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蕩的革命者
大月薰與孫文
車在新橫濱拐來拐去，最終看到了有“宮川”兩字的小院落。按門鈴，一位短發、胖胖的女士引我們，穿過小院內的花叢、小樹，走到兩層小樓前。
我們脫鞋、弓腰走上榻榻米，屋內的陳設簡單、略有淩亂，像是老派的、稍有拮據的日本人家。一個長方臉、留稀疏長發、穿灰色西裝的老人起身歡迎我們。他的眉宇之間的確有某種似曾相識之感。他是宮川弘，他的外祖父是孫中山。
1905年夏天，流亡日本的孫中山娶了橫濱的19歲少女大月薰，一年後，他們的女兒誕生了，最初她得名文子，暗示她的父親孫文。不過，此刻的孫中山正在西貢策劃另一場起義。當他在1906年10月回來後，他可能沒有時間、更可能是忘記了去探望這個妻子與他們的女兒。流亡的革命家的生活，是失敗的苦澀、受困的雄心、莫名的希望、被同誌背叛、酒精與陌生異性肉體的撫慰構成的，他也必須活在此刻與未來，而不是過去。
大月薰未能熬過這忽視與遺忘。1911年11月，她將文子（後更名為“富美子”，在日文中，它與文的發音相同）交給宮川夫婦做養女。兩年後，大月薰嫁給了三輪秀司，在一段失敗婚姻之後，她在1915年再嫁給一名寺院住持實方元心，生育一子。
此間，她與孫中山最可能的重逢是1913年。彼時，孫作為中華民國前總統、國民黨黨魁、時任鐵道部長，訪問日本。他的到來激起了日本社會的強烈反響，作為一名得到日本庇護的流亡者，最終變成了現代中國的締造者。從首相兼外務大臣桂太郎、民黨領袖犬養毅到玄洋社的創辦人頭山滿，都時他的熱忱歡迎者。日本的報紙連篇累牘報道他的行程、猜測他的出訪目的。華僑社會更是一片沸騰，那些革命黨的支持者，品嚐到了收獲的喜悅……
關於孫中山的逸事，則出現當地的報紙上。一家叫“對陽館”、曾招待過這個革命者的旅館老板娘對《東京朝日新聞》說，“孫先生喜歡年輕的女人，因此姑娘們都從赤阪（東京著名的花街）來到這裏”，他與日本同誌在商討起義、籌款時、或澆愁時，“整日飲酒，而且每人若不抱一個女子就不善罷甘休”……這縱樂之中，更是一種無奈與悲壯，他們需要騙開日本警察的監視，也知道他們的命運未卜。
大月薰也出現在這些逸事裏。但因為生病、或許也是回避，他們在1913年原本可能的見麵未遂。不過，這談不上有誠意的邀請，孫中山邀請這昔日的妻子來參加集體的歡迎會，而他身邊則有另一位妻子盧慕珍。
（有關孫中山在日本的傳聞逸事詳見：革命·WOMAN·讀書－孫文的女人）
我見到宮川弘時，這些往事早已煙消雲散。在他1941年出生時，她的母親是宮川吉次的妻子宮川富美子，幾乎沒人知道她的特別身世，她像是曆史縫隙中的見證人。這情況在二戰後的日本才逐漸改善，流亡至台灣的國民黨政府與日本結成冷戰的新同盟，國父孫中山的故事則被逐漸挖掘出來。這也給宮川富美子與她的兩個兒子宮川東一與宮川弘帶來了某種改變，他們突然與一個既榮耀又神秘的傳統產生了關聯。
這些細節，是我從一本叫《孫中山與大月薰》的書中看到的，它的副標題帶有強烈的流行文學色彩——“一段不為人知的”。但寫作卻不乏嚴肅之處，盡管結構過分鬆散，但其中大量昔日的日本報刊檔案卻頗為珍貴。作者張先生曾是中國社科院的日本研究所講師，1992年留學日本，他的好動性格讓他離開學院，從此在東京的中文媒體工作，他其中的一名助手日後成為了第一個獲得芥川龍之介獎的華裔作家。
也是在此期間，張先生開始了對孫中山的日本蹤跡的追溯。很可惜，隻有一家香港的出版商對這個題材感興趣，並把它塑造成香豔的逸事。我在一個飲清酒、吃火鍋的夜晚，遇到張先生。孫中山的後人，讓我深感興趣。
在宮川弘的榻榻米上，我們的談話很不自然。或許，我也不知該詢問什麽。留著長卷發的宮川先生能對孫中山有什麽特別的看法嗎，這血緣的聯係早已被曆史與現實衝地七零八落。我似乎記得，當宮川弘與孫中山的孫女孫穗英坐到一起時，他們甚至無法交談，前者講日文、後者講英文。這似乎也恰好不過的表明了孫中山作為一個全球性革命家的特性。
每當宮川弘試圖講話，他的中氣十足的太太就打斷他。借由張先生的簡短翻譯，太太沒興趣談起這些往事，對我們深感不信任。我們是陌生的闖入者，引起了某種不安，我們對曆史的獵奇，幹擾了他們的日常生活……
在不無尷尬地離開時，我想，她的確是對的。
《三十三年的夢》
一開始時，他對孫中山印象不佳，這位大名鼎鼎的流亡者，“口未漱，臉也未洗……對他舉動的輕忽、略失莊重，不免感到失望”。接著，孫中山梳洗完畢，換上衣服，端坐起來“實在比得上一個好紳士”，但仍讓他覺得缺些威儀。但當孫中山開始講述滿清的腐敗統治、欲實現共和理念時，則顯露出另一種景象“靜若處子的他，想不到竟如脫兔一般。不，一言重於一言，一語熱於一語，終於顯示出深山虎嘯的氣概”，“他的談吐雖不巧妙，但絕不矯揉造作，滔滔不絕抒發其天真之情，實似自然的樂章，革命的旋律，使人在不知不覺間為之感動首肯”。
在《三十三年的夢》中，宮崎滔天這樣描述他與孫中山的會麵。這大約是1897年的9月的橫濱中華街。
宮崎滔天出生於1871年的熊本縣荒尾村。他的父親是一名下層武士，開設武館、傳授劍術為生，從小灌輸他“要做英雄”，“死於枕席之上，是男兒莫大的恥辱”，因參與西鄉之亂而亡的他的大哥被視為家中的英雄。14年時，他入讀啟蒙思想家德富蘇峰創辦的大江義塾。德富試圖用新型的教育方法塑造這些少年，他倡導自由民權，學生不許叫他先生，而要直呼他的名字。學生們沒有來自校方的指令，要製定自我管理的規範。學風則鼓勵辯論，尤其運用西方知識的辯論。於是“人人以辯士自居……其口中常征引羅伯斯庇爾、丹頓、華盛頓、克倫威爾”。
不過，他卻感到不滿足，內心有一種誌向無法實現的惆悵與虛空之感。這誌向是什麽？他也無法言明。他的出生年份注定，他隻能生活在維新英雄們拖長的陰影之下，日本最富戲劇性的年代已然過去，他必須尋找別的方式建功立業。
他前往東京，意外地成為了基督徒。更重要的是，他的二哥給他帶來一個嶄新的理念，他們應協助古老、衰敗的中國變革，若中國可以興起，它可能也會促進印度、暹羅、安南、菲律賓乃至埃及複興……在這個恢宏的計劃中，他們正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所在——既實現了那種高度理想主義的武術精神，幫助弱小者，實現更 大的正義；有又足夠遼闊的舞台，整個亞洲都是一家。
對於宮崎滔天而言，中國變成了一個既充滿誘惑、同時與生命息息相關的具體的對象，同時又是不知如何下手的抽象之物。
他試圖學中文、潛入中國考察，不過，他和有類似抱負的同誌都深信：“中國之事隻在於人。如果有一位人傑奮起，則天下事一朝可定”，這個人須是“通曉西洋學問的漢高祖”式的人物。
最終，他找到了孫中山，把自己的生命與誌業投射於這個比自己年長5歲的廣東人身上，他們也都是虔誠的基督徒。他們四處串聯、募集資金、發展同誌、購買軍火、發動起義……
（有關日本人與辛亥革命的故事詳見：中日兩國的那段藍天情）
《三十三年的夢》出版於1902年的東京。那時正是宮崎滔天人生的低穀時刻。他所支持的孫中山正在收獲一連串失敗，而他自己則被迫做起“行吟歌手”謀生。他的人生就像是一場失敗、苦澀的落花夢，理想幻滅，唯有靠酒精、女人抒發困悶。誰也未料到，不過10年後，孫中山就成為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大總統，盡管它是臨時的、而且任期短暫，它仍證明這漫長的努力不僅沒有白費、而且迎來了輝煌的一刻。宮崎滔天從未試圖從這輝煌中獲取什麽具體的回報，直到1922年去世前，他始終過著拮據的生活。他繼續卷入到中國內部的紛爭，不過再也未能看到昔日理想的實現——一個亞洲共同體的興起。
閱讀《三十三的夢》，充滿了某種特別的快感。借由其他曆史研究，你自然可以知道泛亞洲主義在明治時代的興起與作用，孫中山的國際網絡對於革命之重要……但似乎隻有這本書，讓我一窺那個時代的內心世界。是什麽驅動這些革命者的自我犧牲，在一個又一個挫折中，他們怎麽自我慰藉，鼓起新的勇氣？
我越來越感到，驅動曆史的是情感力量、而非思想。促使人們做出選擇的、開始行動的，都是那種內心無法壓抑的火焰，或僅僅是對現實生活的厭惡……
FT專欄作家 許知遠 2015.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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