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林深處
講一下我這一輩子經曆的三個朝代
正文
我這一生經曆了三個朝代：日本人統治的滿洲國，國民黨，和共產黨。可謂是三朝“元老”。不過我決算不上什麽元老，隻能算是草民。就叫三朝草民吧。
我1930年出生在中國東北遼寧省西部靠近錦州的一個叫虹螺峴（以附近的虹螺山得名）的農村小鎮。我出生的第二年，日本軍隊就占領了我國東北，並很快建立了滿洲國。我也就成了小亡國奴。
亡國奴時代
從我出生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我的整個童年全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度過的。我的小學是在紅螺峴讀的。雖然當地沒有日本人（日本殖民者都在城市居住），但日本人的統治隨處可見。所謂滿洲國，實際就是日本的殖民地。小學生已經被要求讀日語。當地的農民被要求交出糧食，名曰出荷糧。農民種的水稻收獲後，必須全部作為出荷糧上交，不得留下半點自己吃。這是專門供給來東北的日本人吃的。如有發現中國人吃大米，就會被作為經濟犯判罪。中國人的主食隻能是高粱米小米玉米等粗糧。隻有到過年（春節)時，才能吃上白麵和大米（還不能讓別人知道）。
我父親是個小學教員。從小就督促我好好學習。好在我不是太笨，學習成績一直是班上的尖子。我的個子小，不敢和旁的孩子打架（一打架我隻能是吃虧的)。多是自己一個人玩。晚上睡覺前，父親往往出幾道算術題，讓我在被窩裏心算。這樣來鍛煉我的智力。
我家並不很富有。從我記事起，我們是租房住。後來父親積攢了幾個錢，才有了自己的房子，並置辦了一些土地。由於父親隻會教書，土地就租給農民種，我們家收租。後來共產黨來了後，土改時我父親被劃為小地主，受到無情鬥爭，最後被掃地出門，沒收全部家產。
我家的夥食很簡單，一年見不到幾次肉。大多是全家6口人吃一塊豆腐。我經常去豆腐坊買豆腐，每次都是一塊。隻有我父親是例外。他是我家的特權階級。每天都讓我去給他買一兩肉，我媽單獨給他炒吃。他吃剩下的盤底（隻是一點殘湯），歸我這個唯一的男孩獨享，我的姐妹們隻能看著眼饞。這就是我們小地主家的生活。
我小學畢業以後，報考了錦州的中學。當時錦州有兩所中學，名叫第一和第二國民高等學校（簡稱國高），學曆四年。其中二高是較好的。我考的就是二高 。被錄取後於1942年初開始上課。對日本人的接觸也是從此開始。
錦州在東北屬於中等城市。當時設錦州省，省會在錦州。華人和日人的比例約為4：1.這些日本人都是在日本九一八入侵東北後，以殖民者的身份移民過來的。除軍人外，有不少商人，也有一些知識分子，擔任教師。他們在錦州都是趾高氣揚，橫行霸道，以占領者自居。可隨便打罵中國人，中國人不敢還手，隻能忍氣吞聲。
我讀書的第二國高，也有日本人，有的當教師，有的當副校長。副校長的權力要遠遠大於中國人的校長。我們的校長純粹是個傀儡，一切都聽副校長的。日本人推行的是奴化教育，要中國人當他們的奴才。我們這些學生每天朝會要先向日本天皇的方向鞠躬敬禮，其次向滿洲國的皇帝方向鞠躬敬禮，還要背誦“國民訓”。不時還要去日本神社敬拜。我們這些十幾歲的孩子啥也不懂，叫幹啥就幹啥。日本教師打罵學生是家常便飯。最可恨的是一個名叫宇田川的副校長，他曾經強迫學生在操場四肢著地爬，像豬狗一樣侮辱。對這個窮凶極惡的殖民者，雖然過去了70多年，我今天還準確記得他的名字。
我家離錦州約25公裏。隻能在校住宿。宿舍是一個個大房子。每室住二三十人。室內有雙層板鋪，冬季寒冷（無取暖設備），夏季蚊蟲叮咬。這些都還容易挺過去。最要命的是不讓我們吃飽飯。雖然都交了夥食費，但日本人就是絕不讓孩子們吃飽。食堂每天供應的幾乎全是玉米糊糊（玉米麵熬的粥）。每桌隻給稀稀的一盆玉米糊糊，隻夠每人喝一碗多一點。再加一點鹹菜。為了能盛到第二碗糊糊，頭一碗不能盛滿。這樣在很快喝完第一碗後，還能搶到第二碗。有的人就因為搶不到第二碗，和同學打架。即便能喝到第二碗糊糊，也是吃不飽。日本人就這樣陰狠地折磨我們這些正在長身體的十幾歲的孩子，讓我們發育不良，永遠當東亞病夫。
當時錦州除第一國高和第二國高兩所中學外，還有一所專供日本孩子上學的中學，我們叫它日本中學堂。這些日本學生繼承了父輩的霸氣，以大和民族為榮，也擺出殖民者的架勢，欺壓中國學生。有一次我校的一個同學，在路上被日本學生毆打。回校後向同學訴苦。同學們很氣憤，決定報複。找了幾個大個同學（我當時個子很小，不夠格），去街上截了個日本學生，也打了幾下。這下可捅了馬蜂窩。日本憲兵隊立即到我校調查，把參加打人的同學抓進憲兵隊。幸而很快就到了八一五。日本投降，這些同學才被放了出來。
我在日本人統治下生活了14年。受了幾年的奴化教育。但是，他們的奴化教育是不成功的。麵對日本人的欺壓，除極少數漢奸外，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恨日本人。沒有幾個甘心當奴隸的。我校的音樂教師劉希祥，就曾冒著很大危險，用抗日歌曲“工農兵聯合起來”的曲調，譜寫了校歌，讓我們唱。當時我們根本不知道這是抗日歌曲的曲調。日本人也不知道。
國民黨時代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後，東北出現了一段空白。無人統治。學校停課，我隻好回家。1945年秋冬，共產黨軍隊從關內開到錦州。緊接著國民黨軍隊就跟進來，把共產黨的軍隊趕跑。國民黨的接收大員接管了錦州，開始了它的統治。這段時間不長，到1948年秋，前後不過三年。
這三年我讀高中。原來的國高隻讀四年，要考大學就必須把高中讀完。錦州被國民黨統治後，不到兩年，同沈陽的交通被斷，成了孤城。外邊全是共產黨控製的地區。教師也不能安心教課。學生也不能安心學習。國民黨對學校不怎麽管，可能是無暇東顧。不記得學校開過政治課。學校的三青團也沒有啥活動。對國民黨接收大員的貪汙腐敗，我們中學生也隻是發發牢騷。老百姓流傳：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我當時是一心想上大學，刻苦準備考大學。很快挨到高中畢業（1948年夏）。
我的父親母親
我父親年輕時讀了師範學校，畢業後開始當小學教員。直到1937年左右，他辭去了教員工作，改作金錢借貸。就是人家把不用的錢放在他那裏，他把這些錢借給需要的人，他拿利息差。當時我家鄉虹螺峴沒有銀行。他就起個小銀行的作用。他就專門做這種生意。大概收入比當教員好一些，也不用每天去上班。在我的家鄉小鎮，雖不算富戶，也可以算是中上等人家。有幾十畝農田，大多出租給旁人，自己收取地租。為此，土改時被劃為小地主，沒收全部家產，掃地出門。所幸土改鬥爭時，他逃離在外，沒受到肉體折磨。代他受罪的是我的繼母。
父親對我們幾個孩子非常嚴厲，經常厲聲責罵 。我們見到父親，就像耗子見了貓，常常是嚇得渾身打戰 。對父親，我大多是怕，沒有多少愛。
我母親是個農家婦女，小腳，沒有文化。自己紡線織布，給孩子們做被褥和衣服。我們蓋的藍色麻花被子，全是母親用自己織的布，在染缸裏染色做成的。我們穿的衣服鞋襪，幾乎全是母親做的。她每天天不亮就起來幹活，一直忙到晚上孩子們都睡下，她還要為我們縫補衣服。她先後生了5個孩子，我有一個妹妹夭折。剩下三女一男，我排行老二。我的姐妹隻讀完小學，父親就不讓她們繼續讀了。隻有我這個兒子獨享特權，讓我讀中學。我父親吃剩下的特權菜的盤底，也由我獨享。盡管那個盤底也隻剩下一點殘湯，根本沒有任何肉渣。我母親成天幹活，積勞成疾，操勞過度，最後病倒。農村又沒有好的醫療條件。在我讀中學的第一年（我十二歲）時，她因病逝世。死時還不到45歲。我從錦州回家奔喪，我們幾個孩子哭成一團。我從此失去了最親愛的母親，成了沒媽的孩子。
不久，父親又娶了個女人，也就是我的繼母。這時，我常年在錦州讀書，一年回家住不了幾天。跟父親的關係也隻剩下
向他討要學費和生活費。跟繼母沒有什麽感情。我那時就想盡快考上大學，然後自己獨立生活，不再向父親伸手要錢。
大約是1946-1947年，共產黨遊擊隊常來紅螺峴。好多人都害怕被鬥，搬離了紅螺峴。我家也搬到了錦州。開始是租房住，後來買了個房子。一直到1948年共產黨軍隊打下了錦州，父親才又把家搬回紅螺峴。
我中學畢業後，錦州到沈陽的交通已經斷絕。沈陽也沒有幾所大學。我們這些畢業生隻好到關內去考大學。當時去關內的火車還通。錦州中學組織個流亡團，奔赴北京。參加到東北流亡學生的隊伍中。沒有住的地方，就到處強占。我們開始住在北京雍和宮，睡在殿堂的地板上。後來在北新橋王大人胡同發現一處某外交官的官邸。官員跑到外地，隻留下一對老人看房子。我們翻牆進去占為我們的棲身之地。國民黨政府對我們也無可奈何，不僅不幹預，還給我們發玉米麵，每人一天發一個玉米窩頭。我也就靠這個窩頭維持生命，沒有餓死。因為我身上早就沒有錢。我賭氣離的家，沒有向父親要錢。在北京報考了幾所大學。到九月初，天氣漸冷，我帶的的衣服不夠，幾個同學決定回錦州拿衣服。火車到了天津，就不能往前開了，鐵路已中斷。我們決定走海路到葫蘆島。 乘的是能載幾十人的機動船。從天津一出海，就碰到大浪。我是第一次乘海船，很快就開始嘔吐。直到把胃裏的東西全吐光，接著吐苦的膽汁。連開船的船工也吐，足見風浪之大。我們躺在船上，一點力氣都沒有，聽天由命。經過一天一夜的折騰，總算到了葫蘆島。但從葫蘆島到錦州的火車也已斷絕。距錦州約50公裏。我們開始徒步走。葫蘆島由國民黨占領，出來幾裏就是共產黨的世界。好在我們都是17-18歲的學生，沒有把我們當國民黨的特務抓起來。走到距錦州十幾裏時，碰見從前線視察地形回來的共軍首腦。他說前麵正在打仗，很危險，讓我們等打進錦州後再走進去。大概也是怕我們泄露機密吧。我們跟他們軍隊一起住了幾天，錦州就被攻破了。我回到了家。
共產黨時代
原來把家搬到錦州是為了躲共產黨，現在錦州也被共產黨占領，父親決定把家搬回紅螺峴。我曾勸告他，到鄉下會受到土改鬥爭，他不聽。回去後不久，就被劃為小地主，遭到鬥爭清算。
我一心要上大學，關裏已經不能去，隻好去沈陽找大學。11月到沈陽後，能找到的唯一大學是新成立的東北農學院。我本想上工學院，但沈陽沒有，隻好進了農學院。當時學校利用沈陽塔灣的一處房子，招收一些學生。入學後，學校供吃供住。不像我在北京時的挨餓。這第一個印象就不錯。學校隻有幾名工作人員，根本上不了課。沒過多久，決定北遷哈爾濱。
我的大學生涯
思想改造
1949年1月到達哈爾濱後，已經有一百多學生。開始上政治課，請哈爾濱市的領導人給講課。講抗日戰爭是共產黨打的，蔣介石抗戰時躲在峨眉山上。日本投降，他下山來摘桃子，爭奪勝利果實。國民黨無惡不作。共產黨一心為人民。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工人階級最先進。我們這些學生都屬於資產階級，必須徹底改造，才能更好的為人民服務。我們雖然毫無資產（我當時連牙粉都買不起，用食鹽刷牙），但都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必須接受改造。後來可能覺得把我們算資產階級有點勉強，又在前麵加了個“小”字，成了小資產階級。要深挖資產階級思想，徹底批判自己。名曰脫褲子割尾巴，脫胎換骨。每個人都把自己罵個狗血噴頭，豬狗不如。
除政治學習外，還要每個人交代個人曆史。我們當時都是不到20歲的小青年（我18歲）。究竟有多少曆史可以交代？但必須人人過關。自己在小組會上講，旁人分析批判你是否講的真實。會議領導人多是黨員，非常嚴厲。有的人經不起審問逼供，痛哭流涕。我們班有一名同學（姓侯），受不了這種折磨，於夜間上吊自殺。死後，被批為替國民黨殉葬。
這一段政治學習持續了半年多，直到1949年9月，才開始上課。我們這些學生，經過半年多的思想改造（實際是洗腦），對共產黨已是頂禮膜拜，把毛澤東奉為人民大救星，決心跟著共產黨走，甘當黨的馴服工具。我本來不願學農。到這時，反倒批判自己有個人打算，是個人主義（有個人誌願就是個人主義）。黨叫幹啥就幹啥。徹底成了奴隸，而且是心甘情願的奴隸。學校讓我入俄文班學俄文，我毫無異議，老老實實進了俄文班。口號是“做黨的螺絲釘，哪裏需要擰在哪”。從這裏可以看出，共產黨的思想改造是非常成功的。它遠遠超過了日本人的奴化教育，更超過了國民黨。當然，他們靠的是謊言和欺騙，而且一騙就是幾十年，人們才逐漸知道真相。共產黨這套本領是日本人和國民黨望塵莫及的。
正式開學
1949年9月，東北農學院正式開學。我被分配到俄文班專門學俄文，準備當翻譯。共產黨提出的口號是全麵學習蘇聯。為此，專門成立了兩個俄文班，培養翻譯。當時在哈爾濱有很多俄國人（據說超過10萬）。從他們中聘了幾位教師，教我們俄文。我們的老師是一位俄國老太太，名叫薇拉，伊娃史凱維奇。學識淵博，備課認真。她選的教材，既有俄羅斯古典文學，也有蘇聯現代作家的作品。我的俄文基礎全是她幫助打下的。我終生感念不忘。
開學後，推行集體主義學習，把班上的學生分成多少個互助組，提倡互相幫助。我在班上是尖子，就和班上最差的同學組成互助組。每天我得化很多時間幫他學習。可惜，他不是學習的材料。我使出最大的勁，也不見效果。直到畢業，他也沒有學好俄文。
俄文是世界上最難的文字之一。名詞有6種變格。名詞又分陽性，陰性和中性，變格都不一樣。這就要記住18種變格。名詞又分單數複數，變格又不同。這就是有36種變格。形容詞也一樣變格，也分性別和單複數。這又是36種變格。動詞又分完成體為和未完成體，主動和被動，還有形動詞和副動詞。記起來非常困難。為了幫助記憶，我利用大家熟悉的歌曲，編出俄文文法歌，教同學們唱。這樣對記憶很有幫助。
我學習俄文，並不吃力。倒是互助組讓我白白花了不少時間。或許我學習外文有一點聰明，我的成績遠遠超過其他同學。除該學習的課程外，我課外讀了很多書。圖書館的小說，我差不多都讀過。後來就開始試著看俄文的書刊。1950年冬，我學俄文剛一年，我試著翻譯了一篇文章（名字是“意誌就是力量”），投稿到東北地區青年團的報紙。很快就刊登出來，給我寄來稿費和那一份報紙。看到自己的名字登在報紙上，我高興異常。這是我第一篇發表的譯作。我那時20歲。但在當時的情況下（我經常被批判為個人英雄主義，隻專不紅），我哪裏敢張揚。隻能偷偷地把報紙藏起來，就像什麽事都沒發生。
除了學習俄文，我們也學習專業課。全班劃分為三個組：農學，畜牧和森林。我被分在森林組。學習與林業有關的基礎課和專業課。我在學習上一直遙遙領先。1951年，為了探索在南方陸地種植橡膠，中國政府邀請蘇聯派出代表團來考察。林業部（當時叫林墾部）向我校借翻譯。學校派我和另一人去北京當翻譯。去後不久，我就取代了原來部裏的翻譯，成了主角。那時我不過21歲。到廣西廣東海南考察，全是前所未見的新鮮事物。我興奮異常，終生難忘。蘇聯代表團回國後，林業部要把我立即留在部裏當翻譯。但我還想讀完大學，我們校長劉成棟也支持我（他兼任東北人民政府林業部副部長），我才得以返校讀書。
共產黨的階級鬥爭運動不斷，我們這些學生必須參加運動，叫做完成政治任務。教師的思想改造，要我們去“幫助”，批判他們的資產階級思想。三反五反，我們當打虎隊，呐喊助威。胡風事件，我們得學習報紙文件。此外，日常的政治學習必須保證。經常的生活檢討會，更是我最厭煩頭疼的。這是每個人都得過的關。會議的主持人多是黨員。會上，每人把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暴露出來，自己把自己罵個狗血噴頭。再由旁人嚴厲批判。一位男同學檢討他的自慰行為（手淫），在會上痛哭流涕。我隨蘇聯代表團去南方時買了幾件工藝品，也作為資產階級思想拿出來批判。
大學期間，除政治學習和生活檢討會外，我度過的還是很輕鬆的。同學到考試時，都在緊張地複習。唯有我，則和平時一樣，該玩就玩，因為學的那些課程，我已完全貫通。課外的俄文書籍我也讀了很多。我的考試成績，從一年級到畢業，幾乎全是5分（當時實行5分製）。
翻譯生涯
1953年，我大學畢業。學校已聘請兩位蘇聯專家來校講學，一位森林工程專家，一位農業機械專家。我班幾個學林的，全被留校。專家到校後，成立專家工作室。我雖然不是黨員，但黨員的業務不如我，隻好讓我當工作室的頭，實際就是專家的口譯員。
在被林業部借調北京期間，我曾見識過陳雲副總理的翻譯。那人的翻譯水平真叫我佩服地五體投地。從那以後，我就特別注意俄文跟中文的不同表達方式，盡量讓自己說出標準的俄文。同時，在讀報時，注意中文的表達詞句。鍛煉自己表達中文的能力，讓自己說出的每句話，盡量是標準的中國話，去掉那些虛詞。因而，在蘇聯專家到校後，我的翻譯水平雙方都滿意。學校經常請專家給全校師生作報告，介紹蘇聯大學的教學計劃，教學大綱和考試製度等。每次都是我擔任口譯。師生對我的翻譯很滿意。我也成了學校的知名人物，大大出了風頭。
1952年林學院從農學院分出，單獨成立林學院。東北林學院是當時全國最早聘請蘇聯專家的林學院。為了學習蘇聯，1956年南京林學院聘請我校蘇聯專家去短期講學。我就跟著去了南京。回哈爾濱路過北京，我被林業部留下，讓我擔任蘇聯森林工業代表團團長的翻譯。這樣，我又陪他們從北京一路到東北林區，作報告，表演技術。我的名聲傳遍了林業界，成了林業係統頂尖的俄文翻譯。黑龍江省委書記歐陽欽同蘇聯駐哈領事談農業，也叫我去當翻譯。1956年8月，林業部組團去蘇聯考察森林工業，團長由副部長劉成棟擔任，我又被點名跟團當翻譯。一直到1957年一月，我才回到學校。
1956年夏，我的蘇聯專家工作期滿回國。我們幾個翻譯分到專業教研室當助教。但我的翻譯生涯，一直持續到1957年1月我從蘇聯回國才結束。從1953年到1957年初這四年，是我一生最舒心的幾年。這也是跟我們林學院劉成棟院長的賞識分不開的。為了使用我的這點才華，學校不得不讓我這個非黨人士擔任要職，讓我到處風光，26歲時就出國。我的工資也比同班同學高一級。57年反右以後，我就被打入另冊，成了徹底的被改造對象。
被改造生涯
1957年5月，共產黨號召開展鳴放，讓非黨人士給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幾個民主黨派的頭頭紛紛提出意見。我們林學院屬於高等院校，是開展鳴放的重點區。我們係的領導召集下麵的小頭頭開會，布置鳴放。我當時是青年團支部書記，也參加了會。領導要求盡量發動群眾提意見，提任何意見都好，讓大家敞開思想。特別指示對不正確的意見也不得反駁。鳴放開始後，大家踴躍提意見。我曆來是黨叫幹啥就幹啥 ，是黨的馴服工具。我也就受到的不公平批評，提了意見。
事情是由我們專家工作室的一名翻譯而起的。他是我們幾個人當中俄文最差的，但它是黨員。校領導就讓他擔任林業經濟專家（1955年到校）的翻譯。領導做這個決定，當然用不著同我商量。他的翻譯質量很快就被蘇聯專家發現。該專家跟我說過幾次，我隻能拖著。後來專家硬要我去聽一次他的課。我知道還是為翻譯的事，但又不能不去。隻好硬著頭皮去聽課。結果可想而知。我們那位翻譯擔任口譯，譯的一塌糊塗。他不懂裝懂，瞎翻一氣。專家提一個問題要學生回答，由於他把問題譯錯，沒有一個學生答對。專家猜到是翻譯的問題。專家讓我回答，我當然答對了。專家當時氣得一擺手，“下課”。課後，他嚴肅地要我把實情向院領導報告。結果，該翻譯被撤換。為此，該翻譯對我恨之入骨。在生活會上，我受到黨總支委員的嚴厲批評，說我目無組織。可能是怪我沒有事先跟他這個黨員報告。我覺得很委屈。在鳴放會上我講了這件事。對其他受到委屈的人也表示了同情。不久，風頭突變，共產黨又號召反擊右派。中央發了令，下麵立即雷厲風行。原本是你要別人提意見，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著足戒”。現在又反過來倒打一耙，說提意見的人是右派進攻。人家提了幾條意見，就翻臉不認人。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當時我有病休養，也被叫回學校參加反右，先讓我當打手，。盡管想不通，為了自保，也得搖旗呐喊，反擊右派，上綱上線，嚴厲批判。我們30多人的森工係，就打出5個右派。我雖然盡了最大努力，但也幾乎被打成右派。多虧劉成棟院長保了一下，得以過關，但被定為中右。
反右後，1958年春，我就被派到學校在小興安嶺建立的涼水林場，名曰勞動鍛煉，實為勞動改造。林場的條件非常艱苦。冬季氣溫零下40度，夏季蚊蟲叮咬。我們去時沒有任何蔬菜，隻能靠鹽水泡黃豆當菜吃。林場的勞動力由幾十名右派和一些工人構成。我和他們一起勞動，一天勞動10多個小時。在林場“鍛煉”了四年。1962年才讓我回校教課。沒過幾年(1966)，文化大革命開始，高等學校首當其衝。我們林學院建立了許多專案組，鬥爭教授等知識分子。毛澤東提出：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知識越多越反動。不到1000人的林學院，被逼非正常死亡的就達14人，多數是高級知識分子。我作為“漏網右派”被揪出，受盡了淩辱折磨批判鬥爭，總算死裏逃生，保住了性命。後來我全家被驅趕到農村插隊落戶，和農民一起勞動三年。直到1972年才離開農村，回到學校。1976年毛澤東逝世，文化大革命結束，我的厄運才到頭。從1957年到1976年，正是我27歲到46歲本可以有所作為的寶貴時間段，這20年我始終處於被改造地位，受盡淩辱，不斷接受批判鬥爭，一直幹著繁重的體力勞動。我一生中最寶貴的這段時光，就這樣被糟蹋掉了。
我一直無限信仰的共產黨和偉大領袖毛澤東，就是這樣殘酷地對待它的馴服奴隸。隨著它的欺騙謊言逐漸被揭穿，我也逐漸認識了這個現代最殘暴的專製政黨和大獨裁者。
共產黨在取得政權以前，高喊要民主，反獨裁的口號。聯合一切民主黨派，反對國民黨的“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政黨”。甚至提出要實現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四大自由。但是，在打倒了國民黨後，立即宣布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共產黨一黨專政。把原來的同盟民主黨派，統統稱為資產階級政黨，嚴厲打壓。把原來自己說過的話和做的承諾，統統推翻。毛澤東成了無法無天的專製皇帝。先後發動反右，大躍進以及文化大革命，害死無數知識精英和幾千萬百姓，把中國 經濟弄到崩潰的邊緣。這些罪行至今得不到清算。他的頭像至今還掛在天安門上。反毛被視為反共反革命，要被抓進監獄判刑。中國何時才能對老百姓講真理呢？何時才能讓這段曆史回歸本來麵目呢？
我1930年出生在中國東北遼寧省西部靠近錦州的一個叫虹螺峴（以附近的虹螺山得名）的農村小鎮。我出生的第二年，日本軍隊就占領了我國東北，並很快建立了滿洲國。我也就成了小亡國奴。
亡國奴時代
從我出生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我的整個童年全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度過的。我的小學是在紅螺峴讀的。雖然當地沒有日本人（日本殖民者都在城市居住），但日本人的統治隨處可見。所謂滿洲國，實際就是日本的殖民地。小學生已經被要求讀日語。當地的農民被要求交出糧食，名曰出荷糧。農民種的水稻收獲後，必須全部作為出荷糧上交，不得留下半點自己吃。這是專門供給來東北的日本人吃的。如有發現中國人吃大米，就會被作為經濟犯判罪。中國人的主食隻能是高粱米小米玉米等粗糧。隻有到過年（春節)時，才能吃上白麵和大米（還不能讓別人知道）。
我父親是個小學教員。從小就督促我好好學習。好在我不是太笨，學習成績一直是班上的尖子。我的個子小，不敢和旁的孩子打架（一打架我隻能是吃虧的)。多是自己一個人玩。晚上睡覺前，父親往往出幾道算術題，讓我在被窩裏心算。這樣來鍛煉我的智力。
我家並不很富有。從我記事起，我們是租房住。後來父親積攢了幾個錢，才有了自己的房子，並置辦了一些土地。由於父親隻會教書，土地就租給農民種，我們家收租。後來共產黨來了後，土改時我父親被劃為小地主，受到無情鬥爭，最後被掃地出門，沒收全部家產。
我家的夥食很簡單，一年見不到幾次肉。大多是全家6口人吃一塊豆腐。我經常去豆腐坊買豆腐，每次都是一塊。隻有我父親是例外。他是我家的特權階級。每天都讓我去給他買一兩肉，我媽單獨給他炒吃。他吃剩下的盤底（隻是一點殘湯），歸我這個唯一的男孩獨享，我的姐妹們隻能看著眼饞。這就是我們小地主家的生活。
我小學畢業以後，報考了錦州的中學。當時錦州有兩所中學，名叫第一和第二國民高等學校（簡稱國高），學曆四年。其中二高是較好的。我考的就是二高 。被錄取後於1942年初開始上課。對日本人的接觸也是從此開始。
錦州在東北屬於中等城市。當時設錦州省，省會在錦州。華人和日人的比例約為4：1.這些日本人都是在日本九一八入侵東北後，以殖民者的身份移民過來的。除軍人外，有不少商人，也有一些知識分子，擔任教師。他們在錦州都是趾高氣揚，橫行霸道，以占領者自居。可隨便打罵中國人，中國人不敢還手，隻能忍氣吞聲。
我讀書的第二國高，也有日本人，有的當教師，有的當副校長。副校長的權力要遠遠大於中國人的校長。我們的校長純粹是個傀儡，一切都聽副校長的。日本人推行的是奴化教育，要中國人當他們的奴才。我們這些學生每天朝會要先向日本天皇的方向鞠躬敬禮，其次向滿洲國的皇帝方向鞠躬敬禮，還要背誦“國民訓”。不時還要去日本神社敬拜。我們這些十幾歲的孩子啥也不懂，叫幹啥就幹啥。日本教師打罵學生是家常便飯。最可恨的是一個名叫宇田川的副校長，他曾經強迫學生在操場四肢著地爬，像豬狗一樣侮辱。對這個窮凶極惡的殖民者，雖然過去了70多年，我今天還準確記得他的名字。
我家離錦州約25公裏。隻能在校住宿。宿舍是一個個大房子。每室住二三十人。室內有雙層板鋪，冬季寒冷（無取暖設備），夏季蚊蟲叮咬。這些都還容易挺過去。最要命的是不讓我們吃飽飯。雖然都交了夥食費，但日本人就是絕不讓孩子們吃飽。食堂每天供應的幾乎全是玉米糊糊（玉米麵熬的粥）。每桌隻給稀稀的一盆玉米糊糊，隻夠每人喝一碗多一點。再加一點鹹菜。為了能盛到第二碗糊糊，頭一碗不能盛滿。這樣在很快喝完第一碗後，還能搶到第二碗。有的人就因為搶不到第二碗，和同學打架。即便能喝到第二碗糊糊，也是吃不飽。日本人就這樣陰狠地折磨我們這些正在長身體的十幾歲的孩子，讓我們發育不良，永遠當東亞病夫。
當時錦州除第一國高和第二國高兩所中學外，還有一所專供日本孩子上學的中學，我們叫它日本中學堂。這些日本學生繼承了父輩的霸氣，以大和民族為榮，也擺出殖民者的架勢，欺壓中國學生。有一次我校的一個同學，在路上被日本學生毆打。回校後向同學訴苦。同學們很氣憤，決定報複。找了幾個大個同學（我當時個子很小，不夠格），去街上截了個日本學生，也打了幾下。這下可捅了馬蜂窩。日本憲兵隊立即到我校調查，把參加打人的同學抓進憲兵隊。幸而很快就到了八一五。日本投降，這些同學才被放了出來。
我在日本人統治下生活了14年。受了幾年的奴化教育。但是，他們的奴化教育是不成功的。麵對日本人的欺壓，除極少數漢奸外，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恨日本人。沒有幾個甘心當奴隸的。我校的音樂教師劉希祥，就曾冒著很大危險，用抗日歌曲“工農兵聯合起來”的曲調，譜寫了校歌，讓我們唱。當時我們根本不知道這是抗日歌曲的曲調。日本人也不知道。
國民黨時代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後，東北出現了一段空白。無人統治。學校停課，我隻好回家。1945年秋冬，共產黨軍隊從關內開到錦州。緊接著國民黨軍隊就跟進來，把共產黨的軍隊趕跑。國民黨的接收大員接管了錦州，開始了它的統治。這段時間不長，到1948年秋，前後不過三年。
這三年我讀高中。原來的國高隻讀四年，要考大學就必須把高中讀完。錦州被國民黨統治後，不到兩年，同沈陽的交通被斷，成了孤城。外邊全是共產黨控製的地區。教師也不能安心教課。學生也不能安心學習。國民黨對學校不怎麽管，可能是無暇東顧。不記得學校開過政治課。學校的三青團也沒有啥活動。對國民黨接收大員的貪汙腐敗，我們中學生也隻是發發牢騷。老百姓流傳：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我當時是一心想上大學，刻苦準備考大學。很快挨到高中畢業（1948年夏）。
我的父親母親
我父親年輕時讀了師範學校，畢業後開始當小學教員。直到1937年左右，他辭去了教員工作，改作金錢借貸。就是人家把不用的錢放在他那裏，他把這些錢借給需要的人，他拿利息差。當時我家鄉虹螺峴沒有銀行。他就起個小銀行的作用。他就專門做這種生意。大概收入比當教員好一些，也不用每天去上班。在我的家鄉小鎮，雖不算富戶，也可以算是中上等人家。有幾十畝農田，大多出租給旁人，自己收取地租。為此，土改時被劃為小地主，沒收全部家產，掃地出門。所幸土改鬥爭時，他逃離在外，沒受到肉體折磨。代他受罪的是我的繼母。
父親對我們幾個孩子非常嚴厲，經常厲聲責罵 。我們見到父親，就像耗子見了貓，常常是嚇得渾身打戰 。對父親，我大多是怕，沒有多少愛。
我母親是個農家婦女，小腳，沒有文化。自己紡線織布，給孩子們做被褥和衣服。我們蓋的藍色麻花被子，全是母親用自己織的布，在染缸裏染色做成的。我們穿的衣服鞋襪，幾乎全是母親做的。她每天天不亮就起來幹活，一直忙到晚上孩子們都睡下，她還要為我們縫補衣服。她先後生了5個孩子，我有一個妹妹夭折。剩下三女一男，我排行老二。我的姐妹隻讀完小學，父親就不讓她們繼續讀了。隻有我這個兒子獨享特權，讓我讀中學。我父親吃剩下的特權菜的盤底，也由我獨享。盡管那個盤底也隻剩下一點殘湯，根本沒有任何肉渣。我母親成天幹活，積勞成疾，操勞過度，最後病倒。農村又沒有好的醫療條件。在我讀中學的第一年（我十二歲）時，她因病逝世。死時還不到45歲。我從錦州回家奔喪，我們幾個孩子哭成一團。我從此失去了最親愛的母親，成了沒媽的孩子。
不久，父親又娶了個女人，也就是我的繼母。這時，我常年在錦州讀書，一年回家住不了幾天。跟父親的關係也隻剩下
向他討要學費和生活費。跟繼母沒有什麽感情。我那時就想盡快考上大學，然後自己獨立生活，不再向父親伸手要錢。
大約是1946-1947年，共產黨遊擊隊常來紅螺峴。好多人都害怕被鬥，搬離了紅螺峴。我家也搬到了錦州。開始是租房住，後來買了個房子。一直到1948年共產黨軍隊打下了錦州，父親才又把家搬回紅螺峴。
我中學畢業後，錦州到沈陽的交通已經斷絕。沈陽也沒有幾所大學。我們這些畢業生隻好到關內去考大學。當時去關內的火車還通。錦州中學組織個流亡團，奔赴北京。參加到東北流亡學生的隊伍中。沒有住的地方，就到處強占。我們開始住在北京雍和宮，睡在殿堂的地板上。後來在北新橋王大人胡同發現一處某外交官的官邸。官員跑到外地，隻留下一對老人看房子。我們翻牆進去占為我們的棲身之地。國民黨政府對我們也無可奈何，不僅不幹預，還給我們發玉米麵，每人一天發一個玉米窩頭。我也就靠這個窩頭維持生命，沒有餓死。因為我身上早就沒有錢。我賭氣離的家，沒有向父親要錢。在北京報考了幾所大學。到九月初，天氣漸冷，我帶的的衣服不夠，幾個同學決定回錦州拿衣服。火車到了天津，就不能往前開了，鐵路已中斷。我們決定走海路到葫蘆島。 乘的是能載幾十人的機動船。從天津一出海，就碰到大浪。我是第一次乘海船，很快就開始嘔吐。直到把胃裏的東西全吐光，接著吐苦的膽汁。連開船的船工也吐，足見風浪之大。我們躺在船上，一點力氣都沒有，聽天由命。經過一天一夜的折騰，總算到了葫蘆島。但從葫蘆島到錦州的火車也已斷絕。距錦州約50公裏。我們開始徒步走。葫蘆島由國民黨占領，出來幾裏就是共產黨的世界。好在我們都是17-18歲的學生，沒有把我們當國民黨的特務抓起來。走到距錦州十幾裏時，碰見從前線視察地形回來的共軍首腦。他說前麵正在打仗，很危險，讓我們等打進錦州後再走進去。大概也是怕我們泄露機密吧。我們跟他們軍隊一起住了幾天，錦州就被攻破了。我回到了家。
共產黨時代
原來把家搬到錦州是為了躲共產黨，現在錦州也被共產黨占領，父親決定把家搬回紅螺峴。我曾勸告他，到鄉下會受到土改鬥爭，他不聽。回去後不久，就被劃為小地主，遭到鬥爭清算。
我一心要上大學，關裏已經不能去，隻好去沈陽找大學。11月到沈陽後，能找到的唯一大學是新成立的東北農學院。我本想上工學院，但沈陽沒有，隻好進了農學院。當時學校利用沈陽塔灣的一處房子，招收一些學生。入學後，學校供吃供住。不像我在北京時的挨餓。這第一個印象就不錯。學校隻有幾名工作人員，根本上不了課。沒過多久，決定北遷哈爾濱。
我的大學生涯
思想改造
1949年1月到達哈爾濱後，已經有一百多學生。開始上政治課，請哈爾濱市的領導人給講課。講抗日戰爭是共產黨打的，蔣介石抗戰時躲在峨眉山上。日本投降，他下山來摘桃子，爭奪勝利果實。國民黨無惡不作。共產黨一心為人民。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工人階級最先進。我們這些學生都屬於資產階級，必須徹底改造，才能更好的為人民服務。我們雖然毫無資產（我當時連牙粉都買不起，用食鹽刷牙），但都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必須接受改造。後來可能覺得把我們算資產階級有點勉強，又在前麵加了個“小”字，成了小資產階級。要深挖資產階級思想，徹底批判自己。名曰脫褲子割尾巴，脫胎換骨。每個人都把自己罵個狗血噴頭，豬狗不如。
除政治學習外，還要每個人交代個人曆史。我們當時都是不到20歲的小青年（我18歲）。究竟有多少曆史可以交代？但必須人人過關。自己在小組會上講，旁人分析批判你是否講的真實。會議領導人多是黨員，非常嚴厲。有的人經不起審問逼供，痛哭流涕。我們班有一名同學（姓侯），受不了這種折磨，於夜間上吊自殺。死後，被批為替國民黨殉葬。
這一段政治學習持續了半年多，直到1949年9月，才開始上課。我們這些學生，經過半年多的思想改造（實際是洗腦），對共產黨已是頂禮膜拜，把毛澤東奉為人民大救星，決心跟著共產黨走，甘當黨的馴服工具。我本來不願學農。到這時，反倒批判自己有個人打算，是個人主義（有個人誌願就是個人主義）。黨叫幹啥就幹啥。徹底成了奴隸，而且是心甘情願的奴隸。學校讓我入俄文班學俄文，我毫無異議，老老實實進了俄文班。口號是“做黨的螺絲釘，哪裏需要擰在哪”。從這裏可以看出，共產黨的思想改造是非常成功的。它遠遠超過了日本人的奴化教育，更超過了國民黨。當然，他們靠的是謊言和欺騙，而且一騙就是幾十年，人們才逐漸知道真相。共產黨這套本領是日本人和國民黨望塵莫及的。
正式開學
1949年9月，東北農學院正式開學。我被分配到俄文班專門學俄文，準備當翻譯。共產黨提出的口號是全麵學習蘇聯。為此，專門成立了兩個俄文班，培養翻譯。當時在哈爾濱有很多俄國人（據說超過10萬）。從他們中聘了幾位教師，教我們俄文。我們的老師是一位俄國老太太，名叫薇拉，伊娃史凱維奇。學識淵博，備課認真。她選的教材，既有俄羅斯古典文學，也有蘇聯現代作家的作品。我的俄文基礎全是她幫助打下的。我終生感念不忘。
開學後，推行集體主義學習，把班上的學生分成多少個互助組，提倡互相幫助。我在班上是尖子，就和班上最差的同學組成互助組。每天我得化很多時間幫他學習。可惜，他不是學習的材料。我使出最大的勁，也不見效果。直到畢業，他也沒有學好俄文。
俄文是世界上最難的文字之一。名詞有6種變格。名詞又分陽性，陰性和中性，變格都不一樣。這就要記住18種變格。名詞又分單數複數，變格又不同。這就是有36種變格。形容詞也一樣變格，也分性別和單複數。這又是36種變格。動詞又分完成體為和未完成體，主動和被動，還有形動詞和副動詞。記起來非常困難。為了幫助記憶，我利用大家熟悉的歌曲，編出俄文文法歌，教同學們唱。這樣對記憶很有幫助。
我學習俄文，並不吃力。倒是互助組讓我白白花了不少時間。或許我學習外文有一點聰明，我的成績遠遠超過其他同學。除該學習的課程外，我課外讀了很多書。圖書館的小說，我差不多都讀過。後來就開始試著看俄文的書刊。1950年冬，我學俄文剛一年，我試著翻譯了一篇文章（名字是“意誌就是力量”），投稿到東北地區青年團的報紙。很快就刊登出來，給我寄來稿費和那一份報紙。看到自己的名字登在報紙上，我高興異常。這是我第一篇發表的譯作。我那時20歲。但在當時的情況下（我經常被批判為個人英雄主義，隻專不紅），我哪裏敢張揚。隻能偷偷地把報紙藏起來，就像什麽事都沒發生。
除了學習俄文，我們也學習專業課。全班劃分為三個組：農學，畜牧和森林。我被分在森林組。學習與林業有關的基礎課和專業課。我在學習上一直遙遙領先。1951年，為了探索在南方陸地種植橡膠，中國政府邀請蘇聯派出代表團來考察。林業部（當時叫林墾部）向我校借翻譯。學校派我和另一人去北京當翻譯。去後不久，我就取代了原來部裏的翻譯，成了主角。那時我不過21歲。到廣西廣東海南考察，全是前所未見的新鮮事物。我興奮異常，終生難忘。蘇聯代表團回國後，林業部要把我立即留在部裏當翻譯。但我還想讀完大學，我們校長劉成棟也支持我（他兼任東北人民政府林業部副部長），我才得以返校讀書。
共產黨的階級鬥爭運動不斷，我們這些學生必須參加運動，叫做完成政治任務。教師的思想改造，要我們去“幫助”，批判他們的資產階級思想。三反五反，我們當打虎隊，呐喊助威。胡風事件，我們得學習報紙文件。此外，日常的政治學習必須保證。經常的生活檢討會，更是我最厭煩頭疼的。這是每個人都得過的關。會議的主持人多是黨員。會上，每人把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暴露出來，自己把自己罵個狗血噴頭。再由旁人嚴厲批判。一位男同學檢討他的自慰行為（手淫），在會上痛哭流涕。我隨蘇聯代表團去南方時買了幾件工藝品，也作為資產階級思想拿出來批判。
大學期間，除政治學習和生活檢討會外，我度過的還是很輕鬆的。同學到考試時，都在緊張地複習。唯有我，則和平時一樣，該玩就玩，因為學的那些課程，我已完全貫通。課外的俄文書籍我也讀了很多。我的考試成績，從一年級到畢業，幾乎全是5分（當時實行5分製）。
翻譯生涯
1953年，我大學畢業。學校已聘請兩位蘇聯專家來校講學，一位森林工程專家，一位農業機械專家。我班幾個學林的，全被留校。專家到校後，成立專家工作室。我雖然不是黨員，但黨員的業務不如我，隻好讓我當工作室的頭，實際就是專家的口譯員。
在被林業部借調北京期間，我曾見識過陳雲副總理的翻譯。那人的翻譯水平真叫我佩服地五體投地。從那以後，我就特別注意俄文跟中文的不同表達方式，盡量讓自己說出標準的俄文。同時，在讀報時，注意中文的表達詞句。鍛煉自己表達中文的能力，讓自己說出的每句話，盡量是標準的中國話，去掉那些虛詞。因而，在蘇聯專家到校後，我的翻譯水平雙方都滿意。學校經常請專家給全校師生作報告，介紹蘇聯大學的教學計劃，教學大綱和考試製度等。每次都是我擔任口譯。師生對我的翻譯很滿意。我也成了學校的知名人物，大大出了風頭。
1952年林學院從農學院分出，單獨成立林學院。東北林學院是當時全國最早聘請蘇聯專家的林學院。為了學習蘇聯，1956年南京林學院聘請我校蘇聯專家去短期講學。我就跟著去了南京。回哈爾濱路過北京，我被林業部留下，讓我擔任蘇聯森林工業代表團團長的翻譯。這樣，我又陪他們從北京一路到東北林區，作報告，表演技術。我的名聲傳遍了林業界，成了林業係統頂尖的俄文翻譯。黑龍江省委書記歐陽欽同蘇聯駐哈領事談農業，也叫我去當翻譯。1956年8月，林業部組團去蘇聯考察森林工業，團長由副部長劉成棟擔任，我又被點名跟團當翻譯。一直到1957年一月，我才回到學校。
1956年夏，我的蘇聯專家工作期滿回國。我們幾個翻譯分到專業教研室當助教。但我的翻譯生涯，一直持續到1957年1月我從蘇聯回國才結束。從1953年到1957年初這四年，是我一生最舒心的幾年。這也是跟我們林學院劉成棟院長的賞識分不開的。為了使用我的這點才華，學校不得不讓我這個非黨人士擔任要職，讓我到處風光，26歲時就出國。我的工資也比同班同學高一級。57年反右以後，我就被打入另冊，成了徹底的被改造對象。
被改造生涯
1957年5月，共產黨號召開展鳴放，讓非黨人士給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幾個民主黨派的頭頭紛紛提出意見。我們林學院屬於高等院校，是開展鳴放的重點區。我們係的領導召集下麵的小頭頭開會，布置鳴放。我當時是青年團支部書記，也參加了會。領導要求盡量發動群眾提意見，提任何意見都好，讓大家敞開思想。特別指示對不正確的意見也不得反駁。鳴放開始後，大家踴躍提意見。我曆來是黨叫幹啥就幹啥 ，是黨的馴服工具。我也就受到的不公平批評，提了意見。
事情是由我們專家工作室的一名翻譯而起的。他是我們幾個人當中俄文最差的，但它是黨員。校領導就讓他擔任林業經濟專家（1955年到校）的翻譯。領導做這個決定，當然用不著同我商量。他的翻譯質量很快就被蘇聯專家發現。該專家跟我說過幾次，我隻能拖著。後來專家硬要我去聽一次他的課。我知道還是為翻譯的事，但又不能不去。隻好硬著頭皮去聽課。結果可想而知。我們那位翻譯擔任口譯，譯的一塌糊塗。他不懂裝懂，瞎翻一氣。專家提一個問題要學生回答，由於他把問題譯錯，沒有一個學生答對。專家猜到是翻譯的問題。專家讓我回答，我當然答對了。專家當時氣得一擺手，“下課”。課後，他嚴肅地要我把實情向院領導報告。結果，該翻譯被撤換。為此，該翻譯對我恨之入骨。在生活會上，我受到黨總支委員的嚴厲批評，說我目無組織。可能是怪我沒有事先跟他這個黨員報告。我覺得很委屈。在鳴放會上我講了這件事。對其他受到委屈的人也表示了同情。不久，風頭突變，共產黨又號召反擊右派。中央發了令，下麵立即雷厲風行。原本是你要別人提意見，提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著足戒”。現在又反過來倒打一耙，說提意見的人是右派進攻。人家提了幾條意見，就翻臉不認人。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當時我有病休養，也被叫回學校參加反右，先讓我當打手，。盡管想不通，為了自保，也得搖旗呐喊，反擊右派，上綱上線，嚴厲批判。我們30多人的森工係，就打出5個右派。我雖然盡了最大努力，但也幾乎被打成右派。多虧劉成棟院長保了一下，得以過關，但被定為中右。
反右後，1958年春，我就被派到學校在小興安嶺建立的涼水林場，名曰勞動鍛煉，實為勞動改造。林場的條件非常艱苦。冬季氣溫零下40度，夏季蚊蟲叮咬。我們去時沒有任何蔬菜，隻能靠鹽水泡黃豆當菜吃。林場的勞動力由幾十名右派和一些工人構成。我和他們一起勞動，一天勞動10多個小時。在林場“鍛煉”了四年。1962年才讓我回校教課。沒過幾年(1966)，文化大革命開始，高等學校首當其衝。我們林學院建立了許多專案組，鬥爭教授等知識分子。毛澤東提出：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知識越多越反動。不到1000人的林學院，被逼非正常死亡的就達14人，多數是高級知識分子。我作為“漏網右派”被揪出，受盡了淩辱折磨批判鬥爭，總算死裏逃生，保住了性命。後來我全家被驅趕到農村插隊落戶，和農民一起勞動三年。直到1972年才離開農村，回到學校。1976年毛澤東逝世，文化大革命結束，我的厄運才到頭。從1957年到1976年，正是我27歲到46歲本可以有所作為的寶貴時間段，這20年我始終處於被改造地位，受盡淩辱，不斷接受批判鬥爭，一直幹著繁重的體力勞動。我一生中最寶貴的這段時光，就這樣被糟蹋掉了。
我一直無限信仰的共產黨和偉大領袖毛澤東，就是這樣殘酷地對待它的馴服奴隸。隨著它的欺騙謊言逐漸被揭穿，我也逐漸認識了這個現代最殘暴的專製政黨和大獨裁者。
共產黨在取得政權以前，高喊要民主，反獨裁的口號。聯合一切民主黨派，反對國民黨的“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政黨”。甚至提出要實現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四大自由。但是，在打倒了國民黨後，立即宣布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共產黨一黨專政。把原來的同盟民主黨派，統統稱為資產階級政黨，嚴厲打壓。把原來自己說過的話和做的承諾，統統推翻。毛澤東成了無法無天的專製皇帝。先後發動反右，大躍進以及文化大革命，害死無數知識精英和幾千萬百姓，把中國 經濟弄到崩潰的邊緣。這些罪行至今得不到清算。他的頭像至今還掛在天安門上。反毛被視為反共反革命，要被抓進監獄判刑。中國何時才能對老百姓講真理呢？何時才能讓這段曆史回歸本來麵目呢？
光大伯，您經曆過的這些痛苦，我雖然是年輕人，但是感同身受。
如果日本沒戰敗，光大伯就是帝國大學的材料啊。至少也是新京什麽高等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