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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理論物理學者的“密探”人生（圖）

(2015-09-05 04:49:53) 下一個

下麵介紹的不是1949年以前隱藏在軍統總部情報處的餘則成（電視劇《潛伏》孫紅雷扮演）式的人物，更不是現在流行的抗戰神劇裏有三頭六臂、能飛簷走壁、會說四五種語言的紅色間諜。而是上世紀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的期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某大學裏一位公安線人的真實人生。

王鎮皋常常回想起往事，繼而失眠。

天才落魄的暮年

不計其數的天才人物閃耀在曆史當中，作為人類智慧的證明被崇敬和銘記。與此同時，我們永遠不得而知的是：有多少聰明的頭腦被浪費掉了？在天才虛擲的一萬種方式裏，這篇將告訴你最令人唏噓的一種。

主人公王鎮皋在理論物理學上擁有過人天賦，“中國的愛因斯坦”、李政道的啟蒙老師束星北評價他，“天資高過李政道”。然而，他卻接受山東省公安廳針對導師束星北的秘密任務，掩藏身份長達25年，眾多同事、學生因此遭受厄運。凝視深淵日久，人生遲暮之際，深淵終回以凝視。

“我是比李政道還有前途的學生。”83歲的王鎮皋常常說起這句話，“這不是我說的，這是我們的老師束星北說的。”見筆者略顯懷疑，王鎮皋又補充道。

王鎮皋，山東大學1950級物理係學生，曾是被稱為中國愛因斯坦的物理學家束星北較為看重的學生之一，甚至曾評價其資質或超他另一個著名的學生李政道，然而當他站在光明的學術之路的起點展望未來的時候，命運卻將他引向另一個終點——“告密者”。

王鎮皋回憶過去不大記得年份時，總習慣說，淋巴結核發病之前，神經衰弱的時候，查出肺氣腫、肝硬化、前列腺癌變的時候……他一度躺在床上等死，有驚無險地活到85歲，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

杭州的一所中醫院裏，他拿著單據，小心翼翼地走下自動扶梯。他請求牙醫別讓腿腳不便的自己折騰啦，先蓋個戳，照過射線再下樓付款，可大夫說，這是醫院的規定。扶梯降到一半，王鎮皋突然轉過身，抵著眾人的目光向上跑去，慌張和尷尬讓他亂了分寸，摔倒在電梯犬牙似的棱角上。

他跛著腳進了門診室，拿回落下的錢包，一邊掉眼淚一邊向醫生宣布，病他不看了。

28歲的時候王鎮皋在山東大學物理係評為講師，新社會的身份序列裏，屬於高級知識分子，擁有一張紅色的醫療卡，無需掛號，主任醫師在專門的房間裏等待，護士負責拿藥、記賬。

如今的遭遇讓他委屈，他又一次想起自己因為疾病、生活瑣碎，尤其是那件事而浪費掉的天才，“如果我不是副教授，是院士，他們還會這樣對待我嗎！真是太殘酷了。”

兩年前他在《杭州日報》上看到過一篇文章，當中回憶原子物理時代的著名科學家束星北，提到他在抗戰年代啟蒙了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王鎮皋給報社寄去一封長信，告訴編輯，“束星北最好的學生不是李政道，是我。”

據說束星北幾乎從未誇獎過別人，即便是後來做了中科院院士的學生，在他眼裏也隻是“馬馬虎虎”。但他向人提起，王鎮皋的天資高過李政道，隻是體質差。

晚年的王鎮皋帶著一身疾病回到出生地紹興，打算在小鎮僻靜的街巷裏過完剩下的日子。當他本本分分地走過菜市場，沒有人會對他的過去感興趣，有過瓜葛的人，描述起來卻總有誇張之嫌，“世界級天才”，“當今再沒有第二個的好人”，以及，“卑鄙無恥的特務”。

王鎮皋在山東大學念書時的相片

一、“天資高於李政道，隻是體質差”

王鎮皋出生在紹興山區的前良村，18歲高中畢業時，家裏替他指定了妻子的人選，理由僅僅是聽說那位誰也沒見過的姑娘擅長操持家務，他逃離了家庭，到上海尋找親戚。1950年19歲考取了尚在青島的山東大學物理係。成為前良村史上第一位新中國大學生。

1950年夏天，一聲如釋重負的悶響，蒸汽機車緩慢停靠在德式風格的站台裏，從上海到青島的路程沒想到會如此漫長，換過幾次車之後，已經完全喪失了方向感。王鎮皋木然地走下來，望著眼前尚未從國共內戰中平複的城市。

當時《青島日報》連篇累牘的政治宣示中間，還殘留著特務肆虐的跡象。這座海濱城市曾經是德國、日本的殖民地，內戰時用以停靠美軍的戰艦，直到1949年6月才改旗易幟，理所當然成了匪徒、密探和顧慮重重者最後的據點，據說1952年時，美軍飛機還投下過裝在陶罐裏的細菌彈，學生們不得不停止課業，四處捕捉蜘蛛和蜈蚣。

同屆學生回憶，第一次見到王鎮皋時他穿著全係唯一一件土布長衫，羞澀訥言，習慣性地擠在人群背後。開學後的摸底考試，因為數理化三科滿分，令物理係上下震動。在王鎮皋的印象裏，那段時間也是無限美好的。不過一年之後，因為患有淋巴結核病，一直很少與同學接觸，甚至休學了一年。教室裏便很少出現他的身影。

小時候，得了肺癆的舅媽被送回紹興鄉下，人們對它的傳染性一無所知，隻曉得大口吐血意味著時日無多。王鎮皋帶著病菌到了山大，每天隻買得起一個窩頭，一米七幾的個子僅有九十來斤，結核病便趁免疫力低下發作了。他躺在隔離宿舍裏，剩下一具瘦削的皮囊，潰爛的腮部仍不斷流出膿水。當時還是進口藥物的鏈黴素三塊一針，幾乎是他一個月的飯錢，且需要每天注射，另一名肺結核發作的同學已在幾天前病亡。

每天昏睡二十個小時，半夢半醒時想些什麽王鎮皋已經無從回憶，他談論起生命中讓他聯想到死亡的片段：年幼時正是軍閥和盜匪橫行的年代，賊人們扛著槍在村巷裏逡巡；無數個太陽毒辣的正午，為給拮據的家庭尋找食物，赤腳踩在水田裏，撿拾田螺和黃鱔，噗地一聲拔出腳，上麵粘著血紅的肥胖的螞蝗；方圓幾十裏唯一的醫生隻懂得槍傷和刀傷，今天習慣稱之為疾病的那些，就隨它去吧。王鎮皋不清楚兄妹的數量，原因在於大部分都夭折了，幼兒患了腹瀉之類的疾病，便任由他虛脫，待奄奄一息時抱進草棚裏。

病重的事情王鎮皋沒有通知家人，徒增擔憂而已。當時他身體愈發虛弱，直至無法起身，互助組的女同學早晚送給他飯食，其中一位還傾訴起被人追求的煩惱，要求他保守秘密，像是把隱衷寫在一堵即將拆遷的牆上。

轉機的出現毫無征兆，1952年政府宣布頒布新令，給予大學生食宿和醫療免費，護士告訴王鎮皋消息的一刻，他想，“共產黨大恩人，救了我一命。”原本是絕症的結核病在新政策下被治好了，王鎮皋重獲了新生。當說起他在接受組織的保密工作時的心態，王鎮皋表示，對共產黨的感激占了很重的比例。

病愈後的王鎮皋恢複上課，迎來了山大物理係最好的時刻——束星北的到來。

時年，束星北早已是功成名就的理論物理學家，被稱為中國的雷達之父，中國的愛因斯坦。1952年浙江大學解散後，束星北到了山東大學物理係任教。當時山東大學理科相對薄弱，束星北的到來引起了全校師生強烈的關注，慕名前來聽課的學生和老師常常擠爆教室。

束星北在山大開課那會兒，王鎮皋還在痊愈之中，隻選擇了束先生的理論物理選讀一門課程，講授相對論時，王鎮皋不僅對答如流，而且多有發散，束星北感到意外，問，你看了什麽書？他回答說，生病的時候撿到過兩張散掉的冊頁，無聊時用來打發時間。

據王鎮皋講，生病其間，王鎮皋每日趟在病床上，除了回答同學前來尋問的問題，更多的時間就是在腦子裏思考物理原理，甚至一度達到癡迷的狀態。一次王鎮皋撿到幾頁狹義相對論的資料就苦思冥想了好幾天。

正是這幾頁紙，讓他在一堂束星北的相對論課上，麵對束星北的問題對答如流，這些給束星北留下了較深的印象。

因為生病耽誤課程，束星北單獨為他開了一門量子力學，引來十幾位教師聽課，教師們跟不上，王鎮皋不得不充當起助教。遇到難解的問題，束星北毫不顧忌地評價說，你們這些笨蛋，這都不明白，王鎮皋肯定懂。臨近考試時，他對王鎮皋說，不要考了，我直接給你一百分，並塞給他一本厚厚的英文原著，“看一個禮拜，考這個。”

後來，周北屏的學生賈明與王鎮皋通信時提到了一句評語，是束星北教授向自己的朋友周北屏介紹王鎮皋時，說他“天資高於李政道，隻是體質差”。

自從得知這一說法，王鎮皋默默地將李政道視作了人生的參照係。

王鎮皋是否有能力成為下一個李政道，人們不得而知，但當王鎮皋站在這個相似的起點時，命運卻給他畫出了不同的軌跡。

當王鎮皋晚年陳述起人生際遇時，疾病與天資、個性與政治洪流之間的關聯讓人很難不產生宿命感，“如果我沒有考上山東大學、沒有遇到束星北，肯定不會是現在這樣。”似乎一切都有報償，隻是它習慣於慢慢地顯現。

1954年1月，王鎮皋從山大物理係畢業，被直接留校任教。王鎮皋記得，畢業前的一個晚上，學校黨委通知他到辦公室去一趟，推開門，保衛科科長鞏念勝坐在那裏，身邊是一名軍人出身的公安，有著黝黑的麵龐和魁梧的身材。他們告訴王鎮皋，校黨委和公安部門決定讓他接近物理係教授束星北——青島公安頭號監控對象，“你很有前途，這對黨和國家的損失也很大，但是青島的反特鬥爭形勢很嚴峻，實在找不到第二個人，萬不得已隻能犧牲你。”王鎮皋沉默著，不知道該怎麽辦。

這項任務被另一名同為公安線人的同學李楓（化名）證實，當時王鎮皋因為學習成績不錯，是束星北較為賞識的學生之一，在當時被認為是唯一可當此任的人選。

束星北在講課

二、從學術到線人

真正的天才們往往性情狂傲，寶貴的注意力絕不會浪費在無關緊要的事情上，比如常人的自尊，比如多而無當的規則。束星北恰好就是這樣的人物。

有關他的傳聞很多：留學歐美，曾做過愛因斯坦的助手，抗戰期間建造了中國第一台雷達；曾在國民黨軍事機關擔任要職，大約還有少將之類的頭銜；李政道多次提及，自己的物理學造詣最早源自束星北的啟蒙；以上皆廣為人知，而他的形象和個性，隻能從當事人的回憶文章和隻言片語中勉為拚湊。

片段一：束星北講課極富魅力，從不照本宣科，學生王景明形容說，束星北手裏拿的是一根魔杖，輕輕一點，就為陳腐的世界打開了一扇天窗，如夢初醒般發現令人著迷神往的宇宙。

片段二：束星北脾氣差，對蠢笨之人毫無耐心，常訓斥為草包、笨蛋、狗屁不通，學員大多視他的課堂為畏途。他常在年輕教師的課堂外駐足“偵探”，甚至闖上教師王承瑞的講台，摸起粉筆在板書上打叉，公式打滿小叉後，又用大叉布滿黑板四角。王承瑞為此跑到校長辦公室大哭一場。

片段三：束星北對熱衷政治的行為極為反感，曾稱大學不是黨校，誰要是做政治家，就應該去專門的學校。他與山大校長、共產黨元老華崗公開辯論，爭執哲學與科學哪者為大。

然而，那些天真熱情卻資質平庸的學生，即使整天束先生長束先生短，也得不到任何回應，束星北一貫地不屑一顧。當年的學生回憶，為監視束星北，也有其他學生被公安局動員過，但都以“不能勝任”搪塞脫身。

黨委辦公室裏，王鎮皋依舊沉默著，鞏念勝和魁梧的公安等待著答複，“實在找不到第二個人，萬不得已隻能犧牲你。”他們強調說。

王鎮皋已經記不起當時說過或爭辯過什麽。入團材料被公安局拿走，政治前途成了質押物，自己事先卻毫不知情，“黨是救命恩人，我膽小不敢拒絕，而且有可能畢業後不安排工作。”那時他已確定留校。“這是黨的命令。”保衛科長鞏念勝終於發話。

王鎮皋對當時情況的分析是，這是一個無法抗拒的命令。考慮到保密工作會占用大量時間，鞏念勝表示，“組織也不忍心犧牲一個學術人才”，並向他保證，“未來的職稱和工資決不低於同屆老師”。

由於記憶本身的脆弱，或者有意識的語焉不詳，王鎮皋當時的心態——借用物理學的話說——像是一團概率雲，卻無從觀測，不管是因為膽怯或是一時的投機心，他不可逆轉地做出了後半生耿耿於懷的選擇。

而後，由於時常幫助老師解答同學提問，王鎮皋與束星北的見麵機會也日漸增多。

與王鎮皋同期入學的朱之藩也提到束星北對王鎮皋比較好，因為王鎮皋身體虛弱，還讓他在有暖氣的辦公室裏學習。時間久了，與老師們的關係也都處得不錯，老師在他麵前聊天不加避諱，正是那時，已經開始接受保密任務的王鎮皋便把這些匯報給了學校保衛處和公安局。

據檔案資料記載，對束星北的跟蹤監視從1952年8月中下旬就已經開始，“學校保衛部門和青島市肅反小組一同組織力量深入查對束星北的材料，有關領導明確指示，一旦問題定案，立即呈批法辦。”王鎮皋必然成為了其中重要的一環。

《束星北檔案》中記載的1955年8月13日批鬥會的一條會議內容為：“王某某：揭發束星北反對黨的基本理論，反對馬列主義，宣傳實用主義的事實：①破壞辯證唯物論的學習。②公開反對馬列主義宣傳，說哲學是玄學，辯證唯物論是騙人的。③在課堂上散布傳播唯心論。”王鎮皋提到，這是針對當時束星北對南斯拉夫發表的言論。

束星北素以性格坦蕩直率著稱，曾有“束大炮”的綽號，常常直言不諱，少不得衝撞旁人。但束星北的衝撞隻是本著對學術的純淨追求。公認的，束星北不喜歡隻紅不專的學生，物理學院曾流傳一句束星北的話：“搞政治的人就去讀黨校專心搞政治，不要跟我學物理。”而當時束星北的眼裏，王鎮皋並不是這類人。

三、一心做“好事”的告密者

淩晨時分，膠州灣吹來的海風仍帶著些許涼意，山大校園裏一片寂靜，王鎮皋快步走在搖曳的樹影之中。他依然記得那是1957年5月下旬的一個晚上，“大鳴大放”引起的喧騰還將在第二天繼續，人們真誠地投入到幫助共產黨整風的熱潮中，批評之聲日漸刺耳。

他走過物理係所在的六二樓，一座日本人建造的風格怪異的石砌建築，後來城頭變幻，美軍艦隊的司令部駐紮於此，想起來，才不過是8年前的事情。山大門前的魚山路上已經沒有了行人，他徑直走進對麵的巷子，推門進了小院，公安部門的接頭人已經在那裏等著了。

匯報完白天的鳴放情況，公安告訴他，“已經準備的差不多，中央快要反擊了。”工人備好了夜宵，接頭人端起餛飩，響聲似乎也比平時收斂了許多。王鎮皋心想，一旦中央不再容忍，鳴放中的活躍分子就要倒黴了。而他收集的言論很可能成為某種“罪證”。

“大鳴大放”那幾個月，王鎮皋每天忙於查看大字報，探聽師生們的言論，中午和午夜12點到聯絡站匯報情況，回到宿舍時已經2點鍾。地處海濱的青島4點半就天光大亮，擔心錯過重大動向，他也得跟著起床，總感覺身體隨時會垮掉。

經過煽風點火——偉人風格的修辭，山大的右派們終於動員起來，很快從一開始的遮遮掩掩演變為“惡毒攻擊”，謹慎、直率、放肆，一步一個台階，效果顯著。

1955年，在肅反中被打倒的束星北後來被抄家，這次抄家對束星北影響極大，甚至讓一向堅持信念的束星北在書信中提到曾產生了自殺的想法。1956年束星北平反。不過，有著“束大炮”稱號的束星北在鳴放開始後有些反常。肅反運動中遭過罪的教授們一有機會便大倒苦水，指斥那些衝鋒在前的打手，“束星北反革命集團”的頭目本人卻不提個人恩怨，跟他以往睚眥必報的風格很不一樣，開會時總泛泛而談，很多人猜測束星北聽到了風聲，也有人聽說他在研究什麽憲法。

王鎮皋也關注著束星北的言行，按照他自己的說法，自從領受了秘密任務，他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擔心有一天泄密，無法向恩師交代。因此，除非公安機關要求，平日極少去束星北家。有一次考題太難，全班最高隻有39分，作為助教，他未經請示擅自調低了及格線，隻為不與束先生私下照麵。

後來學生回憶起當時的場景，印象最深的是回蕩在物理樓的束星北的喊聲，王鎮皋，王鎮皋，他從不與束先生反駁爭辯，交給的任務總能盡心完成，輔導功課、批改作業，束先生落得清閑自在，對王鎮皋也格外照顧，知道他身體不好，把帶有暖氣的辦公室交給他使用。

親曆者的記憶中保存著另一個版本，同學朱之藩回憶說，留校後王鎮皋與老師相處融洽，彼此聊天不加避諱，一些言論被他匯報給了組織。同事眼中的王鎮皋仍是老實善良、慣於服從的個性，即使普通的實驗員也直呼其名，交代的瑣事，他同樣笑嘻嘻地照辦。他從不拒絕別人，同事借錢，如果沒有，就找第三者借，他害怕令別人失望。

秘密工作的網絡裏，王鎮皋也是隻能服從的小角色，他盡職地完成屬於自己的任務，相應的，也隻想承擔不多不少的責任。學校召開鳴放討論會的第二天晚上，王鎮皋從聯絡站回來，發現物理樓燈火通明，走廊上放著標語，學生們對《青島日報》扭曲討論會發言的行為很不滿，打算到報社示威。王鎮皋發現後一夜未睡，調查清人員情況匯報給保衛處，使警方可以為第二天的遊行現場提前部署警力、疏散人群。事後，涉事學生全部被定性右派，王鎮皋認為向組織報告是職責之內的正常處置，這是在避免更壞的事情發生。“打成右派跟我沒有關係。”

強調“沒有關係”時，他正弓著身子坐在簡易床邊，把手裏的硬幣又翻了麵，啪的一聲扣在桌上。“責任要明確，”王鎮皋說，報告後公安怎麽部署他不過問，具體哪些學生打為右派也並不清楚，就他的能力來說，可做的很少，“沒有哪個右派、反革命是因我造成的。”

對麵宿舍的同事李仲益高大開朗，在《民主報》上很活躍，提前得知中央準備反擊之後，王鎮皋想告訴李仲益，怕被問如何得知，更擔心一旦敗露，自己受牽連。何況，此時已經太晚，“這些人要倒黴了。”他想。

引蛇出洞的策略臨近公開時，人們才明白束星北沉默的原因。在省委宣傳部的會議上，他以《用生命捍衛憲法尊嚴》為題發言，認為曆次運動的錯誤在於粗暴破壞憲法，時弊的根源隻因有人治而無法治。他的見解引來一片喝彩，更多的人隱隱感覺到不安。

《民主報》編輯向束星北索要發言稿時，風向已經變化，因此建議他刪去“人治”、“歌頌清官”、“毛主席也不能保證沒有偶然的錯誤”等內容，被束星北拒絕。一天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宣告反擊開始，編輯問束星北是否需要撤稿，他回答，文責自負。

最先鳴放的教授們也最先認罪伏法，右派的陣地上到9月份時隻剩下束星北一人。在全校批鬥大會之後，公安局指示王鎮皋到束先生家裏去一趟，看看批鬥會之後束星北的心態如何。

為了不引起懷疑，他午夜時動身，走過魚山路昏暗起伏的街道，拐進束先生的小洋樓。王鎮皋回憶，自己半夜登門，束星北夫婦十分激動，說了很多。白天批鬥時有人指著鼻子謾罵，“（如果）當時我帶槍的話……”束先生沒說下去，夫人接過話，“我們家有槍，打兔子的。”並為王鎮皋太多教學任務感到不平。那一晚王鎮皋少有的愉快，幾乎忘了是去執行任務的。

四十多年後人們翻閱束星北檔案，發現1957年記載著這樣一條：王某某匯報，一是束星北有槍，二是束星北表示，如果自己真的出事，李政道一定會幫忙。事後證明，束星北對李政道的判斷是準確的。

半年後，束星北被定為反革命分子，送往月子口水庫勞動改造。

王鎮皋記得，束先生曾經問他是不是團員，他猶豫了一下，回答說不是。那次談話之前，公安接頭人曾塞給他一枚團徽，但直到超齡退團，都沒有機會佩戴。他說那是唯一一次向束先生撒謊。

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被打倒後，直接導致了束星北離開山大，之後去月子水庫勞動、去青島醫學院掃廁所，前後21年不能以教學和科研為主業。

王鎮皋認為自己在束星北老師兩次運動中的遭遇中並未起太大作用，因為束星北敢做敢說，很多言論都是公開的。這一點束星北的女兒束美新也持相同看法，從90年代開始整理束星北資料的束美新表示，她看過很多舉報父親的資料，王鎮皋確實隻是芸芸眾多舉報者中的一個。但隨著70年代末王鎮皋充當公安局線人的身份泄露，王鎮皋的同學大多認為他“脫不了幹係”。

監視束星北隻是王鎮皋保密工作的一項，保衛處長鞏念勝不斷地給出需要調查的人名，王鎮皋按要求去接近。本來就善於思考的王鎮皋，常常要琢磨打探方式和接近的尺度。

雖然王鎮皋表示曾經懷疑過自己的工作內容是否有意義，但王鎮皋對於組織交給的任務不曾有態度上的馬虎。也並不覺得自己在做的工作會對別人產生不良的影響。

王鎮皋一直認為匯報束星北有槍是在幫他，怕他真的有一天會開槍打死人會深陷囹圄。

向筆者進行說明的時候，王鎮皋特意糾正了《束星北檔案》中對他的措辭，“我怎麽是在‘揭發’？應該是‘匯報’”。

除了對個人和事件的監控，在國內外重大事件和政策出台時，王鎮皋還要負責了解學校內外各類人群的思想動向。回憶自己這方麵的工作時，王鎮皋提到自己工作細致，“上麵很滿意”，受到了表揚。

1958年，山東大學從青島搬至濟南，作為有經驗的保密工作者，王鎮皋的組織關係同樣跟到了濟南。在濟南，王鎮皋直接向公安廳匯報工作。

大鳴大放時王鎮皋整日忙碌又心事重重，同事看在眼裏，但沒人知道，此時他已經因為勞累患上了嚴重的神經衰弱，整夜無法入睡，記憶力減退，連熟人的名字也想不起。備課時，他看著剛剛翻過去的書頁，腦中竟一片空白，恐慌在胸口淤積，“哇”的一聲伏案痛哭，他知道，自己再也不是天才了。

王鎮皋的老相冊，裏麵是他和在同事的合影。

四、無所不能的組織

王鎮皋表示自己行得正坐得端，曾當眾駁得人啞口無言，但最後真正的解決，還是保衛處長鞏念勝給了他公道。王鎮皋的心裏對於保衛處和公安局的權威性十分清楚，認為他們“什麽都能辦到”。

雖然王鎮皋說，做這份保密工作是沒有任何好處的，但是遇到困難時，王鎮皋還是會想到向組織求助。

1960年，王鎮皋舊疾複發，公安廳幫忙弄來了麝香和關白附，在物資稀缺的年代，這是難以想象的。

另外王鎮皋回憶，1964年他曾經回過一次前良村，當地有一個民兵來找他麻煩。心高氣傲的王鎮皋並不買帳，民兵放狠話要抓他，王鎮皋大為光火，當即問道“你知道我是幹什麽的嘛？”一位當地的朋友表示，曾經聽說當時王鎮皋已然把公安背景說了出來。

地主出身，常常接觸右派分子，與束星北關係密切，據王鎮皋自己回憶，文革中他也不曾參與過批鬥，放在正常人身上，這些已經夠給他寫上幾張大字報挨整了，但王鎮皋表示自己隻被貼過一次大字報。

“文革”爆發後的一天，王鎮皋和其他教職工被留在教室裏，麵前放著紙筆。總支書記要求互相寫揭發材料，當然，他說，也可以寫寫自己。

沉默。第一個人拿起筆的時候，教室的氣氛變了。不一會兒，隻剩下王鎮皋抱著雙臂，一動不動地坐著。

鳴放之後的秘密工作並沒有輕鬆下來，但凡國內外有事，王鎮皋就得收集各方麵的言論，每周撰寫思想動向報告，交給鞏念勝。有一段時間，他借調到北京參加人工降雨研究，12點乘坐火車，一宿不睡，淩晨5點到達後直接趕往學校，拖著病體上完八小時的課，當晚又趕回去。課間休息時，他站在走廊裏打起了呼嚕。

被留下寫揭發材料的同事們，有的已經寫了滿滿一頁，有的隻開了頭，王鎮皋仍然沒有動筆，“我拚了命做工作，還要坐在這裏交代問題。”眼淚又止不住了，最終交了白卷。

物理係辦大字報專欄時，他依舊沒能逃脫，同事列舉的罪狀是：打扮成美女的大毒蛇，反革命少將特務束星北的得意門生、孝子賢孫，為他肝腦塗地。他找總支書記爭辯，對方不屑地說，“北京的大幹部都整了，你又算什麽？”他闖進黨委書記辦公室才發現，鞏念勝已經在替他申訴了。後來在清理階級隊伍時，整他的幕後操縱者被關了起來，王鎮皋鬆了一口氣。有了依傍，他不再出席任何批鬥會。

政治運動呼嘯去來，讓人想起當年那列漫長的火車，隻是更不清楚方向、更無所適從，王鎮皋保守著隱秘的身份，像是攥緊扯掉了一半的車票。當現實無力改變，唯一能做的便是自我說服，他逐漸把秘密工作當做一種民意調查，認為是黨中央了解民情的途徑，而且幾乎到了癡迷的程度。圍觀下棋時鄰居評論起時局，王鎮皋蹲在一旁探聽，忘了家人還等著他回家做飯，惱怒的妻子衝下樓，將他踢翻在地。

“打探？用得著打探嗎？平常見了麵隨時都可以聊聊” ，王鎮皋對詞語暗示的褒貶很介意，他從床下拉出一個紙箱，老照片整整齊齊地貼在相冊上：山大的花園裏，同事們努力地笑著，或是在夏天的海灘，心無顧念地角力、追逐，黑白之間覺察不出任何異樣，隻有波瀾不驚的生活場景。王鎮皋的秘密工作完成得十分出色，山東省受到中央的嘉獎，公安廳長還專門請他吃過飯。

黨支書記曾問王鎮皋，你為什麽不申請入黨？為什麽不向黨匯報思想？他隻能回答，這不太好講，校黨委知道我的思想。公安廳的人曾告訴他，你不能入黨，並拿出一份彭德懷事件的黨員文件，給他看了，“這就算你的組織生活。”

報告別人私下的談話，難道不覺得有問題嗎？筆者問王鎮皋，他回答說，“黨中央希望知道你怎麽想，就算明著問，難道不應該如實回答？匯報給組織又有什麽關係。有些人挨整，是黨犯了錯誤，像我這樣的好人，怎麽可能去害別人？”聯想起圍繞在他身上的種種評價，王鎮皋又一次不加掩飾地落淚了。

不隻一個人向我說起他的老實善良：他把評獎、加工資的機會讓給生活困難的同事，用一枚鑽戒換來的自行車借給別人長期使用；當他看到新聞中患了重症肺炎的兒童，一宿輾轉反側，第二天趕到醫院留下500塊錢之後，才回到家沉沉睡去——我在網上看到相關報道時，迷惑於缺乏道德判斷力與渴望道德滿足感為何會同時存在於一個人身上。“了解我的人都說，當今世上再沒有這樣的好人了。”他又說。

文革挨整之後，王鎮皋做了最壞的打算，如果逼迫得受不了，就要求公安局把自己關起來。再去理論物理教研室的時候，同事們變得異常客氣，有的低著頭，有的猛然站起來，“王老師，請坐。”運動把人變成了偽君子，王鎮皋想，十年前他就告訴公安局，束星北思想落後，但事情都在明處，遠不及兩麵派可怕。

束星北發配到月子口水庫之後，起初仍在宣揚人治法治的理論，其他右派們瘋狂勞動、彼此揭發，尋找著一切摘掉罪名的可能，束星北體弱，又消極怠工，總被當作最差的一個。

饑饉來臨的時候，束星北餓極了，身體快要陷到綿軟的地裏去，他溜進農田，順著紅薯的藤蔓摸到根莖，正要挖時被守望的農民逮到。農民見他可憐，從草棚裏抓了一把花生，束星北竟連皮吃了下去。漫長的煎熬摧毀了他的意誌，終於寫下萬餘字的懺悔書，痛斥自己是“披著人民外衣的豺狼”。當有人偷偷告訴他可以幫他逃亡海外，他動過心，最終還是告發了對方。但無論如何虔誠，始終不被饒恕。

然後，又春天了。

20年後，王鎮皋見到已經平反的束星北，發覺當年的英氣消散了，而他自己也因為疾病折磨顯出深重的病態。他代表學校請束先生回山大，束星北隻是笑笑，沒說什麽。後來束星北寄給王鎮皋一封介紹信，李政道要到北京演講，他希望自己最好的兩個學生見見麵。

報告廳裏擠滿了人，他們響應號召，準備再次“向科學進軍”。王鎮皋坐在第一排的貴賓席，靜靜地看著講台上的李政道，“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演講結束，掌聲真誠熱烈，王鎮皋害怕問起科研的事情，在人群湧上前的時候，獨自離開了。

伍、“線人”身份意外曝光

從1953年留校到1979年，做了26年的保密工作，王鎮皋的身份意外曝光了，當大家發現王鎮皋從事保密工作時，身邊的同事不客氣地將其歸類為“特務”，這讓王鎮皋難以接受。

對於王鎮皋身份的泄露，同事間的版本和王鎮皋的說法略有出入。王鎮皋回憶1979年因為漲工資的問題與係總支書記鬧了矛盾，於是當書記通過私人渠道獲知王鎮皋曾做過公安“線人”的情況後立刻散布出去以示報複。當他從外地回到山大時，同事告訴他，“不得了，特大新聞，全校都知道你是山東省公安廳的大特務。”

但據同時在物理係任教的另一位教師透露，最早的消息應該是王鎮皋自己泄露出去的，漲工資評職稱問題開始時，王鎮皋“評功擺好”，表示自己是為學校作了貢獻的人，是曾為公安工作過的並提及監視束星北的曆史。由此才有後來的總支書記獲得這一消息。

事後，王鎮皋十分惱怒，曾要求黨委對總支書記予以開除處分，但這一要求並未被獲準。最終導致王鎮本在山東大學呆不下去而南下福建華僑大學。後來為了就醫方便，又調往蘇州鐵道師範學院。

據王鎮皋講，這是他在校工作以來的二十幾年中第一次向校方提出要求未被應允。

作為與王鎮皋私交相對好些的同學，朱之藩得知此事後十分震驚，專門向王鎮皋問起，並帶著責備，據他所知，當年有一些留校的學生被保衛處拉去做線人，都以“不能勝任”等理由推脫搪塞過去，沒想到，反而是對束星北先生看重的學生成為了這樣的角色。

更有其他同學得知後直接避而遠之。

王鎮皋保密工作泄露不久，消息就傳到了青島束星北教授處。束星北離開山大後，一直留在青島醫學院，文革結束後，山大曾想邀請束星北回校任教，束星北拒絕了。1978年，束星北接受了國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的任命複出工作。

在青島海洋大學任教的束星北的學生王景明的印象裏，束星北隻提過一次向他問起：你知道王鎮皋是特務嗎？眼神中帶著驚訝，但也沒多說什麽。而後，從1978年複出工作至1983年束星北逝世，束星北幾乎再未提到文革過往。女兒束美新回憶，那段時間父親每日連睡覺都要把研究放在床邊，心中的遺憾的隻是這麽一段學術發展的空白，中國還需要多久才能趕得上來。

1982年束先生去世之後，治喪委員會發過一封電報，王鎮皋在上海看病，收到時已經是三個月之後。

束星北臨終之前曾有囑托，要求把遺體捐給青島醫學院，他雖然身體衰朽，頭腦卻像年輕時一樣清晰敏捷，也許有研究的價值。但醫學院忙於領導換屆，遺體被遺忘在不為人知的角落，很久以後領導想起，吩咐兩個學生抬到樹林安葬，學生抬著不知名的腐爛屍體，匆匆埋在了操場的雙杠下麵。

“遺體被忘記了？”王鎮皋的眼神突然驚愕起來，直直地盯著筆者，很快又黯淡下去，“哦。”

退休之後，王鎮皋寫信給學校，要求評自己為名譽教授，哪怕退休金減半也無所謂，但沒能如願。

六、從副教授到教授，36年未登上的台階

離開山大的王鎮皋輾轉幾個學校，最後在杭州退休，再無學術、事業可言。先後與兩任妻子離婚，糾其原因，皆與“特務工作”有關。

同樣做過保密工作的李楓，特別反感大家叫王鎮皋“特務”。“時代在變，不能用現在的眼光和想法去理解那個年代的事和想法。”李楓提到，當時就是在執行任務，而作為一個沒有入黨又出身地主的學生，能完成很多艱難的任務實屬不易。而且當時的任務也不隻是這一類，王鎮皋還接受過幫助後進的教師提高業務水平的任務，還時常熬夜給人做輔導。

晚年回到紹興小鎮時，家人親戚大都不在了，七十多歲的外甥女偶爾照看他。每隔兩天，王鎮皋往外甥女家去一趟，如果幾天不見人，她就過來看看是病了還是死了。前不久，外甥女也去世了。他跟妻子已經幾十年沒有來往，聽別人說，她的健康狀況比自己還要差。

王鎮皋患上神經衰弱那會兒，曾申請到蘭州大學交流學習，順便休養。遠離了政治運動的是是非非，蘭州的時光難得清淨。一位北大畢業的姑娘熱情主動，總是用上海話問這問那，王鎮皋你還看電影啦，王鎮皋褲子不好這麽破的，後來就成了他的妻子。婚後聽說，妻子曾有過未婚夫，男方在畢業結婚前淪為極右分子，判刑十年，因獄中組黨，又加刑十年，親戚都勸她，等不得了。

婚後，王鎮皋總在周日時神秘外出，有時半夜12點也悄悄溜走，無休無止的爭吵，感情也隨之消磨。1979年，未婚夫平反出獄，跟妻子常常書信往來，王鎮皋無意中讀到過其中一封，信中回憶起兩人的青春時光，“烏七八糟，一塌糊塗。”他說。離婚後，妻子立刻搬去了未婚夫所在的城市。

同事間流傳的風言風語則是說，王鎮皋的特務身份敗露後，妻子忍受不了他的聲名狼藉，離他而去。第二任妻子是物理係老教授的年輕遺孀，“卑鄙無恥的特務”就出自她的咒罵，那段婚姻也沒持續多久。

此刻，窗外正是江南的梅雨季節，雨聲時大時小，夾雜在隔壁一場法事的木魚聲裏。雨停了，小販騎著三輪車叮叮當當地經過巷子，經過“無產階級專政萬歲”的斑駁了的標語。

本來事情應該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結束，但有一年，女同學打來電話，說大家都為王鎮皋感到不平，當年班裏常常得零分的學生也評上了教授，而王鎮皋卻在副教授的職稱上退了休，“你可是束先生當年最器重的啊。”

王鎮皋最難解開的心結就是做了36年的副教授再不曾獲得提升。

“我大學裏又能教物理又能教數學，怎麽不夠評教授？”很多曾經成績不如自己或一直向自己請教問題的同學同事，如今都已經成為教授甚至是院士，王鎮皋很難接受自己的副教授之位，覺得抬不起頭。

但當被問及有什麽論文和著作時，王鎮皋隻能想到兩篇說得出來的論文，一篇發表在了蘇州鐵道師範學院的校報上，另一篇發表時被人抹去了自己的名字。此外是三本參與編寫習題或是參與校對的物理方麵譯作。

而同在大學任教的王鎮皋的同學表示，王鎮皋畢業後多以教基礎課為主，相比專業課，基礎課本就難以評更高的職稱，再加之王鎮皋前後換過幾次單位，也有影響。如果他一直在山東大學，或許現在已經是教授了。

學術成果少是王鎮皋難以彌補的缺憾，21年的保密工作兼教學工作，讓王鎮皋再難有時間像上學時一樣純粹地鑽研知識。在運動多的時候，超負荷的保密工作讓他每天隻能睡4個小時。

回想往事，也曾有過一些好的機會向他招手，但當他想從繁重的保密工作中脫身時，“保衛工作重於一切”，他的要求最終被否決。“我就是太實在”，王鎮皋如此評價自己。

王鎮皋感到很失落，他用曆數一生的語氣給蘇州和山東大學寫了萬餘字的長信，希望授予他名譽教授，即使退休金減半也無所謂，結果都沒有回複。

1994年，病中的鞏念勝得知王鎮皋一直沒有評上教授，大呼“黨對不起你。”王鎮皋一心的委屈再也崩不住，在鞏念勝病床前放聲大哭。後來，兩次突發心髒病的鞏念勝也拖著病體為他奔走，找到山東大學，了解當年情況的潘校長病重不辦公，鞏念勝為王鎮皋的事寫信問了一些人，但解決起來也並不順利。再不久，鞏念勝和潘校長都去世了。

心願未了，知曉他過去的人卻一個個離開人世，王鎮皋有些四顧茫然。他撥通老同學的電話，對麵傳來了嘟嘟聲，“死掉了？不可能死掉了。”再撥打另一個，“膀胱癌啊，我前列腺癌，好一點，還能活一兩年。”他說，要是評不上教授，會死不瞑目。

1991年時，王鎮皋因為想反映一些鐵路方麵的情況，把信寄到了尉健行辦公室，不久收到尉健行秘書的回信，短短的兩行字表示信已經收到，但最後一句深深的印在了王鎮皋的腦海裏，“祝您身體健康，有事可來信”。王鎮皋想著，如果萬不得以，還有這麽一條路。曾經並未想過要靠向中央寫信來解決個人問題的王鎮皋，如今開始給他能想到的能解決這個問題的人寫信，希望有朝一日能得到回複。

他也想聯係束星北的小女兒束美新，向她解釋當年並沒有害過束先生，匯報時提到李政道，是想讓上麵處理時有所顧忌。但束美新不願意跟他通話，雖然她同意父親遭難的責任不在王鎮皋，當年揭發他的人太多太多了，她隻是不願意父親的名字跟王鎮皋再有瓜葛，“跳梁小醜”，她評價說。

在電視櫃的雜物中間，有一本托人買來的《炎黃春秋》，裏麵有篇回憶束星北的文章，王鎮皋用紅筆圈注了幾處細微的錯誤，比如，不是氣象所，是氣象台。

現年83歲的王鎮皋住在外甥女家，兩個兒子一個定居在加拿大，一個定居在美國。大多數時間，王鎮皋自己照顧自己，雖然經濟情況尚可，內心卻一直堵個石頭。近年來王鎮皋身體每況愈下，有一次打電話給李楓哭訴自己的窘境時，李楓分析是作保密工作內心的苦悶太多。

“資質高於李政道”，“毀了一個天才啊”，王鎮皋寄出的材料裏常常有這麽兩句，標記了他曾有萬般可能的人生的起點和終點。

他的自我意誌稀薄的個性，似乎跟年輕時沒有太大分別，一貫的柔弱老實，經不起人勸，看到農民工討薪的新聞便忍不住落淚，每次去醫院都特地多帶兩千塊錢，遇到窮苦人醫療費不夠的，就給他們，每年總能遇到一兩次。

那次在杭州的中醫院，他坐在門診室裏哭泣，訴說起當年，醫生打斷他，“你不要哭了。”後來就很少再去那裏，有人按時買好藥寄給他，每次滿滿一箱。

每天淩晨4點多他就起床，熬癌症的藥，要是有困意，便再睡一會，四個小時後熬肝髒的藥，下午和晚上還有兩貼。濁黃的中藥熬好了，總是忘了喝，涼掉。他拿出中藥處方，忍冬藤、白茯苓、龍牙草、青藤根……

“嗒”的一聲，燉著排骨的砂鍋燒幹了，裂成兩半，晾出一團烏黑。

來源：《天才落魄的暮年》文/杜強 &《毛澤東時代的＂告密者＂自白》文/於維華

束星北簡介：
   1907年10月1日，束星北出生在江蘇省南通市唐家閘掘港村。1924年，中學畢業後，考入杭州之江大學。1925年，轉學到山東齊魯大學物理係。1926年，考進了美國堪薩斯州拜克大學物理係。後前往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學習。1928年10月，進入英國愛丁堡大學，在惠特克（E. T. Whittaker）和查爾斯·高爾頓·達爾文博士（Charles Galton Darwin）指導下進行係統的物理和數學學習，一年後獲碩士學位。1930年2月，來到劍橋大學，師從著名理論天體物理學家亞瑟·愛丁頓博士。同年8月，他被愛丁頓博士推薦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做研究生和數學係助教，師從數學家斯特羅克教授（Dirk Jan Struik）。1931年8月，獲科學碩士學位（Master of Science）。
    1931年9月，束星北回國結婚。後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任物理教官。1932年9月，任浙江大學物理係副教授。1937年，晉升為教授。1944年4月，束星北受聘於重慶國民政府軍令部二廳技術室，參與雷達的研製工作。1945年抗戰勝利後，返回浙江大學。在浙江大學，束星北前後工作了19年，這段時間也是他教學和研究生涯的一個頂峰，他培養了許多學生，有些後來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如李政道、程開甲、胡濟民、周誌成等。
    1952年，全國高校院係調整，束星北前往山東大學物理係。1954年，轉入海洋學係氣象組從事海洋氣象研究。1956年，在肅反運動中，被打為束星北反革命集團的頭目。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極右派分子。1958年6月，被定為曆史反革命分子，同年10月，被編入青島月子口水庫水利工地勞改隊。1960年，被安排到青島醫學院任教員，管製勞動。1965年，他完成了《狹義相對論》手稿，該專著最終在1995年付梓。
    1972年，束星北培養的學生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李政道回中國，在人民大會堂，周恩來提出希望李政道能為解決中國教育人才「斷層」做些工作，介紹一些海外有才學的人到中國講學。李政道說：「中國不乏解決『斷層』問題的人才，隻是他們沒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師束星北先生。」那時，李政道不知道在青島醫學院打掃衛生從事體力勞動的束星北在哪裏，在幹什麽。
    1974年9月11日，束星北被摘掉“極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帽子。1978年，調到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任教授，從事海洋動力學的研究。他還領導了海洋內波研究組的組建，從事海洋內波的觀測與研究。1979年，七機部(航天部)首次準備試驗發射以公海為著點的洲際導彈東風五號（時稱 “運載火箭”），需要計算彈頭落入南太平洋時打撈數據艙的最佳安全時限，該任務交給了第一海洋研究所，束星北僅憑計算器就完成了計算工作，得出“彈頭落水激起200米高的水柱，隨後湧浪迅速向周圍擴散，4分鍾後海麵可恢複到平靜狀態。如打撈保險起見，再翻番加一倍的時間，八九分鍾更沒問題”的結論。1980年5月18日海軍打撈彈頭數據艙用了5分20秒時間便順利地將取回。1979年12月，束星北得到徹底平反，恢複名譽。
    1983年10月30日淩晨3時，束星北因病去世，終年7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