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豚料理（網圖）
河豚、春帆樓與刺殺者
一、
河豚不如想象的味美。它被切成透明的薄片，環狀地排列在盤中，伴蔥與芥辣入口，像是嚼著清脆的魚皮。它也隨豆腐煮在湯鍋中，入口與其他魚類別無不同。據說它美味的部分是精巢，我缺乏嚐試的欲望。當劇毒的可能性被排除後，它的誘惑也隨之下降。
在（日本山口縣）下關，到處是河豚的形象。它是料理店裏的魚片，是唐戶市場的攤位上的活物，是神宮庭院、海邊大道上的雕像……它們都胖嘟嘟的，像是拚命的憋著氣，周身洋溢著因笨拙而帶來的可愛，毫不擔心自己即將死於刀下的命運。而在餐桌上，河豚則是旅行者們必嚐的佳肴。
下關的河豚，就像是（中國）陽澄湖的螃蟹，在菜譜上占據著顯著的位置。一些時候，（日本）漁民還把別處的河豚放養於下關海峽，以獲得下關河豚的身份。
曆史上的春帆樓（網圖）
春帆樓前，也有一個巨大的河豚青銅像，夜晚在燈光照耀下，發著幽蘭之光。這是下關也是全日本第一家河豚料理店。據說豐臣秀吉的河豚禁食令持續了200多年，直到春帆樓在明治21年（1888年）的營業。當1911年路過的梁啟超感慨說“明知此是傷心地”時，他感慨的是1895年在此簽訂的《馬關條約》，這個條約是中國近代屈辱的最佳象征。
李鴻章喜歡河豚的滋味嗎？他有心情品嚐嗎？ 1895年3月19日至4月17日，他與清國代表團住在下關（當時仍叫馬關），與伊藤博文、陸奧宗光（他們分別是日本首相與外相）進行了五次艱苦又屈辱的談判，最終在春帆樓簽署了《馬關條約》。清王朝不僅丟失了對朝鮮的宗主國地位，還割讓了台灣與遼東半島，賠償日本2億兩白銀……
日本人繪製《馬關條約》簽字時的情景（網圖）
這是中國近代史真正的轉折點。比起1842年的南京以來的一連串的條約，唯有這一次徹底震驚了中國。這不僅因為條約的苛刻程度，也是緣於戰勝者不是西方人，而是從來被看不起的“倭人”。同樣重要的是，貫穿近代中國的兩種最重要的曆史敘事因此而起。一個是 “屈辱敘事”，相比於1842年的南京，1895年的馬關更是這屈辱的真正來源。另一個則是“失敗敘事”，從曾國藩至李鴻章的“自強運動”注定無法成功，倘若你不變革政治體製與社會心理，軍事與技術的變化是無意義的。它讓中國醒來，卻也陷入一種越來越急迫的焦慮之中。
簽下《馬關條約》的春帆樓是日本第一家特許的河豚料理店。在彼時，河豚劇毒，毒素更給品嚐者帶來強烈的快感，除非你技藝高超，否則容易為此喪命。對於日本來說，這個條約既是對“明治維新”路徑的確認，也為接下來的全球角色做出了準備。《馬關條約》對於明治時代的日本或許正是上佳的河豚，它無比美味卻有劇毒。中國的賠償為日本的工業化和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提供了巨大的動力，占領台灣則激起帝國擴張的欲望，更重要的是它是心理上的，國家主義的崛起模式是可行的。它不僅如福澤諭吉10年前所期待的“脫亞入歐”，這個思維邏輯在10年後1905年日俄戰爭的勝利，日本進入列強的俱樂部中再度得到確認。這也是有毒的勝利，它的誘惑與危險同樣顯著。日本在這條擴張之路上失去控製，直到1945年的兩顆原子彈收場，日本一直深受這個邏輯的驅動。而原子彈其中一顆的投下地正是在甲午戰爭的日軍指揮部，明治天皇與伊藤博文都坐鎮於此的廣島。
在春帆樓前發呆。除去河豚的銅像，還有伊藤博文、陸奧宗光的雕像、伊東巳代治書寫的碑文。他是當時日本內閣的書記官，煙台的換約也是由他與（清洋務委員）伍廷芳進行的。他的碑文寫於1923年，行文用典雅的漢文，其中一句“今日國威之隆，濫觴於甲午之役”，正是對這一條約最佳的注解。這也是不無感傷的碑文，他眼見自己的引導者一個個離去——陸奧宗光在1897年就已病逝，伊藤博文則於1910年在哈爾濱被朝鮮青年安重根刺殺。
藏於東京國立公文書館的《馬關條約》日文原本，中文原本則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網圖）
步入春帆樓，服務員客氣卻冷漠，甚至找不到一杯清酒或熱茶喝。舊春帆樓早在1945年的美軍轟炸中消散，取代的是三層水泥建築。不過，它仍是聞名遐邇的河豚料理店，也兼旅館經營。在這樣的旺季，你很難訂到位置。
在旅館的牆壁上，我看到山縣有朋、犬養毅的題字，一手漂亮的好字。他們皆是伊藤博文的同代人，彼此爭吵不休，但卻分享著建立一個強大的現代日本的使命感……
河豚料理（網圖）
二、
哪裏是李鴻章的遇刺處？
從春帆樓出發，我沿那條山腰上的李鴻章小道散步，然後下山，拐入引接寺。正是夕陽時分，狹長的海峽金光閃閃，龐然對麵的九州島，朦朦朧朧。如果兩岸再多些密集的高樓，它就有了一點維多利亞港灣的味道。
馬關沒有香港的能量與運氣。它在19世紀末獲得了短暫的曆史重要性——試圖驅趕歐洲人的日本武士在此屈辱地戰敗，然後又在麵對中國時，獲得了令人眩目的成功。但此刻的這個港口小城，懶散、詩意，似乎容不下這麽多故事。自從1903年，它從馬關更名為下關後，它似乎也喪失了曆史的重要性。
沿台階而下，就是引接寺，紫色的帷幕在寺廟入口分外顯著。這寺廟建於1560年，也曾是朝鮮使節的居所。在談判期間，李鴻章下榻於此。他每日在春帆樓與引接寺間穿梭。
“3月24日下午4時15分，李鴻章結束談判後乘轎返回引接寺。4時30分，途徑外濱町郵便電信局前，將至江村（仁太郎）雜貨店。這江村店再向前約50公尺，就是引接寺的門口了……當轎子從人群中穿過是，忽有一暴徒排群而出，直至轎前，手按轎夫肩膀，趁轎夫驚訝停進之際，對李鴻章開槍。”在權威的《甲午戰爭史》中，曆史學家戚其章這樣描述遇刺的一幕。
這暴徒是26歲青年小山豐太郎。短期內，刺殺沒有改變曆史進程。根據27歲的中國曆史學家吉辰在最近的《昂貴的和平——中日馬關議和研究》中的分析，中方完全沒有把握這一意外，將之轉化成談判桌上的籌碼。但長期來看，倘若沒有這射入眼窩下的子彈，李鴻章或許會活得更久，作為不多的幾根支柱之一，減緩清王朝的瓦解 。
也是在這本書的附錄中，我讀到小山豐太郎的回憶文章《舊夢譚》。在行刺失敗後，法官頂住了來自伊藤博文的壓力，沒有判處小山死刑，處以終身監禁。他被押解到北海道服役，兩年後因大赦減刑，1907年假釋出獄。31年後，他應《日本與日本人》雜誌之邀，寫下了他的回憶，此時距離刺殺已43年。另一場中日戰爭已經爆發，整個日本再次處於狂熱之中。
這回憶或許不完全可靠，但作為一個再典型不過的曆史關鍵時刻的小人物，他所提到的細節與情緒，卻是理解當時日本內在矛盾性的有趣例證。
日本的“明治維新”與中國的“自強運動”常被視作曆史的兩條平行線。中國知識人盡管早已習慣將“明治維新”來比照中國的近代化運動，驚羨日本之成功，哀歎中國之挫敗，卻又對對方的曆史仍保持著驚人的無知：以為似乎真的存在著一個確切時刻，譬如1868年明治天皇頒布了五條誓文，日本就隨之一變，而絲毫不感興趣於其中複雜、劇烈的衝突。不管是最上層的伊藤博文還是普通人小豐，都卷入其中，他們被一個迅速變化的世界弄得眼花繚亂、疲憊不堪。
（注．五條誓文：一、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二、上下一心，大展經綸；三、官武一體以至庶民，各遂其誌，務使人心不倦；四、破曆來之陋習，基於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識於世界，大力振興皇基。
我國即將進行前所未有之變革，故朕躬身先眾而行，向天地神明宣誓，定斯國是，立萬民保全之道。盼眾卿亦念茲在茲，同心戮力。
日本明治天皇於1868年4月6日率文武百官在京都禦所的正殿紫宸殿宣誓，揭示國是方針，開啟了明治維新的曆史序幕。）
自1873年開始居住在日本的張伯倫（Basil Hall Chamberlain）在1891年寫道：“一個人若活過近代日本之過渡階段，他會有一種與別不同的老邁感，因為他目前完全活在一個現代世界，上下周圍盡是談論著腳踏車、杆狀菌及‘勢力範圍’等現代事物，但其腦海裏仍可以清晰記得中古時期的事情。那些可愛的老武士曾引領我入日本語的神秘領域中，當時梳的是辮子，身上帶著兩把利劍。這些封建遺風現在已沉睡在涅槃中。老武士的現代繼承人，現在可說頗流利英語，日常穿著高領紳士服，望之與歐洲人無大不同，所差者隻不過是日本人遊移不定的眼光與稀疏不密的胡子，舊東西好像在一夜之間邊消失得無影無蹤。”
出生於1869年的小山正是處於這種撕裂中，他是那個動蕩時代的遊民。在決定行刺前，小山豐太郎回到大北島的家，祭拜了亡母的墳墓，與父親道別，在妹妹送他出門時，雪正下個不停，他想起了佐野竹之介的《出鄉作》：“決然去國向天涯，生別又兼死別時。弟妹不直阿兄誌，殷勤曳袖問歸期”。
這首詩作於1860年，是水戶藩的佐野決議刺殺幕府的大佬井伊直弼前的內心表達。對於這些維新誌士而言，推翻幕府統治，是拯救日本的首要方式。這首詩也收於《慷慨詩歌》中，這本溢滿誌士們的勇氣與決絕的詩集，感動了幾代日本人，也是驅動了這個國家迅速現代化的重要力量。強烈的情感也總蘊含著危險，它令人陷入褊狹。即使在明治維新後，暴力也層出不窮，一些參與倒幕的誌士們對於正在形成的現代社會秩序深感不安。他們發動起義、暴動、刺殺，都深信所謂勇氣與理想不可妥協。
當小山成年時，日本已沒有要推翻的政權，全麵向西方學習則也令“攘夷”成為過去。中國卻可能是新的目標。對於中國，日本陷入某種尼采所說的“怨羨之情”——因為曾深受它的影響，反而用加倍的憤怒回報。麵對撲麵而來的西方的軍事、文化、人種的影響，日本急於擺脫和東方尤其是中國的關係。生活在19世紀末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潮中，日本也有一種難以遏製的領土擴張欲，它要模仿西方的帝國作風，攫取更多的土地、資源，而中國長久以來在東亞創造的政治秩序，就變成了巨大的阻礙。
中日戰爭就成了這種情緒的突破口。一開始，日本公眾並不熱情，他們對於能否戰勝這樣一個龐大的、長久以來占據絕對優勢的中國缺乏把握，但當勝利不斷傳來後，舉國陷入了狂歡，這狂歡催促更大膽的行動。
小山聽說李鴻章要前來日本議和時，陷入一種深深的焦慮與憤慨。他的期待是“一路追擊毫無骨氣的支那兵，鐵鞭遙遙北指……用不了半年，就能讓四億支那人在北京城的日章旗下跪倒了”，因為“支那人多半似乎有著對世界之大勢不介意的大國民神氣。視朝鮮為屬國，視日本為小國，唯獨自誇為世界之大國，就是這樣半身不遂的老大國民。顯而易見，不徹底地懲戒一下，不曉得什麽時候會製造麻煩。這是東洋和平的癌……”
他頭戴鴨舌帽、薩摩木屐，白色毛線編的又粗又長的羽織紐，在橫濱買五連發手槍，懷揣詩歌集，李鴻章的照片（稱之為“故作和善而不無戒備的眼神”）、寫下的“斃奸狀”，決意去刺殺李鴻章。除去回家道別，他還前往東京最著名的花街芳園，“因為是此生的最後一次，想要找個讓自己不留遺憾的美女”……除去對中國的厭惡，他還引用孟子的“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乎”自我激勵。這也是此刻日本的反諷之處，從首相到平民，不管他們多麽想擺脫、擊敗中國，但他們的精神世界仍深受中國的影響。
而日後回憶起行刺時看到李鴻章一幕時，他仍會這樣寫道：“比起照片上的形象，眼光更是炯炯射人，的確是偉人的風貌。年齡約有七十，真是老英雄的典範。從眼睛看其人悠揚不迫的態度，不由得佩服這眼睛比照片上還要犀利。真不愧是睥睨東洋的眼睛！”
李鴻章（網圖）
在春帆樓中閑坐時，翻閱著手中的《李鴻章傳》，它是《泰晤士報》的記者約翰•布蘭德（John Bland） 1917年的作品。當時距離李鴻章離世已16年，他曾試圖捍衛的清王朝也在5年前落幕。而1895年的馬關實乃他的命運轉折。他自1853年與太平軍作戰起，積累的好運氣似乎突然消失了。
“如果慈禧太後允許他在1893年解甲歸田，或者在七十大壽時，突然死去，他就會作為中國當時最傑出的政治家被曆史記載，並流傳下去”，作者這樣寫道。
據說一些日本學者相信，21世紀的東亞又像是19世紀的輪回，當然是1895年前的景象。中國急速的現代化就像是自強運動的延續。一直到1894年夏天戰爭打響前，日本都不相信能擊敗中國，不管是國家規模還是軍事配備上，中國都令人生畏。正是對於中國可能迅速崛起的恐懼，讓日本的決策者與公眾產生新的焦慮，這焦慮導致敵對。
這感受與憂慮在這下午的下關都顯得不合時宜吧。這些在海灘邊歡樂、忙於自拍的日本人，似乎再難有戰爭的欲望。日本社會顯得那麽平和、鎮定。反倒是，小豐似乎在中國會有新的共鳴。倘若他生活在此刻的中國，一定是那份標榜全球視野、卻灌輸狹隘偏見的報紙的熱烈追隨者吧。
此刻的亞洲又像是1914年前的歐洲？當中日關係因為釣魚島事件陡然緊張後，世界的評論者都喜歡用這個比喻。在表麵的衝突下，是東亞結構性的力量的再度變化。
自19世紀末以來，東亞都處於一個強日本、弱中國的狀態，當兩個國家都以強者的麵目出現時，它們會產生怎樣的緊張感？兩者之間——尤其是中國對於日本——蘊含的高度曆史性的憤怒、屈辱（它被不斷的生產、再造），該會以怎樣的方式排解？
要記得，李鴻章的自強運動曾引發世界性的震驚，那個時期與中國有關的出版物，很少有不包含“中國軍備”、“巨人的覺醒”等章節。但真的衝突到來時，它多少就像是紙糊的巨龍。
這個曆史教訓，似乎對於此刻的中國仍頗有參考性。
而這個梁啟超的傷心地，從未遇到在世界各地隨處可見的中國遊客。他們蜂擁到（東京）銀座購買化妝品與馬桶墊，似乎完全沒有心情與時間來此一遊。所謂的“曆史憤怒”都常是假作的……
FT專欄作家 許知遠 2015.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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