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4日,在各種膚色眾多的攝影記者,文字記者簇擁下,一個年輕人拖著一輛架子車從日本山形縣飽海郡的高瀨村的一片鬆樹林裏的小屋出來,朝停在樹林外的汽車走去。
堂堂陸軍中將的官邸
石原莞爾費力地走出家門
膝蓋上蓋著一床毛毯坐在車上的是一位衰弱的老人,除了炯炯有神的眼睛之外,這個人的一切似乎在告訴人們,生命正在離他而去。
看起來行將就木的“老人”其實並不老,才59歲。這位看起來隨時可能倒斃的人是曾任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參謀本部作戰課長,部長,第16師團師團長的石原莞爾退役陸軍中將。
是他策動了“9.18事變”,發動起來了日本帝國的戰爭機器,給亞洲太平洋地區的人民帶來了三千多萬的死亡和無法統計的財產損失。應該說他是開始戰爭的第一個人。
然而,占領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公布的幾百人的甲級戰爭犯罪嫌疑人名單中卻沒有石原莞爾中將的名字,他現在是到設在酒田市商工會議所的“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出差法庭”去作證。因為他已經到了膀胱癌晚期,無法自行行走,不能去東京出庭。作為一種變通,東京派了檢察官來酒田聽取他的證詞。不誇大地說,這個人的證詞將影響東京國際軍事法庭的走向,所以各國的記者都來了,想記下著曆史的一幕。
其實這不僅是因為石原病重。事實上從1946年初開始東京軍事法庭已經和石原打過幾次交道了,領教了這位軟硬不吃,破罐子破摔的滾刀肉脾氣。當時一位美國檢察官到東京九段的遞信病院盤問病床上的石原莞爾:“知不知道橋本欣五郎?”
“不知道。”
“知不知道橋本欣五郎和板垣征四郎的關係?”
“不知道。”
“再問一遍,知不知道橋本欣五郎和板垣征四郎的關係?”
“不知道。”
美國檢察官火了:“我不相信,你好好想一想,明天我再來。”說著朝門外走去。
可是在他身後突然爆發了一聲怒吼,窗玻璃都震的嗡嗡作響:“等一下”。
石原大喊了起來,根本不像一個已經走近了生命終點的病人:“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雖然都是軍人,但肯定有親疏。你是什麽態度?到人家房間來,連問句好的禮貌都不會嗎?”
可是第二天去的是另一位美國檢察官。碰上石原那天也情緒不錯,主動就開口了:“我要是參謀總長,這場戰爭日本就不會失敗,像今天這樣你們耀武揚威的事就不會有。”
檢查官沒理他,直接就開始問問題了:“你認為頭號戰爭罪犯是誰?”
“你們美國的杜魯門總統。”
“胡說八道,我們美國是戰勝國,怎麽會有戰犯?”
“難道隻有戰敗國才有戰犯?你們的杜魯門總統在就職時候撒向日本的傳單裏說:‘如果日本國民和軍人協力進行戰爭,我們將不分老人和婦幼地進行轟炸’,那是什麽行為?”
“那僅僅是一種威脅。”
“事實上不是有過‘戰略轟炸’,不是有了廣島和長崎嗎?”
不等檢察官回答,石原反而盤問起檢察官來了:“日本的戰爭犯罪準備上溯追查到哪兒為止?”
檢察官還是盡力保持冷靜:“我想要回溯到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
“為什麽?”
“滿洲事變的根源在於日本開始侵略大陸的甲午和日俄這兩場戰爭。”
石原笑了:“說得好,那麽請把帶領黑船艦隊打開日本國門的佩裏上校請來。”
美國檢察官沒弄懂石原的意思:“請佩裏上校幹嘛?”
“我們在德川幕府時代沒打過台灣和滿洲的主意,是從你們美國來的佩裏上校用大炮打開了日本的國門,把日本趕進了現代世界,是你們自己教會了日本掠奪和侵略。元凶就是那個佩裏,怎麽樣?從地獄裏把佩裏叫回來怎麽樣?”
石原莞爾就是這種脾氣和性格,真要把石原莞爾弄到東京法庭的主會場去當眾作證,誰也不知道他會說出什麽讓人尷尬的話來。政治力學又一次起作用了,東京國際軍事法庭特別在酒田市組織了一個“出差法庭”來聽取證言,其實這是遠東軍事法庭總檢察長季南和石原莞爾的老部下,第202師團長片倉衷少將達成的一個諒解。
在酒田市商工會議所內特別法庭內的情景
開庭後,法庭檢察團首先問石原有沒有什麽話要說的,石原開口就說:“我想說的話堆積如山,滿洲事變的中心人物就是我石原莞爾,但是這個石原為什麽不是戰犯?這根本不合邏輯。”,檢察團隻好趕緊打斷他,提出下一個問題:“聽說你和東條意見對立,是這樣的嗎?”
石原總算知道了為什麽他不是戰犯——東京國際法庭是以東條劃線,他不在戰犯名單上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是東條英機的對頭:“東條是沒有自己意見的人,和沒有意見的人怎麽可能發生意見對立?”
法庭的空氣頓時就全由石原控製了,在場的美國記者馬克·蓋恩這樣描寫當時的情景:“石原的眼睛十分嚴峻,幾乎沒眨過,想要把我們射穿一樣”。
檢察官想扭轉這種空氣:“證人請不要說與詢問無關的話,隻需回答yes或no”。
接下來的問題是:“滿洲事變給中國方麵造成了多大損害?”
石原反唇相譏:“請法官大人教我一下這個問題應該如何用yes或者no來回答”。
美方檢察官 Lt Eric W Fleisher 和 Mr Lester C Dunnigan
在眾多記者的麵前,詢問延續了兩天。法庭幾乎沒有得到有價值的新證詞,反而法庭成了石原莞爾為被逮捕了的原日本陸軍領導人,現戰爭罪犯們辯護和同情的表演場。唯一的例外就是對東條英機。在法庭聽證完畢以後對各國記者發表的談話中石原莞爾是這麽說的:“東條英機實際上應該去當會計軍官,讓他去管十挺機槍可能不會出任何問題,十挺以上就不知道了。他肯定在法庭上會認真地做筆記,但怎樣隻用這些筆記就已經超過了他的智力水平了”。
特別法庭的成員正在開會商量如何對付這個軟硬不吃的"證人“
這就是石原莞爾,也算讓檢察官們開了眼了。在他們辦案的過程中,看見過的耍賴,告饒,痛哭流涕甚至跪地哀求的太多了,像石原莞爾這種軟硬不吃哭著喊著要當戰犯的另類還是頭一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