穀崎潤一郎寫給周作人的書信
日本文豪寄給周作人的書信資料最近被公開
“希望在和平的氣氛中感受重逢的喜悅。”日本文豪穀崎潤一郎在致魯迅之弟、中國文學家周作人（1885年～1967年）的書信中表達了對戰爭的複雜心情及對兩國友好的願望。
據日本媒體報道：日前發現，島崎藤村、武者小路實篤、穀崎潤一郎等日本文豪寄給中國著名作家周作人的信件及明信片等，共超過1,500件資料被保存在中國。從中找到了島崎藤村和詩人草野心平等人的親筆信，以及來自誌賀直哉的賀年明信片等。
目前，這些資料由周作人之孫周吉宜(65歲)保管於北京的自家中，並正在進行公開的準備工作。若能借著此次發現，進一步發掘日方收到的回信內容的話，對周作人的人物形象及評價可能會發生大的改變。
周作人1906年繼魯迅之後赴日留學，研究日本文學，同眾多日本文學家及藝術家等各界名人結為知己，並保持通信往來。戰後，因其與日本的關係等而受到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存於北京家中的，與日本作家、藝術家、政治家等350人以上往來的約1000封信件、及400張左右明信片等均被有關部門沒收。在其死後，這些資料被返還給其家人。
戰後，穀崎在給周的信件中寫到，“閣下，(中略)請務必再來一次日本，這樣一來，就不會有讓人歎息的不快氣氛，希望在和平的氣氛中感受再會的喜悅”。
保管著這些資料的周作人之孫周吉宜表示，“如果能得到發信方家人的同意，則希望公開全部資料。
整理信件的周作人之孫周吉宜
通過這些從日本漂洋過海的大量信件中，透出了文豪們當年對異國他鄉友人的回憶。
“祖父一收到從日本朋友那兒寄來的信，就會非常高興。”在北京市內的家中，周作人之孫周吉宜(65歲)一邊整理著信件，一邊回憶著當年的場景。周吉宜表示有意通過公開當時中國和日本文人之間的交流來促進相互理解，並呼籲與周作人有深交的日方相關人士和學者幫助發掘資料及從事研究。
白樺派作家武者小路實篤(1885-1976)在日中戰爭前的1921年8月16日的信中寫道:“日本也有所動靜，不管怎樣現在把村落建得像模像樣，這是我現在盡全力在做的。以後如果有創作新的詩句，請一定要寄給我。”在信中滲透著當年武者小路為實現理想之鄉的目標，而提倡的對於生活共同體“新村”的執念。從中可見他為實現烏托邦理想而為“新村”運動奔走。
3月25日，周作人之孫周吉宜在北京公開了誌賀直哉寫給周作人的賀年明信片等日本作家致周作人的書信資料。
在穀崎潤一郎(1886-1965)戰後被認為於上世紀60年代所寫的一封信(由秘書代筆)中回顧了戰爭時期，多次使用了“不愉快”這一字眼。信中寫道“邦交未恢複正常，沒有比不能直飛北京更不方便的了”，強調了希望在和平氛圍下重逢的願望:“想來看看貴國戰後樣子的想法一直沒有變。”
穀崎潤一郎之妻鬆子夫人在告知穀崎死訊的信件中寫道，穀崎到死之前仍然有想要訪問北京的願望，“創作意願燃燒到生命最後一刻”。
之前有關於周作人的研究，多基於在中國出版的日記。受到其孫周吉宜的委托，弘前學院大學研究院教授顧偉良於2014年年末在北京調查了信件等後表示，“這些被發現的、與周作人有交流的日本人寄來的大量信件和明信片，是第一手史料。通過整理和總結這些新的事實，將成為今後周作人研究的基礎。”特別是，“隨著實際上信件往來的公開，周作人作為人文主義者的真實形象將會更加明朗”。
然而更為緊迫的是，周作人寄往日本的信件還未被找到。顧教授將公開此次找到的信件和明信片的發件人名單，並呼籲提供相關信息。他想要盡可能地尋找周作人寄往日本的信件，並考慮將來出版一本有關於“周作人與日本各界人士的信件往來”的書籍。
上世紀50年代周作人和其孫周吉宜攝於北京。
人物簡介:
周作人本名:櫆壽（後改為奎綬）（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浙江紹興人。中國現代著名散文家、文學理論家、評論家、詩人、翻譯家、思想家，中國民俗學開拓人，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之一。
1901年到南京進入江南水師學堂（民國後改海軍軍官學校），在管輪班（輪機科；輪機專業）讀了6年，後來考取官費生，和哥哥魯迅、好友許壽裳（季茀）等人留學日本。
1911年從日本回中國，1912年做了半年浙江省教育司視學（督學），後轉浙江省立第五高級中學教員。1917年到北京大學附屬國史編纂處做編纂，半年後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學文科（文學院）教授，並創辦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係，出任首任係主任。
1927年，李大釗等20餘名國民黨員（有的身兼共產黨員身份）被奉係軍閥張作霖絞死。周作人在冒有生命危險的情況下，把李氏子女李葆華和李星華藏在自己北京西城八道灣胡同的家中。此後，對李氏遺孤的救濟幫助一直持續近20年。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北京大學撤離北平，他沒有同行，成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受校長的委托看守校產。北大校長蔣夢麟後來在回憶錄裡談到：「抗戰的時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說，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關係比較深，不走，可以保存這個學校的一些圖書和設備。於是，他果然沒有走。法庭問我有沒有這件事？我曾回信證明確有其事。」
抗戰結束後，1945年12月在北京以漢奸罪名被國民政府逮捕，並押解南京受審，監禁於老虎橋監獄，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處他14年有期徒刑。前任校長蔣夢麟去函法院證實託他在那裡照顧學校，而新任校長胡適之也替他證明有保全北大的圖書和設備之功，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任總統，下令釋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監獄，在上海學生家暫住。
胡適從上海要到美國前，曾託王古魯遊說他離開中國，他反託王古魯勸胡適不要離開中國。
1949年8月14日，他從上海回到解放軍管治下的北平定居。
毛澤東很早就與周作人有來往的事實。1920年4月7日《周作人日記》：『毛澤東君來訪』。「君」常用於老師稱呼學生。毛當時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旁聽了許多課程，並造訪了多位老師。周作人1949年後給周恩來寫了一封六千多字的長信，作了一些檢討，也為自己的過去作了一些解釋。周恩來將這封信轉呈毛澤東。今非昔比的毛澤東，對昔日老師的信以如下口氣作了批示：“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灣的老房子，專心翻譯和寫作，以稿費維持生計。
周作人在1951年給毛寫信，毛的秘書胡喬木1951年2月24日給毛澤東書麵報告說：“周作人寫了一封長信給你，辯白自己，要求不要沒收他的房屋，不當他是漢奸。”“我的意見是：他應當徹底認錯，像李季一樣在報紙上悔過。他的房屋可另行解決（事實上北京地方法院也並未準備把他趕走）。他現已在翻譯歐洲古典文學，領取稿費為生，以後仍可在這方麵做些工作。周揚亦同此意。當否請示。”毛澤東批了：“照辦。”
周作人從1952年8月起出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製外特約譯者，每月預支稿費200元人民幣，按月交稿。反右運動中，在北京圖書館工作的兒子周豐一被劃為右派，停發工資，讓他的經濟負擔大增，隻好給中央領導寫信。在康生和周揚的過問下，稿費從1960年1月起，調高到每月400元人民幣。1964年9月起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入高潮，其稿費又減半至每月200元人民幣。
文革開始後人民文學出版社不再給周作人預付稿費。1966年8月2日，他被紅衛兵查封了家，並遭到皮帶、棍子抽打。其後周作人兩次寫了短文讓兒媳張菼芳交給當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藥安樂死，都無音信。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下地解手時突然發病去世，享壽8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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