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上最早的反革命(圖)

望文生義，“反革命”即是反對革命。何為革命？毛澤東曾將其定義為：“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更為準確的說法應該是，革命是以暴力推翻一個政權及其統治階級的行動。通常一個政權為暴君所濫用時，民怨積久，有人振臂一呼，於是應者雲集，眾人揭竿而起——這就是“以暴易暴” 的所謂革命。由此推知，“反革命”就是反對“以暴易暴”或是反對“以暴易暴”的人。我輩年紀者，過去常聽到官媒對“反革命”的批判，但此“反革命”是特指反對現政府的人。不僅有“反革命”，還延伸出了“現行反革命”和“曆史反革命”的劃分，前者是指當時的反政府者，後者是指被發現以前曾反對過共產黨的人。

若以“反革命”即反對“以暴易暴”的人的一般定義而論，印度的聖雄甘地，美國的馬丁·路德·金都是屬於“反革命”一類。而中國最早的“反革命”，三千多年前的伯夷則當之無愧。司馬遷將伯夷置於《列傳》之首，或大有深意。孔子極為推崇周朝的統治，曰“吾從周”，同時也對伯夷很讚賞，說他“追求仁義，不念舊惡，很少怨恨”（「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伯夷列傳》）。令人疑惑的是，伯夷卻是反對武王伐紂的人，是當時反對周朝政府的人，按共產黨的定義，此人就是一“現行反革命”。武王伐紂時，伯夷與叔齊叩馬而諫，差點被處死。最後伯夷與周朝決裂，不食周粟而餓死於首陽山。伯夷反對武王伐紂的事，《史記》、《呂氏春秋》和《莊子》等古籍都有記載。伯夷反對的理由有若幹：其一，父親死了還未安葬就大動幹戈是不孝；其二，做臣子的誅殺君王是不仁（「父死不葬，爰及幹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史記》）；其三，不能利用別人的缺點而成就自己，不能通過殺伐而獲取利益，不能“以亂易暴”（《呂氏春秋》）。曆史證明，許多革命成功後的結果是，“革命者”成了“被革命者”，成了“反革命”。周朝的最後結局印證了伯夷的預言。靠暴力上台者，其後的腐敗往往比前者有過之而無不及，不能不使人懷疑革命的價值。

既然“反革命”們反對“以暴易暴”，對暴君之政豈不是隻能束手待斃？非也。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直接行動”是“反革命”們的抗爭方式之一。孟子說伯夷是“無德的君主不伺候”（「不同道，非其君不事」——《孟子》），故伯夷可謂最早的“不合作”者。“民主選舉”，“和平演變”，“和平競爭”，甚至“冷戰”都可以是“反革命”的手段。伯夷當年是因慕周文王之德而前往，至周，文王已死，見武王的作為，認為周德已衰矣。大概周文王本無推翻殷商的打算，而武王很可能背棄了文王的“和平競爭”與“和平演變”的既定政策，故伯夷棄周而去而不屑於與之為伍。

但革命有時也不可能絕對避免，正如老子說用兵有時“不得已而用之”。譬如儒家雖然竭力維護君主的權威，但孟子為武王伐紂而辯護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但“不得已”的革命不是取而代之，而是“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強”（《道德經》）。這樣的革命其實是“反革命”們的最後選擇，同時要求革命家必要有大德大能，從而可以做到“功成而身退”，以避免“以暴易暴”的不良後果。美國的華盛頓與林肯可為範例。

而中國“反革命”的鼻祖伯夷，其品德是儒家所推崇的一個典範。孟子稱讚他是“天下大老”之一（另一位大老是大名鼎鼎的薑太公），又讚其可為“百世之師”，說“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誌。”（《孟子》）現在的世界，似乎又要進入戰國時代，國家的動亂通常引發於反對政府的暴力革命，而革命之後，社會仍是亂象叢生。現在尤其需要“反革命”的精神，尤其需要像伯夷那樣的有大德的“反革命”家。
 

若退/2013年1月28日
 

參考消息：
《革命錯了？現在的埃及更加混亂》
《反卡紮菲一周年 利比亞軍閥無法無天》
《荷姆斯成敘利亞革命之都》
《俄總統驚人言論：不願見俄羅斯走向革命》
《奧巴馬連任 美國富豪揚言：我們要革命》
《俄共準備變天 十月革命重演？》
《革命就是一群無恥的人上來繼續奴役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