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色力布亞尋找“暴恐分子”
這是個安靜的小鎮，然而一年之內發生了兩次暴恐事件。記者王維博在色力布亞居住、追索兩周多，不僅為了尋找暴恐分子在這個小鎮精神異變的軌跡，還試圖了解埋藏在這日常生活後的某種暴力的隱秘起源。
阿依布拉克被判了八年，原因是參與極端宗教和恐怖活動。因為處在哺乳期，她申請了監外執行。自從2009年與丈夫結婚，5年時間，身體瘦弱的她已為丈夫生下三個孩子。最後一個女兒去年底出生。
她坐在記者麵前時，依然像不知道發生什麽事情的人，焦慮地念叨著孩子的教育問題，計算著這個殘缺的小家庭的生計問題。事實上，阿依布拉克的丈夫名叫艾比布拉·巴拉提——一位在巴楚“4·23”暴恐事件中被擊斃的恐怖分子。
鄉鎮上的暴力
色力布亞，在維語意思是“黃苦豆草”。黃苦豆草是當地沙漠常見的一種植物，黃白色，氣微，味苦。不能食用，但可以入藥。
雖然距縣城160多裏，色力布亞卻是遠近聞名的繁華之地。巴莎公路經過鎮上最熱鬧的中心地段，最好的建築都沿公路的兩邊建造，路北是小商品城，有服裝、百貨等多個貿易區。很像內地縣城裏的步行街，整個商品城呈回字形，中間甚至有一個足球場大小的廣場。
春耕季節，街上閑逛的人很少，純粹務農的人在更遠的村莊裏活動。他們隻在需要購買農具或趕巴紮的時候才到鎮上來。從上世紀80年代起，色力布亞便有南疆第一鎮之稱，這裏的“星期四巴紮”是南疆三大鄉村巴紮之一。
如果不是過去一年內連發了兩起惡性恐怖事件，這個地處沙漠邊緣的南疆小鎮，會按著它自己特有的節奏，在綠洲裏生長。
官方的報道中，2013年的4月23日中午，色力布亞鎮3名民警和社區工作人員到居民家中走訪，在一居民家中發現多名可疑人員和管製刀具，遂用電話向上級報告，之後被藏匿於屋內的暴徒控製。接報後，鎮派出所民警和社區幹部前往處置，先後遭屋內外暴徒砍殺。暴徒將多名民警與當地幹部逼入一個房間並點燃房屋焚燒。暴力恐怖案件共造成民警、社區工作人員15人死亡(維吾爾族10人，漢族3人，蒙古族2人)，受傷2人(維吾爾族)。
幾天之後的28日，新疆警方破獲了這起嚴重暴力恐怖犯罪案件：以喀斯木·買買提、艾比布拉·巴拉提為首的25名暴恐團夥成員全部歸案。其中6名暴徒被擊斃，當場抓獲8人，另有11名犯罪嫌疑人先後落網，查獲20枚爆炸裝置，3麵“聖戰”旗幟，以及大量製爆原料、管製刀具、習武器材和非法宗教宣傳品等作案工具。
案件發生之後，色力布亞鎮全力維穩，不僅走村入戶安撫群眾，對犧牲的各族民警、社區工作人員按照民族習俗進行了安葬，追認15名犧牲人員為烈士，還全麵加強了社區、巴紮、鎮政府、派出所等場所的安保。
然而時隔半年，色力布亞鎮派出所再遭襲擊。新疆當地媒體低調報道了此事，稱11月16日17時30分許，阿布拉艾海提等9名暴徒持刀斧襲擊色力布亞鎮派出所，致使2名協警犧牲，2名民警受傷。“9名暴徒被當場全部擊斃，當地社會秩序恢複正常。”
恐怖分子之家
從監獄出來之後，阿依布拉克直接回到了母親的家裏。她不願意再回到鎮上小商品城背後的那座院子裏。這是2009年與艾比卜拉·巴拉提結婚時滿懷期待安置的家。而現在，它是“4·23”暴恐事件的“第一現場”。
事實上，這裏也確實沒法住人了。阿依布拉克的家隻剩下一具空架子，院子裏所有房屋的屋頂都已坍塌，隻剩下幾麵殘垣斷壁依稀可辨，地上堆放著救火時搶出來的燒得焦黑的家具。
院子坐北朝南，磚泥混砌的土牆，綠色的鐵門，門前一條窄窄的巷子，社區的幹部稱，案發前，院子的左邊是廚房和牲口棚，正北邊是四間正屋，右手邊是兩間邊屋。正屋右側最裏麵的一間，是當天社區幹部和民警集中犧牲的地方，包括鎮派出所所長在內的至少9人被逼入這間房子裏燒死。
對阿依布拉克來說，這是一起“突然出現”的變故。一開始隻是有警察和社區幹部以查戶口的名義來到家裏，這時候家裏沒有男人，所以沒開門。後來丈夫艾比卜拉從外麵回來，把身份證拿給他們看，然後工作人員進了房子，把所有的房子都檢查了一遍，把家裏所有人都叫到院子裏，並且說要搜查丈夫哥哥的房子。丈夫說鑰匙在外麵工地的衣服口袋裏，他們要求去把鑰匙拿過來。
“艾比布拉把鑰匙拿來了，突然派出所的人過來了，讓男人手抱頭麵對牆站著，開始搜身。就在這時，其他人都回來了。然後就聽到了槍聲，我們女的嚇得全都鑽到房子裏，事情就發生了，房子著火以後，我們便抱著孩子跑到外麵去了。”
這與警方後來的調查相符，4月23日當天，艾比布拉·巴拉提借機溜出向團夥頭目喀斯木·買買提等人報信，隨後，喀斯木·買買提帶領熱合曼·吾甫爾等人手持砍刀衝入院內，襲擊了民警和社區工作人員。
警方後來經過偵查認定，喀斯木·買買提為團夥的主要頭目。2012年9月以來，艾比布拉·巴拉提、買買提明·巴拉提、買買提明·馬合木提等人經常參加喀斯木·買買提組織的地下講經班，觀看宣傳宗教極端和暴恐內容的音視頻。
2013年3月，喀斯木·買買提糾集了團夥成員籌備暴恐活動經費，製造了8把大刀和爆炸裝置、頭套、遙控器等，預謀夏天到喀什市人員密集的公共場所“幹大事”。4·23當天，民警和社區幹部的出現，他們認為事情已敗露，所以提前動了手。
阿依布拉克告訴記者，案發人員中，艾比布拉·巴拉提是她的丈夫，買買提明·巴拉提是丈夫的哥哥，而喀斯木·買買提是她丈夫的哥哥的“連襟”，買買提·馬合木提是買買提明的表弟，其他參與者都是“朋友”關係。
“事件發生後，我也非常痛心，我們也是人啊，當時我抱著孩子躲進了房間，確實非常非常地害怕。”阿依布拉克說。在出事之前，她隻是隱隱約約地知道，一些外鄉人和他的家人們，確實經常聚集在一起看一些音頻資料。
“平時我都是帶孩子，我們家庭收入剛剛夠我們的日常開銷，我對我的生活非常滿意，因為我喜歡簡樸的生活。”阿依布拉克這樣描述她案發前的生活。
而現在這一切生活都被打亂了。
案發後，阿依布拉克沒有再回到鎮上的家，那裏已家徒四壁，綠色的鐵門上刀痕清晰，大火甚至殃及了周邊四戶居民的房子，不僅是房屋損毀嚴重，鄰居們也備受驚擾。
對她來說，她已經來不及去理解丈夫和他的朋友們到底在想些什麽，她最在意的依然是實實在在地生活。最擔心的是孩子們的將來，她的大女兒三歲半，二兒子兩歲半，最小的女兒才五個月。“我擔心孩子們的將來，希望他們能成長為有用的人才，但我不知道會不會這樣。”她說。
對吾甫爾來說，“4·23”也像是平空出現的震撼彈。
這位身材魁梧，留著黑色大胡子的維吾爾族老漢，是“4·23”恐怖事件主要參與者之一熱合曼·吾甫爾的父親。兒子熱合曼·吾甫爾2013年被判處死刑。
吾甫爾說，他們與阿依布拉克一家並無親戚關係。他一直在追索兒子變化的痕跡，“當時我們家有杏園，我兒子跟著我賣水果，也學會包裝水果，他們就請兒子過去幫忙，因此才認識。”
至於這些孩子之間的關係到什麽地步，直到案發前，吾甫爾都不了解。甚至連4·23當天發生的事情，他也是後來才弄明白。
吾甫爾在鎮政府旁邊開一個水果店。當天他正在開門麵房收拾東西，看到對麵集貿市場後麵有火光，一開始還以是兩家發生矛盾，沒在意。隨後有警察通知緊急疏散，他連東西都沒收就回了家。
一開始聽人說，有一個賣水果的孩子也在裏麵，吾甫爾還不太相信，再後來有人告訴他確實是他的孩子參與了，而且受了傷。老人這才著急，托人四處打聽，但都沒有準確的消息，有人說在醫院，也有人說已經死了。
“七十天之後，我才知道自己的孩子還活著，被判了死刑。”吾甫爾說。
吾甫爾一共有三個兒子，大兒子已經結婚，熱合曼是老二，案發時隻有23歲，尚未結婚，此外還有一個最小的兒子。熱合曼初中畢業後一直跟著父親在鎮上做水果生意，偶爾也自己出去進貨，販一些本地沒有的水果回來。
“平時喜歡與鎮上的小夥子一起玩，喜歡手機上網，偶爾也去玩玩電子遊戲。”在吾甫爾看來，孩子們隻要不抽煙不喝酒，為人老實，尊敬老人，他很少管他們。
熱合曼被執行死刑的日子是今年2月11日。此前的2月4日，喀什地區和巴楚縣的官員曾來鎮上找到吾甫爾，安慰了他一番。
“執行死刑的時候，去見了兒子一麵。”吾甫爾說。孩子前前後後怎麽參與進去的，他並不知情。
執行當天，吾甫爾為兒子在清真寺做了一個簡單的儀式，“葬禮很簡單，隻有五個人參加，也沒舉行三天、頭七這些穆斯林傳統儀式。”
兒子去世後，吾甫爾關了原先的水果店，在鎮十字路口以北的路邊擺了一個水果攤。每天按時出攤，也按時去鎮上的清真寺做禮拜，老人說，每次做完禮拜，他都會為去世的兒子祈禱。
尋找答案
“4·23”事件之後，青年阿卜杜拉有了一個明確的界定：“兩群人員”。
極端的思考和情緒是怎麽進入並且統治一個人的?這個問題，不僅暴恐分子的親人阿依布拉克和吾甫爾無法回答，對在新疆工作的社區人員來說，更是一個一直無法得到答案又急需要弄清楚的問題。
“4·23”事件之後，當地重點治理非法宗教活動、遏製宗教極端思想滲透，確認的一個工作辦法是，管理關心好“兩群人員”。
按照工作人員的標準，青年阿卜杜拉就是一名“兩群人員”。按當地維穩官員的解釋，兩群人員指的是特殊人群和重點人員。
阿卜杜拉被納入這一體係是在2012年，因為想考經文學院，他曾拷過一些解經的視頻在電腦裏。另外，他有一個住在20村的表弟，因為家裏被查出有地下講經和地下習武點被捕。
現在阿卜杜拉不僅經常要參加學習班，還要定期與村治安民警聯係，“學習班有時在鎮上，有時在村裏，都是講民族團結國家穩定的內容”。
“4·23”事件發生後，派出所警察和村治安民警先後到家裏來關心，和他交流想法。
這樣的工作麵向全鎮範圍內的100多名“重點人員”。自從發生暴恐事件之後，當地政府所能想到的辦法，是盡可能地與這些重點人員保持好聯係。其中出台的一個政策，就是重點人員以及流動人口實行流入流出地“兩頭抓、雙向管”：重點人員外出需要先在社區登記，並辦理“居民便民卡”，一張淡黃色的跟身份證差不多大的卡片。憑卡到流入地派出所備案，回來後還要將卡交回。
社區書記謝武中來自湖南，2013年4月24日，也就是“4·23”事件第二天，他被調到第三社區任支部書記，此前他一直在第一社區工作。
“三社區的書記、主任，治保主任以及主要社區幹部都犧牲了。”謝武中說，縣裏從縣委辦、政協、黨校以及周邊其他鄉鎮調整了7名幹部，加上新招進一批工作人員，組建了一個17人新的社區管理班子。
謝武中負責的第三社區包括巴莎公路以北約0.5平方公裏的範圍，這是當地維穩的重點地區，本地居民加上出租房，外鄉流動人口共約300戶。謝武中將社區的主要力量分成三個組，一組負責重點人員和特殊群體，另一組負責商貿城裏的重點部位、出租房，第三組專門負責社區的宗教人士。
重點是管理好“兩群人員”，還要嚴厲打擊當地的“三非”活動(即非法宗教活動，非法宗教宣傳品，非法宗教網絡傳播)。謝武中稱，當地由於宗教氛圍較濃，僅三社區就有五個清真寺。對於宗教人士的管理也是重點，對信教群眾的引導哪些對，哪些不對，“這些都要跟他們交流談心，掌握他們的動向”。
重點部位是指一些廣場市場銀行學校等。謝武中要求出租房簽責任書，租戶要登記備案，並且要定期入戶走訪。重點人員則每天見麵談話。
至今，以自治區一位副檢察長帶隊的“服務群眾、集中整治”的工作組仍駐紮在色力布亞鎮上。工作組一共40多人，由自治區與當地政府共同組織，包括畜牧廳、教育廳、人事廳、司法廳等各單位人員。主要工作是配合地方政府維穩工作，工作組製定了詳細的實施方案，分別負責第三社區、第四社區，剩下的則分成4個小組進駐全鎮的重點村。
“受挫”的青年
雖然“重點人員”的身份給阿卜杜拉的生活帶來一些不便，但大部分時間他都表現很安靜，他定期理發，穿當地年輕人愛穿的廉價西服，一腳蹬的尖頭皮鞋，不像長輩那樣喜歡穿皮靴，並在皮靴外麵套上膠鞋。他平時都在村子裏待著，偶爾陪老婆孩子去隔壁鎮上看望嶽父母。
阿卜杜拉的家在15村，在鎮政府的西北方向，從加油站斜對麵的一條公路下去，約七八公裏便到了。與南疆的大部分農村地區一樣，這裏的村莊除了一個維吾爾語名字，還有一個阿拉伯數字的編號。以色力布亞鎮為例，全鎮共有4個社區，19個村，除了維吾爾語名字以外，社區和村莊都有一個數字編號。
通村的公路正在修，塵土飛揚。大部分時間，阿卜杜拉就騎著他那輛二手豪爵牌摩托車在塵土裏鑽來鑽去。
15村的維吾爾語名叫拜什吐甫，意為“五棵樹”。全村400多戶，分為 6個小隊，每組約70戶，阿卜杜拉家在3小隊，一共80戶，當地人至今還習慣於把鎮政府叫做“公社”，相應把每個村叫大隊，小組則為生產隊。某種程度上，人們還沒有從那個早已遠去的年代中走出來。
3小隊與他同齡的二十幾歲年輕人大約有二十多人，由於宗教氛圍濃厚，村裏喜歡為孩子起出自經文中的名字，意在希望孩子能繼承聖者的品德。阿卜杜拉的名字就取自先知穆罕默德的父親之名。
與阿卜杜拉同齡的青年中，大部分都讀過小學，但能讀到高中畢業的，隻有阿卜杜拉一人。其餘的初中畢業便回家，有一多半選擇跟父母務農，少數開始學木匠、鐵匠等傳統手藝。
阿卜杜拉家裏有5口人，阿是老大，還有一個弟弟和妹妹。妹妹出嫁了，弟弟有些智障，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
阿卜杜拉的小學在村裏小學度過，初中三年在鎮上的色力布亞中學，當時鎮上的初中輟學嚴重，一個年級初一進校時有13個班，到初三畢業整個年級就剩下9個班。阿卜杜拉想報考伊斯蘭經學院，所以堅持念到了高中，因為報考經學院要求高中畢業。
2008年阿卜杜拉高中畢業後報考了伊斯蘭經學院，結果沒考上。當年全疆隻招20個人，喀什地區隻有8個名額，但報名的有300多。阿卜杜拉說，報考經學院要先由鎮上推薦，集中到喀什，經過篩選後隻有少數人有資格參加最後的考試。很多人托關係找人，他也托了很多人，結果還是沒考上。
第二年當地沒招，等到2012年他想要再報考，就出事了。
從正在修的公路到達15村，還有約500米的土路要走，長期的幹旱，路上積起一層厚厚的溏土。每個村莊似乎都有這樣一條土路與外麵保持單線聯係，其餘的路隻通向村裏人自家。
色力布亞鎮是一個傳統綠洲農耕社會與商業社會結合的地區，全鎮現有耕地10.5萬畝，農業人口人均耕地2.5畝。時至今日，村子裏的人基本靠農業維持生計，而鎮上則是遠近聞名的商品集散地。
15村的耕地並不算多，平均每口人約3畝地。當地的傳統一般是結婚以後就分家。但1998年以後，村裏沒有再分地，沒有新增土地，各家的孩子結婚後都隻好從父母的地裏勻出一些來種。
阿卜杜拉的地就在進村土路的左邊，土路的兩邊是高高的楊樹，夾在這樣高大的植物之間，時間一下子會慢許多。在這裏，抽象的美學並不存在，村民每天的勞作，一日三餐，都帶有生存意味。
4月初正是準備種棉花的季節，阿卜杜拉的父母在地裏忙著備耕。旁邊的小麥地，去年秋天種的麥子已長到小腿肚，綠色的麥畦中間每隔三五米栽一棵核桃樹，核桃要五年才掛果，阿卜杜拉說，這種套種的方法也是新式的，為了增加一些土地收入。
土地的肥力有限，每年的收成還要受氣候和水的限製。每年3月份都有幾場大風經過色力布亞鎮，但今年風刮得晚，過年之後也一直沒有下雨。
沒有雨水，澆地隻有依靠附近的水渠，或者幹脆用拖拉機去葉爾羌河運水。
阿卜杜拉已經與父母分開，但住的院子與父母隻隔一條小路。爺爺去世後，阿卜杜拉在爺爺的宅基地上蓋了兩間房，算是安了家。
院子不大，院牆也是木條紮成，正屋是兩間夾板房，左邊三間是政府前兩年開始推行的抗震安居房，磚混結構，但至今沒能完工。
鄉村穆斯林
在15村的村民們眼中，他們可以直接信仰真主，同時也生活在此地當下。他們隻是大地的佃農而不是大地的主人，因此在大地上必須輕聲行走。這些世居的村民一輩子進一扇門，睡一張床，在一個屋頂下禦寒和納涼，時間過得不快不慢。
這種過客意識，造就了村裏人謙卑的性格，也造就簡樸與至善的生活原則。村民的家裏簡陋但很幹淨，即使黃泥的院子，也掃得一塵不染，孩子們光腳在地上走來走去，不必擔心被玻璃塑料鐵釘之類紮傷。正屋一般都是磚鋪的地麵，進門便是一麵巨大的炕，牆上一般不掛任何圖像，大炕靠裏的三麵牆貼著半米多高的花紋粗布，這樣坐在炕上靠著牆壁，就不會弄髒牆壁或者衣服。
村民們的生活幾乎與農作物分不開，他們喜歡用土牆或高樹作為院牆，在庭院的空地上開辟菜園，菜園栽種最多的是杏樹和葡萄，被譽為絲綢之路上三大聖果的葡萄、石榴、無花果在這裏十分常見。
家家都在屋簷下建涼棚，上麵搭著竹席，條件好的磚瓦砌成。涼棚之下，有供歇息或午休的土炕，上麵鋪著毛氈，有的幹脆是一些木板床，田間勞作回來，在炕上鋪一張餐布，上麵放幾塊饢和一盤水果，或者喝上一碗自製的酸牛奶，都是解渴養胃的好食品。
主食為麵食，早餐多吃饢，喝白開水或茶水;中餐多為拉麵，晚餐多吃揪麵或湯麵條;抓飯一般招待客人時才吃，有時，農忙時節一日三餐都可能吃饢。吃的較多的蔬菜為西紅柿、辣椒、土豆，冬天隻有土豆和白菜。當地不產大米，小麥和村民的生活息息相關。
條件好的還有後院，用於種菜、種果樹、儲藏地窖等。一切以實用與和諧為準，穆斯林相信，克製而簡樸地生活，真主會喜歡並降福於己。
當地人幾乎不用表，對時間的判斷一半來自生物鍾的感知，一半來自每天五次的禮拜時間。兩類公共空間讓虔誠的村民眷戀，一是清真寺和麻紮，另一類是公共曬場、小巷拐角處、大樹底下和鎮上巴紮。前者提供了人神對話的神秘空間，後者讓人們在穆斯林彼此“兄弟般”的交往中找到某種身份的認同。
每天五次禮拜是必不可少的功課。村民們相信日常禮拜能夠幫助他們紀念真主並防止行錯作惡。禮拜也會助長謙卑與平等的意識，禮拜還讓他們超越了日常的俗務。
這種禮拜代代相傳。阿卜杜拉很小的時候，父親做禮拜，他就在旁邊跟著做，現在他的兒子有兩歲了，他做禮拜時，孩子也經常跟著他模仿著做。
除此以外，天課、齋戒和朝覲都是伊斯蘭的善功，是村民們常修的功課。
“村裏原來有6個清真寺，現在隻剩下3個在用。”村民說，2013年地震時塌了三所，村民們想要重蓋，按當地的風俗，老百姓不會在清真寺的地基上麵蓋房子，於是仍有人在原先倒塌的地方圍著席子做禮拜。
村裏的清真寺都不大，多的能容納100多人，少則幾十人。一般一間正房，一個禮拜殿，外麵有一個小院，種些棗樹。
天課也是村民常做的，在阿卜杜拉的記憶中，小時候，各家經常送東西給清真寺，現在則大多在清真寺開夥，一種可做十幾人幾十人飯的大鍋，有錢人常在寺裏做一大鍋抓飯，供村民做禮拜時免費食用。平常也有人不定期做油餅抓飯送過去，都算是天課的功修。
齋月時村民們喜歡輪流在清真做飯，有時爭先恐後，一般都選在星期四，當地人認為星期四是一個吉祥的日子，上墳追悼亡靈也都選這一天。伊斯蘭教強調信眾要兄弟般團結，齋月裏可以各自念經，但鼓勵人們一起念經，“兩個人比一個人念好，幾家子一塊念比各家單獨念好。”阿卜杜拉說。以前齋月裏念經活動經常輪流在各家集體念經，古蘭經分為30卷，每天朗誦一卷，30天把古蘭經正好念一遍，念完一遍正好開齋。“後來宗教管理規範化，都改在清真寺一起念經”。
小鎮喧囂
同樣相對於克製而簡樸的鄉村，鎮上的生活要喧囂很多，也複雜得多。
色力布亞鎮政府的一份材料中說，清末，這裏是一個隻有二十多戶人的小村莊。民國27年時為色力布亞莊。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成立色力布亞區，下轄8個鄉。1958年改為色力布亞人民公社。1984年才改為色力布亞鎮。
據最新的統計，色力布亞全鎮總麵積280平方公裏，轄19個行政村、4個社區，鎮城總戶11907戶，總人口5.1萬人，其中農業戶籍4萬人，非農業戶籍1.1萬人。
“剛剛改革開放，色力布亞鎮與內地幾乎同步，很多內地有的服裝鞋帽鎮上都有。鎮上的巴紮甚至被稱作香港巴紮。”巴楚縣文聯主席買買提明·艾麥提說。
80年代，老街上不僅有歌舞廳、酒吧，還有一個電影院，電影院雖然是露天的，但每天爆滿。放的是《冰山上的來客》《鐵道遊擊隊》這些熱門電影，有時漢語還沒有翻譯成維吾爾語，買買提明在鎮中學教漢語的父親便舉著喇叭站在銀幕下，電影放一句，父親現場翻譯一句，人們看得津津有味兒。
曾經有一段時間，色力布亞鎮甚至成了南疆有名的販毒猖獗地區，自治區公安廳一位從事過“緝毒”工作的官員稱，90年代全疆販毒嚴重的地區是伊犁，後來是巴楚，甚至在雲南成立了巴楚幫，而巴楚最嚴重的就是色力布亞鎮。當時有很多人靠販毒發財，他們回來後在鎮上蓋樓開門麵，由此拉攏了親友老鄉，形成了販毒家族化。
當時掌握的信息，巴楚幫在昆明壟斷毒品生意十幾年，很多犯罪都與巴楚幫有關係，最多時整個巴楚幫約有300至400人。
涉毒人員多的問題至今仍困擾當地政府，色力布亞鎮政府的一份材料稱，“一直以來，販毒涉毒人員較多，涉嫌外流販毒人員280名，被上級確定為毒品重點整治區域。”
色力布亞鎮最世俗化的90年代，對阿卜杜拉充滿吸引力。雖然距離鎮上十幾裏路，但讀小學的他經常騎自行車跑到鎮上逛巴紮。
當時鎮子上基本上都是平房，阿卜杜拉說。現在小商品城的地方原先隻是一塊大場地，人們在空地上搭著篷子做生意，全鎮的主要商鋪都在巴莎公路兩邊，不像現在十字路口的南北街上也都是商鋪。
阿卜杜拉最喜歡一種叫都瓦甫的酸奶冰渣，這是一種由酸奶、冰渣、糖汁混合而成的飲料，記憶中好吃的不僅有冰淇淋，還有各種抹砂糖的饢。
賣都瓦甫的小攤上還有一部黑白電視機，當時《西遊記》風靡全疆，花兩毛錢買一碗冰渣，可以坐一個下午，人不多時，老板也不過來催。
有時也去鎮上的清真寺，特別是每年封齋期間，每晚太陽落山以後，清真寺門口都會擺出免費的水果和一些切好的饢。封齋的人念完經，出來吃點饢，再吃一點水果，就算開了齋。
鎮上與農村往往互相有親戚，逛巴紮往往跟親戚家的孩子一起。鄉村一般每天下午第四次禮拜之後吃晚飯，每到這時候，在鎮上流連的阿卜杜拉便開始往家趕。
初中時，阿卜杜拉開始騎自行車早出晚歸。當時課程雖然很緊，但是經常和同學們一起逃課，逃課的孩子在鎮上往往一待就是一個下午，靠打台球消磨時光。
色力布亞經濟發展的第二次高峰是在2005年以後，原先巴紮的地方建起了小商品城。至2013年，在農貿集市裏的固定經營戶就有800多戶，流動攤販470多戶。
經營戶數量不斷膨脹，當地也不斷改造，擴大農貿市場，直到現在還停不下來。每逢巴紮日，綿延1公裏長巴紮上吃穿用等應有盡有，附近鄉鎮，相隔幾十公裏、上百公裏，甚至幾百公裏外的麥蓋提、伽師、和田等地的人們都來趕巴紮，多時八九萬人，最多時一天超過10萬人。
直到2013年，色力布亞的市場還在擴張。鎮政府在原先的巴紮以西又劃出150畝地擴建市場，將木材、牲畜、蔬菜瓜果等市場搬了進去。
從世俗到宗教
在社區書記謝武中負責的諸多維穩工作中，除“兩群人員”外，要留意的宗教內容也特別詳細。
“念尼卡，非法婚姻，強行禁止他人抽煙喝酒，禁止別人裝婚車，死人不許哭，反傳統，如果他們限製別人這些，我們就會管。”
這暗示著當地的宗教信仰中出現的一些新情況。與南疆其他地方一樣，色力布亞最近幾年不僅宗教氣氛漸濃，也出現了諸如瓦哈比等“保守”思潮。
最明顯的標誌之一就是年輕人進清真寺的越來越多，同時街上年輕女孩蒙麵紗，男孩留大胡子現象也增多。
買買提明是土生土長的色力布亞人。在他看來，1980年代和1990年代是色力布亞最世俗化的一段時期，文革時期，當地的宗教信仰被打亂， 80年代趕上改革開放，本就宗教氛圍不濃的城鎮居民熱衷於世俗生活，加上宗教人才的斷檔，講經學經的熱情並不高。
彼時，色力布亞設鎮不久，小城鎮建設搞得如火如荼，不僅是全國小城鎮建設示範鎮，還是全國民族團結先進集體。相當一部分人到內地大城市經商。“當時小鎮上不僅有南北疆來的商人，更有常年在廣州、上海、北京等地經商的商人風塵仆仆地把內地產品連同生活潮流一起帶到這裏”。
在當地人的印象中，80年代色力布亞人穿著很時髦，女人都是上了年紀才戴麵紗，但現在十七八歲的年輕姑娘也開始蒙麵紗，有的甚至全黑罩袍裹住全身，隻露出眼睛。
在吾甫爾看來，雖然上頭規定黨員、幹部以及十八歲以下不準進入清真寺，但是事實上民間的信仰沒有減弱，進清真寺的人反而增加了。
“事實上大家以前也做，隻是不限於在清真寺裏，有時候三五個人，在商店裏，在家裏，可以就地做禮拜。現在除了在家裏以外，隻有在清真寺才可以，看起來進清真寺的人比以前多了。”吾甫爾說。
色力布亞鎮的學區主任阿布力克木·巴拉提1975年出生，他的父親1986年在色力布亞中學教書，後來，全家在第二社區蓋了房子，落了戶。
在阿布力克木看來，年輕人對宗教感興趣，很大一部分是基於一種逆反心理。“我們維吾爾族的性格很好勝，有很多不讓幹的，反而很想去試一下。”
另一個原因是當地很多學生初中畢業就回家，一開始都喜歡先去外地闖兩年，在外地，手機電腦等消費越來越高，回來後很多家長管不了，聽話的能跟著父母種地，但計劃生育政策實行以前，很多家庭子女很多，孩子長大了，分到的地很少，土地上的收入小於消費，入不敷出。於是有人開始偷盜吸毒，即使不學壞的孩子，思想很容易受到衝擊而對現實不滿。而16歲到22歲這六年，正是年輕人思想最容易變動的階段。“初中畢業如果能繼續讀高中留在學校裏，一般不會出現偏差，過早走入社會反而容易迷失”。
了解色力布亞曆史的人並不讚同“保守”的說法，認為這是一次由世俗回歸宗教的過程。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上世紀80年代，當地有一個叫安尼瓦爾的維吾爾族人，因為賣酒賣煙，當地人給他起了個外號叫“朵子海”(維語意為火獄)。但前幾年，安尼瓦爾也開始虔誠信教，當地人改稱其為安尼瓦爾阿吉。(人們對宗教虔誠或朝覲回來的人，喜歡在其名字後麵加上“阿吉”兩字，以示尊重)。
80後的阿卜杜拉同樣感受到當地的宗教氛圍在改變，村裏二十多個同齡人，以前有四五個抽煙，但現在基本上沒有抽煙的了。同樣，女孩子蒙麵紗的在村莊裏很普遍，阿卜杜拉的老婆平時就蒙麵紗，當地人特別在意蒙麵對於女孩貞潔的象征意義，嫁女兒時習慣於把新娘蒙麵交給男方。
兩代人之間
小鎮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大多生於90年代，他們的父輩生於60、70年代。動亂的年代裏，父輩們知識有限，宗教思想也淡薄。等到80年代宗教恢複，又遇上了改革開放，宗教氛圍還沒形成，世俗的洪流便急衝而來。父輩這一代人，成長期沒有多少宗教熏陶，年輕時抽煙喝酒，泡舞廳、看電影，到了40歲以後，他們開始操心心靈上的事情，戒煙戒酒，每天按時去清真寺。當父輩們重拾精神，走進清真寺的時候，恰逢年輕一代人成長的時期，於是他們開始在相對虔誠的環境裏長大，父母很早給他們埋下了信仰的種子。等到了初中畢業，有了一定知識，他們便不再滿足父母對伊斯蘭教的一知半解地依隨。借助電子時代，互聯時代，他們有了更多的機會去發現和認識社會，包括從小就受到熏陶的伊斯蘭教育。
隨著宗教氛圍漸濃，境外的許多思潮同樣開始影響鎮上的年輕人。變化首先開始於他們與上一代人之間。受原教旨思想影響的年輕人開始質疑老一代人的傳統信仰，認為很多老人在民間傳教過程中有迷信的成分，很多都不是伊斯蘭教的東西，是遠古薩滿教和佛教遺留下來的，而他們認為正確引導宗教就是他們的責任。
年輕人主張宗教活動是公益性，不收費、不吃飯、不大辦婚喪、不哭喪等。這些改變傳統做法同樣讓老一代宗教人士無法接受，因為伊斯蘭教早已與當地的傳統文化融合，而帶有本民族傳統的宗教習慣應該得到尊重。
即使是年輕人中間，也有明顯的差別。在鎮上，年輕人中間做禮拜的是一撥，抽煙喝酒的是一撥，彼此見麵會問好，但不深交。
鎮上經營煙酒批發的胡小波提供了某種參考，胡小波在色力布亞鎮已有30多年，最初做裁縫，後來開了全鎮最大一家煙酒批發超市。
“鎮上有三家批發超市，兩大一小，光兩家大超市加起來約有12000瓶，這些酒供應全鎮約20家零售商店。平均每個商店一天至少賣出20瓶左右。”胡小波說。
伊斯蘭教禁止煙酒，但買酒的除了漢族人以外，維吾爾族人也是一個很大的消費群體。在胡小波的印象中，買酒的維吾爾族人基本上都是世俗的群體，比如幹部、大夫、老師等，但也有農民。
“有很多維族農民晚上出來聚在一起喝酒。”胡小波說，最近幾年鎮上維吾爾族人的餐廳賣酒的變少了，但很多農民晚上喜歡聚在家裏喝。超市裏七八塊錢的高度酒賣得快，顯然主要消費群體的收入不高。
暴力迷途
4月的黃昏，色力布亞街上一片零亂，沒賣掉的牲畜、手工製品和農產品正被收拾起來，商鋪陸續關門。趕集的人漸漸走散，消失在夕陽塵土裏。
第五次禮拜之後，夜晚便屬於色力布亞鎮的年輕人，路燈下麵，年輕人聚在一起吃烤肉、切水果、喝麥合姆提飲料，人們互相見麵，握手，以手撫胸相互行禮，對小鎮來講，他們這條老街上最具活力的部分，也是最容易迷失的一群人。
相較於“4·23”事件，小鎮上的居民對“11·16”案件的細節了解甚少。但這起案件似乎更能引發某種擔憂，那就是極端思想的潛行如同混入茫茫人海，根本看不出來。
“11·16”案件中，有一位恐怖分子來自鎮上第四社區，但在聯合工作組的內部人員看來，這位名叫買買提的18歲年輕人平時很老實，既沒有前科，也沒有異常舉動。
“平時走訪也去過他們家的房子，見過那個孩子，根本看不出有啥異樣。”工作人員稱。走訪人員甚至還向鄰居打聽過男孩的情況，得到的反饋是，孩子沒什麽極端行為，品德也不錯，隻是母親去世得早，父親又娶了一個老婆，家中還有一個弟弟還在上學。
“平時他的活動，就是早上和父親一起去巴紮，幫父親做鐵匠生意，看門麵，晚上回來。”工作組的人說。
買買提的爆發隱秘而突然。2013年10月初的一個星期五，買買提在鎮上做完禮拜之後突然失蹤了。
一個月之後，當18歲的買買提再次出現在鎮上時，已是一個9人恐怖團夥的成員之一。當天，他夥同來自阿瓦提、和田的8名同夥，手舞斧頭和砍刀，衝入鎮派出所，當場砍死兩名協警，砍傷一個民警。
“警方立即出警，當場擊斃9名暴徒，前後隻有一分鍾時間。”一位知情人說。
據後來多方調查，在失蹤的一個月裏，買買提先後認識了和田和阿克蘇州的多名年輕人，一共是9個人，一夥人先在和田地下學經，被灌輸了極端的思想後，很快開始策劃恐怖活動。
僅僅一個月，極端思想就迅速填占了他的大腦?這讓所有人都感到不解。
“一開始有人提出要襲擊和田縣的一個鄉，這時另一個團夥成員說，去年巴楚縣發生了4·23事件，死了很多我們的同胞，我們要報複。於是他們就回來，拿著刀衝進了鎮派出所。”知情人說。
一位從事維穩工作多年的警方人士因工作需要研究過很多非法的錄像帶和光盤，其內容都是鼓動人們要按照《古蘭經》去做。
“一般年輕人如果腦子不清醒，大事大非不明確，很容易就被洗腦。”他說。被洗腦的年輕人思想極端，甚至連父母做的飯都不吃，因為他們認為父母如果不做乃麻孜，做的飯就不清真。
在警方人士看來，利用互聯網，現在的年輕人比他們父輩更直接地接收來自伊斯蘭教的信息。他們接收傳統，也喜歡向傳統挑戰，一部分人因此變得狂熱，甚至把原本溫和的伊斯蘭教改變成帶有暴力色彩的東西。
最令人擔憂的是，這些由宗教狂熱到極端思想再到暴恐行動的過程幾乎不需要任何過渡。上述警方人士介紹，以前警方破獲一個案件或一個恐怖團夥，可以提前做工作，通過各種技術手段，把案件吃透了以後再打擊。現在的情況是，警方根本沒有“經營”的時間，發現一個打擊一個，露頭就打。
維吾爾族人喜歡聚集在一起生活，他們的生活離不開清真寺和宗教人士。解決問題的關鍵或許正在這些宗教的“土壤”上。
當地官員相信，經學院培養出來的伊瑪目基本沒問題，但是民間的一些宗教人士，通過朝覲或去國外去學習，回來後往往在當地很有影響，一旦說政府的壞話，年輕人聽了很容易頭腦發熱。
“遺產問題，婚姻問題，財產糾紛問題，好多人都跑到這些民間宗教人員那裏尋求解決。現在基層知道了這個問題。”駐在鎮上的自治區官員表達了對基層工作的擔憂。
“工作粗暴現象在內地的基層也有，但是在這個地方就不一樣，當地群眾不會認為是這個幹部素質不行，而是整個基層政府的形象就是這樣，遇上思想極端的，很容易形成對立與衝突。”
在政府與民眾之間，顯然缺少一個緩衝地帶，這包括有影響力的維吾爾族精英和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治理中，這樣的中間階層不可缺少。★
《中國新聞周刊》 記者 王維博 2014-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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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更沒人提過曆年來被維民殺害的漢人， 這些少數民族政策裏， 這麽多漢民生命代價根本不值得提， （因為漢民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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