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先兔
此刻張先兔坐在山西省盂縣的家中，1942年那個清晨倉惶驚醒的新媳婦，如今已是一位瘦得皮包骨的寡婦，她的臉上皺紋密布，花白的頭發梳到腦後，由於患有肺病，她不時喘著粗氣。張先兔說：“每當我夢到那會兒，總是夢到自己被抓住了，我怕極了。”
當時她無處可逃。“日本兵們來了，他們發現了我們……滿街的人到處跑。”她的呼吸減慢了，突然又急促起來：“哎呀……剩下的事我全忘了。”接下來的20天張先兔被囚禁在附近一座窯洞裏，淪為一名“慰安婦”，遭受侵入中國華北的日軍的蹂躪。張先兔說：“我差點嚇死了。”
與張先兔經曆相似的女性大多都死了，她們或死於疾病，或被折磨致死，或兩者皆有之。二戰期間日本為防止入侵日軍進行大規模強奸和擄掠，實行慰安婦製度，據估計約有20萬名亞洲女性或被擄掠，或被強迫在“慰安所”為日軍提供性服務。今年亞洲將紀念二戰結束70周年，在眾多無法安息的戰爭亡魂中，慰安婦的身影也在其間。
中國目前健在的慰安婦還有二十幾名。當官方不予重視時，是民間人士自發組織活動，以確保她們不會被遺忘。而隨著中國與日本爭奪亞洲主導地位，中國外交官開始不時發出嚴厲警告，讓日本不要“忘記曆史教訓”。但是在張先兔的臥室這樣僻靜的角落裏，曆史痕跡早已褪去。此時再來賦予這段塵封往事以新的意義，是否已為時過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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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為撰寫這篇文章著手研究時，我曾不禁猜測：一位慰安婦是否會歡迎一個外國記者？我會被指責“站隊”嗎？還是如一位中國同行所警告的，我會變成中國民族主義者的“工具”，或日本民族主義者的靶子？
張先兔：“日本兵們來了，他們發現了我們......滿街的人到處跑”
慰安婦大多生活在貧困鄉村，說著一口外人很難聽懂的方言，她們的身體也越來越差。中國媒體將她們刻畫成一群脆弱的受害者，儒家思想的謹小慎微，掩蓋了她們在戰爭中慘遭強奸的經曆。我之所以注意此事是受一些活動人士的觸動。二十多年來中日關係時好時壞，這些民間人士一直在為她們奔走。曾經有段時間，慰安婦完全沒有可以傾訴的地方。
2014年秋天的一個早晨，我見到了張先兔老人。這要感謝張雙兵，他曾是山西省一所小學的教師，調查慰安婦已成為他為之奮鬥的事業。（張在中國是常見姓氏，二人之間並無親屬關係）在張先兔家門口，張雙兵大聲打著招呼，老人親熱地握住他的手，給他看窗台上擺放整齊的藥瓶，告訴他自己最近的用藥情況。老人不住地念叨著最近去世的長子，以及與二兒媳的不和。她問：“這過得叫什麽日子？”她轉向我說：“我不想過下去了。”
張先兔家的院子裏堆滿了中國農村常見的雜物：成堆的煤和玉米，一些生了鏽的農具，還拉著一根長長的晾衣繩。屋裏的日光燈照亮了牆上貼的一幅年畫，快樂的孩子們騎在一條吉祥的紅鯉魚上。一幅毛主席肖像下麵掛著一些框起來的家庭照片。88歲的張先兔終日盤腿坐在炕上，她穿戴整潔，上身一件黑色的棉背心，下身一條黑棉褲，將一雙小腳盤在瘦削的膝蓋下麵。
這對包在布鞋裏的畸形小腳雖然連下床著地都困難，卻曾帶著張先兔一路走上東京法庭。上世紀90年代末，在張雙兵以及一隊日本和中國律師團護送下，盂縣16名婦女（目前隻有張先兔在世）赴日起訴日本政府，要求獲得賠償和道歉。她們的訴訟請求被以超過訴訟時效、個人不能起訴日本政府為由駁回。
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原慰安婦們就已發起一場政治運動，要求日本政府認罪和賠償。日本內閣官房發表過一份道歉聲明（全文附在文章的後麵），還有日本民間人士也參與索賠活動，招募中國律師幫助他們追尋中國大陸年邁的受害者。這些日本的活動人士認為，將慰安婦的悲慘遭遇公之於眾，有助於日本社會正視戰爭。然而這些訴訟無一成功。
北京律師康健說：“我不知道這件事會這麽複雜。”這位個頭不高的女律師負責收集海南慰安婦的證據。跟盂縣一樣，海南當地曆史學家也找到了一批幸存的受害者。康健說：“盡管這件事有時候讓人感到痛苦，但不去做會更痛苦。”
張雙兵在山西與河北兩省之間來回穿梭，調查記錄原慰安婦們的生活
2011年，日本法院駁回了原亞洲慰安婦及被擄勞工的最後一批訴訟。中國與日本彼此敵意不斷升級，兩國維權人士的民間合作也壓力倍增。中日兩國的民族主義勢力正在抬頭。中國與韓國的激烈言辭以及暴力反日遊行，引起了戰爭結束很久以後出生的日本人的反感。2014年底，日本左傾報紙《朝日新聞》撤銷了一篇關於慰安婦的報道，此文基於當年一份揭露真相的證詞而後又被認為有事實出入。
而與此同時，慰安婦群體正因年齡問題銳減。在首爾，韓國慰安婦們原來每周舉行一次集會，她們的集會處現在立著一尊少女銅像，少女責難的目光凝視著馬路對麵日本大使館的大門。人行道上刻下了一位駝背老嫗的身影。
首爾日本大使館前的慰安婦銅像（網圖）
張雙兵說：“回顧這30年（的活動），我不能說是徒勞的，但確實沒取得過巨大成功。我感到非常失望，我沒取得任何結果，我沒有達成這些老人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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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的一天，張雙兵在前往村裏小學的路上發現了自己畢生的使命。他上班路上要經過一片農田，這些綠色的坡田分布在陡峭的石灰岩懸崖間，張雙兵家也有這樣的田地。家家戶戶的收成僅夠勉強果腹。那一天張雙兵看到一位老年婦女獨自吃力地收糧食，而其他人家的莊稼早就收完了。
年輕的教師感到她很可憐，問她是否需要幫忙。後來他發現這位老年婦女受到村裏人排斥，因為她當過慰安婦，不光彩，沒人願意娶她。
張雙兵從村民的閑談中追尋著慰安婦們的影蹤，沒多久，他就在盂縣黃色的石子路上騎壞了三輛自行車。
日本皇軍有從貧窮的日本家庭招募妓女的傳統。1937年日軍攻占中華民國首都南京期間，進行了一場殘忍的大屠殺和大肆強奸，之後日本政府決定設立隨軍妓院以約束部隊。由於日軍在亞洲的大規模部署，妓女很快就供不應求。
大批朝鮮、中國、東南亞和歐洲婦女經招募、誘騙或逼迫成為妓女，進入由日軍經營或為日本軍人服務的妓院。大部分人沒有活著走出來。韓國學者提出亞洲有20萬名慰安婦，中國學者估計在被占領城市以及廣闊的前線，還有20萬名中國女性被擄掠。
盂縣在日軍、受美國支持的國民黨以及共產黨遊擊隊之間幾度易手。這兒的“慰安所”都是臨時設在村舍或軍營中，不比上海的軍妓院那麽正規。
日軍向中國東部城市青島推進，1938年
日本投降後，中國又爆發了內戰，跟著是共產主義時期的土地重新分配和政治清洗。二戰期間的戰爭記錄遭到破壞。慰安婦們為了嫁人和保護家族名聲，隱瞞了她們的過往。
張雙兵說：“當這些婦女揭開她們的傷疤時，她們背負著中國五千年曆史以及封建思想的負擔。她們把自己的故事說出來，把自己的痛苦講出來，因為她們信任我。所以什麽都不能為她們做讓我感到很難過。”
“這是曆史的責任。這些受害者至今還沒得到一個公平的說法，她們的家人沒得到過一個說法。”
張雙兵的高中學曆讓他在盂縣農村顯得與眾不同。這個溫和、耐心的男人獲得了山西、河北兩省約126名年邁婦女的信任，又看著她們一個一個年老壽終。遇到那些患病的、貧困的或是獨身一人的受害婦女，他還會拿出自己的積蓄去幫助她們。
中國“慰安婦”，1937年-1945年
張雙兵的妻兒並不支持他，連他母親也反對。老太太看上去雖瘦弱，樣子依然優雅，頭上戴一方山西農村婦女喜歡戴的白頭巾。她與兒子一家住在塬上的窯洞裏，牆壁刷得雪白，門外桃樹成蔭。張媽媽與兒子結交的那些受害婦女同齡，但與她們的命運截然不同，她十幾歲時就加入了共產黨遊擊隊。張雙兵說：“她在戰爭中跟日本人打過仗，所以她覺著，‘這麽做有什麽用？’但後來當她看到這麽多日本人支持我，她也接受了。”
張雙兵的壁櫥裏塞滿了信封，裏麵都是他拜訪的那些“老太太”們的照片。在這些已經褪色的照片裏，有一張黑白肖像，相片中的女性曾因被指“裏通”日本而常年遭受迫害，最終在文革時自殺。其他婦女有的在村子裏遭人唾罵，有的在共產黨上台後被流放到勞改營。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麽幸存者們不願說出她們的遭遇。
還有一張照片上是一位滿頭白發、身形富態的女性。張雙兵回憶道，當這位婦女向他傾訴後，感到了內心有了一絲平靜。但當張雙兵開始寫關於盂縣慰安婦的書時，她的兒子因難堪而禁止她參與。
張先兔是個例外。當張雙兵動員她去日本打官司時，她的丈夫和兒子都支持她。當我問她為什麽願意站在公眾麵前時，她滔滔不絕地傾訴起自己所受的委屈：村裏的女人都避著她，幾十年的艱難困苦，食不果腹，還有現在的孤獨。
張先兔的父親付了贖金後，日本人才放了她。她父親為付贖金賣掉了所有的羊，從此家中一貧如洗。張先兔說：“我氣得不行。”兩年後她才在繼母的照顧下恢複健康。食物是一直匱乏的。共產黨獲勝後，家裏的土地被充公了。“我既沒吃，又沒穿。我父母也挨著餓，我們什麽都沒有。這叫什麽日子？我滿心悔恨，不知道該怎麽辦。我年輕的時候，覺著我多活一天，我的罪孽就更大一些。”張先兔說，她自由的代價是這個家庭的敗落：“我要讓日本人償還這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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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索賠活動人士表示，他們的行動已進入不確定的“第三階段”。首先要努力找到年邁的受害者，然後在日本發起長達數年的訴訟。現在他們正通過中國法院為被擄勞工尋求賠償，寄望於最近的緊張局勢能令中國政府願意對日本公開索賠。但中國法院不會受理慰安婦案件，因為被告是日本政府。
張雙兵與張先兔在她山西省的家中
悉尼大學(University of Sydney)中日關係專家詹??姆斯•賴利(James Reilly)表示：“這個曆史問題始終受到與日本的更廣泛雙邊關係的束縛。”
一些經驗豐富的活動人士懷疑中國永遠不會讓這些訴訟案件得到審理。關於個人尋求獲得曆史賠償這類案件，當局有太多理由去謹慎應對。共產主義政治運動期間，數千萬中國人或死於饑餓，或死於迫害，或在勞改營裏度過漫長歲月。還有數百萬人失去了土地和財產。
張先兔與兩個孫子的合照，其他家人照片
激進的反日人士童增表示，北京方麵對反日活動的態度是“不支持、不阻止”。現年58歲的童增是一家小型投資基金的負責人，他在中國是個異數，盡管一輩子致力於煽動性活動，包括坐船登陸爭議性島嶼，卻沒有惹上嚴重的麻煩。童增所受到的寬容，與那些奮力爭取中國公民憲法權利的知識分子被判處的長期徒刑相比，差別何等懸殊。反日活動對中國是一把雙刃劍，有著複雜的派係暗流，給童增這樣的煽動者留下了空間：“如果他們打壓我們太厲害，他們就成了民族叛徒。”
北京方麵也小心地不去鼓勵民族主義者。中國憤青們組織的反日集會可以迅速演變成反對政府的抗議活動。過激言論會被受國家控製的媒體仔細地和諧掉。耶魯大學政治學家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說：“有人擔心上一代激進分子可能會與這一代憤青形成聯係。”白潔曦著有《強大的愛國者：中國外交關係中的民族主義抗議》(Powerful Patriots: Nationalist Protest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外交方麵也存在顧慮。1972年時毛澤東領導的中國與日本恢複邦交，為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放棄戰爭賠償要求，以換取日本援助和投資。
童增爭辯說，毛主席從來沒放棄過中國公民個人要求賠償的權利。但他隨後又笑道：“多半因為他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還沒這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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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支持、不阻止”的態度在上海東寶興路125弄1號得到明顯體現。這棟破舊的三層樓房裏擠著七十戶人家，窗外晾滿了衣服，狹窄的樓門開在一條漆黑的過道上。偶有日本旅遊團來此參觀。
據上海曆史學家蘇智良介紹，八十年前，日本在亞洲占領區設立的第一座軍妓院就坐落在這棟大樓裏。蘇智良希望能將這裏變成一座博物館。上海政府雖保護這座建築免於拆遷，但不會為裏麵的住戶支付搬遷的安家費。
二十年前，從日本留學歸來的蘇智良就像山西的張雙兵一樣，騎著自行車到處奔波。他四處尋找可能會記得慰安所情況的老上海人。他與妻子陳麗菲一同對原慰安婦們展開了漫長而痛苦的采訪。
蘇智良說：“大多數人不知道自己的曆史。我覺得這是個恥辱。二戰中的中國曆史就像碗醬油一樣黑暗。”
這對夫婦在上海師範大學共同創立了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Comfort Women)。該中心的工作包括收集證據，為年邁的慰安婦籌集捐款，如今還多了項工作——負擔她們葬禮的費用。
原慰安婦劉麵換之墓。她於2012年去世，享年86歲，被埋葬在她所生活過的盂縣村莊附近
慰安婦陸續離世是否意味著索賠活動的終結？一些活動人士認為，慰安婦後代也應有權獲得賠償。但作為一個局外人，我幻想著另一種“第三階段”，有朝一日，人類或許會超越現有的民族榮譽感，然後作出他們的道歉。
在中國，人們應該紀念誰是由國家來決定的。中小學生的課本上千篇一律的書寫著革命勝利。這些故事沒有一個賦予曆史人性色彩，看不到普通人的喜怒哀樂。慰安婦是一個例外。在尋求討回公道的過程中，活動人士收集到的慰安婦證據，保留了普通百姓在殘酷戰爭時期的生存記錄。他們為後世中國人創造了一份記錄，其意義遠大於經過美化的革命英雄事跡。
有一天，這份記錄可能會產生重要影響，到那時張雙兵的同情以及張先兔的憤怒將會得到一個結果：曆史教訓終將不會被遺忘。
FT駐華記者 韓碧如(Lucy Hornby) 報道
郭晨補充 報道
譯者/何黎
原文題目：中國慰安婦
有關“河野談話”：
日本政府從1991年12月開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日軍相關的“慰安婦問題”進行調查後，於1993年8月4日，時任日本政府內閣官房長官的河野洋平代表日本政府發表了有關“慰安婦”問題的調查結果，即“河野談話”。
原文：
關於所謂從軍慰安婦的問題，政府從前年12月開始展開調查，已發表調查結果。
此次調查結果顯示，當時很長一段時期內，很大範圍的區域設置有慰安所，存在大量慰安婦。慰安所根據當時軍方的要求而設置營運，原日本軍隊直接或間接參與了慰安所的設置、管理以及慰安婦的運送。在征募慰安婦方麵，主要由應軍隊要求的業界承擔，在這種情況下，存在許多哄騙、強製等違反本人意願的事例，而且，也確實存在當局直接參與（強征慰安婦）的事例。此外，慰安所內的生活處在強製狀態下，非常痛苦。
被運送到戰場的慰安婦中，除日本人外，來自朝鮮半島的占了很大比重，當時朝鮮半島處於日本統治下，在慰安婦的征集、運送、管理等方麵，采用哄騙、強製等手段，總體上違反了本人的意誌。
總之，這是在當時軍方參與下、嚴重傷害許多女性名譽和尊嚴的問題。政府要以此為契機，不問出身，再次向所有經曆眾多苦痛、身心受到創傷的所謂從軍慰安婦們表示誠摯道歉和反省之意。另外，日本應如何表示這種心情，希望能征集有識之士的意見，今後應加以認真研究。
我們不回避這個曆史事實，更要正視這個曆史教訓。我們將通過曆史研究和曆史教育，把這個問題永遠銘記在心，並再次堅決表明絕不再犯同樣錯誤的決心。
此外，圍繞這一問題，國內有人提起訴訟，國際社會也很關注，政府今後仍將結合民間研究，對此給予充分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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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辟！
曆史已多次證明了你的觀點。
“走著瞧吧，不著急？”
隻會在嘴皮子上抗日反日的，當然可以等待。那些活劈鬼子、弓箭串射鬼子、手榴彈打鬼子飛機、小寡婦襠裏藏彈炸鬼子等抗日神劇層出不窮，完全夠消磨時光的。而根本不會去考慮真正受害者的痛苦和現狀。
原文中確實留下一個深刻的疑問：為什麽七十年來隻有中日少數民間人士在不停地為這些不幸的女性奔走，而從地方到中央的中國政府卻是冷酷無情。
回複 '傻大目' 的評論 :
不要在等以後了，當今的抗日神劇裏麵早就消滅了上個億的日本人，連褲襠裏都藏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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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要等以後，走著瞧吧，別急，中國人不著急的。
另外，與被俘虜人員的歧視一樣，中國人對受到侵略者性侵害的女性也是非常歧視，讓被害者受到第二次傷害。這是十分不公平、不人道的。現在，對日提出的一些賠償都太籠統、抽象，不夠具體。當時的政府沒有保護好國民免受外族侵略，戰後也沒有給她們足夠的賠償。現在一方麵可以要求日方賠償，可是遠水解不了近渴。當地的政府、公益團體、慈善人士都應當獻出愛心。這些性侵害受害者的年事已高，應當讓這些還健在的老人能安度晚年。
不要在等以後了，當今的抗日神劇裏麵早就消滅了上個億的日本人，連褲襠裏都藏雷了。
孔聖人是萬世師表，做為中國文化的真正繼承者——日本人，自然要傳承和發揚聖人的教化。
這體現了日本人的羞恥之心，是中國人需要認真學習和效仿的。
隻有中國人學會尊重日本，自動的對日本人不尊重的言論刪除和摒棄，中國人才能夠得到日本人的愛護，讓日本人教給中國人什麽是真正的中國文化。
堅決打擊抵製日貨和反日情緒。
封殺宣揚反日的帖子。已經是領導的共識。
《國學大師——辜鴻銘："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國人"》
http://book.sina.com.cn/excerpt/sz/rw/2011-03-14/0954284080.shtml
日本朋友給中國提出了很好的建議：
讓中國複興傳統文化，嚴懲抵製日貨，封殺抗日言論，
為中日友好和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複興，做出了巨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