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中旬APEC北京會議的一大看點，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是否麵晤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這場全球矚目的外交峰會之後，FT的亞洲版主編皮林（David Pilling，曾為該報東京分社社長）接受BBC中文網記者的采訪，把近些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引起的與近鄰日本之間力量對比的變化，以及由此而觸發的兩國多層次的摩擦，作了一個總結，將當代快速發展的中國對日本的衝擊，比作“今日的‘黑船來航’”。主要觀點摘錄如下：
“1853年，美國海軍準將馬修•佩裏（Matthew Perry）率領四艘艦船來到日本，向日本官方遞交美國總統的國書。這起事件在日本引起了巨大的轟動。由於這四艘船的船體均為黑色，後人將此事件稱為‘黑船來航’，且多看成對孤立日本的衝擊。次年一月，佩裏再率軍艦駛入江戶灣，日本終於打開國門。對當代研究日本的觀察者來說，這起事件促使當年封閉的日本急速變革。整個二十世紀，世人目睹了日本的興衰。……”
“‘日本回來了！’（Japan is back!）安倍晉三上任以來在多次外交場合上這樣表示。不過，在皮林看來，安倍政策調整更大的一個動力是正在經濟與政治上崛起的中國。他認為，對日本來說，中國今天的變化更像是當年的‘黑船來航’。”（全文見BBC中文網11月17日歐陽成專稿《訪談：“中國更像日本今日的 ‘黑船來航’” 》）
這一問題在華人世界頗受公眾關注，其核心問題是，當今中國對日本的衝擊是何種性質？
所有對亞太區域經濟發展和國際糾紛有長期研究的東西方學者，都能列出大量數據圖表，以顯示20世紀後期以來中日在各項重要力量方麵此漲彼落的曲線。大多數觀察家都會同意皮林的意見：日本相對於中國，在很多經濟指標上都表現乏力；同經濟力量密切相連的武裝力量之規模，日本也明顯落後於中國；同經濟力量和軍隊規模不可分割的國際政治影響力，中國也越來越使日本政府神經緊張。在所有這些觀察點上，我也持相同觀點。
但將當代快速發展的中國對日本的衝擊，比作“今日的‘黑船來航’”，卻是把兩個性質決然相異的重大事件，放在一把尺子上，呈現給公眾。
“黑船來航”的比喻：先進文明對落後文明的衝擊
凡是學習過19世紀亞太區域比較政治經濟史和國際關係的人，都知道一個大概的脈絡：當美國四艘黑船1853年強行撞開封閉的日本國門的時刻，那場大搏擊劇的雙方，代表的是兩種截然相異的文明：美國一方是開放性市場經濟的、工業化的、法治的、代議製民選政府的西方文明國；日本則是封閉的、農業為主體的、封建幕藩製的、行政權力分裂的、民眾不參政的、社會愚昧不開化的東方國。二者之間的區別，不僅僅是文化和種族淵源迥異（一為基督教，一為佛教神道教；一為白種人，一為黃種人），更關鍵的是經濟生活方式、技術發展階段、國家治理製度、社會開化水平的迥異；簡言之，是“兩種文明的碰撞”、“兩大文明階段的差異”。
所有這類根本的相異，以及由此而引發的深刻衝突，就是日本近代最偉大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當今日本紙幣最大麵額便是他的圖像，而非國家元首）在他一係列著述、特別是《文明論概略》（中文譯本多種，以商務印書館版為佳）中剖析解釋的道理。此書從術語到觀點，影響了日本和中國的幾代知識分子和政界人士。漢語圈裏諸如“東/西方文明”、“文明社會/國家”、“精神/物質文明”等流行提法，大半來自他的啟發。
當時日本幸運的是，盡管其國內也有拒絕向西方開放的人士，有堅決認定“祖宗章法萬世不能更改、改了就是叛祖被宗”的人士，也有“和魂洋技”的人士（到了清末的中國便成了“中體西用”），也有“引進憲法日本必亡”的，也有“憤少憤青憤中”等等，但日本大多數決策者，還是達成了基本共識——美國“黑船來航”對日本的衝擊，其性質是先進對落後、開化對愚昧、強大對羸弱、未來對過去的衝擊。學習美國衝擊帶來的啟蒙要素和先進模式，日本才能走出閉塞深穀，參與人類進步主流，變成發達國家。
於是才有了其後大膽開放改革的措施種種——明治維新、初施憲政、文明開化、普及教育、公共衛生、殖產興業、富國強兵。這一切奠定了現代日本的基石，使其成為非白人世界第一個靠自身努力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社會，成為近代第一個黃種人打敗白種人的國家（日俄海戰）。當然也是近代中國維新、革命人士反複研習仿效的“後來居上”的榜樣；從康有為、梁啟超到孫中山、黃興到宋教仁、蔣介石到陳獨秀、毛澤東等等，他們走上改革或革命圖自強的道路，統統都受過這個“先學生、後老師”的國家的強烈刺激（參閱國際學界的經典教科書：費正清和賴肖爾等著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1973）。
問題在於，如今中國對日本的衝擊，雖然有時也大到令日本某些集團及其代表人物頭痛煩惱的地步，卻完全不是以上概括的那種“黑船來航”性質的挑戰。這裏不妨用“模擬教學”的方式來說明其中隱含的道理。
對中國高速發展vs.日本經濟衰退的解釋
假如麵對一群來自日本大學的交換生（我班上有來自西歐北美、東亞南亞的交換生，就是缺日本的），列數中國在最近的30年裏，怎樣從落後地位趕上或超過了日本（我們皆知，這類數據是不難羅列的）。並希望他們理解日本應認真觀摩中國的發展模式和操作方法，推動日本的模式和方法的更改。
那麽極有可能的是將麵對日本學生的如下疑問：
——中國確實在許多重要產品的總量上趕上和超越了日本，如鋼鐵、煤炭、水泥、汽車、造船、家用電器、玻璃、紡織品等。不過，日本總人口隻是中國的十分之一，用不著生產那麽多。而且那些產品多半也是附加值低的，我們早年要脫貧，大量生產以供出口；後來我們不願再維持這類高耗原料、高耗能、高汙染的產業，所以就轉移到外國去了，包括去中國。我們不願意把它們再搬回來。
——中國在有些項目上比日本速度快得多，但我們不是不能那麽快，而是不敢那麽快。比如高鐵的時速，我們要是一味提速到世界第一，萬一出了大事故（像溫州的那樣），死傷人一大堆，就會被法庭追究刑事責任，負責機構要重罰，負責者要重判。日本又無法禁止媒體揭露這類大事故，所以不得不把安全放在速度之上。造房子也是一樣，日本不敢高速度低成本建大片的豆腐渣工程，尤其是校舍（像汶川地震暴露的那樣）。
——中國政府那麽有錢，日本政府顯得窮，是兩國不同的財政和福利製度使然。日本不能很多年裏像中國那樣，隻把GDP的37%左右分給居民所得。世界上公布統計數據的所有經濟體一旦進入市場化，沒有任何一國的政府能強行把居民所得的比例壓到那麽低，絕大多數都在GDP的55-70%（引自《中國模式：讚成與反對》第八章圖表9-12）。日本政府現在的國民負債總額超過GDP的200%，多半是源自社會福利開支。
——中國2008年以來，各類金融刺激力度特大，新增債務達到9萬億美元。日本今年爭論是增加2萬億還是3萬億日元（117日元換1美元）的刺激，跟中國相比小菜一碟。不過中國9萬億美元的刺激，隻帶來5萬億美元的居民財富增長。美國同期內6.5萬億美元的刺激，居民財富增加了22萬億美元（據AEI研究資料，TNI 2014/11/12）。日本不能學中國高投入低回報的浪費投資模式。根據中國研究者的最新報告，過去5年裏無效投資占中國總投資的一半，浪費了約42萬億元（6.9萬億美元），問題在近兩年裏惡化（據2014年11月20日《上海證券報》）。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期，日本經濟低迷長達14年。日本的問題一大半是此前房地產泡沫帶來金融體係敗血，而泡沫又主要歸於政府官僚不許金融機構自由化競爭，長期壓低存款利率，巨量儲蓄隻好湧進房地產炒作。這個問題隻不過是日本走在前，中國隨其後。日本問題的另一根源是人口老化造成經濟增長乏力，企業界現在有高達2.54萬億美元的營業所得，卻不願意花費（WSJ,2014/11/21-23，p.9）。小孩出生越來越少，老人越來越多。這也是日本在前，中國隨後。
對中日政治效率及改革的比較解釋
以上的模擬問答，聚焦在經濟層次。若再往深層次挖掘，模擬問答就觸及到政治製度行政體係。假如我列出日本政府的軟弱無力、首相走馬燈、行政效率低，然後建議他們認真參照中國政治體製的高度集權、行政係統自上而下一直到底，以此推動日本的政體改造。極有可能，日本大學生的回答是：
——日本政體的低效部分是源自明治維新前幾百年藩政割據導致的權力分裂傳統，部分是來自戰後美國強加給我們的製度。日本隻是在兩次大戰間試圖引進法西斯的集權製，先對內鎮壓，後對外擴張，造成的後果大家都知道。我們的政府低效問題隻能在多黨議會製的大框架下來改進，不可能走向一黨獨斷製，那樣不但日本國民不答應，亞洲鄰國也會強烈反彈。
——最要緊的問題是日本民選上台的政治家，老是打不破長期形成的官僚（非民選的公務員體係上層）和財閥聯手的利益集團，這才是日本很多難題的根子，包括房地產泡沫和金融體係敗血症。安倍算是比較強勢的民選領導人了，也未必能撼動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他之前的小泉純一郎最強勢，是三十多年裏任期最長的首相（安倍第二長），也隻做到了日本郵政民營化的改革。改革難，在東亞這類官僚和大企業財團相互勾結源遠流長的社會裏，打破既得利益網的改革更難。中國也不例外吧？
中國對日衝擊：是經濟規模的影響而非文明高度的改進
以上種種旨在說明一個核心觀點：當今中國對日本的衝擊有時確實猛烈，但基本上是“規模”的衝擊，而非“高度”的衝擊。換言之，中國本身的體積巨大，日本相對細小，中國一發展起來，即便人均下去隻是日本的幾分之一、十分之一，也會讓日本有些吃不消。
但是，如今的日本卻不可能通過從中國發展模式中學習取經，來提升自己，因為這幾十年中國發展模式的很多要素，是從過去的日本發展模式裏借鑒而來。日本現在遇到的問題，是高度發達社會的問題，是不可能從中度發達的中國來取經醫治的。19世紀中葉“黑船來航”對日本的衝擊，是高級文明對低級文明的衝擊（此乃日本各界精英的共識）；日本向衝擊源學習取經，很快就把日本推進現代化的主流。當今沒有日本精英會主張，中國對日本的衝擊是先進的文明對落後文明的衝擊；日本人不可能倒退回去，來做很多他們已經放棄了的事情。
這樣說，並不意味著日本天然瞧不起中國。隻要是真正優越的東西，不管來自東方或西方，日本人都是認真學習的。日本史上最重大的開放改革，就是一千多年前對盛唐華夏的取經，隨即發動“大化革新”，把半開化的日本推進那時的文明主流。
要使當代中國對日本的衝擊上升到“黑船來航”對日本衝擊的更高文明水平，中國本身就必須首先達到“文明全麵複興”的高度——實現至少是亞洲範圍內更好的政治法律製度、更清廉的官員體係、更出色的技術創新、更好的經濟製度、更好的教育體係、更好的人權保障、更自由的文藝創作環境、更持續蔚藍的天空和清澈的河湖、更安全的食品藥品、更合理的社會福利體係、更融洽的民族關係。到了那個高度，中國才能再次成為“文明輸出國”。
但願你我能見到這一天。
原題： 中國對日並非“黑船來航”
作者：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丁學良
FT 201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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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權是強國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你的這個反問太......嗬嗬。
你認為今天的北韓是強國嗎？
我所謂的強國，是必須要有強權這個組成構建的，否則就隻是個大國。
強權政治（英語：Power politics；德語：Machtpolitik）是國際關係學上的一個名詞。它指主權國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使用軍事武力、經濟或政治力量威脅其他國家。而這樣的強權國家，對內是不可能有非常高的公平程度，否則是形不成強權的政府的。
而其它或是地大、人多，或是國富、影響力大的國家，才算是大國。
----所以我說你混淆了定義。
請問：是19世紀英國是日不落帝國時國內更公平，還是現在英國已經是美國的跟班時國內更公平？是前蘇聯國內更公平還是現在俄羅斯國內更公平？
至於你所謂的“二戰時的日本，政治不民主，分配不公平，到處窮兵黷武，並不是內在意義上的強國，隻是紙老虎而已。”--看來你也是49年後被老毛洗腦長大的一代，雖然現在身在國外，但是骨子裏的毛左思維方式還是沒有肅清啊！
以為大國隻是國土大，人口多，GDP總量高而已。強國可以是一個小國，但它的社會公平，安定，對其他國家有正麵的，很強的影響力。照此定義，現在的日本要比過去強得多。二戰時的日本，政治不民主，分配不公平，到處窮兵黷武，並不是內在意義上的強國，隻是紙老虎而已。隻不過當時的其他亞洲國家更為落後，腐敗，它才能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遇到美國這個真正意義上的強國，它隻能是手下敗將。今天的日本比中國公平，日本人一個人創造的GDP是一個中國人的好幾倍。同時它的社會穩定，道德良好，國民素質高。這些都同社會公平息息相關的。
另外，公平首先應當讓政策更傾向弱者，讓農民工的孩子能入學，讓沒錢人能看得起病。今天中國的國力完全可以做到。不要抽象地談公平，你對此是否讚同。
----非常讚同。
我不反對公平，尤其是對普通人而言，更是如此。
你主要是把大國和強國的定義弄反了！
首先，我沒說不要公平。就像運動是絕對的，靜止是相對的一樣，除非世界大同，物質極端豐富，否則一定的不公平才會推動社會更快速的發展。
而且，事實勝於雄辯。日不落帝國和美利堅走上世界第一強國的路上時國內更公平，還是成為世界第一強國很久後，開始走下坡路時國內更公平？
即便是日本，請問日本搞明治維新使日本步入亞洲第一強國時國內更公平，還是二戰後成為和平的經濟大國時國內更公平？
以為，恰恰是美國的自由、民主、人權、平等，以及各種民族人種融合的理念，也就是美國夢，是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強國的最重要原因。另外，中國今天的不平等，歧視弱者的政策是社會發展的阻力，而不是動力。今天中國的維穩費用在預算中的比例，已經說明中國不會長治久安，再這樣下去，還有可能成為朝不保夕的國家。
當今中國對日本的衝擊和“黑船來航”事件，就像原文中所指出的那樣往往是把兩個性質決然相異的事放在一把尺子上“一樣，完全不能相提並論，因此這是偽命題。所以既不能說：中國對日本的衝擊是“黑船來航”，也不能說：中國對日本的衝擊不是“黑船來航”。
所以我才說你改的標題才是合適的。
謝謝你的評論和回複。
一些中日兩國問題的觀點，正如原文中所指出的那樣往往是把兩個性質決然相異的事放在一把尺子上。
我也認為“教育”是從明治維新以來，中日的最大差距。
但是不能認同你的“一個缺少公平的國家是不會長治久安的，同時它可以是一個大國，但一定不會是一個強國。 ”這個觀點。英國還是日不落帝國的時候，美國還沒有步入衰退的時候，其國內的不公平現象都比後來更嚴重。
一定的不公平會更刺激社會的發展，而公平的社會會更穩定，但也更缺乏前進的動力。現今國際上最內部公平的社會公認是北歐那幾國了，國富民安一派祥和，但這樣的國家隻會成為大國，而不會成為強國。也許他以前是強國，但是國內越公平，他就越會遠離強國，而隻能做一個富裕的大國。
英國就是強盜做膩了，以為自己可以做紳士了，結果丟掉了世界第一強國的寶座。
回複 '石假裝' 的評論 :
原文作者正是因為不同意英國《金融時報》亞洲版主編皮林（David Pilling）在接受采訪時提出的“現在中國對日的衝擊會是類似'黑船來航'”這一觀點而寫的此文。
"感覺香港的研究與歐洲和亞洲都不同。"
----同意。
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的作者對日本的高額的預算赤字進行了分析，指出，日本的赤字主要是大量投入社會福祉而產生的。在日本生活久的人都知道，所有在日本生活的適齡兒童都必須強製上學。可在中國的大城市也有不少農民工的孩子無法像城裏人的孩子那樣入學。另外，日本沒有因為沒錢治病而等死的情況。當然這都是因為投入了高額福祉預算的緣故。絲毫不懷疑，在國外生活的國人應當算是生活較為優裕的階層，但我們也應當關心那些社會中的弱者。愛國不但要愛那片土地，更應當愛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百姓。有良知的人都應當呼籲將更多的預算投向弱者。一個缺少公平的國家是不會長治久安的，同時它可以是一個大國，但一定不會是一個強國。
同時回複nasastar的評論
日本東北地震時，不少在海邊的學校被海嘯淹沒，這與汶川地震中，許多豆腐渣式的學校被震垮是一回事嗎？以為這是一個常識問題。日本的那次地震隻有極少數人被建築物倒塌壓死的，絕大多數是被海嘯淹死的。
人在日本，的確沒聽說過把現今中國比作“黑船”這一說。感覺香港的研究與歐洲和亞洲都不同。
所以，博主轉發此文的時候把標題更改的很有道理。
它自己的國內等級製度“發揮”到中國和國際上，象二戰時一樣的讓別國“擺正自己的位置”，who cares 它是怎麽看待中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