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誌民的選擇
不再被運動需要的他，在一夜成名之後，又一夜之間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一退到底，40年不見。
1973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以當年一號文件轉發了江青主持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批孔批孔”運動在全國展開。
同一天，《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一份退學申請報告》為題，刊出南京大學工農兵大學生鍾誌民的退學報告全文。姚文元親自操刀寫了編者按，大讚其“向地主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展開了新的進攻”。4天後，《人民日報》再以頭版頭條刊出相關報道。
一時間，退兵退學的風潮席卷而來。矛頭對準周恩來的批林批孔、針對老幹部的批走後門，三箭齊發，如同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再次到來。
2月15日，毛澤東做出批示：“此事甚大，從支部到北京牽涉幾百萬人。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批林、批孔，又夾著走後門，有可能衝淡批林批孔。”中共中央下發了八號文件。由此，反“走後門”運動草草收場。
南京大學政治係黨總支書記、鍾誌民的班主任胡福明聽到傳達後，覺得莫名其妙。“你總不能說，就算好人走了後門，這事也值得提倡吧?走後門就是應該糾正的。”今年78歲、後來擔任過中共江蘇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的胡福明告訴記者。
他開始意識到，不是領導人的一切指示都是對的，3年後，寫出了開啟思想解放運動大幕的雄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光明日報》發表時改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而不再被運動需要的鍾誌民，在一夜成名之後，又一夜之間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一退到底，再也不見。
40年後，記者在雲南曲靖見到的他，語氣淡定，常帶微笑。
多年來，常有人打聽這個一夜消失的典型，尤其是電視劇《血色浪漫》上映後，傳說男主角鍾躍民就是以他為原型的。但是，他從沒有回應和接受過采訪。現在，他已屆耳順之年，任總經理的燃氣公司也已步入正軌。這是一個對的時間，他覺得現在可以說了。
“他們整個感覺都和普通人不一樣”
1972年，在文革中停頓的大學招生工作在全國恢複。根據之前試點的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經驗，高考製度被廢除，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學製兩到三年。
陸軍第26軍76師的步兵班長、20歲的鍾誌民，請求其父、分管幹部工作的福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鍾學林，幫他上大學。
一開始，鍾學林不想搞特殊化，沒有同意，但經不住兒子的多次央求，還是給軍區政治部幹部科打了電話。鍾誌民得到了所在師的兩個推薦名額之一——這原本是需要基層推薦、師裏審批的，被南京大學錄取了。
開學前，父親問他想讀什麽專業，他說想學哲學。文化程度不高的他，對這個世界充滿了好奇。“時間是什麽?空間是什麽?社會製度為什麽是這樣的?我希望搞明白。”他告訴記者。
1972年4月，鍾誌民來到南京大學報到，成為政治係哲學專業的一名學生。他發現，班上30個同學中，有七八成是部隊來的，其中三分之一是幹部子弟，地方來的則多數是革委會成員。
他的班主任，是時任南京大學政治係黨總支書記胡福明。這是南大招收的第一屆工農兵學員，也是文革開始後南大首次恢複招生，全體老師剛從五七幹校回來。終於能回歸本職工作，大家都非常高興，對這一屆的學生投入了全部的熱情。
每天晚飯後，胡福明都會從家中步行到學生宿舍查看情況，很快熟悉了班上的學生。不久，他注意到了有思考能力、好問、勤懇的鍾誌民。
他知道鍾誌民是高幹子弟，但並不清楚他父母是幹什麽的，也不想多問，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住在鍾誌民下鋪的兄弟，叫穀嘉旺，是老三屆的知青，比鍾誌民大3歲。因為筆頭好，他受到公社書記的賞識，得以被推薦上大學，並成為班上的學習委員。他告訴記者，學校裏幹部子弟非常多，而且很好辨認。“他們穿著軍裝，而且整個成長環境和農民不一樣，長得人高馬大，氣色也好。整個感覺都和普通人不一樣。”
有一次，鍾誌民從兜裏掏出一塊巧克力，分給了穀嘉旺一塊。第一次嚐到這種普通老百姓聞所未聞的東西，穀嘉旺知道了，這個同學的出身很不尋常。
不過，鍾誌民從沒有對人談起過自己的父母，也從不炫耀。有一次拉練，穀嘉旺睡在上鋪，不小心摔了下來，手腕腫了，鍾誌民就替他洗了一個多星期的衣服。
“我錯了，我承擔，我改”
為了給這些初中甚至更低文化程度的學生補習，南京大學先進行了半年的高中教育。鍾誌民感覺，知識在“膨脹”，熄燈後還經常一個人在衛生間裏看書看到一兩點。
1972年年底，正式開始了專業課的學習。
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鍾誌民逐漸覺得，他們所學的19世紀的古典理論，和20世紀中後期中國正在進行的這場文革的現實嚴重脫節。穀嘉旺也告訴記者，這種想法當時普遍存在於他們的腦海中，朦朦朧朧，卻表達不出來。
宿舍的同學經常交流。穀嘉旺注意到，鍾誌民說話謹慎，都經過深思熟慮，但卻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如對教育改革，他認為帶有競爭性質的高考才是選拔學生的好方法，現在的方法不夠合理，需要改變。
因強調“文科要以社會為工廠”，政治係的社會實踐很多。1973年5、6月，他們去南京鳳凰山鐵礦搞“開門辦學”。期間，傳達了《毛主席給李慶霖同誌的信》。
福建莆田的農村小學教員李慶霖給毛澤東寫信說，“當今社會走後門成風，任人唯親”。自己的兒子插隊後最起碼的溫飽都無法解決，反之，一些幹部子弟下鄉沒幾天就被招工、招生、招幹回去了。毛澤東回信說：“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傳達時，群情激奮，讓鍾誌民頗感抬不起頭。
鍾誌民前20年的人生，都過著普通人不可企及的特權生活。
他的父親、時任福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鍾學林是行政九級幹部(十三級以上為高幹)，每個月工資250多元，母親是中共福建省委組織部的正處級幹部，工資150元，家庭月收入是普通家庭的近10倍。
在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憑票供應的時候，他生活的軍隊大院卻有特供的物資，如肉、牛奶、巧克力等，敞開供應。軍隊高幹家庭住著獨棟的房子，配有專車。他曾有一塊400多元的手表，不小心弄丟了，他毫不在意，母親又給他買了一塊180元的。
不但上大學，鍾誌民當兵，也是走後門的結果。
1968年10月，他從南昌第二中學畢業，上山下鄉去了江西瑞金縣沙洲壩公社。沒多久，全國征兵。他找了縣人民武裝部的一名政委，對方為他從另一個公社調來了一個名額(本來該社一社員已體檢合格，即將入伍)，結果下鄉不到3個月，他就入伍了。
其實不僅僅是特權階級，當時走後門已經是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
胡福明還記得，從吃的到用的，從菜場到百貨商場，人們都想盡辦法走後門。連買幾個西瓜，都要去商場的營業員那裏走後門。一切的社會關係，都被動用起來。
胡福明和其他老師都在不同場合談起過，對走後門一事的厭惡。他們並不知道，鍾誌民也是走後門來的。
但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剛到大學時，他曾想給部隊寫信，說“決不辜負黨組織的信任”，想到自己不是組織推薦來的，一直沒有勇氣寫。現在又聽到這麽多的議論，血氣方剛的他，第一次冒出了退學的念頭。
“我覺得我還年輕，退學有什麽大不了的?既然人家都看不起這個事情，我就要站出來說，老子就是幹了這個事，但我承擔了，我改。”鍾誌民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對於退學之後去哪裏，鍾誌民卻有些茫然。他當兵也走了後門，要退就該退回到農村，但紮根農村之後，生活怎麽辦?而且，還有“個人問題”沒有解決。
此時恰逢大一結束，鍾誌民特意買了一條煙和幾斤糖果，想去插隊的村子看一看，站在村口，卻無顏邁步。
放假回家時，鍾誌民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了父母，震動了全家上下。
母親告訴他，這個認識是對的，但不同意他退學，認為影響不好，別的領導家的孩子怎麽辦?父親工作忙，隻跟他談過一次，認為“不一定退”。他則提出，幹部子弟不去農村，說明馬列主義都是說給別人聽的。父親無言以對，最後表示：“家裏出個把農民也好。”
大學二年級開學回校，穀嘉旺注意到，鍾誌民變得沉默寡言，像總在思考些什麽。
他終於想清楚了。1973年9月29日，是一個周六。他記得自己那天穿的是褪了色的軍裝，懷揣著寫在3張稿紙上的退學申請報告。
這是頭一天晚上，他在宿舍昏暗的燈光下花了數小時寫出的。他感覺，自己心裏的想法“如同破殼的小雞”，躍然紙上。
他在校園裏找到時任南京大學校革命委員會主任、黨委書記王勇，將報告交給了他。
1974年，南京大學的同學們歡送鍾誌民離校。前排左二為穀嘉旺，中排右四為鍾誌民。
阜寧整風
很快，王勇找他談話，表示了三點意見：第一，他的問題發生在1972年5月中央19號文件(即《關於杜絕高等學校招生工作中“走後門”現象的通知》)下達以前，不在退學範圍內，可以不退;第二，同學、教師對他反映比較好，沒有必要退學;第三，已學了一年半，再退回去對國家也是個損失。
既然這是組織上的決定，鍾誌民覺得心裏輕鬆了些，但他又感到，“事情好像沒有結束”。
這年11月，政治係的30名學生和部分教師，和江蘇省委工作組一起，去江蘇鹽城的阜寧縣幫助縣委常委整風。期間，胡福明和鍾誌民一起，去了最窮困的五灘公社做社會調查。
當地收成低，征購之後口糧不夠，農民每頓都用胡蘿卜葉子裹一把米糠，做成黏糊糊的一團吃下去。很多時候，隻能去借高利貸。“這和舊社會有什麽區別?解放這麽多年了，老百姓還沒有得到溫飽。”胡福明記得，鍾誌民當時掉下了眼淚。
在公社的小旅館，他們坐在床上，促膝長談。鍾誌民告訴胡福明，農民日子這麽苦，他卻走後門上了大學，心裏非常內疚，一定要退學。
胡福明震驚了。他沒想到，這個在他看來將來可以在理論上出成果的學生，竟然想要退學。回到縣城後，他跟其他老師說了此事，大家都勸鍾誌民，有這個認識就可以了，還有一年半就畢業了，不如畢業後再好好為人民服務，去改變現狀。
但鍾誌民的想法已經非常堅定：一定要退回去，而且退到底，當農民。
姚文元親自寫編者按
很長一段時間，鍾誌民都不知道，他的退學報告交上去後，有怎樣的遭遇。後來，穀嘉旺從南京大學畢業後進入了《人民日報》評論部，才了解了一些內情。
收到他的退學申請報告後，南大校黨委認為這是工農兵教育的成功範例，有思想有境界，因此將他作為正麵典型上報了江蘇省，省裏又上報了國務院。周恩來看了簡報後批示：一方麵認為鍾是典型，反走後門很好，另一方麵卻又說他本人不應退學，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而江青和姚文元卻從中看到，這是一個打擊老幹部的好抓手，立刻指示大力宣傳鍾誌民。
1974年1月17日，南大校黨委召開常委會，鍾誌民在會上匯報了自己退學的思想經過。他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在南昌二中當紅衛兵時，認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是對的，現在他認識到這是錯誤的，決心要跟廣大革命幹部、廣大工農兵群眾在一起。
18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鍾誌民的退學申請和姚文元寫的編者按。編者按中寫道：建議大家讀一讀《戰國策》上《觸讋說趙太後》這篇文章，看看觸讋規諫趙太後不要溺愛自己的小兒子長安君的故事吧!
穀嘉旺後來在單位檔案中看到了這期報紙的大樣，他偷偷帶回了家，收藏起來。記者看到，鍾誌民的退學申請被編輯做了多處修改。
其中有一處，原文是：“我開始感覺到自己過去的很多想法都是不正確的，逐漸地認識到‘走後門’並不是無關緊要的小事。”編輯則加了：“‘走後門’這種做法，並不是一種合理的現象，並不是一種光彩的事情，而是極端錯誤的。”類似的大修改全文共有10處，均用黑色蠅頭小字標注在兩旁的空白處。
大樣上，姚文元的編者按是用紅筆寫，洋洋灑灑整整一頁，也經過多處修改。
出於穀嘉旺不了解的原因，編輯此前的修改並未派上用場，最後刊登出來的是鍾誌民的原文，一字未動。
成為典型
鍾誌民三個字，一日之內紅遍全國。
19日，鍾誌民的父母給學校發來電報，表示完全支持兒子的行動。
隨後，學校批準了鍾誌民的申請，並號召全校師生員工向他學習。
八人一間的學生宿舍裏，擠滿了新華社、《人民日報》和《南京日報》等來自全國的記者。穀嘉旺和其他室友根本無法在宿舍裏呆下去，直到鍾誌民離開學校，他都沒有機會再跟他推心置腹地聊一次。
全國各地的信件雪片般飛來。在寫信的人中，有一位也當過兵的南京女醫生，對他的選擇非常認同，後來成為了他的筆友，再後來成為了他的妻子。
南京市的高校、江蘇省委甚至南京軍區，都請他去作報告。“我一個人在上麵作報告，下麵幾萬個大學生，群情激昂。”
離開南京的那一天，是鍾誌民一生都記得的大場麵。火車站裏人山人海，大學生們來送行，過路的旅客聽說這個“典型”真的要退回江西了，都紛紛過來看熱鬧。
胡福明受學校委托，送鍾誌民回家。在上海轉車時，他們特意去了穀嘉旺家中吃了一頓飯。
到南昌時，已經是1月22日了。這一天是除夕。
節後，鍾誌民就去江西瑞金沙洲壩公社百花園生產隊報到了。記者們也跟蹤而至。村民們得知，生產隊來了一個幹部子弟，還是全國的模範典型。
但不到一個月，記者忽然銷聲匿跡。有一個與鍾誌民相熟的記者，向他道出了原因：反走後門運動已經被叫停了。
一退到底之後
在農村生活，最現實的問題是，吃不飽。沒有油，鐵鍋一直生鏽，每天燒飯之前，都要給鍋除鏽。餓得實在受不了的時候，鍾誌民給大隊書記寫信，書記特批他五斤肥肉。鍾誌民將走了這個小小後門得來的肥肉通通熬成油，吃了整一年。
一開始，他和農民之間的關係就像油和水，完全融不到一起。“有點想念南大的生活，覺得有書讀真好。”鍾誌民告訴記者。
但一年多之後，情況就改變了。他學會了犁地，能挑重擔，一個月能掙幾百個工分。
1974年暑假，南京大學組織學生會幹部看望鍾誌民，穀嘉旺作為班級代表也在其中。他眼前的鍾誌民，曬得很黑，剃了平頭，非常瘦。穿著一件破軍裝，一隻褲腿挽到小腿上，腳下都是泥。“他已經一口土話，和當地人交流順暢。但和我們說話的時候，還是會說普通話。”
1976年，文革結束。在清算四人幫時，有人提出反“走後門”是針對老幹部的，鍾誌民差點被打成“三種人”。好在，公社裏從農民到書記都為他說好話。他慶幸，自己每天低頭勞作，很少外出開會，沒有成為風頭人物，才能安全過關。
1977年，鍾誌民成了生產隊長，次年又當上支部書記。他過年常常陪著農民從初一喝到十五，喝到吐，仍然豪氣不減，在農民中很有威懾力。他帶著村民興修水利，一家一家地講願景。最後，兩千畝地實現灌溉，不再“靠天吃飯”。
“我看著老百姓能吃飽、有錢花，他們的命運開始得到了改變，這種感覺很好。”他告訴記者。
一步步地，他成為共青團瑞金縣委副書記、書記，共青團贛州地委副書記、書記，中共南康縣委副書記。
1987，他被任命為江西駐深圳辦事處主任，負責招商引資。這個原本沉入中國鄉村最深處的退學大學生，陰差陽錯來到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深圳，接受了市場經濟和國際先進管理經驗的脫胎換骨般的洗禮。“在內地，幾塊錢就可以吃得很好了，而我第一次請港商吃飯，花了600元，我看著賬單都愣了。”
鍾誌民逐漸意識到，靠帶著農民種地、修水利來致富太慢了，隻有經商才是最好的發展之路。1997年，他辭去公職，正式下海。
幾經浮沉之後，他投身燃氣業，隻身南下雲南曲靖，從零做起，如今已是一個近500人規模的燃氣集團的總經理，旗下有17家子公司、擁有完整的產業鏈。
記者麵前的鍾誌民，操相當熟練的曲靖方言。從瑞金開始，他每到一個地方，都會立刻學會當地的方言。
他管理的這個小社會，始終帶著當年的痕跡。每個員工都要輪流在大門口站崗，以鍛煉意誌。單位小賣部不用及時結賬，記賬即可，一周一結，以考察員工的誠信。
退休前任人民日報事業發展局局長的穀嘉旺告訴記者，當初班上的30個同學，多數進入了軍隊內，最高已是軍級幹部。隻有鍾誌民一人選擇了下海。以鍾誌民的聰明和勤懇，如果在體製內一直幹下去，可能如今已是高位。
但鍾誌民卻認為，自己始終是一個理想主義的人，其實並不適合體製內。
他的身體略有些發福，當年的棱角像是被逐漸磨去，說話的時候始終麵帶微笑。他說，經曆了這麽多，他才能說，對於自己當初的選擇，他無悔。★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2014-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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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當年那些人即使不像鍾誌民選擇退學，而是在各自的崗位上為老百姓為社會去做些有益的事情，我們就不用背井離鄉了。
如果中國有一天，能讓鍾誌民這樣的人上去，那國家就有希望了。
這就是中國特色！
如果記載了這位理想主義者的名字，就等於煽了包括習帝在內，目前在台上，原是走後門上大學的所謂工農兵學員們的耳光。
情何以堪。
已修改了標題,謝謝！
你說的那些現象的確存在。從文革後到今天；從地方到中央包括習帝；從國內到海外包括文學城內臘肉的老信徒們仍然無時不刻地為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或信仰而胡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