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節選17 蘇聯逼債了嗎？
沈誌華教授認為，傳聞中所說的蘇聯在與中國關係惡化後曾追逼還債，他沒有看到任何曆史文獻的記載，卻發現了蘇聯為緩解中國的饑荒提供援助的資料。
1961 年3 月為幫助中國解決饑荒問題，蘇聯提出以貸款方式向中國供應100 萬噸小麥和50萬噸轉口古巴蔗糖，但中國不要小麥，隻接受了蔗糖的援助，這筆貸款為3.296 億新盧布。
按協議，這些債務應到1965 年全部還清。到1964 年，中國提前一年還清了50年代蘇聯的全部貸款和利息，1965 年10 月以前又還清了蔗糖貸款和貿易欠款。至此，中國還清了所欠蘇聯的全部債務。
中國提前還清了的債務，並不是蘇聯逼債，而是毛澤東為了“爭一口氣”，主動提前還清的。
吳冷西在他的書中回憶道：1960 年7 月16 日，蘇聯以中國不信任蘇聯專家、不尊重蘇聯專家建議以及向蘇聯專家散發反蘇文章為由，照會中國政府，單方麵決定召回全部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毛澤東即於18 日在北戴河會議上大談自力更生問題。雖然蘇聯照會並未提出還債問題，毛澤東卻指示周恩來算一下要多少年還清蘇聯欠賬。周恩來把賬算出來，說，按80億盧布計算（即前麵說的79億盧布），過去我們每年還5億，照此算需16年才能還清。如果按8億計算，則要10 年才能還清。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延安時期那麽困難，我們吃辣椒也不死人，現在比那個時候好多了，要勒緊褲腰帶，爭取五年內把債務還清。
政治局會議討論後決定，要爭取5年還清。於是，各省成立外貿小組，擠出東西來還債。
1964年12月31日，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自豪地說：在經濟困難時期，“我們不但沒有借一文錢外債，而且把過去的外債基本還清了，我們欠蘇聯各項借款和應付利息共計14.06億新盧布，已經按期償還了13.89億新盧布，剩下尾數1700萬新盧布我們已向蘇聯提出，用今年對蘇貿易的順差中的一部分來提前還清。不僅如此，我們還拿出比這個時期償還外債數額要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
這裏引用的《人民日報》上的《政府工作報告》隻是摘要，沒有發布支援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多少錢。在《政府工作報告》的全文中有這個數字：“不僅如此，這一期間我們還節衣縮食，拿出了相當大的一部分資金和物資支援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預計到1964年年底，我國的對外援助共計支出人民幣66.7億元，其中1961－1964 支出的為35.5億元，占53％ 。”既然能夠用“比償還外債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支援小兄弟，說明償還外債並沒有構成重大負擔，更說明償還外債不是造成大饑荒的原因。
當年中國的援外是“無私”的。在大饑荒最為嚴重的1960年，國家成立了專門的機構從事援外，數額也在這一年激增。援助常常被送給那些生活水平遠高於中國的國家，比如匈牙利。
阿爾巴尼亞在1958 年就跟中國要了50 萬盧布。1961年2月2日，中阿雙方在北京根據《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給予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貸款協定》的規定，進一步簽訂了幾份議定書，並且交換了中國向阿爾巴尼亞供應糧食及其他主要食品的換文。根據上述議定書和換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同意對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建設化學、冶金、電力、建築材料、輕工業等二十五個項目方麵，提供成套設備和給予技術援助。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供應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拖拉機及其他農業機械、糧食和其他商品。
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一直是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提供的。中國援阿的化肥廠，年產二十萬噸，平均一公頃地達四百公斤，還遠超過中國農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數量。而軍援項目之繁多，數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國防的需要。在阿方領導人看來，向中國伸手要援助，似乎理所當然。霍查曾經毫不掩飾地說：“你們有的，我們也要有。我們向你們要求幫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幫助一樣。”謝胡（當時阿共第二號人物）還說：“我們不向你們要，向誰要呢？” 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馬利列，在他的文章《我眼中的中國政要》裏回憶說：1962年，他到中國要求糧食援助，找到外貿部部長李強，無果；後來還是找到劉少奇解決了問題。
恰巧當時，缺糧食的中國向加拿大進口了大批小麥，幾艘載滿小麥的中國輪船正在大西洋駛往中國，接到中央的命令後，立即改變航向，調頭駛向阿國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麥。
中國政府一方麵花很多錢支援“小兄弟”，另一方麵把大量的“黃油”變成了“大炮”。
在大饑荒年間，中國的國防費用比償還外債的錢高出很多倍。這也說明還債不是造成大饑荒的原因。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第十五章 《罪不在天災，也不在蘇聯》第三節《償還蘇聯債務也不會產生大饑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