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估安倍晉三的日本和習近平的中國之間的關係相當容易。兩者都不太喜歡對方。兩者都把民族主義作為追求政策目標的支持力量。可以想象的是,雙方都發現對方有一位“強勢人物”很有用處,與這樣的人物作鬥爭才有意思。
掂量日美關係的狀態就不那麽容易了。對日美關係的解讀原本應該容易得多。畢竟,日本是美國在亞洲最重要的盟國;二戰結束以來,日本一直在為美國戰鬥機和部隊提供基地,是美國“不沉的航空母艦”。如今,美方幾十年的挑動終於在安倍身上看到了效果,這位日本首相願意采取更強悍的防衛姿態,反思日本的“搭便車”國防信條(和平主義的日本長期抱有這種信條)。然而,在實現長期追求的目標後,美方卻表現出反悔的跡象。
這方麵的一個跡象是,去年12月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後,美國表示“失望”。在中韓眼中,靖國神社是日本對軍國主義毫無悔意的象征。過去,美方對日本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曾私下表達不悅,卻從未公開指責日本。對於美國使用“失望”一詞,日本政府感到震驚——這個詞在日語裏聽起來相當刺耳。
還有其他跡象表明美日關係緊張。美國政界人物已對安倍的曆史觀表示擔憂。弗吉尼亞州議會規定,學校教科書在提到日本海時,還應使用其韓國名稱——“東海”。美方擔心,日韓關係也在安倍主政期間出現惡化,而韓國是美國另一個重要盟國。
從日本的視角看,當中國政府通過劃設防空識別區,巧妙地挑戰日本對爭議島嶼的控製權時,美國對日本的支持力度不夠。美方確實出動B-52轟炸機不打招呼穿越中國的防空識別區,以此表達自己的不快。但美國副總統喬•拜登訪問北京時,並沒有在這個問題上大做文章。
許多日本政府官員認為,美方已近乎屈從於中國的單方麵行動。他們還時常感歎,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身邊缺乏“日本專家”,卻有很多對中國有深入研究的人。在東京,不止一名官員提到,他們越來越強烈地感覺到不能再依賴美國支持日本。
這一切都有種諷刺意味,而安倍肯定看得出這一點。自1950年以來,美方一直在催促日本再軍事化,並采取日本首相如今提倡的這種防衛姿態。日本曾遵照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的命令擬定了1947年和平憲法。然而就在這一憲法墨跡未幹之際,美國已在為迫使日本永遠放棄“戰爭權”感到後悔。受命就終止美軍占領日本展開談判的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敦促日本建立一支30萬到35萬人的軍隊。那時候中國已成立共產黨政權,美國則在朝鮮半島打一場戰爭,在東亞擁有無力的“附庸國”並不適合美國。
很多年裏,日本都在抵製這種壓力。日方依靠美國的核保護傘“拚經濟”。他們唯一的讓步是成立了一支被禁止參與戰爭的自衛隊。如今,60年過去了,日本終於出現了一位願意聽從美國意見的領導人。對於更改日本對憲法的解釋,甚至推翻和平主義的憲法第九條本身,安倍既有個人信念上的動機,也有地緣政治上的借口。
如今,這一刻已經到來,然而華盛頓的一些人卻有了其他想法。根據一位前白宮官員的說法,美國國務卿約翰•克裏認為日本“難以預料和危險”。有人擔心,日本民族主義會引發北京反彈。澳大利亞學者、曾任澳大利亞國防部官員的休•懷特表示,美方的意思十分明確:“美國寧可見到日本利益受損,也不願冒與中國對峙的風險。”
安倍參拜靖國神社,部分原因可能是要向華盛頓傳遞一個信息。日本的右翼有一個奇特之處:盡管它一直是美日同盟最熱心的支持者,但它又痛恨美方當年強加給戰敗的日本的戰後安排。安倍無視美國意願參拜靖國神社,是一種發出信號的方式,表示日本不能永遠聽命於美國。
華盛頓對安倍的反感絕不是普遍現象。在某些方麵,這位日本首相正是美國“醫生”開出的“處方”。他計劃讓日本經濟通貨再膨脹。他還是多年來首位有望解決美國海軍陸戰隊駐衝繩基地問題的領導人。他還願意增加防務支出——在他之前,日本多年為自己設置了軍費不得超過國內生產總值(GDP) 1%的上限。然而,這些政策伴隨著一個“價碼”,也就是華盛頓許多人反感的對曆史進行修正的民族主義。
懷特表示:“隨著中國的崛起,日本有越來越多的理由對中國的影響力感到焦慮,它對美國保護日本的意願也越來越缺乏信心。”他提出,美國必須要麽明確承諾捍衛日本核心利益,要麽幫助日本恢複“1945年之後交出的戰略獨立”。對於這一兩難困境,日本的答案是一方麵空前緊密地靠緊美國,另一方麵卻要脫身。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戴維•皮林 2014.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