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城地主
美洲生活，房地產投資，個人愛好，胡說八道
30年來，我們似乎無所不能，創造了奇跡，可為什麽卻換不來社會的祥和、精神的安寧？為什麽越來越多的暴戾之氣讓人恐懼，又無能為力？
我們曾經羨慕西方發達社會的車流滾滾，如今我們自己也置身其中，但真正苦惱的倒不是交通壅塞，而是道路上司機們的各不相讓，或是偶有擦碰時的惡語相向甚至大打出手，當然最可怕的還是有車輛肇事後不顧別人死活的瘋狂逃逸。
今天，我們的醫院設備不比西方遜色，醫生的收入也頗為可觀，可醫護人員們比任何時候都心驚膽戰，懼怕越來越血腥的醫院暴力從天而降。
行走在各種公共場所中，正如外國人觀察到的，我們中國人之間極少點頭微笑，互致善意，大家謹慎地管住自己的眼神，因為無意中和誰對視片刻，都可能招來惡意的回報。
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當暴戾和恐懼越來越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我就越來越想起霍布斯的那個可怕論斷。他認為在弱肉強食的自然生存狀態中，人與人的關係隻能是你死我活的，因為既沒有你的、我的財產之分，也沒有公正、是非觀念，勤勞得不到尊重，成果沒有保障。在極度缺乏安全感的生存競爭當中，美德就隻有兩種：暴力和欺詐；公 平也僅限於每個人都可以隨意殺死別人，隻要你足夠強悍。
我感到身上陣陣發冷，不要以為那個時代離今天很遠。事實上，前不久的 “周克華事件”就像一個可怕的警告。他之所以讓全社會談虎色變，正因為他的極度冷血，正符合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的典型表現。對他而言，城市如同叢林，別人都是獵物，為了自己的生存，就可以二話不說，一槍爆頭，既沒有法律畏懼，也沒有道德顧忌，甚至沒有人與人之間起碼的眼神和言語交流。“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個文明都是帶槍的獵人。”我毛骨悚然地想起劉慈欣小說三部曲中的這句箴言，誰有尖牙利爪，誰夠冷酷無情，誰就能活到最後，這正是霍布斯世界的邏輯。
但問題是，霍布斯的可怕理論指的是人類原始的生存狀態，生活資料極度匱乏之時，人們不得不弱肉強食。可是今天我們的社會完全不同，30年來物質財富大為增加，人們都能吃飽穿暖，還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可為什麽人們仍然好勇鬥狠、互不友善、戾氣難除呢？
難道是我們的教育投入還不夠嗎？高學曆人才不夠多嗎？的確，“文革”時期那一代青年人曾因長期輟學，動輒造反，被稱為“喝狼奶長大的一代”。但以我的親身經曆為證，即使那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不像今天這樣冷漠易怒，如砂粒般沒有一點黏合力。
事實上，說到今天的教育、管理，各級“精神文明辦”、各種“精神文明獎”不可謂不多，高學曆、高學位者也如過江之鯽，可是我隻想問一句：我們今天還有謙謙君子、儒雅之士嗎？
那些台上作報告、台下搞腐敗的高學曆犯罪分子就不用說了，今天更讓人目瞪口呆的，有用暴風雨般修辭句式臭罵記者的所謂大學教授，難道他在小學教育階段沒有學過起碼的為人禮貌嗎？還有一語不合就敢掌摑八旬老人、更把語言暴力轉化為直接暴力的所謂學者，真不知該稱他是書生還是好漢，該和他講道理還是直接扭送派出所。如今，公交車上扭打成一團的，一方是紅十字會退休職員，另一方是年輕的中學教師，他們的職業熏陶並沒有使他們斯文些，年齡差異也不再意味著尊老愛幼，而隻關乎戰鬥力的高低。甚至，連強弱概念也被暴戾之氣給顛覆了——教授先生在爭執中竟然能打斷大學生的肋骨，年輕女白領也竟敢對送餐小夥子大打出手。總 之，我們的同胞們在各種檔次的餐館裏打鬥、在機場大廳裏爭鬥，甚至在外國班機上戰鬥……這就是今天中國“目睹之怪現狀”。
如果說“文革”中我們身處絕境，無能為力，那麽今天，最大的恐懼則是荒誕。如同燈火通明的城市裏空無一人，我們對眼前的處境根本無法理解。為什麽我們建設了那麽多的高樓、那麽廣闊的機場，有了各種便捷的交通工具和優雅的環境，可我 們卻仿佛行走在叢林裏？身旁經過的可能是野獸，它們隨時可能攻擊、咆哮，你卻不知該如何提防。唯一能夠自我保護的行為法則是“我是流氓我怕誰”，故意大搖 大擺，張牙舞爪，即使是羊，也要披上狼皮，就像吹著口哨壯著膽走在黑夜裏。這讓人不禁感慨，我們建設這麽現代化的城市幹什麽？我們要這些優雅的公共場所幹什麽？正像梭羅當年在瓦爾登湖邊上沉思的：假如文明人的追求並不比野蠻人更高貴些，他又何必要住比野蠻人更好的房子呢？
詭異的是，暴戾之氣並沒有被任何一種法律合法化，但就是像受寵的浪子一樣吃得開。我記得馬基雅維利曾經有一句話：“被人畏懼要比受人愛戴安全得多。”可這句話還是顯得太文雅了，今天許多人並不稀罕被“愛戴”，隻一心追求被“畏懼”，在這個如同江湖的社會裏，人要麽稱雄，要麽臣服；要麽魚肉，要麽刀俎。這種可怕的心態，構成了可怕的世態。
更可怕的不僅是人們動輒動怒，還蓄意動怒。隻要飛機沒有按時起飛，機場裏就可能發生一場騷亂。其實怒火衝天的乘客們明知道雷雨天危險，即使飛機起飛也未必敢坐，可他們就是要遷怒於人，打砸器物，尋釁滋事，他們這樣無端鬧事到底是想發泄什麽呢？
顯然，這種莫名的易怒並不是痛苦時的自然反應，人不會對自己的病痛發怒，憤怒作為一種社會情感，隻會在人與人之間爆發。而且，頻發的暴力也不可能僅是偶發的集合，而是具有隱含暴力的性質。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隱含暴力意味著在一場偶然的打鬥發生之前，人們就已經具備了很強的提防、戒備和仇恨心理，衝突的幹柴早已鋪好，就等著落下一顆火星。不過，這種隱含的暴力一般隻發生在種族長期爭鬥、仇恨日積月累的情況下，而我們社會的暴力事件經常發生得莫名其妙，雙方既素 不相識，無仇無冤，所屬階層、地域也各不相同，可大家為什麽都像好鬥的蟋蟀，隻要放到一個罐裏就會互掐呢？
有一種文化上的解釋，認為人們在社會交往中一旦通過暴力形式釋放欲望、舒解壓力，就會形成本能反應，很難改變，而且它無須反複習得，很容易惡性循環、自我強化，至於敵視的最初原因和誰該負責倒並不重要。所以，培根早就指出：無論如何，怒氣是一種下賤的品質，人不應該變成蜂，把自己的靈魂丟在所蜇的傷口中。可是，心靈的暴力 就像黑色的瘟疫悄悄蔓延，不斷消解著人們應有的自尊和生活的優雅，誰知道我們周圍究竟有多少這樣的帶菌者呢？
我們社會暴戾、 粗野的精神病態的確已經不輕了，而且難再掩飾，甚至在最高雅的場合，它也出乖露醜，讓人蒙羞。最近的一個例子是在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瑞典發布會上，全世界聽到的第一句表示祝賀的中國話是“牛逼”，當外國人回去好奇地弄清這個詞的確切意思，發現漢語表達竟如此粗俗，中國人的形象如此鄙陋，他們會如何評價呢？我們又何言以對呢？
暴戾和恐懼就在我們身邊，它成了經濟成就的陰影，也成了我們大家的心魔。有錢人也許可以眼不見心不煩，花更多的錢把自己隔離開來。可是在這種社會，財富的積累猶如一座危城，即使買得了安全，也失去了自由，這種生活能讓人快樂嗎？還有絕望的家長，幹脆撕去了正麵教育的最後一層窗戶紙，聲稱要對孩子從小實行“小狼”教育，極早練就鋼牙利爪、鐵石心腸。比如要孩子極早適應應試教育環境，從小寧願叫孩子死記硬背也不培養求知的樂趣。既然生存在叢林中，又何必假惺惺地誤導孩子呢？
其實，這正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是我們社會最自私、最可悲之處。你敵視別人，就會被別人敵視；你播種什麽，最終也會收獲什麽。事實上，造成今天的局麵，每個社會成員都有責任，但為政者更難辭其咎，他們對世風日下的社會大環境負有主導責任。
一個社會如果隻把擁有的權力和物質財富的多寡作為成功與否、地位高下的唯一度量衡，人們日常生活的潤滑油如果隻是憑勢力、托關係、找靠山，那麽這個社會創造的財富再多，人們也不會快樂。因為老子早就說過，“損不足以奉有餘”，更多的錢財便隻會積累更多的仇恨、滋生更多的不法之徒。即使那些講良心、守秩序的老實人，也很難快快樂樂地誠實生活、高高興興地善待他人。鬱悶是時代的心結。
中國，這個幾十年來經濟高速發展的國家，但願不要 有這樣的開創性，即第一次在社會學意義上證明了：倉廩足也可以不知禮節，物質豐富也照樣可以保持精神上的愚昧和貧窮。魯迅當年曾呼籲“救救孩子”，我相信為了自己的後代，今天的中國人也都在祈願社會公平、公正的早日實現、文明素質的真正提高。為此，我們願意等待，甚至可以忍耐，但不能白白等待！
作者: 郭小聰
一直以為，經濟發展與道德意識的提高有一定聯係，但絕不是富裕了，人的道德水準就可以提高。反過來而言，也並非是道德水準高的人都是富裕的人。就拿中國而言，改革開放時的人的道德水準要便富裕的今天要高，當時沒有這麽多的坑蒙拐騙。社會道德的提高必須有一個整體的環境，是一個耗時耗力的社會過程。不過，按照今天中國的狀況，道德的崩潰的速度還會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