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日本投降後的東京審判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但同時，長期以來，東京審判還是停留在道聽途說的公共話語裏，還沒有真正走入學術研究。另外，當時中國作為戰勝國在東京審判中前後總共有17位檢察官和法官參加了全過程，但他們的經曆和結局卻被人遺忘。這其中有種種原因……，但這種種原因裏最大的原因就是參加東京審判的中方代表是由當時的國民黨政府。
伴隨著近年來中日關係持續緊張的步伐，伴隨著中國政府呼籲日本政府正視曆史的一次次嚴正聲明，曾長期被沉寂遺忘的審判二戰期間的日本戰犯罪行的東京審判似乎重獲新生，借影視傳媒而在中國開始家喻戶曉，人們也因此而注意到了一個他們也許原本應該熟悉的名字，那就是東京審判中的中國檢察官向哲浚。不過，如果說向哲浚得以見證了東京審判的全過程的話，他此後的默默無聞也折射著上個世紀後半葉中國政治的起伏動蕩，耐人尋味。
向哲浚1892出生於湖南省寧鄉縣雙江口，清華大學畢業後曾赴美留學，攻讀文學和法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1925年回國後，曾先後在北京、法政、東吳等大學任教。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他接受任命出任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法官。
擔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中國檢察官，參加對日本戰犯的審判無疑是他職業生涯的頂峰。1946年1月，向哲浚率先到達東京，直到1948年7月庭審結束進入判決書起草階段，他才離開。東京審判自1946年1月19日至1948年11月12日，曆時兩年半。
如果說在世界現代史上，東京審判與紐倫堡審判有著同樣重要的曆史意義的話，曾在東京法庭上代表中國慷慨陳詞的向哲浚的名字在此後的年代卻淡漠於無聲。東京審判之後，國民黨政府曾先後委任他為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長、司法院大法官等要職，都被他婉言拒絕。不過，選擇了留在大陸的向哲浚在1949年之後直到其1987年去世的38年間，幾乎完全脫離了他的法律專業，對東京審判也沒有留下任何回憶文字。他的名字重新進入中國輿論空間完全得益於他的兒子向隆萬對這段曆史的追溯。
向隆萬先生2014年3月22日來巴黎國際書展參加交通大學《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首發式時，接受了法廣的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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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隆萬2014年3月23日在巴黎國際書展上海交通大學《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全球首發式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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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隆萬：我相信，這主要是因為當時的國民政府—主要是蔣介石，他的注意力已經不在這裏，當時，國內戰爭已經開始。我在斯坦福大學看了蔣先生的日記，在3年間，他隻有兩次提到東京審判，一次是開幕，一次是閉幕，中間那麽長時間，還有此前的人員任命等基本上沒有提及，一直都在講與共產黨打仗的事，他對這個非常關心。我覺得這是主要原因。 當然，當時，（抗戰）勝利以後，國力比較弱，人力物力（有限），派更多的人可能也不容易；從人才角度來講，因為（東京審判采用的）是英美法體係，強調無罪推定、人證物證等，國內在這方麵比較精通的人才可能也不多……這些可能都是原因。 法廣：在東京審判之後不久，國民黨就潰走台灣。是什麽原因促使您父親選擇了留在大陸，而不是去台灣呢？ 向隆萬：當然，我父親並沒有對我講過（為什麽），其實，全家當時去廣州的飛機票都買好了，但從現在來看，我想他還是因為對國民政府不滿意。我不敢說從宏觀上有什麽問題，就隻從東京審判的角度來講，一個是他可能覺得人力物力不夠，另外一點是從指導思想上來講，他可能覺得也不夠強烈。比如，我看到一個很小的插曲，當時，我父親發回來一份電報：針對南京大屠殺，中國當時請了8位證人到場。其中有一個作為受害人代表的證人叫尚德義，他是從死屍堆裏逃出來的。他是做小生意的，東京審判這段時間，他就沒有收入了。他就寫了一份申請報告，希望政府提供一些補助。我父親專門為他寫了一份證明，確認他的這種情況。但最後，我們看到國民政府的評語好像不同意這樣做。我父親並沒有說他對這件事有什麽想法，但我從側麵來看，我相信他感覺這（法廣注：拒絕補助）沒有什麽道理。當然，這是小事情。但在這種情況下，他可能感覺不是很滿意。另外，他對美國也不滿意，因為天皇被赦免，細菌戰也沒有審議，還有一些他認為應該判罪的人最後並沒有被判罪。包括現在日本安倍首相的外公岸信介。我看到一份檔案，他（向哲浚）給時任外交部長王世傑發了一份信，提到已經宣布釋放了一批甲級嫌疑犯—他們並沒有被定罪，但關在監獄裏，（他提到的）第一個人就是岸信介…… 法廣：東京審判曆時兩年多，我想，在您父親的法律生涯中，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但是，很蹊蹺，他並沒有留下回憶這段曆史的文字，為什麽呢？ 向隆萬：這個……現在有句話就是：“你懂的”……因為，東京審判被邊緣化。為什麽邊緣化呢，就是國共兩黨、海峽兩岸都既不否定，也不肯定。為什麽？共產黨認為這批人是國民黨派出去的，但他們是去審判日本戰犯，所以，他們就沒有動力去講它好，但也不說壞。同樣，從蔣介石那邊看，這批人大部分都沒有跟他去台灣，梅汝璈（東京審判中的中方法官）沒有跟他走，向哲浚沒有跟他走，倪征沒有跟他走……這實際上也成了一件（讓他）很尷尬的事情。 法廣：但是您父親自己沒有想到過記錄下這段曆史、留下一些文字麽？ 向隆萬：曾經有兩次，但是，中國57年開始反右運動，後來又有文革，也就放棄了這個念頭。 法廣：在這些政治運動中，您父親是否也受到了影響呢？ 向隆萬：其他還差不多，文革中當然……所有知識分子都受到（影響）。不過，還算好，因為他退休比較早，沒有遇到太大問題。 法廣：東京審判時他在法學界地位已經很高（注：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東京審判之後，國民政府提議他擔任最高檢察署檢察長和司法院大法官。但是，在此後的38年間，他基本上再沒有接觸法律專業，這是因為什麽呢？ 向隆萬：他開始曾（在大學）教法律，是複旦大學法律係教授。58年法律係撤銷了—那時候，我們可能也是受到左的思潮影響，對這方麵不重視。 法廣：他個人對此是否感覺失落呢？ 向隆萬：他講得不多。看我母親寫的回憶錄，我覺得我父親比較淡定。他覺得，東京審判選擇了他，他盡力了，對得起國家、對得起民族對他的信任。至於他個人，他為什麽沒有去（台灣）呢，就是他覺得反正他可以教書。他原本從美國回來後就是教書。 法廣：他最後的職位是英語教授？！ 向隆萬：對……這是曆史原因。現在法律又被重視得不得了……人生就是這樣。 |
向哲浚1987年以97歲高齡辭世。帶走了他對那段曆史的見證。正如當年與他同往東京，擔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方法官的梅汝璈。梅汝璈早在1973年就在文革的摧殘中去世，那一年他才69歲。他曾試圖將東京審判的親身經曆留給後人，但他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隻寫到第四章，他為此而搜集的圖片、卡片以及資料、部分草稿等，都在“文化大革命”抄家中散失……我們曾經如此漠視自己的曆史。
作者 瑞迪 2014.04.03 法廣
讀後記：
"數典忘祖”的典故處於先秦·左丘明《左傳·昭公十五年》：“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
說的是：周景王十八年（魯昭公十五年，公元前527年），晉大夫籍談出使周王室。宴席間，周景王問籍談，晉何以無貢物，籍答道，晉從未受過王室的賞賜，何來貢物。周景王就列舉王室賜晉器物的舊典來，並責問籍談，身為晉國司典的後代，怎麽能“數典而忘其祖”，也就是說列舉古代的典製而忘了祖先的職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