得這樣不怎麽可靠，又叫秘書重寫，叫秘書以奎屯市市政府的名義發函請獨山子煉油廠放人，然後蓋上市政府的公章。他說這樣做可靠性大一點，獨山子總不能不給市政府一個麵子吧！當我拿著這封用市政府名義寫的協商函後，心中真是十分感動。我一直向他道謝，他說，用不著道謝，為同鄉辦事我是經常有的事。我深深地感謝他這種仗義行為，後來聽說，他也經常為上海同鄉辦事。
第二天，我拿著這封信去了獨山子煉油廠人事部，人事部部長見了這封信後覺得不好辦，說：“這個事我不能決定，要廠長（正廳級幹部）才能拍板。”叫我過幾天再去打聽消息。過了二天後，我又去了獨山子，找到人事部部長，他說：“你的情況特殊，廠長已經批了，不過，你們要退還我們給你兒子提供的培養費一萬六千多元。”說著，拿出廠長的批文給我們看，叫我們去財務處交了錢後馬上給我辦理出疆證。不過他說，我們同意放你兒子還不管用，要自治區人事廳批準了後，你拿到自治區人事廳的出疆證，才能讓你兒子真正地出疆。
當天下午我和老婆就提著沉甸甸的一萬六千多元錢到了獨山子煉油廠財務處。當我們拿此那麽多錢交給財務處時，他們的員工看到都覺得很感動。可憐天下父母心呀！他們很快就辦好並給我們開了收據。我們拿著收據去了人事部，人事部就給我們開出給自治區人事廳的介紹信讓自治區人事廳給我們開出疆證。
事在急速，我不敢停留，馬上買好去烏魯木齊的火車票，當天晚上趕到烏魯木齊。但是在烏魯木齊找誰才能辦成此事呢，吸取以往的經驗，我不能自己徑直去找自治區人事廳，那總得碰釘子。得通過有關的人事才能打通，以事半功倍地達到目的。我想了又想，隻有找我在自治區機關熟悉的人。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自治區建設廳我的上級，通過幾年的工作交往，我和自治區建設廳計財處的人關係還不錯。我就找計財處的處長俞一鳴，因為她也是上海人，同時她在自治區機關工作這麽多年，在區機關內一定有不少熟人。通過她或許可以找到可以信托的人。當時我還不知道俞一鳴的丈夫是區機關的高官，是管理所有機關工作人員進出國門的外事處處長，實權派。她聽了我的話後立即給她丈夫打了個電話。過了不久，她丈夫就來電話說，叫我第二天一上班就去自治區人事廳學生處，他說他已經給學生處的處長講好了，叫我去辦時就說是俞一鳴的同事就可以。第二天一大早，我直奔自治區人事廳學生處，那位同誌聽說是俞一鳴所托，二話沒說，拿來我給他的獨山子煉油廠同意出疆的出新疆證明，在上麵蓋了自治區人事廳學生處的大章，我的事就這樣輕輕鬆鬆地辦完了。
現在我回顧當時的情景，也是非常炫而又玄。如果我們要想到去找浦高；如果沒有浦高的仗義行為；如果我在烏魯木齊找的人不是俞一鳴；如果俞的丈夫不是自治區區機關外事處的處長 ；這四個如果中那怕一個不成立，老二留上海的事就泡湯了。我想這不是命運的安排又是什麽。因為我在這四個如果中，沒有花一分錢，在浦高給我以政府的名義開出的協商函以後，我都是一帆風順辦下老二的出疆證明。這一切都是靠人情，所以我在離開新疆時，是欠了一屁股人情債的。
我把自治區出疆證用快遞寄給老二後，剩下的事就是靠老二自己的努力了。在上海找到理想的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老二作為一個外地人，靠自己的努力，最後終於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當然並不輕鬆，那是可以想象到的。後來他找到上海高橋石化公司，在上海也是鼎鼎有名的大公司。辦完老二留上海的出疆證後，我還有一個更困難的任務，就是當時老大已經申請到美國和加拿大大學的錄取。但是辦理出國護照時，按照當時的規定，隻有三類人員和他們的子弟才能辦理出國留學護照。三類人員即華僑和華僑子女；公派留學；因公出差。我們家屬於華僑毫無異議，因為我的檔案裏就有父親在國外的記錄，我也因父親在國外而受到一係列的迫害。但是當時我父親已死，隻有所謂父親的後妻在香港，我也不知道她具體的通訊地址，怎麽可以聯係到她呢？我就寫信給當時在美國探親的姐姐，請她幫忙打聽後母的下落。大姐來信說，她也不知道後母現在的住處，隻有在她兒子辦理出國時聯係到她，請她給她兒子作經濟擔保，但是她拒絕了。據說後來她移民到美國，定居在舊金山，但是不知道具體地址。到此時，我已經是一籌莫展了。在這時，老大寄來她對象一名親戚的台灣的居民身份證，問我能不能用，我一看，年齡和姓名都對不上，根本不能用。正在此時，大姐又寄來她美國朋友的綠卡身份證複印件，和中國駐舊金山領事館的華僑證明，年齡和姓名都和後母差不多，這真是天助我也。大姐的朋友叫李某某，62歲，上海人，是姐姐的好朋友，90年移民美國，現在居住在舊金山，完全符合我後母的身份。於是我立即去奎屯市僑務辦公室憑這些證明給老大開出了僑眷證明，連同李某的綠卡身份證複印件一起用快遞寄給老大。老大收到後非常高興，立即去高教部出國留學辦事處辦理了自費留學手續。想不到這時又冒出來一個問題。留學處講，老大畢業後在中國才服務兩年，按規定，大學畢業生如果要自費留學，必須在國內先服務滿四年，才允許出國，這樣老大要到92年才在國內服務滿四年，還有兩年期限。如果一定要提前出國，則要交付國家兩年的培養費。因為大學四年是國家付錢培養你的，你不再給國家服務，你得支付國家的損失。說的言之有理。我們也不好反駁。算起來兩年要給國家支付8千元培養費。但是由於考慮到學生的困難，隻收一半，算起來有四千元，隻要你付清了，我們馬上給你辦理出國留學證明。當時老大手裏沒有那麽多錢，馬上給我們寫信要求寄錢交培養費，我們收到信後，又馬上給他寄去3600元人民幣和287元美金，加上他自己的錢，終於順利地辦出了出國護照。到七月初，他要買出國飛機票，那時的飛機票非常貴，一張飛到加拿大卡爾加利的機票要八千多元，因為還要考慮到出國後的費用，我們又給他寄了一萬三千多元，自從老大辦理出國開始，從申請學校的費用和付培養費，機票等，我們一共給老大寄去一萬九千六百多元，再加上付老二的一萬六千元，我們一共為子女的前程付出三萬五千多元，這在當時一般家庭收入隻有一百多元的人來說，簡直是天文數字。好歹我們幹了幾年個體經營，否則，一個工薪家庭，是絕對不能負擔的。如果說有報應的話，我們那時的付出，以後都得到豐富的回報，也許這就是命運的安排吧！
到了92年8月底，已經到老大去學校報到的日子，老大買了飛機票後，請求我們去北京參加他的婚禮和出國送行。可是當時我正在為公共汽車公司的付業路燈工程忙碌，耽誤了買火車票的時機，隻好去買飛機票。因為我們買票的時間離開老大出國的時間太近，當時在奎屯已經無法買到適合的機票了，我們隻好到烏魯木齊機場等候退票。我們到機場後，才知道當時烏魯木齊正在開中亞五國貿易會，全國各地的客商都來到烏魯木齊，機票非常緊張。我們真是焦急，向售票處的人員誠懇地遊 說，他們聽了後，也很同情。說，隻要有人退票，就按排我們，還把我們的姓名和身份證號碼記下來，叫我們不要焦急。我們隻好在售票廳耐心地等候。真是天無絕人之路，我們等了不到兩個小時，售票處的人就通知我們說有人要退票，正好是兩張去北京的，是當天的，問我們要不要。那還用說，我們當然要，當即買好就馬上登機。現在想起來也是非常奇巧的。那是一架俄羅斯圖369飛機，很大，可以坐三百來人，比我們以後坐的波音飛機都要大，普通艙一排可以坐九人，飛行員還是俄羅斯人。我們飛行了四小時就來到北京，老大和他對象已經在機場接我們。我們見麵時，那個高興勁真是無法用語言來表達。我們在北京呆了一星期，舉辦了老大的結婚儀式，然後送老大上飛機。我們目送老大進入候機廳，我們的眼中閃耀著幸福和感恩的淚花，這時我回頭看我是媳婦，她已經淚滿眼眶，哭不成聲了。我也非常感概，新婚夫婦為了前程馬上分離，世界上真是沒有十全十美的事呀!
老大出國後，老二又留在上海，我在奎屯的家，真正成了空巢之家，每天下班回到家裏，就感到空蕩蕩的。但是我們的心中，卻是十分充實和滿足的。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下一代都已經有了美好的將來。一代為一代，世世代代，生活就這樣代代相傳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