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節選30 廬山會議中的陶鑄
陶鑄當時是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是重要的封疆大吏。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毛澤東派他到廣東大反地方主義，打擊和壓製了一批廣東籍幹部。1959 年反瞞產私分是廣東最先搞起來的。
7 月2 日，從武漢到九江的江新輪上，陶鑄遇到從北京來開會的人。他請大家吃荔枝。談到廣東因鬧水災，更增加形勢的嚴峻。不過，他是樂觀的。
7 月3 日，陶鑄在中南組發言談廣東的情況。說共產風將副業、手工業刮掉了，商業協作搞亂了。將絲一下子攪成團，“九年慘淡經營，真是毀於一旦”。農民不養豬了，副食傷得太厲害。不過，他雖然講廣東形勢嚴峻，但還認為隻是一個指頭的問題。
7 月3 日，剛上山的晚飯後，在胡喬木的住處，李銳、陶鑄、胡喬木三人一起漫談。談話的內容基本是批評1958 年的高指標，沒有遵守客觀規律，計劃工作沒有搞好綜合平衡。談到高指標計委頂不住的問題，都認為計委有責任。陶鑄還從王明路線的曆史情況，談到富春是頂不住的。冶金部的負責人，當然更有責任。
7 月22 日下午，陶鑄在小組會上作了長篇發言。他可能聽到了什麽風聲，談問題的基調同會議初期有了不同。認為成績是主要的，用不著懷疑。去年糧食和工業增長幅度古今中外都沒有過。談到彭德懷信的問題，“不在於個別措辭用字不當，而在於總的看法有問題。講成績與缺點應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但從通篇精神來看，對缺點的看法不止一個指頭。這封信把去年的一些缺點錯誤，看成好像把整個階級關係搞翻了似的，看成為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表現，看成為去年一度出現的左的偏差，比反掉右傾保守還要困難些，是不正確的。”“ 這實際上會引導到懷疑黨的總路線的正確性，懷疑去年大躍進和偉大的群眾運動所取得偉大勝利是否可靠。從我黨曆史上看，如果真正是由於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所產生的左的錯誤，那確實是難以糾正的。而難以糾正的錯誤，也決不是如黨中央和毛主席所屢次指出的一個指頭的缺點、錯誤。這樣，就要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去年下半年一度出現的左的偏差，不是一個指頭的錯誤，而這種錯誤現在並未糾正，因此目前主要任務是反左。這就會把事情搞壞。” 請注意，在毛7 月23 日講話以前，這樣上綱上線的批判彭的信，唯有陶鑄。
陶鑄三次找黃克誠勸降。第一次沒有效果，第二次又找黃談話，說：“不管你主觀上怎麽想，但客觀上表現出來的是有組織的反黨活動，大家看法一致，你否定有什麽用呢？”黃克誠反駁：“如果就能定罪，何必要我承認？”第二次失敗，陶鑄第三次批黃克誠談話，讓黃“為黨、為國家大局著想”，盡早承認錯誤。8 月5 日，陶鑄寫信給黃克誠，說：“德懷同誌的錯誤已明若觀火，你為何不站出來與之劃清界限，幫助德懷同誌挖掘思想，切實認識錯誤，改正錯誤！我以為這種幫助即使你與德懷同誌友誼決裂，也並不表示你對德懷同誌‘落井下石’，而是‘君子愛人以德’，真正站在黨的立場上給他以同誌式的幫助。你我都讀過一點所謂古聖賢之書，一個人立身處世，不講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們作為一個黨員，對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一個女人嫁了人一樣，一定要‘從一而終’，決不可‘移情別戀’，否則便不能稱為‘貞節’之婦。” 陶鑄用專製社會婦女的“貞節”解釋“對黨的忠誠”（實際是對領袖的忠誠），把對領袖個人的忠誠，當作一個人立身的“操守”。不顧人民的利益，不管真理在誰手裏，隻對最高掌權者個人忠誠，正是專製製度中官員的行事原則。
8 月6 日，陶鑄在第三組發言。說他對彭德懷“總的印象是，他對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黨中央領導核心很不服”。“30 多年來黨的曆史證明，沒有毛澤東同誌的領導，就沒有今天革命的勝利。可是彭德懷同誌對毛澤東同誌不服，不知是何居心？彭德懷說黨中央沒有民主，那是胡說……大家知道，毛澤東同誌親自製定了一係列黨的生活原則，黨內民主有了充分的保證”。“彭德懷同誌之所以對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黨中央領導核心不滿，其用意不是別的，是企圖改變黨中央的領導，由他來幹。他總希望中國出現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即時他就可以充當納吉的角色”。“他惟恐天下不亂，搞亂了，他就可以出來收拾殘局，實現個人野心。”陶鑄把彭德懷比作納吉，這是這次會上批彭上綱最高的說法。陶還對彭德懷的人格進行全麵否定，說“打擊別人，抬高自己，功則歸己，過則歸人，是彭德懷同誌的一貫作風……彭德懷同誌的為人就是這樣：從他的外表看，似乎艱苦樸素，道貌岸然；但把他的外表揭開來看，完全不是那回事。”
8 月8 日，陶鑄在小組會上又揭批張聞天，對張聞天的檢討提出三點意見。說張聞天與“軍事俱樂部”的關係“完全是自覺的、有意識伯，並有實際行動的”。逼問張21 日發言的目的。還說張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根本沒有改造好。又聲色俱厲地逼問周小舟在“軍事俱樂部”裏的位置。
在上山不久的“神仙會”期間，陶鑄寫了《七律·登廬山》：
廬山真麵誰能識？盡在雲煙變幻奇。
偶見晴空飄白練，忽驚樹杪湧清漪。
朱陳往事增惆悵，白李遺詩添彩姿。
最是勁鬆絕壁立，崇高風格不須疑。
陶鑄以自己的政治經驗，判斷這次廬山會議一定會風雲變幻，他隨風向變化而自保，但心頭還是若有所失。他多麽希望自己也能有鬆樹的風格啊？但是，在專製製度下，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又怎能像鬆樹那種傲然挺立呢？這是陶鑄的悲劇，也是共產黨多數高官的悲劇。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第二十一章 《廬山之變》第四節《大臣們機變求自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