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功與毛澤東
據韓聯社獲得的朝鮮內部文件顯示，金正日曾在2011年1月5日下達文件，禁止民眾與“金正恩”同名。文件要求，要對與“金正恩大將”同名的居民做好思想教育，讓其主動改名，並修改各種身份證明材料；對於那些想以“正恩”的名字給子女進行出生申報的人，要勸其改用其他名字。在此之前，朝鮮曾分別禁用“日成”和“正日”。一個獨裁世襲王朝的心思，中國人當不難理解。唯一、神聖、偉大，且有槍杆子護持，自然就贏得臣民們的膜拜。
避諱在中華大地是一門幽深的學問，言說和書寫都有各種不得不遵守的忌諱。對統治者不敬，一字一詞一句話，往往會招致殺身之禍。事實上，對皇帝的避諱一直延續到當代中國，且有變本加厲之勢。
小時候，第一次從語文課本上看到“毛主席萬歲！”，幼稚的心以為，“毛主席”就是一個詞，“毛主席”就是“毛主席”，根本不會想到在毛之外還有別的“主席”，“毛主席”生下來就是“毛主席”，天地下最大的官職，中國人的神祗。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由陝北民歌改編的頌聖曲中的“毛澤東”，則屬於特別偉大的名字，是“毛主席”的官名，不是升鬥小民可以隨便叫的。
跟“毛主席”不相上下的另一個詞是“共產黨”，也有諸多避諱。比如說，一個非中共人士，若直呼“共產黨”，尚可原諒；若簡呼“中共”，則有大不敬之嫌。在公共空間，人們習慣以“我黨”呼之，既親切，又得體。“貴黨”則有距離感，讓黨內人士有強烈的不適感。“黨”，指的就是“共產黨”，而且隻有“共產黨”才是唯一能被稱為“黨”的組織，“黨”——不言而喻，代表著神聖、偉大、正確、不容侵犯、不容褻瀆。
與“黨”的關係，體現著一個個體在這個國家的地位。入黨與否，不僅是一個人認同既定社會製度的試金石，也是中國國家政權主宰者分辨敵我的標誌。“黨員幹部”連用，既說明入黨與做官的本質聯係，也是國家主人的獨特標識。對官員的處理，“黨籍”是最堅實的一層盔甲，足以抵擋諸多惡行；開除“黨籍”是一個非常嚴厲的處分，意味著從此打入另冊，不複為黨國一員，一個人的政治生命就此終結。入了黨的人，在言談舉止間不自覺地具有主人的氣度，令人一望而知；真正的黨外人士，則如漂浮在空中的柳絮，與權力無緣——既無假裝的選舉權，也無假裝的被選舉權。
“入黨”“在黨”“黨的人”“黨性”“組織”“黨中央”等諸多稱呼，在中國獨有的政治語境下，才發散出其微妙、複雜的含義。
“小平你好！”是當代中國民眾稱呼黨魁的特例。大學生親切地直呼垂簾聽政者的芳名，以為進入了人格平等時代。當坦克車碾過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廣場上的血肉之軀後，人們才從幻覺中醒悟過來。自此以後，對最高權力的稱呼，官方與民間分屬兩套稱呼係統。對江澤民，官方除了稱其為“總書記”外，還有“領路人”的雅譽，民間則以“老江”、“蛤蟆”呼之；對胡錦濤，官方似乎沒有新詞冠之，民間卻有“麵癱”之譏；到了習近平，文宣總管似在“英明領袖”與“新設計師”之間斟酌，半官方半民間的稱呼有“習總”“大大”，純民間的則有“包子”“維尼”等綽號。
書法大師啟功是怎麽稱呼毛澤東的呢?
李強主編的《啟功書毛澤東詩詞》一書，為我們揭示了士林與領袖二者的真實關係。這本精致的八開法書，收集了九十六件毛澤東時代的啟功作品，書寫內容皆為毛澤東詩詞，從“紅軍不怕遠征難”到“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在那個年代，不甘於寂寞的書法家，為了政治正確，也隻能書寫三十七首毛澤東詩詞自娛或送人。
啟功在作品裏一般是這樣稱呼毛澤東的：“毛主席詩”“毛主席詞”“毛主席詩句集聯”“毛主席如夢令”“毛主席菩薩蠻大柏地”“毛主席詞念奴嬌”“毛主席十六字令一首”等等。在1975年，則突然出現了“毛主席冬雲一首 一九七五年 敬錄”字樣，足以現出書法家對領袖畢恭畢敬的態度。他唯一一次稱呼“毛主席”為“毛澤東”，是在一九九三年，題跋曰“韶山毛澤東紀念館為毛澤東同誌誕辰一百周年征書”。在隨後的一九九四年的兩幅作品中，還沿用以前的稱呼：“毛主席答友人一首”“毛主席和柳亞子一首”。
有人以啟功趨附毛澤東及當局而惡之，斷定其曲學阿世，人、字皆不可取。其實，啟功和毛澤東的關係，啟功是被動者，因為被整怕了，其身段就特別柔軟，以至於被人詬病。事實上，啟功和毛澤東的關係，遠比人們想象的複雜。
《啟功書毛澤東詩詞》序言裏收錄有啟功一幅小畫，畫麵為蒼鬆日出圖。據考證，這是他在1950年代為毛澤東奉獻的祝壽禮品。在當時，畫界流行此種表忠心方式，齊白石、關山月、傅抱石諸大師百鳥朝鳳般競相獻畫，啟功亦不能免俗。他於畫麵右下方鈐了一枚小印，怯怯地表明心跡。
1965年，啟功參加了文化大革命發動前的一場“演習”——“蘭亭論辯”。翻案高手郭沫若發文《蘭亭序不可能是王羲之寫的》，意在掀起一場疑古文化論戰。郭派人請啟功出山做局，遭婉拒，再請，仍不從。啟功而立之年就寫過考證蘭亭的論文，認定為王羲之所作，他不可能出爾反爾自毀清譽。但當來人亮出“毛主席”的底牌時，就一下子“將”死了啟功。啟功被迫隨了一篇《<蘭亭>的迷信應該破除》，乖巧地複述了一遍郭沫若的“見解”。盡管“蘭亭論辯”是一個未做成的局，在啟功卻確是順從，而且是一個過分的順從。或許還能以“這是一個使惡顯現荒唐的順從”來為其辯解，但恐有偏袒、開脫之嫌——在一個法西斯肆虐的黑暗時代，生存成為人的第二本能，以正常社會遵循之“道德”裁決，幾近於苛求了。
如果了解一些啟功在新中國的遭遇，或許會容易理解他的苦衷。
貴族出身的啟功屬於革命對象，先後擁有“右派”“摘帽右派”等階級身份。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後，啟功因屬於“黑五類”中的“準牛鬼蛇神”，隻有陪鬥資格。據啟功日記記載，造反派勒令“黑五類”自降工資，他的工資便從每月170餘元降到15元。那些家夥還勒令啟功退回出版社預支的稿費300元。啟功受命掃廁所，他竟然很快琢磨出“經驗”：掃廁所先掃周圍，收在中間。當時，沒有糧票就吃不上飯，糧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啟功險些就領不到保命的票證。原來，發糧票的看到啟功家書箱上貼著紅衛兵的封條，便生出一股革命警惕性：“你哪個單位的？讓你們單位開證明來！”啟功馬上恭恭敬敬匯報給造反派，找派出所找居委會，一番折騰，終於求得“中文係革委會”開具的“證明”，“證明”經派出所過目交給糧店，才算過關。……
經曆過新中國前三十年的人，對毛澤東威權的恐懼可謂深入骨髓。有兩件事可以說明啟功的畏懼心態。八十年代中期，北師大官員請啟功寫副大字，替換學校會議室原本懸掛的作品，不意遭到當麵拒絕。啟功私下對人說：那個地方，我不敢寫。原來，要替換的是一張巨幅毛澤東影印手跡“滿江紅·和郭沫若同誌”。另一件事是，李可講向啟功請教毛澤東草書的價值問題，回答是：“毛主席的草書那當然是好哇。”“我是心服口也服。”最後才評論道：“要說評論，就是那些人當時搞得就他一個人能寫了。”
對他們那一代人而言，說出毛澤東的名字甚至都需要極大的勇氣。陳漱渝在《有關丁玲的苦難敘事》（《新文學史料》今年第四期）一文中披露，去年五月，眾人去醫院看望九十六歲高齡的陳明（丁玲丈夫），陳忽然說：“我和丁玲這一輩子被一個人害的。”作者接到：“我知道，你是指周揚。”陳搖頭說：“不是，是那個皇帝。”問：“你為什麽早不說？”陳說：“不敢。”
在當下，對毛澤東的稱呼依然是個敏感話題。官方稱之為“毛澤東同誌”，擁戴者稱之為“毛主席”“紅太陽”“開國領袖”，這都沒有問題。但一個被毛澤東傷害的人，一個反對毛澤東的人，若使用“魔鬼”“暴君”“蟊賊”等稱呼時，政治風險還是相當大的。“毛主席”死了，他的時代還在。他用乳汁哺育的那一代人終於掌握了政權，他的思想遺產通過他們還將統治中國一段時間。121年前，韶山衝誕生了毛澤東，中國的命運仿佛就此確立。
如果有來生
我選擇在12月26日出生
隻要再過5天
就是一元複始萬象更新
如果有來生
我選擇生在湖南
最好是在韶山衝
我要沾沾主席的靈氣
如果有來生
我還要生為男兒
我要學吃很辣很辣的辣椒
我要追隨主席去鬧革命
我還要學習主席
喜歡詩書喜歡遊泳
我還要試著喜歡吸煙
在微博長期置頂表白“毛主席就是神，賽過我的親曾爺爺！”的“中國作家劉信達”，12月24日貼出了這首名為《如果有來生——贈毛主席》的“詩”。這些文字有無詩意是另一回事，但以擁戴毛澤東、消費毛澤東為榮，卻是顯而易見的。相比之下，啟功在紅太陽麵前的姿態，也不算太難看了吧？
FT專欄作家 老愚
2014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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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明辨是非，先把被毛澤東殺了、迫害了多少無罪之人公佈，並由政府合理補償。
若這一點都作不到，真相都不清楚，談什麼是非？
1958-1962年餓死多少人，中共連公開檔案讓學者研究都不敢。
連檔案都不敢讓人看，吹什麼三個自信？
國人總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這就是民主政治永遠無法在中國成功的原因。要學習古人中庸的態度，明辨是非，才有進步的可能。
毛主席後期是有一些錯誤，但是這些錯誤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因此卻胡亂的詛咒發泄，就完全喪失了理智的根基。不能明辨他給國家和民族帶來的巨大貢獻，那就是走向另一個極端。
人在海外，並不代表你需要一個和以前截然不同的判斷，而是需要一個更明白更高的視角去看待以前的事情。然而我卻看到很多人還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過去不曾用理智判斷事物，盲目追捧，現在也是一樣，隻是胡亂詛咒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