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毛澤東首次接見百萬紅衛兵“紀念日”前
摘要： 總括了三條，說“文革”是一場反文明的盛宴，是國恥，並不誇張。在那場盛宴中，掌國柄者“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據要津者噤若寒蟬，甚至賣身投靠，英雄群眾，則把神賜給的毒藥當甘露，舉杯豪飲，自己為自己修造監獄…
題記：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上接見、檢閱了從全國各地蜂擁到北京的百萬紅衛兵，“文革”狂飆突進，就此走向高潮。在十年“文革”史上，8·18是個標誌性的日子。
十年“文革”如何定性?按照三十多年前官方決議，這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領導者是誰?人人心裏清楚，就是要打啞謎。為尊者諱，於此可見一斑。其實，“文革”十年，無論是在當時煌煌典籍上，還是在官方各種媒體上，無不白紙黑字寫著、鏗鏘有力地宣稱：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老人家似乎也沒對這番表述提出過異議。以雄視千古、聛睨一切的毛氏風格，在這場史無前例的“不世之功”麵前，他大概也不屑於所謂偉大的謙虛。所以，在這樣一個重大的問題上，冠以領導者，似可不必，徒給人以思想上混亂，更給對要了解這段曆史的後人，帶來不必要的麻煩。至於被反革命集團利用，就更費解。文化大革命，是被毛澤東視為一生幹的第二件最得意的大事，也是最後一件事。寫腳本的是他，總導演也是他，製片人還是他，可謂在茲念茲，情有獨鍾，寶貝得不得了。以他對《二十四史》興亡治亂爐火純青的研究和犀燃燭照的洞察力，怎麽可能被反革命集團利用!重複的還是皇上聖明，奸臣弄權的老故事，無意間對老人家表示了不恭。看來，官家說辭，不管集中了多少人的智慧，終究還是不能不受到當時曆史條件的限製。
但無論如何，對十年“文革”是災難，內亂，動亂，浩劫的定性，從官方到民間，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就達成共識。持異議的人不是沒有，但無非是兩岸的猿聲，是秋後的蟬鳴，是毛澤東所說的幾聲淒厲，幾聲抽泣，是馬克思所譏諷的半是挽歌，半是謗文，半是過去的回音，半是未來的恫嚇，是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旗幟，沒有什麽嚴肅的人把它當成正常的聲音了。
人們對曆史的認識，總是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而深化而提高。對“文革”的定性，決議不是完美的終結，而是良好的開啟，也許還是當時所能提供的最大公約數?不好說。解放思想，就包括對已有的結論，哪怕是權威的結論的懷疑、批判和揚棄。定於一尊，祖宗之法不可違，現成的結論不能變，從來與解放思想絕緣。循此，說“文革”是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恐怕還不夠，不夠在國人對曆史教訓更深切的認識與把握上。好在，從那以後，國人對那場浩劫沒有停止思考和研究，對“文革”的定性更準確更實事求是有太多的期待。事實上，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就有人對“文革”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給出了自己的說法，原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慎之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明確提出，“文革”是國恥，值得探討和研究。
李先生在1998年2月撰寫的《隻有一個顧準——<顧準日記序>的補充》一文中，鄭重地指出，“……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並不在於它真能改造好人們(不僅顧準)的思想上，而在於它居然能把八億人口的大國改造成一個普遍說假話的大國。”，“所以我認為，曆來的所謂‘國恥’，其實不過是各國曆史上屢見不鮮的‘國難’，‘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國恥’。”同年底，在《千秋萬歲名 寂寞身後事──送別錢鍾書先生》一文中，李慎之先生說：“錢先生為楊絳的《幹校六記》寫小引，說其實還漏了一記——‘運動記愧’。我想這篇文章其實是應該由全中國人來做的，中國人如果完不成，或者做不好這篇文章，是洗雪不了中國這一段的國恥的。”
李先生所言極是。
所以言者，概因“文革”是當時的國家實際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開展“文革”的《5·16通知》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是經毛澤東欽定和在他主持下被最高當局認定和通過的。沒有證據證明這個通知和決定的起草、出台是草率的，也沒有證據證明當時台上袞袞諸公，有誰在這個禍國殃民的通知和決定出籠前後，要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公開發出不同的聲音，甚至麵折廷爭，從而為這個國家留存了一抹睿智的目光，一根挺直的脊梁，一份天地間的正氣。不錯，當時黑雲壓城，壓力山大，但你既然你占著那個位子，你就是國家的棟梁，就有抗爭的義務，就得有所擔當。“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這是魯迅先生講的。毛澤東也有鼓勵，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他提倡反潮流，在多個場合下號召共產黨人五不怕，所謂不怕扣帽子，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坐牢，不怕老婆離婚，以及不怕孤立、不怕打棍子，雲雲。可惜，我們看到的是，在“文革”發動之初，廟堂中竟然無一男兒!在火燒到自己身上，也演出了懷仁堂拍案一說，那就基本上是在重複美國波士頓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上馬丁·尼莫拉牧師的銘文所講述的故事了：“納粹殺共產黨時，我沒有出聲，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接著他們迫害猶太人，我沒有出聲，因為我不是猶太人;然後他們殺工會成員，我沒有出聲，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後來他們迫害天主教徒，我沒有出聲，因為我是新教徒;最後當他們開始對付我的時候，已經沒有人能站出來為我發聲了。”
“文革”的發動和開展，也得到了當時國家機器的全力支持、保駕護航。筆杆子在前，各種輿論機器全部開動起來，為“文革”搖唇鼓舌、搖旗呐喊，推波助瀾，販賣的無不是階級鬥爭、造反有理、個人迷信等這些與人類文明背道而馳的叢林哲學與邪教，幹盡了掩蓋真相、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無限上綱等傷天害理的勾當，顛覆的是人類的基本良知和常情常理與常識。公檢法居中，對“文革”對象和不滿“文革”者全麵張網。當時有砸爛公檢法一說，但砸爛的無非是至少在形式上還是保護公民合法權益的最後兩道防線。沒有辯護，辯護就是犯罪，沒有審判，審判就是言出法隨。此後，公檢法合署辦公，按照“公安六條”行事，沾上這六條的邊，就能下獄乃至殺頭。莫須有，並不是秦檜的專利。望文生義，深文周納，凡是兩千年來專製發明的構陷都派上用場，且有所發明，有所創造，達於極致。至於在群眾專政的瘋狂中，湖南道縣和北京大興縣的大屠殺，則完全失控，令人發指。殿後的是軍隊，所謂支左，支了什麽，過來人心裏都有數。
“文革”還得到了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極為虔誠和狂熱的擁護。這等於是上麵說，你們自殘吧，打自己的臉吧，這是練功，能強身健體，於是，從上到下男女老少興高采烈爭先恐後扇自己的耳光，還恨不得拿磚頭砸自己的腦袋;上麵說，你們一起往溝裏跳吧，那裏是天堂，於是，從上到下男女老少唱著讚美詩奮勇爭先往下跳;上麵說，你們大家互相掐架吧，其樂無窮，於是，從上到下男女老少揎拳擄袖照準對方的軟肋猛下狠手。當其時也，不是沒有清醒的人，可惜經過多少年的洗腦，已經很少，還無一例外都被捆綁住手腳，蒙住了眼睛，捂住了耳朵和嘴巴。即使有像林昭、遇羅克、張誌新等這樣的先知先覺、大智大勇，掙脫了精神的枷鎖，告訴大家皇帝沒穿衣服，也被認為是瘋子、惡魔。全民腦殘。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文革”罪錯不能全部歸於毛澤東，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總括以上三條，說“文革”是一場反文明的盛宴，是國恥，並不誇張。在那場盛宴中，掌國柄者“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據要津者噤若寒蟬，甚至賣身投靠，英雄群眾，則把神賜給的毒藥當甘露，舉杯豪飲，自己為自己修造監獄，還匍匐在神的腳下感激涕零，感恩戴德，口口聲聲吾皇萬歲。告密親人成了忠誠的代名詞，同族相殘受到製度性的唆使和獎勵，假話已經是每個人的護身符和往上爬的通行證，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這些洋相，一時成了時髦。幾千年古國文明包括人類所有文明，都被妖魔化被糟蹋精盡。這種自淫自殘、自亂江山，自掘墳墓的蠢事，都是在神聖的名義下，萬眾一心，心甘情願地幹，理直氣壯地幹，信心滿滿地幹，唱著讚歌幹，一直幹到共和國主席、解放軍兩位元帥、大批社會精英，以及無數被打入另類者，死的死了，死不瞑目，跑的跑了，亡命天涯，關的關了，沒關進去的也好不到哪裏去。葉劍英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披露了“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數。我統計了一下，那十年，被殺害、自殺、整死和失蹤者，高達210多萬人。與八年抗戰國軍犧牲350餘萬將士相比，該做何感想。如果考慮到葉劍英作報告時“文革”剛剛結束，考慮到“文革”期間幾乎無檔案可言， 210多萬這個數字應該說不能不是保守的。
很明顯，在“文革”期間，舉國幾乎人人是被害者，也是加害者，說是國恥，並不為過。順便說一句，張誌新臨刑被割斷喉管、林昭被殺害後警察向其母親索要子彈費、鍾海源被活體取腎，隨便哪一例，都夠得上國恥。
回到李慎公話題上，國恥和國難，按照我的理解，區別就在是自為的還是他加的。國恥者，自導自演自作孽也。國難者，老天爺或侵略者作孽也。如果這個理解不錯的話，那麽，說句題外話，“九·一八”事變是國恥，還是國難，值得研究。如果一定要說是國恥，也是日本的國恥。當然，在曆史的恥辱柱上，也應該刻上那個不放一槍就逃竄到關內的浪蕩公子的名字。
說到這裏，不能不特別指出的是，即使武裝到牙齒的日本侵略者，也沒能把他們的鐵蹄伸向黃河對麵的延安乃至更廣大的西部地區，“文革”製造的災難在中國大陸卻無遠弗屆。抗戰八年，西南聯大再怎麽艱難，也還能讓教授們教書，學子們讀書，“文革”十年，舉國卻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而吳晗，傅雷、卞仲耘們，能走出國難，卻走不出史無前例的造反歲月。
一個國家在集體發瘋，國難耶，國恥耶?大概都有吧。
每年“九·一八”都要鳴笛以警示國人莫忘國恥，那麽，對“文革”，該不該確定一個日子，以警示國人?如有必要，那麽， 1966年5月16日，是那個臭名昭著的通知發出的日子，1966年8月5日，是那張炮打司令部大字報出籠的日子，1966年8月8日，是做出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決定的日子，1966年8月18日，是毛澤東首次接見、檢閱百萬紅衛兵的日子，都有資格做“文革”的警示日。
國恥不足畏，知恥而後勇，怕的是諱疾忌醫。以史為鏡，不重犯“文革”錯誤，這一課似乎應該補上。
來源:共識網 作者:段協平 201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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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日趨細節化了。如果證據證明64學運的領導人有意把學運引導到流血這一步，則確實應該譴責這一行徑。但是那些所謂的“64學運的領導人”其實影響力有限，當時連我在內，全世界絕大多數人又應該不會相信中共會暴力鎮壓、槍彈橫飛！
至於“占中”從一開始就是暴力運動，完全不能與陸肆相提並論。
中共內部在陸肆早期意見不統一，沒有做到應該做的一切，導致事件失控後，又采取會導致事情更加失控的暴力鎮壓，所以主要責任還是要由中共來負責！
五四運動有“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也是激進的革命運動！
文革是運動本身造成大量無辜群眾和受害者死亡，所以也是激進的。
可是陸肆確實是和平請願遊行，之所以會死人，是中共采取暴力駐軍行動才出現的，就算是一個巴掌拍不響，責任也是中共要負擔十之八九。
摔跟頭的經驗要汲取，但是不能找錯了緣由。
文革培養了白卷億萬富翁張鐵生。
我可以認同你關於關於陸肆中前期和後期的變化和差異，陸肆裏麵確實還留有一些文革的餘毒，但是這不足以否定整個陸肆運動。因為陸肆是自發的、自下而上的和平請願運動。
陸肆更接近於四五運動，而和文革有本質卻別。
但你對陸肆的不足和反思還是很令人稱道的。人類的前進途中總會有無數的跟鬥要摔，關鍵是不能退縮和畏懼不前。更不能以會摔跟頭為名，禁錮人民的前進步伐！
他們兩人曾多次肯定西南聯合大學教育對他們的價值。
文革期間培養了哪些菁英？經歷過文革的菁英，會稱讚文革幫助了他們成為菁英嘛？
文革是毛煽動億萬阿Q鬥阿Q，把中華五千年英烈和文化各個鞭屍掘墳。
紀念64並不是讚同當時所有的事和人，而是譴責這個黨這個軍隊這個國家對百姓的血腥鎮壓。
把二者混淆為同類，說明 '白熊from北京' 因是受毛教育年頭長。
······。
而且，文革和64都失敗了，說明不符合天意。
畢凡把文革中的紅衛兵比作 “ 一個暴君煽動的暴民；跟當年慈禧和義和團相似 ” ，可那是一代人的卷入，絕不是象一兩個義和團一樣的，我就是其中之一。那會兒的年輕人的熱情和8964時的一樣，和上世紀之初54時的一樣。不是你一句暴民能否定的了的。但我的體會是，願望和效果的巨大差距，你不能不想想在曆史上的作用。所以參加過文革的當年的紅衛兵，在64時都已經是中年了，看著新起的一代在重蹈自己的覆轍，能不憂心忡忡嗎？我參加了64前的多次打遊行，後來逐漸淡出。而有些文革紅衛兵卻在積極地為運動出謀劃策，清華紅衛兵鄭毅，就把當年鬥走資派的戰術，有用到了天安門的絕食學生身上。你能說他們不是紅衛兵運動再現嗎？當家在北京的學生們漸漸離開了廣場後，隻有外地的不明真相的學生不斷的加入。我一遍又一遍的看YOUTUBE 上《天安門》 的鏡頭，看絕食指揮部的頭頭們的極左言行和錯過一次有一次的妥協的機會吧學生運動引入歧途。他們是在用暴力手段，名為和平，是在用共產黨的暴力奪取政權的手段和共產黨周旋，你玩得過共產黨嗎？在《天安門》紀錄片中，連劉小波說的話，他們都聽不進去。他們激進的言行，使趙紫陽不得不下台。作為一個經曆過文革的紅衛兵，喜見胡趙改革十年的進步，此刻，大好改革形勢被64中斷。64流血前很長一段時間的運動，尚可稱為民主運動，可後來就變了味。越來越像紅衛兵造反派的脾氣了，“你要不革命，就滾TMD的蛋” ，老子天下第一，和你對話是看得起你！等等。他們最後的表現是民主嗎？和義和團的暴民，和文革中的紅衛兵有什麽兩樣？還值得學習嗎？沒想到過了23年，到了1989年年輕人和1966年的紅衛兵一個樣？值得肯定嗎？這些都是我們民族的陰暗的一麵，是傷疤。在看《天安門》紀錄片時，一方麵看到中共鎮壓殘忍，一方麵也看到絕食學生被人誤導已經走上了象紅衛兵一樣的道路，甚至說出流血才能喚醒人民的話來。想留別人的血而出名的柴鈴跑了，可了流血的天安門母親們還要流淚。柴玲們還在說原諒！這些絕不肯定，決不能效法。所以說，文革的真正結素是在64之後.文革和64一脈相承。都應當否定。
謝謝！
此文原是國內網站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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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凡的文革論說的很好：文革中的紅衛兵和造反派無非是一大幫由一個暴君煽動的暴民；跟當年慈禧和義和團相似。你可以硬塞民主的定義，就象你可以叫手做腳，叫腳做手。但為全世界絕大多數理智的人們接受的民主離不開法律和程序，而且參加者自願接受領導。文革中誰敢說毛一個不字那是死無葬身之地。就憑這一點就已沒有民主可言。紅衛兵和造反派僅僅是毛的木偶。跟木偶談民主還不如對牛彈琴。
所以我同意你對文革的看法，不完全同意你對陸肆的看法。陸肆是自下而上的自發的和平請願運動，比五四運動還要和平，比49年以前中共發動的曆次遊行請願都要文明。
如果按照你的邏輯，反對文革也要反對陸肆，那四五運動呢？五四運動呢？
非常同意你這兩個評論。
有些人的觀點隻證明了其受毛毒太甚的表現。
你可以硬塞民主的定義，就象你可以叫手做腳，叫腳做手。但為全世界絕大多數理智的人們接受的民主離不開法律和程序，而且參加者自願接受領導。文革中誰敢說毛一個不字那是死無葬身之地。就憑這一點就已沒有民主可言。紅衛兵和造反派僅僅是毛的木偶。跟木偶談民主還不如對牛彈琴。
謝謝風情的嘉班長。
人類曆史上最黑暗的時代。
謝謝！
謝謝!
給文革定性？首先說說文革是那年結素的？1976年老毛死後，抓了四人幫？你真那麽以為？ 看看文革是什麽時候開始的吧，1966年，以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開始，那麽文革的真正結素應該是1989年的64.是鄧小平結素了文革，清算了文革，否定了文革！文革時的紅衛兵“天不怕，地不怕，舍得一身剮，要把皇帝拉下馬 ” 。那會兒64時的學生，還沒有出生呢，但我們民族血液中的 “造反精神” 遺傳給了他們。看看他們在64前的表現，一點也不輸給文革初期的紅衛兵。我是文革初的紅衛兵，那會兒怎麽折騰“走資派”，記憶猶新。同時代的清華紅衛兵鄭毅，64時的參加者，鼓動折，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到：當年在外省糾走資派時，絕食，救護車的戰術都用上了。引起了社會的轟動以及輿論的高度關注！23年以後，這一幕再現在天安門廣場上。當救護車搖著鈴鐺，飛馳過長安街時，引起了市民極大的同情。在4-5月份的幾次大遊行，我都參加了，那會兒也是很激進憤青的，經管年紀都不小了。後來覺得不對勁，怎麽沒完沒了的。老毛說文革7，8年來一次，來一次折騰7，8年。怎麽真要在折騰7，8年嗎？那受苦的就是老百姓了。這時，我才覺得文革沒有結素，文革的基因體現在新的一代身上。今天大陸有很多人懷念文革，就是這種基因的表現型。在對64的不依不饒，更是將來文革再現的隱患。所以說否定文革，研究文革，要有曆史觀。鄧小平被文革打倒，隻有他能從根本上否定文革。對64 要是象，尤抱批把半遮麵那樣，否定文革，卻肯定64 不是既要立牌坊，有想當婊子嗎？那將來有一天文革會在來，可以打折64的旗號，在搞文革呀！
文革前，老毛把38軍從關外調到離北京不遠的地方，開始了文革，64時老鄧把38軍掉進了北京，不是巧合吧！中國人民，你真的那麽喜歡文革嗎？否定文革，就要聯64一起否定掉。否則國無寧日，有一天文革有來了，不是危言聳聽！
林蘊輝
“文化大革命”未能避免的原因是什麽？有什麽經驗教訓？本文以陳雲兩次與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具體負責人胡喬木談話為開始，回顧了從長征到建國後直至“文革”發生，黨內民主集中製逐步缺失，個人崇拜、個人淩駕於組織之上一類家長製現象不斷滋生的曆程，進而總結指出：不實行民主法治，權力不受約束，喪失黨內民主集中製與集體領導，是“文化大革命”發生的根本原因。
陳雲指出毛澤東晚年錯誤
曆經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引起的傷痛，不能不使與毛澤東同輩的領導人進行深刻反思。陳雲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曾多次談到“文革”的教訓。
1980年11月，陳雲兩次與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具體負責人胡喬木談話，指出：
（一）毛主席的錯誤問題，主要講他的破壞民主集中製，淩駕於黨之上，一意孤行，打擊同他意見不同的人。著重寫這個，其他的可以少說。
（二）整個黨中央是否可以說，毛主席的責任是主要的。黨中央作為一個教訓來說，有責任，沒有堅決鬥爭。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懷，那麽局麵會不會有所不同？應該作為一個黨中央的集體，把自己的責任承擔起來。在鬥爭時是非常困難的，也許不可能。
（三）毛主席的錯誤，地方有些人，有相當大的責任。毛主席老講北京空氣不好，不願呆在北京，這些話的意思，就是不願同中央常委談話、見麵。他願意見的首先是華東的柯慶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
值得後人思考的是，當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澤東外，為什麽沒有“都是彭德懷呢”？難道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都是在明哲保身嗎？
為說明問題，我們不妨回顧一下彭德懷在廬山上書，受到毛澤東嚴厲批評後的情景。
彭德懷說：“第二天，即24日上午，有兩個同誌來到我處。問我考慮好了沒有？我說，我寫給主席的信，是根據國內某些具體情況和廬山會議的情況寫的，並沒有什麽準備和懷有什麽陰謀目的……他們又說：‘不能單從信的方麵來看，而要從如何對全局有利著想。’他們並以熱情和激動的心情談到，‘要拋開信的本身，從全局利益來檢討。’談了兩個多小時，熱淚盈眶而別，感人至深。”
金衝及主編的《劉少奇傳》中說，在1964年12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當前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要解決的主要矛盾，劉少奇談了與毛澤東的不同看法，受到毛澤東的多次嚴厲批評。黨內不少人感到憂慮。朱德、賀龍等找劉少奇，“希望他顧全大局，要謹慎，要尊重毛澤東”。
劉少奇接受大家的意見，主動找毛澤東作自我批評。
對1958年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嚴厲批評1956年的反冒進，上綱為“政治問題”，周恩來從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到八大二次會議，不得不痛苦地一再檢討。以上三例，說明一點：不管毛澤東的意見正確與否，其他領導人的不同意見都隻有檢討的份。維護毛澤東個人的權威，就是維護“大局”，就是維護“黨”的利益。
毛澤東劉少奇論黨的性質
維護領袖個人的權威，就是維護黨的利益，這就是“大局”。這個邏輯能成立嗎？
劉少奇在《論黨員在組織上和紀律上的修養》的演講中，曾下過這樣的定義，黨“是矛盾的統一體”。
他說：“整個黨的結合形式就是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和全體黨員的結合，就是由黨的中央和黨的各部分、各機關以及各個支部的結合，就是黨的領袖、黨的幹部和全體黨員大眾的結合，就是黨的上級組織和下級組織的結合。因此我們黨的結構不是混合物，不是幾十萬黨員的簡單的總合，不是沒有一定的結構的，而是幾十萬黨員按照一定的組織形式和一定的規則結合起來的；是一個矛盾的結合，有領導者和被領導者，有黨的領袖和黨員，有黨的上級組織和下級組織。黨的這種組織結構使黨具有強大的戰鬥力，否則就是‘烏合之眾’了。”“黨的具體的結合形式就是民主集中製。”
這就非常清楚地告訴人們，黨是按照民主集中製原則組織起來的一個戰鬥集體，是包括了黨的領袖、黨的幹部和全體黨員大眾的結合體。黨不是領袖個人。
那麽，什麽是大局呢？對此，毛澤東有過精辟的解釋，他說：“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應該使每個同誌明了，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誌，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係，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可見，服從大局，是講要服從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就是要使黨有一條符合客觀實際的正確路線。服從大局，絕非是服從領袖個人意誌，或維護領袖個人權威。
遵義會議是黨內民主的典範
為使黨的路線的正確性在組織上得到保證，在出現偏差或錯誤時有可能及時得到糾正，黨的曆屆黨章都賦予黨員對黨的重大決策有自由討論的民主權利。
中共六大黨章第十二章44條規定：“嚴格的遵守黨的紀律為所有黨員及各級黨部之最高責任。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全國大會、中央委員會及其他上級機關的決議都應當迅速而且正確的執行，同時在未經決議以前黨內的一切爭論問題，可以自由討論。”
中共七大黨章第一章第3條增加有：“向黨的任何機關直至中央提出建議和聲明。”“在黨的會議上批評黨的任何工作人員。”
中共八大黨章第一章第3條又補充：“對於黨的決議如果有不同意的地方，除了無條件地執行以外，可以保留和向黨的領導機關提出自己的意見”；為保障黨員權利切實有效地行使，還規定“黨員和黨組織負責人如果不尊重黨員的這些權利，應當給予批評和教育；如果侵害黨員的這些權利，就是違反黨的紀律，應當給予紀律處分。”
可見，從中共六大到八大黨章，有關黨員權利的規定是不斷完善的。
這些規定，無疑是為保證黨內民主得以實行，是黨內從普通黨員到黨的最高領導人都應遵從而無可例外的。
應該說，在黨的曆史上由於黨員權利得到尊重和保障，使革命事業免遭失敗的事例是存在的。
最具說服力的是1932年毛澤東在寧都會議受到排斥以後，對黨內的重大決策仍擁有發言權，因而在長征路上可以與張聞天、王稼祥自由地討論五次反圍剿的軍事路線，並取得張、王的支持，於是才有發生曆史轉折的遵義會議的召開。
毛澤東本人在中共七大和九大的講話中都曾談及此事。金衝及在《毛澤東傳》1893至1949“長征”一節中寫道：毛澤東在行軍途中，又和同行的王稼祥、張聞天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指揮錯誤，認為紅軍已經不能按原計劃行動去同紅二、六軍團會合了。
張聞天在延安整風時寫道：“長征出發後，我同毛澤東、王稼祥二同誌住一起。毛澤東同誌開始對我們解釋反五次‘圍剿’中中央過去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見，並且在政治局內開始了反對李德、博古的鬥爭，一直到遵義會議。 ……
王稼祥向毛澤東提出了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意見，毛澤東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建議他先同張聞天通通氣。張聞天也同意把李德、博古轟下來的意見，並且說：毛澤東同誌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同誌出來。
在西征途中形成的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的“中央隊三人團”，對於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對於中國共產黨曆史的轉折，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美國記者索爾茲伯裏在他寫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幽默地用“擔架上的‘陰謀’”為標題專門寫了一章。
張聞天在總結這段曆史時則采用了曆史唯物主義的哲學語言。他寫道：在長征出發後，“他（指毛澤東）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誌住在一起：這樣就形成了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集團，給遵義會議的偉大勝利放下了物質基礎”。
這段曆史充分說明，由於黨員有權自由討論黨內重大決策，並在黨的會議上提出和爭論，才使紅軍在長征途中將遭全軍覆滅的路線錯誤得以糾正，出現曆史性的轉折。
建國後黨內民主遭破壞
然而，黨在取得全國的執政地位以後，民主集中製的決策機製逐漸受到扭曲。對黨內有爭議的重大問題，不經中央書記處、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員會的討論，由主要領導人個人決定的情況屢屢發生。
這是因為，在延安整風期間，中央政治局於1943年3月20日通過的《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決定》，在明確“政治局推定毛澤東同誌為主席”；“書記處重新決定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同誌組成之，澤東同誌為主席”的同時，規定“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
這樣，就賦予了毛澤東超越中央集體之上的權力。盡管在全國解放之前的戰爭年代，未發生由個人決定重大問題的典型事例，但在建國後不久，情況就大大不同了。如：1951年圍繞山西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問題的爭論。
當事人薄一波回顧說：“毛主席找少奇同誌、劉瀾濤同誌和我談話，明確表示他不能支持我們，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同時，他指示陳伯達召開互助合作會議。”
如果說，隻是個人表態，毛澤東完全有自己的權利。但未經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討論，就指示陳伯達召開互助合作會議並起草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顯然就是在行使主席的最後決定權了。
其二，1951年12月，在工會工作方針問題上開展對李立三的批判，也屬同樣情況。1950年7月，鄧子恢在中南總工會籌委擴大會議上報告，談了工會工作的基本立場和基本任務，黨內高層明顯出現不同意見。
1950年12月22日，毛澤東在西北局關於職工運動的報告上批示：四中全會一定要討論工會工作並且以管好工廠工會工作為中心來研究，因此要組織一個委員會，起草一個決議案；過去工會工作是有成績的，成績很大，問題甚多…… 後來，七屆四中全會因故推遲召開。
1951年10月2日，全國總工會主席、黨組書記李立三寫了《關於在工會工作中發生爭論的問題的意見向毛主席的報告》。不久，毛澤東在中央一個文件上批示：工會工作中有嚴重錯誤。李立三隨即在全總黨組舉行的第一次擴大會議上受到批判，並撤銷職務。工會工作的方針問題，就這樣一錘定音了。
以上種種，開了個人決定重大問題的先例。鄧小平曾明確說道：“從1958年批評反冒進，1959年‘反右傾’以來，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淩駕於組織之上一類家長製現象，不斷滋長。”
記取曆史的沉痛教訓
問題的嚴重性更在於，凡屬毛澤東所不讚同的意見，一律被上綱上線。以至在1958年“大躍進”中，薛暮橋和宋劭文希望陳雲找毛澤東談談他對“大躍進”中的一些問題的想法時，陳雲無可奈何地表示：“不吃一點苦頭，這些話是聽不進去的。”
正是鑒於黨內高層這種極不正常的狀況，彭德懷在廬山才下決心上書毛澤東。彭德懷後來在自述中寫道：“我當時對那些‘左’的現象是非常憂慮的。我認為當時那些問題如果得不到糾正，計劃工作迎頭趕不上去，勢必要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我想，這些問題如果由我在會議上提出來，會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亂，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這些問題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得到糾正。”彭德懷這種種考慮完全是從大局出發，從黨的利益出發的，不幸在廬山上被打成了“反黨集團”的頭子。
“文化大革命”搞得天下大亂，出於對黨和國家大局利益的考慮，1967年2月，葉劍英、譚震林、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老帥和副總理在京西賓館、懷仁堂先後對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等人進行批評和爭論。
對黨內高層如此重大的分歧，未經中央集體討論，毛澤東一人定調，就把這些老帥和副總理打成了“二月逆流”，使黨內高層再也無法進言。
鑒於曆史的沉痛教訓，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作了更具體的規定：“集體領導是黨的領導的最高原則之一。從中央到基層的各級黨的委員會，都要按照這一原則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製度。凡是涉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大事，重大工作任務的部署，幹部的重要任免……應該根據情況分別提交黨的委員會、常委會或書記處、黨組討論決定，而不得由個人專斷。”
“在黨委會內，決定問題要嚴格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書記和委員不是上下級關係，書記是黨的委員會中平等的一員。書記或第一書記要善於集中大家的意見，不允許搞‘一言堂’、家長製。”
“各級黨組織必須切實保障黨員的各項權利。侵犯黨員權利的行為，是嚴重違犯黨紀的。
黨員有權在黨的會議上和黨的報刊上參加關於黨的政策的製定和實施問題的討論，有權在黨的會議上對黨的任何組織和個人提出批評。黨員對黨的方針、政策決議有不同意見，可以在黨的會議上提出，也可以向各級黨組織直至中央作口頭或書麵的報告。黨組織應當歡迎黨員群眾的批評和建議，並且鼓勵黨員為了推進社會主義事業提出創造性的見解和主張。”
這些經過長達20年“左傾”，付出了沉重代價取得的教訓，在改革開放取得較為順利發展的今天，又逐漸為不少人淡忘了。有的單位的領導人竟然把向上級黨組織反映意見的黨員視為“不安定因素”；有的更明文剝奪黨員的權利，不許三人以上聯名向黨組織反映意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重溫那段痛苦歲月留給我們的深刻教訓，是絕非多餘的。
六四也是一種運動，這點是跟同樣是運動的文革一樣。但也僅此而已！其它都不相同，這也被你拿來說事，可見毛左之流已經無言以對，開始雞蛋裏挑骨頭了！
的確是這樣。
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