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木
Being an American is not a patent of privilege but an invitation to adventure.
亞裔美國人是美國最成功的少數族裔，然而他們反對歧視的呼聲日漸高昂，這在學術界尤為明顯。
邁克爾.王是一個加州的高中生，他在全校1002個畢業生中總排名第二，他的ACT分數是滿分36。他曾在奧巴馬的就職典禮上獻唱，並在國家級的鋼琴大賽中獲得三等獎，在國家級數學競賽中也衝入前150名，而且還代表出席了幾個國家級辯論大賽的決賽。然而在申請大學的時候，他卻遭受了他一帆風順的生涯中的第一次挫敗，在他申請的七所常春藤大學中，竟有六所都拒絕錄取他。
“我看到總體條件不如我的人都能被更好的大學錄取” 王同學說。“起先，我隻是氣憤，之後我決定化憤怒為實際行動。”他在寫給相關校方的信中詰問：“我還缺少什麽條件才能被貴校選上？是種族的原因嗎？或者請告訴我是為什麽？”所有寄出去的信，他得到的隻是含糊的回答，甚至沒有回應。於是他向美國教育部投訴，結果也是無疾而終。美國教育部說他們沒有發現確鑿的證據。
今年5月，王同學加入了一個由64個亞裔美國人的組織聯合發起的，向美國教育部提起了對於哈佛的種族歧視的投訴，去年一個亞裔美國人組織提出過類似的針對哈佛和北卡大學的起訴。美國教育部在七月駁回了投訴，而另外兩個分別針對哈佛和另外九所高校的投訴也相繼被提出來。
1965年10月3日，林登.約翰遜總統簽署了《移民與國籍法》，廢除了歐洲白人優於其他族群的特權。該法案的主要結果就是大量的亞洲人移民到美國，許多指標都顯示，這些亞洲移民的表現要優於其他少數族群。事實上，亞裔美國人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被描述為“優秀的少數族群”：富有，重視教育，並且安靜守法。但是一些問題使得他們無法像以往一樣保持沉默。
在1965年的法案頒布之前，美國的亞裔移民的經曆並不盡人意。1871年，發生了美國曆史上的最大的私刑，17名中國人被集體殺害; 1882年的排華法案，禁止中國人移民來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12萬日裔美國人被拘留，而同時隻有少數的德裔和意大利裔美國人被拘留：所有這些的表現都表明種族主義不僅僅是針對非洲裔美國人。
戰爭結束後，事情發生了一些變化。中國和印度被視為美國的二戰盟友，後來也意識到對於日本人的大規模拘禁是錯誤的。隨後的民權運動也開始改變了民眾對於種族的態度，新的移民法案使人們可以在根據技能和家庭關係的基礎上開始移民。眾多的亞洲人口，以及快速發展的經濟體意味著它會給美國供應充裕的高素質的新移民。 2013年，來自中國和印度的移民人數首次超過了墨西哥，成為第一大移民來源地。
亞洲地域遼闊，亞裔美國人是由很多不同的族裔，在不同的曆史階段，因為不同的原因，移民來到美國，他們也有不同的教育程度和經濟背景。日本人大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移民來的，中國人從上世紀80年代起大量移民。平均而言，印度人和中國人受過良好的教育，也比較富裕，而（人數較少的）柬埔寨，老撾和苗族移民則比較困難一些。日本，作為唯一的大多數出生在美國的亞裔族群，他們更願意和非亞裔結婚，他們的總體意識和教育水平更接近美國的整體水平。但平均而言，亞裔美國人受到過良好的教育，更富有，有完整的家庭，更有滿足感，更願意相信美國夢：69%的亞裔美國人，對比58%的所有美國人，相信“如果勤奮努力，人人都有機會出人頭地。”
相對而言，他們的教育水平是表現最突出的：亞裔美國人中有49％擁有大學本科學曆，而普通美國人隻有28％。盡管亞裔美國人僅占美國總人口的5.6％，根據他們提交到美國教育部的投訴，他們構成了美國近年來數學和物理奧林匹克隊以及總統學者的30％以上，而25-30％國家優秀獎學金也是亞裔。紐約市的亞裔人口是13％，而在2013年通過考試入選的紐約市特殊公立高中，史岱文森高中和布朗克斯科技高中的學生中，75％和60％分別為亞裔。大量的新移民很可能會進一步增加亞裔和其他族裔之間的差距，因為新移民有著比老移民更高的素質：來自亞洲的新移民中，61％擁有學士學位，而同期的非亞裔移民這個數字隻有30％。
為什麽他們能做得這麽好？紐約城市大學的艾米.辛和密歇根大學的謝宇統計了6000名白人和亞裔孩子從幼兒至高中的學業，從中找到了一些答案。他們否定了亞裔比白種人天生要聰明的推斷：在他們的認知能力上，早期有一點差距，但經過學校教育後差距變得非常微小。亞裔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較高隻是提供了部分的，但也隻是一小部分的解釋。他們的數據顯示，亞裔的出色表現在很大程度上是來自不懈的努力。辛女士和謝先生的研究顯示，亞裔和白人孩子之間相當大的差距，是他們在學校的成長過程中形成的。
當研究人員詢問孩子們對學習的態度時，亞裔和白人孩子之間出現了兩點不同。亞裔相信數學能力是學習得到的，而不是天生的; 而亞裔的父母比白人的孩子對於孩子的期望值更高。那種認為A-是“亞裔F”的現象非常普遍。另一項研究是由猶他大學的Zurishaddai加西亞做的，研究表明，美國的亞裔父母更有可能每天至少比其他族裔多花出20分鍾來幫助他們的孩子學習。
在“亞裔美國人成就的悖論”一文中，基於對在洛杉磯的年輕華裔和越南裔，以及墨西哥裔，還有白人和黑人研究，珍妮佛·李和周敏認為，不僅僅是家庭教育很重要。他們指出，事實上，“民族資本”，這些群體所在的社區對於教育的大力支持也是很重要的部分。
亞裔受訪者疲憊地回憶著自己的父母反複在他們麵前提到他們那些讀博士的堂兄弟和鄰居。社會資源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四英寸厚的南加州華人黃頁中，就有數以千計中國人經營的SAT補習服務。和祖國的密切聯係也是另一個優勢，至少對於父母如此。叛逆的孩子可能被威脅要送回到中國的親戚那兒，孩子也從其它的中國青少年那兒知道，即便是亞裔，他們相比在中國的學生都要輕鬆一些。
由於這種強大的壓力和不懈的努力，很多亞裔美國人最終進入了頂尖大學，但和他們在高中的表現不成正比。有些亞洲人聲稱，常春藤聯盟已經有一個隱性的限製亞裔的比例，總的招收亞裔的數量。普林斯頓大學的托馬斯Espenshade和亞曆山大·沃爾頓雷德福在查看了錄取數據之後得出結論認為，由於亞裔飆升的學業表現，亞裔美國人需要比白人在1600 分滿分的ＳＡＴ中多出140分，才能得到同一個私立大學的錄取，而要比黑人多出310分。然而，在美國加州，在那裏公立大學允許在錄取時根據成績，而不是種族為標準，伯克利分校的入學率在2014年裏有41％是亞裔，同時加州理工學院有44％的亞裔（見圖表）。
猶太人以往麵臨的那種種族偏見有可能存在，但在行動上肯定會有。一流大學往往不得不承認黑人和西班牙裔在傳統上的劣勢；有的通過校友子女優先，而體育明星，政壇人脈豐富的人可能會通過捐贈新的建築（少數是亞裔），因而得到他們的入學位置，但取得這種很高成就的人數是有限的。因為他們的資金依賴於富人的慷慨捐贈，常春藤不會停止給予他們這些特權。
有幾個州已禁止使用種族，作為入讀他們公立學校的條件，也有過反對平權行動的多起訴訟。其中之一，阿比蓋爾．費舍爾（是個白人）對於德克薩斯大學的訴訟，已經在最高法院和下級法院中來回反複了七年;在六月，最高法院同意審理她的上訴。九月份，由117個亞裔組織組成的美國亞裔教育聯盟提出了對於費舍爾小姐的訴訟的支持。這個訴訟的結果將直接影響由一群亞裔學生對哈佛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大學的訴訟。鑒於幾個最高法院的法官，其中包括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沒有支持這個行動的立場，最高法院似乎很可能會做出無效訴訟的裁決。
太成功的一半
根據目前法院已認可的看法，大學可以將種族納入考慮，但不應該有種族配額。常春藤大學拒絕承認他們有一個種族配額。但在其對亞裔團體的投訴的評論中，哈佛認為使用種族作為錄取準則的一個原因是，“它是多元化的多個方麵的一種，包括不同種族和不同背景的學生，讓我們的學生準備麵對一個日益多元化的世界”，他們描述其招生過程是“全麵”的，這意味著它會考慮，比單純的考試成績更廣泛的多種因素。
許多亞裔父母認為這是不對的。很久以前，他們就意思到，有必要針對亞裔數學書呆子的形象做些什麽，他們鼓勵他們的孩子向多元化發展，音樂，辯論，慈善工作，體育，一切能提高錄取機會的都應該會去做。但許多在各個方麵有著出色表現的學生，包括王同學和來自馬薩諸塞州的學生艾琳．劉，他們都有非常好的簡曆，但仍然被常青藤拒絕了。劉同學的母親，特裏西婭說：“我感到憤怒，我們為美國夢而來：她努力學習，各方麵都做的非常好了。但這些沒有用。”艾琳已經接受了加拿大的一個頂級大學的錄取，她也很高興。但她的母親不這樣想：“想到她要去異國他鄉去上學就讓我的心都碎了，如果她去了哈佛，我可以給她去送餃子。”
王同學懷疑亞裔，在實際行動上，是很可能會懈怠的。他說，“亞裔父母，不會變得更加輕鬆，隻可能越來越嚴格，因為父母意識到他們將不得不更加努力地準備。標準在提高，但對於亞裔，標準上升得更快。”來自新澤西州 Short Hills的14歲學生，Arnold 賈指出，“問題就變成了一個循環。 為了解決平權問題，我們必須比別人更努力，”他說， “這又會進一步加深對於亞裔的刻板印象。”
但亞裔社區並不是都會反對平權法案。他們傾向於投票給民主黨，他們中許多人還記得這些年來，他們不是被當作模範的少數族裔，而是被鄙視。因此，那些不喜歡現行製度的更傾向於對它進行調整，而不是廢除它;也有的說，亞洲人實際上應該支持它。
的確，盡管亞裔美國人在學校和大學裏做的非常好，並擁有較高的平均收入，但在工作場所，他們在高級職位上的代表性並不足。 “竹子天花板”似乎適用於他們。亞洲人在企業和專業的中下級職位做得很好，但在上層不太突出。巴克GEE，JANET王和丹尼斯·派克，通過對英特爾，惠普，LinkedIn和雅虎的數據進行統計，在一個亞裔美國人組織ASCEND發表的一份報告中，他們發現，專業人士的27％，管理人員的19％和高級管理人員的14％都是亞裔美國人（見圖表）。
類似的現象在法律行業中也可以看到。在2014年，盡管法律事務所中有11％是亞洲人，但合夥人中隻有3％。頂級律師事務所的招聘部門通常會把大部分的申請都扔掉，而隻留下頂尖大學和有特別的其它表現的申請人，美國西北大學的勞倫·裏維拉說， “他們對於運動，如曲棍球，壁球和[賽艇]特別感興趣。當你看到參與這些運動的人口基數，亞裔美國人並沒有多少”。
在金字塔的最頂端，亞裔美國人都在附近但看不見。據一項由吉爾福德學院的Richard Zweigenhaft做的有關Fortune 500的CEO的研究統計，在2000年，有8人亞裔美國人，而在2014年有10個，而女性在同一時期從四個上升到24個。在學術界，類似的，亞裔教授到處都是，但在美國的3000大學中隻有不到10個亞裔的校長，GEE說。
就像ASCEND報告中的三位作者認為的一樣，對於有著很好表現的亞裔美國人，文化模式可能是亞裔在頂端代表性不足的原因。 “有一些東西讓亞裔比較害羞”，GEE說。 “工程師是書呆子，但在書呆子的群體中，亞裔是最呆的。”“我們從小被教育要謙虛”黃女士說。“我的父母不想找麻煩，就是要保持安靜，不要興風作浪，要成為團隊的成員。但在企業裏，你要學會發出自己的聲音。”“儒家文化相信人際關係裏的自然秩序”佩克女士說。 “你不去反駁，也不去懷疑權威。”亞裔美國人其實是一個很多元的受不同文化影響的族群，但那些有這種突出特質的亞裔不太可能競爭領導的位置，即使他們是非常合格的人選。南亞人，因為不太會因為比較突出而被告知不要“搗亂”，而更有機會出頭 --- 實例就是，盧英德在百事可樂和阿賈伊班加在萬事達（出任CEO )就可以引以為證。
GEE，黃女士和佩克女士，推出為幫助亞裔得到提升而做的訓練課程，建議他們應該更努力的擴展社交網絡。但另一項研究表明，亞洲人可能會發現找到導師是非常困難的。沃頓商學院，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大學的研究人員寫了相同的電子郵件發給6500名教授，表麵上是學生想要進行學術交流。白人得到了比其他群體更多的回應; 亞裔不論男女都比較少收到回應。由於常春藤畢業生產生的CEO，國會議員和法官的人數占到了相當大比例，對亞裔在知名大學的明顯偏見也會讓亞裔登上領導位置比較艱難。 “上升的階梯正在從我們的腳下抽走”特裏西婭劉說。 “如果我們不能進常青藤大學，我們怎樣才能出現在華爾街，國會或最高法院的位置呢？”
根據研究猶太人和常春藤 的傑羅姆Karabel的報告（“選擇的範圍：招生秘史和排除在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之外”）顯示，隻有在猶太人已經獲得了政治勢力之後，常春藤才開始停止對於他們的歧視。而亞裔美國人在政治和商業上都缺乏代表性。隻有2.4％的國會議員是亞裔美國人;在一個統計中發現，州議員中隻有不到2％的是亞裔。
參議員金先生在哪裏？
南亞人，雖然人數不如東亞人，卻表現得更加醒目。尼克海利，南卡羅來納州州長，以及鮑比金達爾，路易斯安那州州長，都是在美國本土的48個州中的僅有的亞裔州長，都是印度裔美國人，（大衛Ige，日本裔，是夏威夷州州長）。印度和中國的政治傳統的對比也可能是另一個因素。 “我們來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Bhojwani說，他也推動著“新美國領袖”項目，該項目幫助培訓移民在政治上發揮才幹。 “我們在想辦法做好準備，而東亞的族裔還沒有。”
在中國，相比之下，“我們經過文化大革命後”李春燕，前中國財政部的雇員，現在紐約佩斯大學的會計學教授說。 “大家都缺乏對於政治的信任。”
亞裔美國人受到的不公平對待，尤其是在工作場所的不公對待，可能會推動更多的人進入政界。安德魯·哈恩，一個在杜安·莫裏斯律師事務所工作的韓裔合夥人說，“我曾經是一個小女生，或者一個香蕉，黃外白內，但一旦我進入了法律界，我成了一個激進分子。 “
高校招生，以及對於哈佛的訴訟提供一個火種，讓更多的亞裔美國人越來越關心政治。去年，許多在加州的亞裔因為一個由西班牙裔州參議員推動的大學招生種族平權法案而被激怒。一個在Change.org上的請願書，就有36個組織，其中有26個是亞裔美國人的組織提出聯署，反對該法案，最終該法案被放棄。 “有越來越多的社會焦慮”，他們相信亞裔美國人受到了歧視，哈恩先生說。 “下一步是什麽？法學院招生？就業？“他組織了政治籌款，並說，金庫已經打開。 “對衝基金資金，私募基金，律師。他們出了巨資......猶太人花了半個世紀來獲得他們的權利” 他補充道。 “我希望我們不會花那麽長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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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Americans
The model minority is losing pati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