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退

三十多年前結束的那場持續了整整十年的“上山下鄉“運動，使得我們這一代人成了“多餘的一代“，“失落的一代”。那場運動，對我們來說，不啻為一場空前的浩劫，一場曆史的大悲劇！這場悲劇的演繹過程中，時而出現可笑又可悲的悲喜鬧劇，當年的“病退“就是這樣的一場鬧劇。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廾二日，昏庸不堪的“最高指示“發表，嗣後所有的中小學學生“理論上”都將去農村接受“再教育“，甚至一些身患殘疾的青少年也被逼迫去了農村，我的一同學，跛腳，當時也去了江西。如此不人道的運動，當然受到社會公眾，特別是家長父母的反對，於是，出台了本人稱為“病退”政策的上山下鄉補充政策。根據這條政策，無論是誰，上山下鄉義不容辭，但身體有嚴重健康問題的知青可退回原藉。

明眼人一看便知，這政策的宣傳作用大於實際作用，有忽悠，搪塞百姓之虞。政策條文沒有正式公佈過，對什麽是“嚴重的健康問題“含混不清，語焉不詳，留下了任人解釋的餘地。由於患哪些疾病可以病退不明確，全憑政府解釋，平民百姓們往住無所適從。我有一個不錯的朋友，是當地農村的一位醫生，他也搞不清什麽是“嚴重的健康問題”指的是什麽？有一次，他對我說，患有肝腎綜合症的人辦病退該沒有問題吧。他說得不錯，隻有半條命的人才算是有嚴重的健康問題。

當年我去過設在建國西路上的“徐匯區上山下鄉辦公室“(簡稱“區鄉辦”)，還未進門，就聽到小院裏麵人生鼎沸，進去後，隻見裏麵人頭攢動，知青，還有不少頭發花白的家長，排成又“粗”又長的隊伍，等待接見。不少人手裏拿著各大醫院的病曆，臉上寫滿了焦急，無奈和悲哀，大家聚在一起交流，談的都是知青患什麽樣的疾病能病退回來。區鄉辦小樓內有幾個“接待室“，每個接待室都有一個所謂的“接待員”，身前身後圍滿了人。我擠進人群，旁聽了一會兒，記得當時的感覺是：這些接待人員不是來替人解決問題的，他們是來搪塞百姓，來拒人於千裏之外的。

盡管如此，“病退“政策還是猶如久旱後的甘霖，給在農村一愁不展的知青帶來一絲希望。不少知青想借此離開“上山下鄉“的無邊苦海，動起病退的腦筋來。

知青們躍躍欲試，企圖在自已身上找出“嚴重的健康問題來，找不到或健康問題不夠嚴重，不少知青就另辟蹊徑。那時，知青中流傳著不少能使化驗結果不正常的竅門，什麽往尿樣中滴血升高紅血球啦，什麽久站後去檢查尿樣能提高尿中的蛋白含量啦，什麽接連幾夜不睡，吃大量生大蒜能使肝功能檢查結果不正常啦，等等。

這些方法不靠譜，搞不好會鬧出大笑話來。有的知青往尿樣裏滴了太多血滴，結果尿檢時紅細胞滿視野，連用七、八個“十“號還不夠；有的化驗單隻是一，二項指標高，其他的都正常，實在看不懂，還有的為證明自已有病，巴結，甚至行賄醫生，等等，妙著五花八門，令人目不暇接。那時的我們，年輕力壯身體好，但不少人把這上帝贈於的禮物當作負擔，反而希望生一場大病。我現在還清楚記得，某知青大聲感歎要是他的一條腿斷掉就好了。一些人自已虐待自己，結果真的弄出病來，痛苦一世，後悔一輩子。

無論知青用什麽辦法，知青辦的人員以不變應付萬變，對雪片般飛來的病曆和化驗單，不是吹毛疵就是一概否認。申請病退的人成千上萬，但真正辦成的沒有幾個。

今天的人，對三十多年前的我們為了“病退”而造假，甚至惜自虐和自殘，覺得不可理喻，不可理解。的確，沒有經曆過那個水深火熱的年代的人，哪能理解那個年代帶來的荒唐和痛苦。願我們的夢魘永遠不要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