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毛澤東的奢儉之爭
文革中的毛澤東和林彪
得益於改革開放，國人思想不斷解放，學術環境越來越寬鬆，對已經過世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解讀也呈多元化趨勢，特別是對毛澤東，作為中國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深深地影響幾代人，他是研究中國現代史無法繞開的人物。但由於某些原因，有關毛澤東的大量關鍵檔案仍未解密，現在所有爭論所依據的資料大多是與毛有關的當事人的回憶，以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特殊單位的研究成果。囿於檔案材料的局限和國民的性格，全麵地客觀地評價毛澤東，時機尚未成熟。
盡管如此，因毛澤東深深地影響當今的中國社會，品論毛澤東，現在和將來仍是史家和百姓津津樂道的話題。談論曆史人物，不可避免或褒或貶。多少年來，中國人論史，往往權衡利弊，擇利而述。更有甚者，憑感情用事，親者諱過揚功，仇者顯惡隱善。所以我們隻聽到林彪的親屬呼籲為林彪平反，沒聽過他們說一說林彪在文革中的作用；同樣我們也隻聽到全國政協委員毛新宇號召大家發揚毛澤東思想，甚至要用毛澤東思想指導經營（2013年10月30日， 毛新宇少將專程來到武昌東湖賓館，向湖北數百名統一戰線成員作了《毛澤東哲學思想與現代企業管理》專題講座所說。我們都知道毛澤東時代有一個“投機倒把”罪），沒聽說過他要研究他爺爺犯的錯誤給國人的教訓。
湘潭大學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心教授、韶山毛澤東同誌紀念館副館長龍劍宇著有《毛澤東家居》（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3月）一書，全景呈現毛澤東簡樸的家居生活；一個名叫“卸甲一書生”的學者，一連寫了4篇文章對《毛澤東家居》提出質疑（發布於共識網）。······。筆者也提起筆來，從錢、衣、食、住、行、樂六個方麵列出毛澤東的一些情況，讓讀者自辨。
錢：稿費124萬元，工資404.8元∕月，多乎少乎？
關於毛澤東逝世後留下多少稿費，境內較早看到的是《毛澤東億萬稿酬的爭議》（2004年05期《黨史文苑》）一文，該文說：截至2001年5月底，毛澤東稿費達1.3121億元人民幣。該文注明是“陳昌喜摘自2003年10月30日《精品書摘》”。此文查不到作者，就連《精品書摘》這份刊物在網上也查不到什麽信息，後來的多家報刊轉載均來自此文。2012年03月06日《京華時報》刊有《毛新宇澄清：毛主席哪有稿費留給我們呢？》，予以否認。所以我們對於毛澤東億元稿費之說也隻好抱著懷疑態度。
後來2013年12月10日，曾任毛主席生活管理員的吳連登做客人民網，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係列網上講堂”上說：“毛主席剩下的稿費隻有124萬多一點，全部交給了國家”，“毛主席在臨終前隻剩下500多塊錢，這就是全部積蓄。毛主席沒有給子女留下一塊錢、一間房子，一畝地。”（見2013年12月10日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實錄：吳連登回憶陪伴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
因吳是毛澤東的生活管理員，直接見證人，所以我們至少可以肯定，毛澤東的稿費≥124萬元。
毛澤東沒有留下一塊錢給子女，但124萬元稿費在他活著的時候他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既然隻討論毛澤東的奢儉問題，這124萬元稿費給不給子女與毛澤東的奢簡無關，不予討論。
問題是，這124萬元是多了，還是少了？從吳連登的口氣來看， “隻有”一詞顯然是說這124萬元實在不多，不足掛齒。
《毛主席語錄》在國內外出版了50多種文字，有500多種版本，總印數50多億冊，而當時，全世界人口才30多億，人均擁有《毛主席語錄》1.5冊有餘（項東民《〈毛主席語錄〉的故事》，載《文史精華》2011年第04期），其發行量僅次於《聖經》位居世界第二，其他著作還不算。這樣高的發行量隻拿到124萬元稿費，的確太少；再跟現在的貪官動則數千萬的貪汙受賄金額相比，124萬元的確是不值一提。
注:根據《中國當代出版史料第四卷》的統計，毛澤東著作的發行量為：1951年至1953年，《毛澤東選集》1－4卷，總計出版發行150萬部，600萬冊。1960年上半年，《毛澤東選集》第1－3卷，共計559.7萬冊。1960年5月開始，《毛澤東選集》第4卷，精裝本9萬冊，平裝本200萬冊，普及本200萬－300萬，共計459萬冊。也就是說，從開國到60年，毛澤東著作的發行總量大約1600餘萬冊。到了65年底，這個數量上升到：《毛澤東選集》1－4卷：1146.7萬部，約有4586.8萬冊《毛澤東著作選讀》甲、乙種本：共計7500萬（部）冊毛澤東著作的單行本：出版發行了65種，6.1億冊。僅僅在1966年至1976年10年文革期間，《毛澤東選集》出版漢文版2億3651萬部，少數民族版289萬部，外文版202.9萬部。據統計：1964年至1967年，《毛主席語錄》共出版漢文版10.55億冊；用6種少數民族文字出版1600萬冊；用37種外文出版2000萬冊。從1966年至1976年，全國共出版圖書9.1869種，總印數300.17億冊（張）。而在這300.17億冊（張）的數字內，毛澤東著作和毛澤東像、毛澤東單張語錄和詩詞就達108億冊（張）之多，這僅是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
注:根據《中國當代出版史料第四卷》的統計，毛澤東著作的發行量為：1951年至1953年，《毛澤東選集》1－4卷，總計出版發行150萬部，600萬冊。1960年上半年，《毛澤東選集》第1－3卷，共計559.7萬冊。1960年5月開始，《毛澤東選集》第4卷，精裝本9萬冊，平裝本200萬冊，普及本200萬－300萬，共計459萬冊。也就是說，從開國到60年，毛澤東著作的發行總量大約1600餘萬冊。到了65年底，這個數量上升到：《毛澤東選集》1－4卷：1146.7萬部，約有4586.8萬冊《毛澤東著作選讀》甲、乙種本：共計7500萬（部）冊毛澤東著作的單行本：出版發行了65種，6.1億冊。僅僅在1966年至1976年10年文革期間，《毛澤東選集》出版漢文版2億3651萬部，少數民族版289萬部，外文版202.9萬部。據統計：1964年至1967年，《毛主席語錄》共出版漢文版10.55億冊；用6種少數民族文字出版1600萬冊；用37種外文出版2000萬冊。從1966年至1976年，全國共出版圖書9.1869種，總印數300.17億冊（張）。而在這300.17億冊（張）的數字內，毛澤東著作和毛澤東像、毛澤東單張語錄和詩詞就達108億冊（張）之多，這僅是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
文革時期毛澤東的語錄和選集成為類似於聖經式的東西，成為每個革命群眾必備的東西，也成為禮物和裝飾品。
但“124萬元”在當時是什麽概念呢？
根據貴州省《岑鞏縣誌》記載，1976年年末該縣人口151920人，當年該縣財政總收入是358.19萬元，包括三個方麵：縣預算內財政收入124.38萬元，上級補助213.36萬元，上年結餘20.45萬元（《岑鞏縣誌》，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P80， 662，），從數字知道當年該縣的地方財政收入就是縣預算內財政收入，為124.38萬元。
貴州省《劍河縣誌》記載，1976年年末人口141122人，當年該縣財政總收入是272.4萬元，隻包括兩項：上級財政補助收入163.0萬元，縣級財政收入109.4萬元。（《劍河縣誌》，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P108，795）
貴州省《安龍縣誌》記載，1976年年末人口277744人，當年該縣財政總收入是409.24萬元，隻包括兩項：上級財政補助收入250.43萬元，縣級財政收入158.81萬元。（《安龍縣誌》，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P133，437）
看來，毛澤東的稿費收入大致跟當時貴州省的一個中小縣級的地方財政收入相當。隨著經濟的發展，貴州安龍縣2008年人口發展到44.40萬人，地方財政收入達14100萬元（見貴州省安龍縣史誌辦公室編《中國共產黨安龍縣曆史》，雲南出版集團公司、雲南科技出版社，2011年8月，P261）。
著名作家巴金不要工資，全靠稿費生活，但查不到他的稿費究竟有多少。現有公開的資料還沒有看到改革開放前誰的存款超過毛澤東。
我們再來看毛澤東每月工資404.8元是個什麽概念。
我們查到劉樹林《用等價值方法分析中學教師工資收入》一文（載《教育與經濟》，1986年03期），引用國家統計局1978年《勞動工資統計年表》說，1978年全國職工（全民）總人均工資是644元∕年（54元∕月），中學教師則更低，為542元∕年（45元∕月）。
而知青的工資才384元∕年（32元∕月）。（王英琦：《親曆黑龍江兵團知青命案》《檔案春秋》2012年第1期）
換言之，毛澤東124萬元稿費相當於2288個中學教師一年的工資總和。而毛的工資則是中學教師的9倍。
稿費的去向
日常支出：
毛澤東每年從稿費中拿出一萬元用於個人生活，而從稿費清單中，我們看到他1960年度總共從稿費中支出不到一萬四千元(還不到這年的存款利息)，扣除用於自家生活的一萬元，用於其他方麵的也就四千元。這四千元中，扣除每年給章士釗的二千元，還剩二千元。
贈送支出：
毛澤東在1959年4月至1961年10月，曾從稿酬中提取22萬元，給七名黨外知名人士，其中給章士釗10萬元。
1966年年初，又提取了10萬元給程思遠。
從1965年至1976年2月，毛澤東先後9次提取38萬元人民幣和2萬美元給了江青。
1972年，李訥生下了兒子效芝。毛澤東從稿費中拿了8000元給李訥。
1975年，毛澤東給賀子珍2萬元，又給毛岸青8000元。
毛曾先後兩次給汪東興4萬元（據說其中有1.5萬元是給汪東興家屬修理房屋用的）。
以上支出超過100萬，這在當年是任何一個月薪幾十元的老百姓絕對不敢想象的數字。
這個稿費合理不合理
稿費顧名思義是智慧所得，不過稿費的前提是兩個：一，必須是自己的腦力勞動所得，二，必須是自行或者委托發行，不能利用非正當手段。毛澤東的語錄是否是自己的腦力勞動所得呢？
《毛澤東選集》和《毛澤東語錄》中有一部分文章並非毛澤東自己寫的，比如《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由毛的筆杆子胡喬木，田家英等人起草寫作的。而文章中有些精神是朱德，周恩來等人的思想，用後來鄧小平的話就是：本來就是全黨集體智慧結晶，並非毛澤東一個人的思想。
那麽毛選的發行又是什麽樣子的呢？
文革時期大搞個人崇拜，毛澤東的語錄和選集成為類似於聖經式的東西，成為每個革命群眾必備的東西，也成為禮物和裝飾品。國家印刷機器全部騰空大量印刷這些作品，由於是“革命任務”，其質量和數量都是最好的。
國家各項工作都為了這些讓步。1977年恢複高考後，由於考試人數達到600萬人造成現有印刷紙張數量不夠。教育部通過國家高層層層批準，最終才將印刷毛選剩下的一些紙張用於高考，足可見國家對毛選印刷的重視程度。
中央為了完成印刷毛選的政治任務，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早在1944年抗戰時期，毛選就開始發行。當時負責人鄧拓回憶，這部《毛選》在版權頁上載明：晉察冀日報社編印，晉察冀新華書店發行，定價300元（邊幣），1944年5月初版。我們以高度的革命熱情，在戰爭環境中，短短的幾個月中高質量地印裝成書，實在不易。當出版《毛選》時，正值1943年秋冬3個月的大“掃蕩”之後，物資奇缺，印刷設備陳舊。擔任排印《毛澤東選集》的報社二廠（印書廠），住在太行山麓的阜平縣馬蘭村附近小莊坡山村，這個村隻有十幾戶人家。地處深山，交通不便，敵寇又燒殺搶掠，物資、糧食供應都很困難。就在這個小小的山村，《選集》5月開排，7月出書，9月出齊，全部印刷完畢，送到讀者手中，僅用半年時間，真是奇跡。
當然，這些毛選也全部給了毛澤東稿費。
在1950年5月，中央政治局下令成立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輯出版毛選（毛選1951年才大量印刷）。
1951年春，毛選出版工作全麵上馬，4月17日，出版總署發出“關於認真做好《毛澤東選集》出版印刷發行工作的指示”，成立相應的工作委員會，毛選出版工作交由人民出版社承擔。中央有關部門的領導分別到人民出版社、新華印刷廠作動員講話。田家英除參加編輯工作外，還親手操辦發稿等具體工作。他到會動員說：“毛主席為人人，人人為毛主席”，鼓勵大家共同努力，完成光榮任務。
為保證毛選的校對質量，不出差錯，領導鄭重研究確定各校次和付印的校對人員名單，明確職責，要求大家聚精會神，盡心竭力，保證一字一點不錯，並且要求遵守紀律，對發下的稿件要絕對保密，不得遺失和外傳，由專人將原稿、清樣收發登記；不得將組內的情況向外透露；固定工作地點，做好思想工作，避免幹擾，保證大家集中精力認真校對。工作需要突擊加班，就通力協作、全力以赴。
大家可以看出，毛選的發行根本不是普通的出版刊物，從開始到結束都和國家政權緊密結合。與其說是一個刊物，不如說是類似於聖經般的全國強製發行的政治讀物。
一個人利用如此龐大的國家機器發行個人作品，毛澤東顯然沒有支付給這些人一分錢的報酬，但是始終拿著最高級別的巨額稿費，這合理嗎？
衣：補丁衣服？20多件睡衣？
龍劍宇在《毛澤東家居》一書中說：“世界上諸多偉人中，毛澤東毫無疑問是最為節儉的了。”（P96）毛澤東“兩件用毛巾布做成的睡衣，縫補的次數難以計算，一件有67個補丁，一件有59個補丁（P96）；又說毛的一件睡衣穿了20多年，補丁有73處（P119），此件睡衣收藏在韶山毛澤東遺物館，有實物為證（從龍教授的敘述我們可以知道毛澤東至少3件補丁睡衣，分別有67個補丁、59個補丁和73個補丁）。小時候有課文”南京路上好八連“，說的是解放軍某部八連”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一件衣服要穿9年。毛澤東號召全國人民向”好八連“學習，自己以身作則，一件睡衣穿了20多年。73個補丁的一件衣服，不僅我本人，就是我全家人，雖然我祖祖輩輩生活在偏遠貧窮的貴州農村，階級成份貧農，在毛澤東時代每年都是超支戶（年終結算欠生產隊的錢，要補齊錢才能領回平均口糧），但我敢說，我們全家人，別說是73個補丁，就是20個補丁以上的衣服都沒有穿過，也沒有一件衣服能穿20年的。不僅我全家人，除了毛澤東以外的中國人，我估計也很難找出這樣一件衣服。我相信，別說是今天的乞丐”犀利哥“，就是毛澤東時代的乞丐，甚至是民國時期的乞丐，要想在他們家裏找出73個補丁的衣服，我看也是幾乎不可能的。
毛澤東接見沈鈞儒、李濟深等民主人士
至少在延安，毛澤東的確穿過補丁衣服，有照片為證。龍劍宇在《毛澤東家居》一書裏說：進京時，毛澤東接見沈鈞儒、李濟深等民主人士，衛士李銀橋翻箱倒櫃也沒找到一件像樣兒的衣服，於是毛澤東穿著帶了補丁的衣服會見了沈鈞儒等人；1954年8月，毛澤東接見英國工黨領袖、前首相艾德禮時，穿的就是一條屁股上軋滿羅紋補丁的褲子，這條褲子現在就在韶山毛澤東同誌紀念館專題展區展出。這倒不是沒錢買，崇尚簡樸是也。但從後來毛澤東接見外賓的大量照片來看，衣著光鮮，基本上看不到有補丁的衣服，這也是事實。
1954年8月24日，毛澤東在北京會見英國工黨領袖、前首相艾德禮(右一)。
所謂此一時彼一時，解放後畢竟和艱苦的延安時期不同了。據《南方周末》載，為了給毛澤東等領導人縫製衣服，還是動了一些人力的：
根據中央辦公廳的指示，京城名剪王子清等人前往滬上，挑選了田阿桐、王庭淼、王富成等12名服裝技師進京，組成了”中央辦公廳特別會計室服裝加工部“，專為中央領導人製作服裝。技師們對外統稱”中南海工作人員“，日常通信也必須遵守保密製度，外出還要特別批條。他們獲知，服裝加工部的首要任務，是在八大召開前為毛澤東設計合體的著裝。 1956年8月，田阿桐接到為毛澤東製衣的任務。中央辦公廳人員再三叮囑他，這是高級機密。
半夜12點，工作人員帶領田阿桐來到中南海書房。出於安全考慮，他隻能站在毛澤東5米開外”目測量體“。但憑著豐富的經驗，田阿桐一次目測成功。（王緢，《中國的”紅色裁縫“》，《南方周末》，2011年4月7日A03版）
龍劍宇教授在《毛澤東家居》118頁上說：“1952年至1963年，整整十年，工作人員未敢為毛澤東添置一件新衣。”而上文說的田阿桐為毛做衣服，正是1956年的事。
食：粗茶淡飯？
“粗茶談飯”是龍劍宇教授對毛澤東飲食方麵的概括。
關於毛主席的“吃”，有多種說法。
一種是說毛澤東曾經三年沒吃過肉。
2010年第1期的《文史月刊》刊登了署名蔣益文的《毛澤東在三年困難時期不吃一口肉》一文，文中稱毛澤東在1959-1960三年困難時期沒有吃肉。曾經擔任毛澤東警衛員的易以祿老人在一次采訪過程中公開表態：“那時傳聞毛主席三年不吃肉是事實”（見鳳凰網·曆史《教科書之外》第14期，2013年02月26日）。說困難時期毛澤東三年不吃肉，在兩種情況下是可信的，一是經過體檢證明吃肉對毛澤東的身體有害；二是全國人民都腦殘。
另一種說法是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7個月沒吃肉（佚名《困難時期毛澤東1周不吃米飯7個月不吃肉》，見人民網， 2013年10月30日）。一個人7個月不吃肉，按常理是可以做得到的，隻要油水充足，炒素菜照樣好吃，不一定非肉不可。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很多說法有不一致的地方，現端出來，讀者自辨。
1、毛澤東愛吃紅燒肉，不過，毛澤東愛吃的紅燒肉必須按程汝明研究的配方去烹調，因為在當上毛澤東的廚師之後不久，程汝明便發現，主席吃的菜裏有些作料是不能放的。這是因為剛到主席處不久，程汝明做的第一盤紅燒肉，毛澤東竟然一塊也沒吃。他當時問毛澤東是不是覺得味道不好，毛澤東隻說自己不喜歡吃醬油。追問之下，程汝明才弄清為什麽毛澤東會有這樣一個習慣。
原來，主席少年時，家裏曾開過醬油作坊。從那時起，毛澤東再也不吃醬油了，這可讓程汝明感到為難了，以後紅燒肉還怎麽做呀？當然要做，而且後來的紅燒肉還令毛澤東情有獨鍾。其實程汝明琢磨出的辦法很簡單，就是用糖色加鹽，代替醬油為肉著色調味，這樣烹製的紅燒肉鹹鮮不失、甜味兼得，毛澤東嚐過之後很是滿意。程汝明則由此發現一個現象： “隻要上這道紅燒肉，主席準保不會剩下”。
我想高薪的毛澤東在飲食上與普通百姓還是有些不一樣的，而且有一定曆史了。在延安時期，知識分子王實味就是因為寫文章批評幹部待遇上的差別（所謂“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即大灶中灶小灶之別）而丟了小命。
住：簡約而居？
“4000萬元”在當時是個什麽概念？1970年末，國家財政收入662.90億元（見陳如龍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大事記》，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年4月，P317）；1970年末，貴州省地方財政收入是3.36億元（見《當代貴州大事記》，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P342）；1970年末，貴州省銅仁地區財政收入僅1815萬元（見《中共銅仁地區曆史大事記》，貴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P208）。4000萬元，相當於貴州省地方財政收入的1∕8，銅仁地區財政收入的兩倍多。
行：輕車簡從？
2014年4月8日，北京電視台“科教”頻道《北京記憶 ：流動的中南海--毛主席專列》，邀請了曾擔任毛澤東警衛隊長的陳長江和服務員王愛梅作客回憶。據陳長江回憶，原毛澤東專列警衛最多時有200多人，後來有100人（前30人，後30人，中間40人）
樂：偶爾跳舞。
程汝明從另一位廚師李錫吾那裏得知，毛澤東有個習慣，有些他沒吃過的菜肴，即便是名菜，烹製得多好，他也一筷子都不動。（此文記載程汝明是1956年被分配到毛澤東專列上的。孟蘭英《程汝明，紅牆廚師回憶中南海往事》，載《老同誌之友》，《老同誌之友》 2012年19期 ）
一盤肉，僅因為放了醬油就一塊都不吃；有些他沒吃過的菜肴，即便是名菜，烹製得多好，他也一筷子都不動，這是“最節儉”人的表現嗎？
2、那是1959年6月25日，毛澤東回到闊別32年的故鄉韶山。…… 當夜，毛澤東對機要秘書高智說：“我好多年沒有回家，要見的人很多，你安排一下時間，什麽時候見誰。另外，明天晚上，我要請鄉親們吃頓晚飯，請些什麽人，你跟公社書記一起排個名單。”
高智隨即將主席明天晚上要請鄉親們吃晚飯的事告訴程汝明。第二天，程汝明為毛澤東招待鄉親們主灶。製作的飯菜如下：
萊肴：雜燴、木耳炒雞、回鍋肉、炒雞雜、燒鮮魚、燒絲瓜、炒豆角、排骨、香腸、鹹蛋、鹵味；
湯：萊心湯；
主食：米飯、稀飯、卷子。
這個菜譜，如今珍藏在韶山毛澤東紀念館。這次宴會，共擺8桌，有七八十人參加。（單守慶《國寶級烹飪大師大師程洪明》，《老人天地》 2005年09期 ）
3、“你看到的這種說法，我以前沒特別注意過，也沒人這麽問過我。我們在毛主席那裏的時候，始終堅持死了的魚不能給毛主席吃，像那種翻肚漂起來的不行，給他吃的魚都是新鮮的，趁活著的時候宰殺的。毛主席每次吃魚，基本上都是我們按預先開的菜譜，現打撈現宰殺。毛主席吃的肉也是新鮮的，基本上都不用冷凍保鮮的，雖然家裏有個英國造很舊的小冰箱。像我那次做的武昌魚，是特殊情況，本來我們是準備在長沙吃飯的，事先給他準備好了魚，他突然動身去武漢，才把準備好的魚放在自製冰箱裏.從長沙帶到了武漢。”
……程汝明說毛主席吃東西沒有什麽忌口的，什麽都能吃，他比較喜歡吃魚，鱔魚、泥鰍，他都愛吃。但是他不太愛吃大魚，喜歡吃小魚。對魚肉，毛主席喜歡吃魚腹部的肉，不喜歡吃脊背處的肉。
“毛主席特別喜歡吃魚頭，我們常給他做沙鍋魚頭、沙鍋魚腦。吃起魚頭來，毛主席就不忌諱大了。我們常常給他燉兩三斤重的大魚頭，煮熟了以後，把骨頭剔除幹淨了給他吃。毛主席還喜歡吃牛肉、豬肉、羊肉……是肉他幾乎都喜歡吃，社會上人們更熟知的是他老人家喜歡吃辣椒。但有一點很特別，就是我在毛主席那裏發現他不吃醬油，無論做什麽菜都不讓放醬油。”
給毛澤東做飯菜的廚師，通常是經過好幾次試、換才能選定的。毛澤東有個習慣，有些他沒吃過的菜肴，不管多麽有講究，是名係名菜，你就是烹製得再好，他也不吃，一筷子都不動。廚師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吃了一口，覺得不對胃口，還是這次沒有興趣，以後說不定會吃，還是怎麽著，那麽以後還給不給他做這道菜，很費思量。
這種情況不止程汝明遇到過，北京飯店、人民大會堂、釣魚台的廚師們都遇到過，做得很好的菜端上去，毛澤東不吃。再好的廚師，做出來的菜，客人一次不吃，兩次不吃，他心裏馬上就沒底了，不知道做什麽好了。
領導一般見到這種情況，也就琢磨著趕緊換廚師了。因此被毛澤東選中的人，得在最初的幾個菜中就做出讓毛澤東覺得可口的菜，這裏麵就見真功夫了。（王凡《國寶級烹飪大師程汝明訪談(上)：在毛主席家主廚19年》《文史參考》 2010年20期 ）
不喜歡吃的菜，毛澤東不直接說，要別人猜，毛澤東的廚師也是夠難當的。
4、“困難時期”開始後，毛澤東決定降低自己的夥食標準，程汝明因此得到命令：以後不準做肉菜了。這事著實讓程汝明愁了一陣。為保證毛澤東的健康，肉肯定還要做，但既然毛澤東已經囑咐過了，程汝明又不敢把肉做到明處。
想到毛澤東愛吃的蔥花餅之後，程汝明準備“把肉放在暗處”。 ……
1960年除夕，程汝明偷偷往蔥花餅裏加了豬肉。
程汝明覺得，“放在暗處”最好能化肉於無形，恰巧毛澤東平時愛吃肥肉，於是那天晚上，程汝明就用一塊肥豬肉熬了一碗大油。做蔥花餅的時候，程汝明把這碗“液態豬肉”和進了麵裏，而且還在蔥花裏摻了幾個肉丁。當時毛澤東並沒覺察出這頓飯內藏蹊蹺，隻是盛讚“程師傅的大餅做得香！”
然而沒過多久，“大餅”裏的那點事還是露餡了，程汝明隨即被告知“不許再做‘大餅’”。 （張旭《為毛澤東掌勺年夜飯》，《小康》2011年02期）
5、原中組部副部長李銳曾兼任毛澤東秘書，據他回憶，1958年南寧會議後，曾有一天去毛澤東的臥室談話：“談到9點鍾，服務員進來準備晚飯。首先報菜單，第一個菜就是熊掌。”民主人士宋雲彬1960年4月8日的日記裏，寫到了出席政協會議時品嚐到的口福：“中午有熊掌，乃哈爾濱市委所贈也。生平第一次吃到熊掌，據黃洛峰言，烹煮熊掌須曆六七小時雲。”（蘭台《年夜飯前聊聊吃 1960年誰能吃熊掌？》，鳳凰網，“蘭台說史”2014年第3期；又見：董國和，《大饑荒中的吃喝招待--讀〈紅塵冷眼〉》，《炎黃春秋》2013年第11期）
6、1960年3月26日，毛澤東外出視察5個多月後回到北京，召集身邊工作人員莊嚴宣布：“我們就實行‘三不’政策：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從這天起，毛澤東真的開始不吃肉了。（邸延生 ，《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澤東》，新華出版社，2013年8月，P56-58）
7、1960年8月，中央決定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等高級幹部實行食品特殊供應。
中央對國家高級幹部實行食品特殊供應的具體標準是：
1.四副二高：每戶每天供應肉1斤，每戶每月供應雞蛋6斤、白糖2斤、甲級香煙2條。
2.正副部長：每人每月（隻限本人）供應肉4斤、白糖1斤、雞蛋2斤、甲級香煙2條。
3.正副局長：每人每月（隻限本人）供應肉2斤、白糖1斤、雞蛋2斤、甲級香煙2條。
（邸延生 ，《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澤東》，新華出版社，2013年8月，P82頁）
8、在困難時期，毛澤東曾有過一星期不吃米飯、7個月不吃肉、不喝茶的記錄。幾位領袖都跟著毛澤東不吃肉了。周恩來過意不去，關切地勸毛澤東吃一點肉。但是毛澤東的一句“你吃了嗎”的反問，就把周恩來的口給堵上了。為了使毛澤東增加營養，中南海裏負責為首長服務的部門領導費盡了心思。肉、蛋這些東西毛澤東絕對不碰，但是他不拒絕野食。像偶爾弄兩隻麻雀，在中南海裏撈點寸把長的小魚蝦，還是能勸他吃一點的。於是工作人員就打幾隻麻雀或掏兩個麻雀窩，或者用筐撈些小蝦。但這隻能間隔一段時間搞一次，也不能一次量太大。否則，主席同樣不吃。（佚名 《三年困難時期 毛澤東7日不吃米飯、7個月不吃肉》，人民網， 2013-10-31）
9、據曾擔任過毛澤東廚師的原上海錦江飯店國家特級廚師東林發回憶：（1960年）7月的一天，毛主席家請客。主席說：“吃來吃去就這幾個菜，是不是今天弄幾個新花樣出來？”當時毛主席並不知道大廚房來了個上海廚師，而服務科的領導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我。那天我做了兩隻特色菜，一個是冰糖肘子，一個是烙草（青）魚。毛主席吃得很開心，吃完後他問侍衛：“今天的菜是誰做的？肘子很好吃的嘛，魚也很有特色。”（蘇林發、趙光《我為毛主席掌勺》，《傳奇·傳記文學選刊》2004年第4期，。轉引自鳳凰網·曆史《教科書之外》第14期，2013年02月26日）
中南海首長們的飲食問題，還可以參考張寶昌、張事賢的《開啟高級領導食品特供製度香山農場：為中央首長特供農產品》一文（載《文史參考》2011年第15期）。
龍劍宇教授在《駁對毛澤東生活起居的質疑》中嚴格區分中南海毛澤東故居的 “食譜”和“菜譜”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這很有必要。龍文說：“‘菜譜’是指常備而不一定實際食用過的飲食清單，相當於餐廳供食客點菜的菜單；‘食譜’是指實際吃過的飲食清單，相當於最後買賬時的菜單。”這兩個概念分得很清楚了。問題是，就像餐館一樣，既然菜的品種上了菜譜，那麽菜譜上的菜應該是長期準備著的，如果你點了，就一定會為你奉上。你要節約，不點貴的，否認不了好東西已經為你準備的事實。
毛澤東的管家吳連登回憶說：主席的工資總不夠用，還要報告請主席簽上字，到中央辦公廳特別會計室去領主席的稿費來補貼家用。還詳細列出毛澤東404.80元工資的各種開銷，其中包括李敏、李訥的學費，原來每人15元，後來隨著物價的上漲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有一個姐姐也住在這裏，每月生活費30元；還有冬天的取暖費30多元。除此以外，主席還有幾大開支：一是吃飯，全家人每月在這方麵要花100元左右；二是煙和茶，煙每個月要花將近100元，茶要花幾十元。（□ 周福明 吳連登 孟進鴻 王明富 王鶴濱 黃建新 (口述) □ 本刊記者 劉暢 張憶耕 王樂然 (整理) □ 本刊特約記者 餘瑋 (整理)，《毛澤東，被流言掩蓋的真實生活》，《環球人物》， 第237期 2013 年 12 月 24 日 ）
吳1964年10月到毛家，1968年才被正式任命為生活管理員，李敏1964年夏天又已大學畢業，有自己的工作和工資，與丈夫共同生活，且已於1963年搬出中南海了；李訥1965年夏天大學畢業，有自己的工資。
我在此做一些補充：
第一，吳說毛澤東全家人吃飯每月要花100元左右。這個數字太籠統。從什麽時候到什麽時候要說清楚，不可能一直都是100元左右，跟江青、李敏、李訥在一起吃的時候和與江青分開吃、李敏李訥離開中南海後不可能都是100元左右（一說毛澤東和江青一起吃的時候是實行AA製）。
上麵說到1978年中學教師月平均工資是45元。1960年代中學教師的工資也差不多。中學教師的45元月工資要養家糊口，毛澤東每月100元生活費過得如何是不難想象的。
據王英琦先生回憶，1969年底，他在的沈陽軍區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4師38團22連當知青，工資是32元∕月。同一個連隊的陳世增，不抽煙很少喝酒，每月32元工資寄給家中20元，餘下去掉夥食費，隻剩4元做零花錢，也就是說夥食費才8元∕月。（王英琦：《親曆黑龍江兵團知青命案》《檔案春秋》2012年第1期）
第二，吳連登說毛澤東的煙每個月要花將近100元。毛澤東一個月的煙錢比一個一般的中學教師雙職工家庭總收入還要高，相當於12個知青一個月的生活費。至少在抽煙這方麵，不能說毛澤東“最節儉”吧。
第三，毛澤東常有一些公務接待，這可以省下一筆生活費；多次出巡（出差），在外地開了不少會議，很多會議一開就是數十天（比如1959年廬山會議從7月2日開到8月16日，共44天；出巡： 1965年11月12日至1966年7月18日，毛澤東出巡曆時249天，1974年7月17日至1975年4月14日，出巡曆時270天）。大家都知道開會有會議夥食，出差有出差補助。不知毛在會議期間是吃會議夥食，還是自己掏錢開小灶？吃得既然簡單，也應該省下一些錢才是，結果拿著全國行政人員最高工資還不夠吃，這未免過於挑釁國人的智商。如果說享受全部免費醫療的毛澤東每月404.80元工資（在沒有被克扣的前提下）連生活費都不夠，那些每月幾十元工資的職工們豈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那些沒有工資收入的農民伯伯們豈不是生活在地獄了？
我想高薪的毛澤東在飲食上與普通百姓還是有些不一樣的，而且有一定曆史了。在延安時期，知識分子王實味就是因為寫文章批評幹部待遇上的差別（所謂“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即大灶中灶小灶之別）而丟了小命。
住：簡約而居？
“簡約而居”是龍劍宇教授對毛澤東在“住”方麵的概括。
先看龍劍宇教授在書和文章中的說明：
“毛澤東的其他寓所，在北京，除了菊香書屋、遊泳池，還有玉泉山和新六所。玉泉山有溫泉，毛澤東偶爾去休憩。新六所在萬壽路，是新中國成立後中央修的六棟小樓的總稱，五大書記一人一棟。”（龍劍宇《毛澤東家居》P33）。
“毛澤東到外地視察，沒有專為他修的住處”（龍劍宇《毛澤東家居》P33）
“ 唯一專為毛澤東修造，也為毛澤東接受的是他的故鄉韶山滴水洞的一號樓”（龍劍宇《毛澤東家居》P34）
“首先不否認，有少數地方是毛澤東專建住處和毛澤東相對專用。”“滴水洞別墅與毛澤東說過退休後要在滴水洞建一所房子有關，所接待的第一位領導人並非毛澤東，而是胡耀邦。” （龍劍宇《駁對毛澤東生活起居的質疑》，《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05月25日））
這就難怪“卸甲一書生”說龍教授“思維混亂”了。既說“毛澤東到外地視察，沒有專為他修的住處”，又說“不否認有少數地方是毛澤東專建住處和毛澤東相對專用”，“唯一專為毛澤東修造，也為毛澤東接受的是他的故鄉韶山滴水洞的一號樓”，但“滴水洞別墅所接待的第一位領導人並非毛澤東，而是胡耀邦。” 好像是認為滴水洞別墅因首先接待了胡耀邦，所以也不能算作是為毛澤東專建。
事實上，即便是龍劍宇教授在《毛澤東家居》一書中承認的毛澤東的住處，也就足以說明毛澤東並非“簡約而居”了。僅在北京就有菊香書屋、遊泳池、玉泉山、新六所四處，其中新六所是“五大書記一人一棟”。大概不能因為先接待胡耀邦而否認韶山滴水洞別墅是為毛澤東專建的事實，加起來就有五處了。
龍劍宇教授在《毛澤東家居》一書中說，1966年8月，毛澤東棄豐澤園而住遊泳池，龍教授的原話是：
“如此看來，毛澤東最後的家居其實是在極其簡陋的中南海遊泳池。這個地方實在太簡單，以致我們無從下筆去描繪。”（《毛澤東家居》P35）
我們無緣親見中南海遊泳池的實景，龍教授說“極其簡陋”“無從下筆去描繪”，其實還是描繪了一番的：
“整個建築的中央是遊泳池……過了遊泳池，一進門有個門廳，裏頭兩邊是更衣室、淋浴室，南麵是一個大廳，可以用作會客，東南角是一間住房，這就是毛澤東休息的地方……毛主席特別喜歡室內遊泳池，一是那裏的房間比較高，起碼有五六米高，二是房間前麵全是大玻璃窗，很有氣派，也特別敞亮，相比之下，菊香書屋的房間就感覺有些憋屈。” （《毛澤東家居》P34）
這個“極其簡陋”的地方房間層高“有五六米”，“很有氣派，也特別敞亮”。眾人可知道中南海原來是什麽地方？那可是皇室專享的皇家公園！皇家公園都“極其簡陋”得“無從下筆去描繪”，龍教授的文筆隻能適合描繪偏僻鄉村的“奢華”了。
龍教授說，毛澤東住在“極其簡陋”遊泳池，但遊泳池這邊沒有廚房，還得從原來的住處廚房做飯送過來。看來豐澤園並沒有棄讓給別家住，毛老人家還繼續占著。豐澤園居所如何？龍教授說是“兩組四合院式建築”。（《毛澤東家居》P31）我們都知道，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倆開始在北京安家時也就隻住在八道灣的一套四合院。
龍教授又說：“豐澤園曾是周恩來進京後的臨時居處。周恩來比較各處房屋，感覺還是菊香書屋綜合條件好些，便請毛澤東去住，自己搬到西花廳。” （《毛澤東家居》P32），這又說明豐澤園是中南海裏居住條件最好的。
我們再看看一些相關的資料：
1、1959年，河南省一號工程正式啟動，叫“5901工程”。“5901工程”就是為黨中央和毛主席修建招待所。“三所”主體工程於1962年完工，後經多次改造，形成了今天黃河迎賓館的樣子。
黃河迎賓館基本上被高大喬木所覆蓋，為了毛主席的健康和調節小氣候，建設者開掘了一個人工湖，並積土成山，令院內步移景換。賓館內有各種珍貴植物300餘種，不僅有名貴的紅花槐、冷杉、香樟、桂花、三角楓等，也有普通的法國梧桐樹。上世紀50年代栽植的大法桐，要兩人合抱才能摟住……從飛機上看，這裏是一片森林。
三所共有接待樓房9幢，1至8號樓為別墅。除了7號樓是警衛樓、9號樓是中央委員住樓外，其他7幢樓按照“毛劉周朱陳林鄧（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的順序，象征著當時的7位常委。
8號別墅樓是專門為毛澤東主席準備的工作和休息的地方，房子坐落在高出地麵的平台上，四周廊柱環繞，中央正對房門處可拾級而上，兩旁的環島能讓車子開到風雨亭下，由於毛主席喜歡遊泳，8號樓前還建了一個遊泳池……
除此之外，賓館內的設施也與眾不同。特意修建了火車專用線和車站，火車專用線直通毛主席專用的8號樓。在主席樓前，還有一個直升機停機坪，雖然自建成之後從未使用過，但至今仍然處於候命狀態。……
他專用的抽水馬桶很特別，底下是馬桶，上麵是辦公桌，桌上有報刊、書和文件。……
靖永貴的任務是每天早上給主席送8瓶水、8條毛巾，就餐時給主席端飯。……
當時三所隻有100多名工作人員。……（李萬卿，《揭開河南“釣魚台”的神秘麵紗》《現代快報》，2006年11月11日第A26版）
2、如果仔細看一看原廣州軍區司令部動員部部長遲澤厚《廣州南湖毛澤東住所工程風波解密之一：汪東興交待為毛澤東建新居》和《廣州南湖毛澤東住所工程風波解密之二：“廣州的房子是我叫東興修的”》（載南方周末，2009年11月12日），相信大家對毛澤東 “住之簡約”會有更深入的了解，在此僅摘錄一小部分內容：
經過1萬多名部隊官兵和幾千名工人不分晝夜的苦幹，包括南湖和鬆園新建的5組房子以及省委小島1號樓、雞頸坑改建工程在內的“705工程”，終於在1972年6月底全部完工。……
工程使用的主要材料有：鋼材8450噸，木材19750立方米，水泥3.4萬噸，石料8.97萬立方米，沙子5.42萬立方米，紅磚2500萬塊。動用步兵、工程兵、汽車兵共28個營、1.2萬人，運輸汽車458台，各種施工機械71台。此外，在工地和外地還雇請民工3000人。
整個工程經費開支約4000萬元。如果考慮到很多物資、材料都按內部價格結算，還有許多物資設備是無償調撥以及主要是由部隊施工（無人工費支出）等因素，這幾千萬元隻不過是實際開支一個零頭兒。
工程堪稱高速優質。如此龐大的工程，僅用1年稍多一點時間。……主房最大房間麵積400多平方米，室內最高處8米，其餘房間也在5米上下，一般人進入房內都有一種渺小的感覺。房子的堅固程度主要著眼於應付突發意外情況：外牆可以抗住1發85反坦克炮彈的直瞄射擊，屋頂能防口徑最大的160迫擊炮彈；坑道、隱蔽部能抗住1枚3000磅炸彈直接命中。有人戲言：萬一發生大地震，即使房子翻轉180度，也保證不會散架。……
1971年8月，毛澤東離京乘火車南下，向一些“諸侯”“吹風”，挖林彪的“牆腳”。8月底，在長沙接見廣州軍區和粵、桂、湘三省區主要領導人丁盛、劉興元、韋國清、華國鋒、卜占亞等人。接見過程中，丁盛曾鄭重其事地向毛澤東報告：“主席，給您新修的房子很快就可以入住了，盼望您到廣州過冬。”
毛澤東隻是簡單地說：“好嘛。”並未感到詫異，更沒再往下問。這表明毛澤東是知道此事的。……
1972年10月20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把丁盛、任思忠召到北京，研究解決湖南問題……周恩來順便講到了南湖房子問題。他說：“主席讓我給大家打個招呼。主席說：廣州的房子，是我叫東興負責修的。過去，我在廣州白雲山有一棟房子（按：即雞頸坑），但是，以後住了外賓，才叫東興另外選址再修一棟。房子是按我的要求設計施工的。”
因林彪“9·13”事件，直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他始終沒來廣州。
1974年10月13日毛澤東乘專列抵達長沙。據身邊工作人員回憶，毛澤東在11月29日到12月4日間在室內遊泳池內有了四次泳。12月5日，毛澤東再次下水遊泳，這就是毛澤東一生最後一次遊泳。
“4000萬元”在當時是個什麽概念？1970年末，國家財政收入662.90億元（見陳如龍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大事記》，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年4月，P317）；1970年末，貴州省地方財政收入是3.36億元（見《當代貴州大事記》，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P342）；1970年末，貴州省銅仁地區財政收入僅1815萬元（見《中共銅仁地區曆史大事記》，貴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P208）。4000萬元，相當於貴州省地方財政收入的1∕8，銅仁地區財政收入的兩倍多。
毛澤東逝世後其屍身居所更不“簡約”：
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後所使用的水晶棺，便是以有“水晶之鄉”之稱的蘇州東海水晶為原材料的。這口通過8級地震試驗的“水晶棺”如今依舊是我國石英玻璃技術的一大突破。（《毛澤東水晶棺 可抗八級地震》，《老人報》2013年3月13日第A16版）這口水晶棺如果放在汶川，即使大地震後所有學校教學樓都坍塌，它也會安然無恙。
保留毛澤東屍體、特製可抗八級地震的“水晶棺”、修建占地57000多平方米的紀念堂，這不能怪毛澤東，也不能怪全國人民，誰讓我們在偉人麵前跪著呢？誰讓我們隻怕鍾馗呢？
我們都知道早在1956年，毛澤東便帶頭在死後火化的倡議事（書）上簽字，我們違背了毛老人家的誌願，在他死後兩小時內給他開膛破肚，取出內髒，用衝洗液洗全身血管，然後注入福爾馬林和凝固劑。如果毛澤東死後有知，他會原諒我們嗎？我想如果他老人家能重新站起來，他一定會把違背其遺願的人打成現行反革命，發動群眾批鬥他們，把他們打翻在地，然後再踏上一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
行：輕車簡從？
據吉米《毛澤東在專列上》一文中敘述：
從1949年3月25日黨中央從西柏坡遷至北京，毛澤東乘火車“進京趕考”，到1975年毛澤東最後一次南巡，26年風雲變幻中，無論出國訪問還是在國內視察，他大多乘坐鐵路專列。鐵道部專運處至今保存著詳盡的乘務記錄。數據表明，毛澤東曾72次乘坐專列，共在專列上工作和生活了2148天，累計起來有5年10個月零23天的時間。（吉米《毛澤東在專列上》，《交通與運輸》，2009年第3期）
鐵道部專運處副處長、原毛澤東專列的列車長程嶽泉說：1958年至1975年，幾乎每年毛澤東都乘專列外出視察，一般是春、秋各一次。最長的是1974年那次，差兩天不到9個月；最短的是1970年到廬山“整風”那次，29天。（才鐵軍《毛澤東專列的故事》載《海內與海外》1996年8期）
龍劍宇教授在《毛澤東家居》第40頁說：“毛澤東的‘節用’體現於日常生活的方方麵麵，包括住、行、食、衣和所有物品的使用上。”根據句義，我們把毛在“行”方麵概括為“輕車簡從”，與龍劍宇教授的“節用”同義。
為保護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安全，為毛澤東配專車、專列、專機是必要的。1949年中共建政後，中央政治局作出決議，為保障領袖安全，建議毛澤東主席盡量不要乘坐飛機。（席誌剛，《中國專機師揭秘》，《鳳凰周刊》2010年28期）
問題是，毛幾乎每年的專列出巡是否都有必要？這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根據《毛澤東家居》和有關資料的敘述，毛澤東出行還是頗為興師動眾的：
鐵路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列車又具有很強的時間性，一趟列車如果不按規定時間行駛，勢必造成其他列車延誤，秩序錯亂。而毛澤東的專列一開，可以想見的是，這一條鐵路就成了專線，沿途所有的火車都得靠邊稍息。又因為毛澤東的專列具有最高級別的保密製度，什麽時候開，什麽時候停，開到什麽地方，要見什麽人，要辦什麽事，隻有毛澤東一人掌握。因此，專列一開，整個鐵道線都要叫停，清場，拉窗簾，待避……如此一來，必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社會主義的晚點”似在情理之中了。（見孫貴頌《毛澤東的專列》，載《雜文月刊》 2010年05期 ）
“主席乘坐的專列，由三組列車構成。前麵是先鋒車，駐有一個警衛連，並裝有安全測試的儀器設施，探測範圍達四周60米。後麵則是押道車，也駐有武裝警衛，置有無線電通訊設施。”（《1971：驚心動魄的毛澤東南巡--毛澤東金華區段專列副司機華春南親曆記》黨史博采2004年第4期）
毛澤東的專機有主機和副機兩架，主機為8025號，機長胡萍。還有一架裏--2作為副機，機長時念堂，任務是一旦主機故障，即讓毛澤東坐副機。副機載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先飛，為主機開道，提供氣象與航行資料。……1956年5月3日，毛澤東飛往廣州，這一天禁空，國內所有飛機一律停飛，沿途的氣象、導航設備都在全力保障。（《毛澤東家居》P332-333）
毛澤東專列是“防彈、防核輻射的，有一個警衛連前後護衛”；“第一節行李車廂裏還載有北京帶來的、斯大林送的‘吉斯’小轎車”。（《毛澤東家居》，P336）
1964年毛澤東與張玉鳳在專列前合影
2014年4月8日，北京電視台“科教”頻道《北京記憶 ：流動的中南海--毛主席專列》，邀請了曾擔任毛澤東警衛隊長的陳長江和服務員王愛梅作客回憶。據陳長江回憶，原毛澤東專列警衛最多時有200多人，後來有100人（前30人，後30人，中間40人）
1959年3月8日婦女節，毛澤東與專列女服務員合影，照片上共有30人（7男23女）（王愛梅回憶，葛愛琴整理《毛澤東在“流動在中南海”》，《中華兒女》·海外版，1994年第3期，）
1969年9月23日，毛澤東帶頭席地而坐，與專列乘務員們在專列前合影，從照片上看專列乘務員共52人。（才鐵軍《毛澤東專列的故事》載《海內.與海外》1996年8期）
從上麵的資料看來，毛澤東專列上的警衛員、乘務員等在不同時期人數不盡相同，後來大概穩定在150人左右。
因為毛澤東身份特殊，其身邊工作人員工作之辛苦可想而知：
據毛澤東專列司機華春南回憶：“（在杭州）我們司乘人員與廚師、警衛人員一起吃住在車上，中斷與外界一切聯係，短則一周幾天，長則幾周、個把月乃至半年，一步也不能離車，直到再一次把專列開到城站，主席上車離開杭州為止。”（文楚《1971：我為毛澤東主席開專列》，載《文史博覽》2002年第6期）
特別是那些有家室的工作人員，要忍受長達數月的與家人離別之苦。
不光如此，所有的中央領導人都得圍繞毛澤東的行止和作息時間轉。我們都知道毛有晚上工作的習慣，所以不管白天黑夜，淩晨以前還是以後，隻要他要召見誰，誰都必須到，北京大學中文係蘆荻給晚年的毛澤東講古詩古文，往往都是深夜淩晨以後；在專列上想開會了，與會領導都必須從四麵八方趕到專列上來。1958年11月，通過《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幹間題的決議》的著名的第一次鄭州會議，就是在專列上開始舉行的。（才鐵軍《毛澤東專列的故事》載《海內.與海外》1996年8期）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毛澤東就在專列上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期整整7天。就連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黨的代表大會，開幕式都定在下午三點舉行，據說是要等毛澤東睡醒了才能開始。（見孫貴頌《毛澤東的專列》，載《雜文月刊》 2010年05期 ）
前副總理紀登奎之子紀坡民回憶：當時中央領導人的作息時間差不多都是“黑白顛倒”。這大約是順著毛主席的工作習慣，基本上中央領導人都是這個習慣，到華國鋒的時候才變。“最苦的是中央辦公廳，夜裏陪主席熬夜，白天還得上班啊。當時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李鑫跟我說過，他那十幾年一天都是上四個班。”……（張海林《紀坡民憶中南海往事》，《瞭望東方周刊》，2011年第26期）。
1965年11月12日至1966年7月18日，毛澤東5進上海，6住杭州，曆時8個多月長達249天；最後一此出巡，1974年7月17日至1975年4月14日，曆時270天（以因公出差計，當有出差補助）。特別是前一次出巡，途經華北、華南、華東和中南10個省、市。出巡期間一直在辦公，或接見外賓，或召集會議，或批閱文件，或審閱新華社電訊稿。隻要他一個電話或電報，被召的人就得乘專機到他的住處向他匯報工作或聽他安排工作。特別是他住在滴水洞的11天，每天都有一架飛機準時把周恩來上報的文件運來（丁潔瓊，《錢嗣傑：我做主席攝影師》，《文摘報》2014年01月25日06版）。
這種傳統沒有有被毛澤東的繼任者們繼承呢？
毛澤東最後一次遊長江照
樂：偶爾跳舞。
先看孟錦雲：
有一本書叫做《走進毛澤東的最後歲月》（作者郭金榮），講孟錦雲在毛澤東身邊的日子的。書中這樣寫道：“那時候後（1959年），中南海的首長們，經常性的娛樂活動就是跳舞。幾乎每周一兩次，一般安排在周三和周六。”孟錦雲，12歲考入空政歌舞團。1963年4月的一天（請注意：這是1958年“中南海文工團”解散了之後），14歲孟錦雲去中南海“出任務”（陪首長跳舞）從此結識了毛澤東，與毛澤東結下了特別的情誼（郭金榮《走進毛澤東的最後歲月》，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1月，P2）。14歲的孟錦雲是否未成年少女？這是個國人至今無法解決的課題。
孟錦雲和晚年的毛澤東
再看左大玢：
1959年（左大玢才16歲--筆者），左大玢在湘劇界已小有名氣。一天，她突然接到通知，要她們到湖南省交際處（現在的長沙市湘江賓館）演《生死牌》。左大玢猜想一定有重要的領導人來了。果然，當她登台表演時，發現了台下竟有毛澤東！……
戲剛演完，又開舞會。那時左大玢還不會跳舞，她打算卸完妝早點回家。這時有人悄悄告訴她：“毛主席可能會來跳舞。”她一聽，馬上改變主意，直奔舞廳。這是她平生第一次進舞廳，心裏不由得有些緊張。剛坐下一會兒，一位女同誌走過來問她：“你是演王玉環的吧？”左大玢點了點頭。這位女同誌又說：“毛主席看了你的戲很高興，等會兒你陪他跳舞吧。”能當麵見到毛主席，這當然是做夢都想的好事！可是，左大玢不會跳舞，她怕在毛澤東麵前出醜，因此有點兒猶豫不決。這位女同誌好像看透了她的心事，說：“你還不會跳吧？沒關係，我找個人教你，很容易學的。”
教左大玢跳舞的是毛澤東的衛士，姓封。這人很和善，而且很有耐心。左大玢跟著他在舞池轉了幾圈，慢慢地就摸到了門道。要她陪毛澤東跳舞的女同誌，是大名鼎鼎的攝影師侯波。兩個人正跳著，侯波笑著走過來問：“學會了嗎？”不等左大玢回答，就拉著左大玢往舞廳的一側走。一站定，天啊，她發覺自己就站在身材魁梧的毛澤東麵前！左大玢激動不已，手足無措。毛澤東笑著說：“娃娃，跳舞可不能老站著，得動，這也是一種體育鍛煉。”左大玢撲哧一聲笑了，然後隨著毛澤東跳起來，但她一直低著頭，不敢看毛澤東。一曲舞跳下來，左大玢出了一身大汗。
此後，毛澤東每次來湖南，左大玢都被派去給毛澤東唱戲或陪他跳舞、聊天，漸漸地與毛澤東就熟悉起來，見到毛澤東時再也不緊張了。……
每次毛澤東來湖南，工作之餘舉行舞會時，毛澤東第一個請跳舞的一般都是省委書記的夫人，第二第三個分別是湘劇院著名表演藝術家彭俐儂和劉春泉，第四個就是左大玢。警衛員們和當時的湖南省公安廳廳長李強怕跳得太多會累著毛澤東，便悄悄地給左大玢布置了一個任務：“主席很喜歡你，你就在主席跳了幾支舞後，陪著他到走廊上的沙發上休息會兒。”（黃禹康，《“觀世音”與毛澤東的忘年交》，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013年09月07日）
除了跳舞之外，應該偶爾還看看電影。
日常娛樂能數得上算是不定期地看電影。1971年中國已與很多國家建交，一些外國大使館有電影膠卷，“我們的外交部就跟他們商量，借來看，叫過路片，因為國內隻有八個樣板戲，沒什麽電影可看。”紀坡民說，影片都是沒有翻譯的，外交部就派人現場邊看邊翻譯給大家聽。
看電影的時候一般是中央領導人開會到晚上12點多，忙完休息時就支攤兒放電影。“中央內部有幾個小電影攤子，基本上是軍隊一攤，‘四人幫’一攤；國務院這一攤，是李先念張羅著，主要是鄧小平、吳德、陳錫聯，還有我爸，”紀坡民說，“主席、林彪、葉帥、王洪文家裏可放電影，有小電影院，他們不來。”……（張海林，《紀坡民憶中南海往事》，載於《瞭望東方周刊》，2011年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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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麻昌貴 2014-07-14
現在55歲左右，或者以上的人都會記得當年傳到到全國的中央文件，毛批示“給江青8000元”、“錢要小張管，不要江青”等，這都是老毛的原話。
誰說當年毛當年無稿費？
應該說現代阿Q的你也比毛澤東奢侈一百倍！
不了解時代的背景和當年百姓的生活水平，就別亂噴了。太丟人現眼！
毛著和鄧著都應是中共的遺產。雖質與量均不同，但
鄧拿稿費時，中國又恢複了稿費製。
而毛拿稿費的相當一段時期，中國在毛極左路線下取消了稿費製。
這就是最關鍵的區別。
我也曾在腦中串聯頌毛文字中毛的生活描寫，發現毛生活極端奢侈。他的那些所謂儉樸無非是個人的生活習慣和怪癖。
別的不說，他一人獨占一座遊泳池在當時的中國無人可比，窮極豪華。
你再看一遍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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