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力群為《高崗事件考辯》代序——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

李力群為《高崗事件考辯》代序——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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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崗夫人李力群為《高崗事件考辯》一書代序(2012-06-27 18: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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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

李力群 2010年12月（來源:黃土情聯誼會）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多次給中央寫信，也找過胡耀邦同誌，請求中央為高崗平反。2004年6月，在江澤民和胡錦濤同誌的關心下，中央組織部的同誌來看望我，說：中央領導同誌很重視高崗同誌的問題，中央經過3年的調查研究，看過500份檔案，認為高崗同誌為黨、為國家作了許多貢獻，我們很受感動，這件事發生在今天是不會這樣處理的。但目前還不宜公開平反糾正，因為1955年黨代會的決議是有根據的。

 

尊敬的胡錦濤總書記

尊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高饒事件”已經過去了56年。56年來，經過我不斷的反思與回憶，我始終認為“高饒事件”是建國以來黨內發生的第一次冤假錯案。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內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中有這樣一段話：“1955年3月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總結了反對野心家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重大鬥爭，增強了黨的團結。”這樣的結論不是實事求是的結論，因為，在給“高饒事件”繼續扣“大帽子”時，我沒有看到任何有關定罪的事實和依據，這與中央給劉少奇等國家領導人平反時所提供大量的調查取證材料、釋證材料形成巨大的反差，執行了一種“雙重標準”的宗派主義判定標準。而且，“高饒事件”發生後，不但沒有增強黨內團結，反而出現更大的思想混亂，搞得人人自危，黨內不斷揪出反黨、反革命集團，文化大革命中達到登峰造極，當年那些執意要打倒高饒的人，後來也成為反黨、反革命集團成員。可是，在三中全會後，除了“高饒反黨聯盟”未平反外，“文革”前被揪出的反黨集團都平了反。同樣都是“反黨集團”，為什麽是兩種判定結果？高饒真是罪不可赦的千古罪人嗎？建國初期發生在黨內的尖銳的思想、路線交鋒，難道需要一、二個人承擔全部的責任，而其他人則是清白正確的嗎？事實是不可永遠掩蓋下去的。我作為高崗的妻子，也作為一個參加革命70多年的老黨員，我在有生之年，有必要再次向中央提出我對高崗一事處理的意見，請中央慎重考慮。

一、建國初期，黨內是否存在兩種建國道路的思想交鋒

    從1949年的七屆二中全會到1954年發生的“高饒事件”這段時期，黨內有沒有路線鬥爭？這個題目不是我能判定的，也沒有人再用這種提法了。但是，這段時期有沒有堅持中國的社會主義方向的爭論確是事實，因為直至今天，這一爭論仍在進行。

    高崗與劉少奇爭論的分歧點，就是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中，是保證這種經濟形態走向社會主義的方向，還是維持鞏固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這樣二種意見所形成的分歧，是“變”還是“不變”的意見分歧。這種分歧最後形成黨內的政治鬥爭。

    毛澤東同誌是如何提出中國革命勝利後中國的發展方向呢？

    進城前，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在西柏坡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這次會議標誌著黨的各項工作要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由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主席說這是“進京趕考”。這種轉變，是由於中國革命的發展和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所決定的。七大時，是《論聯合政府》，國體是各階級聯合專政，解放戰爭時期，國共破裂，國內階級關係出現重大改變。1948年，毛主席在政治局的報告中提出：“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專政”。新中國成立前夕，毛主席自己動手寫了《論人民民主專政》，確定了新中國的國體。到1950年代初，提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進一步確定了國體的社會主義性質。在經濟方麵，毛主席思考的核心是怎樣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形態轉變為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並保證這種經濟形態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

    這時，除了在全國廣大地區實行土地改革之外，我黨還作出了兩個具有深遠影響的決定：一個是沒收官僚資本歸國家所有，另一個是堅持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並對私人資本采取限製、改造和利用的方針。這兩個決定改變了中國現代產業最主要部分的社會屬性，從整體上保證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社會主義方向。在對外關係上，毛澤東提出“一邊倒”，依靠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聯盟的支持和援助，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強國。

    曆史實踐證明，這條道路是建國後中國共產黨能夠抵禦外強，完成中國共產黨在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上所提出的《共同綱領》，領導各族人民團結一致，建設工業化強國的唯一正確的道路。

    高崗在東北解放以後，所實行的一係列方針政策，正是他自覺履行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所指明的方向，努力執行新政協會議製定的《共同綱領》，並從實踐中形成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這與他親身參加七屆二中全會籌備會議，並受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委托，組織新政協籌備會議，參與製定《共同綱領》有著極大的關係。

    高崗是在1948年12月被中央召回西柏坡的。高崗從1945年離開黨中央、毛主席，去東北創建根據地，距此已經整整4年。在中國革命即將勝利的前夜，在勝利以後，中國將向何處去，中國共產黨將要執政一個什麽樣的國家，這是毛澤東同誌急切地要向全黨指明的。毛澤東急切地要了解各個解放區的現狀，經濟狀況，實施了什麽有效的建政方法，如何保證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如何實現黨的中心工作從農村到城市，從軍事到經濟的轉變。高崗詳細地向毛主席匯報了東北解放後，在政權建設和恢複經濟方麵的做法：迅速沒收偽滿蔣時期的官僚資本為國家資本；對中小資本家采取“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工人運動方針、政策；在農村完成土改後，通過互助合作，把農民組織起來，鞏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果實，防止退回到封建主義的舊的兩極分化的老路上去。高崗還就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工作及與民主人土達成的共同協議（共同綱領草案）、新政協人選的安排向毛澤東同誌做了詳細匯報。東北解放區的經驗使毛澤東十分興奮，得到毛澤東同誌的高度評價。毛澤東與高崗幾乎是徹夜長談，兩個人還談到將來要建立一個什麽性質的國家問題，高崗認為應該向蘇聯學習，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具有曆史意義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作了重要報告。毛澤東高瞻遠矚，精辟地分析了國內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提出奪取全國勝利已經不是軍事問題了，而是由軍事鬥爭開始轉向建設一個什麽樣的國家，怎樣建國，怎樣把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轉變為鞏固的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全國勝利後，國內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提出社會主義改造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及時警告全黨，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將會成為對無產階級的主要危險。七屆二中全會的召開，為中國共產黨將要執政960萬平方公裏的泱泱大國，蕩滌舊社會的汙泥濁水，建設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3月14日，高崗被任命為東北局書記、東北軍區司令兼政委。七屆二中全會一結束，毛主席就催促高崗趕快回東北傳達會議的精神。主席對他講：你要趕快回去，前方還等著你送炮彈哩。

    高崗以常人難以想象的旺盛精力，開始了東北解放區的經濟重建工作，並取得了舉目共矚的成績。這也得益於他真正領會了七屆二中全會精神，方向明，才能辦法多，才能激勵出巨大的聰明才智。

    高崗從建國後直至1954年去世究竟幹了一些什麽事，使他成為“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罪魁禍首，而要把他對中國革命的貢獻“一筆勾銷”呢？

    1、在農村土改後，積極推進農村互助合作，把農民組織起來，發展經濟，鞏固農村黨的基層組織；2、開展城市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一點，高崗多次談到，東北的資本主義經濟主要是偽滿蔣時期留下的國統經濟，而民族資本家的經濟實際很弱。但是民族資本家由於自己的私利，利用製度和法律的不健全，給國民經濟恢複工作造成極大混亂，尤其是在朝戰期間；3、開展“三反五反運動”的發動，整頓黨的作風，建立廉潔奉公勤政的政府形象，並向資產階級思想和資本主義現象對黨的腐蝕和社會經濟的侵蝕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這一運動得到中央的肯定；4、實行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把國民生產納入計劃經濟的體製，主要是扶助國有企業的發展，集中全社會的力量發展工業。曆史實踐證明，計劃經濟為中國工業化的複蘇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5、為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作出傑出貢獻；6、在爭取蘇聯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革命事業的支持和援助的外交事務中發揮了重要作用；7、在處理中長鐵路線主權和旅順港蘇軍撤離的事務中，堅決執行毛澤東同誌的意見，與前蘇聯打算長期“霸占”中長鐵路線資產，建立其遠東基地的企圖進行了有力有禮有節的鬥爭，為毛澤東與斯大林簽訂《中蘇友好聯盟條約》，維護新中國的主權完整提供了有益的幫助，同時也受到前蘇聯一些人的垢言。

    高崗在建國後短短4年時間裏所做的每一件工作，都與共和國的建設和發展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都是代表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對舊有社會製度和經濟基礎的改革。毛澤東同誌曾讚譽高崗“是個幹社會主義的男子漢大將軍”。既然是幹社會主義，有什麽理由判定高崗是“陰謀分裂黨”？難道走社會主義道路與共產黨的宗旨不一致嗎？要“一筆勾銷”高崗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貢獻是要勾銷社會主義道路呢，還是要勾銷資本主義道路？聽其言，觀其行，在大是大非麵前我至今無法找出高崗要分裂共產黨，成為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的理由。

    二、高崗給劉少奇同誌提意見，是否要上綱上線到“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這麽高的罪行。

    高崗在黨的會議上和有關文件中向少奇同誌提出過批評意見，也闡述過與少奇同誌不同的觀點。這些思想上的碰撞有時是很激烈，這是每個轉折期黨內必然會出現的思想反映，站在今天的曆史高度，我們更應該認為，這些思想交鋒是黨內正常的民主生活製度所允許的。即便我們在今天認為高崗當時提出的意見是錯誤的，也不能把提意見的人判定為“野心家”；更不能作為判定高崗“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依據。

    首先，我可以負責任地講，當時黨內對劉少奇有意見的人，不僅僅是高崗一個人，毛主席就認為劉少奇“不合拍”，“沒有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準備”，有些言行“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精神”。另外，高崗敢於站出來反對劉少奇的一些言論，抵製劉少奇的一些做法，也得到朱德、陳雲、林彪、彭德懷等許多高級幹部的支持。就連小平同誌的講話中也承認：“高崗敢於出來那樣出來活動，老人家也有責任。”所以，我認為高崗對少奇同誌提意見不能完全說成是高崗的個人行為，更不能把“分裂黨”罪名都歸到高崗一個人身上。

    第二，高崗與劉少奇的意見分歧也主要是反映在要不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什麽是社會主義方向，怎麽走向社會主義方向這一問題的爭論上。這一爭論在當時和以後一段時期內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都是有結論的。

    那麽，高崗對少奇同誌的意見主要在哪幾個方麵呢？

    1、1947年，平山土地會議期間，趙德尊向劉少奇匯報時，談到彭真主持東北局工作中的一些錯誤和黨內發生爭論的情況，以及談到東北局“七七會議決議”和中央改組東北局的決定等。劉少奇不談東北實際情況，不講黨的戰略意圖和分歧意見的是非，隻要求東北黨加強團結，不要“落井下石”。趙德尊回去匯報了這一情況，林彪、陳雲、高崗等都認為劉少奇不怎麽支持他們的工作，有宗派主義的味道；2、1949年以後，高崗在工作問題上與劉少奇發生了一些意見分歧。例如，在經濟建設方針上，劉少奇提出先發展農業、輕工業；而高崗提出在東北優先發展重工業、農業的建設方針；3、在土改後的農村出現兩極分化和兩條道路的問題上，高崗主張農村發展互助合作；劉少奇認為目前單幹發家並不可怕，由互助組、合作社逐步走向集體化是農民的空想社會主義；4、在富農黨員問題上，高崗認為，原則上黨員不能當富農，不能有剝削行為；劉少奇認為，當前主要是發展生產，黨員要帶頭，不要怕雇工，不要怕變成富農，認為“黨員不能剝削”是一種教條主義；5、在東北私人工商業的政策上，劉少奇認為東北對私人工商業的工作中有“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高崗認為劉少奇不了解東北私人資本經濟十分薄弱的情況。高崗認為，在東北建政後把日偽滿留下的工礦企業直接收歸國有，對私人資本經濟進行限製、利用、改造，對穩定經濟秩序，平息經濟恐慌和混亂是有益的，正確的，所以不承認東北在政策上有“左”的錯誤；6、在對天津資本家講話時，劉少奇說，現在要發展生產，歡迎資本家剝削，不要隻說資本家壞，不說資本家好。高崗不同意劉少奇的講話，認為是對資產階級政策上右的表現；7、在公有企業中工會與行政的關係問題上，劉少奇讚成鄧子恢的意見，認為工會與行政在基本立場和具體立場上有所區別；高崗不同意上述意見，認為在公有企業中沒有剝削，行政和工會利益一致，立場沒有不同，所謂具體立場不同的提法是有害的；8、在解決中長鐵路線和沿線資產問題上，高崗堅持收回主權，並要求前蘇聯退還撤退時被搬走的大型機械設備，遭到劉少奇的反對，並引起爭論。但顯然在毛澤東赴蘇簽訂中蘇友好聯盟條約時，毛澤東支持了高崗的意見。

    高崗與少奇同誌的這些意見分歧具體體現在中央文件和中央的會議上，完全是公開的。少奇同誌在七屆四中全會上也就自己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但是，四中全會沒有把這些思想分歧爭論清楚，是非不明，而是采用政治手段來解決黨內爭議，是高崗所不能接受的。高崗經曆過1935年陝北肅反，因為不同意北方局特委的路線而險遭被活埋的結果。延安整風運動時，高崗對擴大化的做法有意見，和任弼時同誌一起向毛澤東同誌反映情況，結束了整肅擴大化的蔓延。1954年，高崗對“高崗問題座談會”上對他的揭發批判，給他扣上“反黨”、“陰謀篡黨奪權”的帽子至死也沒有承認：對東北局高幹會議揪出許多老同誌，否定東北局建國前後所執行的正確的方針路線的做法深表痛心和遺憾。高崗曾祈望地說過：“任弼時要還活著，也不能由著他們這樣幹下去。黨內沒有敢諫言的人了。”

    第三，高崗從來也沒有要打倒劉少奇，並把他置於死地的意圖。高崗對少奇同誌一直是很尊重的。東北局“七七”會議後，他與林彪、陳雲商量，由他親自回延安向中央請求讓少奇同誌來東北當第一書記。建國後，由於少奇同誌與主席之間在建國方向上的分歧，高崗也說過：少奇同誌可以當“議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在主席讓他查閱劉少奇在奉天被捕的檔案時，他做了慎重安排，並做出“沒有異常”的報告。報告是由郭峰同誌親自交給主席的。

    總之，高崗敢於站出來表示對劉少奇的意見，是黨的民主生活製度所允許的，高崗對劉少奇的批評僅限於對劉少奇的工作方法有意見，沒有超出毛澤東同誌對劉少奇批評的範圍，這也是《黨章》賦予一個黨員的權利和義務。不能把給劉少奇提意見的行為判定為是“野心家”，是“陰謀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罪行”。高崗公開地在黨內展開不同思想的討論，辯論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也可能是他馬列主義水平不高，或是世故太淺，不懂政治鬥爭的殘酷，但是也反映出他光明磊落，以死來追求理想的勇氣和情結。“毀人不添其瑕，譽人不增其美”，實事求是應該永遠是共產黨去評價黨史和黨史人物的唯一正確的方法。

三、評價黨內曆史遺留問題應該“求實存真”，不能“人為化”

    “高饒事件”的發生由於牽連到眾多黨的高級領導幹部，也關係到當時中蘇兩黨之間高度的機密往來，所以關於這一事件真相一直迷霧重重。為了解開曆史的塵埃，就必須以實事求是為原則，分辨真偽：

    1、1953年6月的中央財經會議上高崗的活動，與同年8月中央第二次組織工作會議期間饒漱石的活動有沒有形成“聯盟”的依據和事實，不能因為他們對某些問題看法一致就定他們為“聯盟”之罪；2、高崗在財經會議上的講話和張秀山在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都是由毛澤東同誌親自修改，並支持他們去講的；3、高崗批評劉少奇的意見不全是錯誤的，有的是正確的，是經得起曆史考驗的，起碼是黨內正常的思想鬥爭，而不能被定為“反黨”事實；4、高崗沒有為“搞倒”劉少奇與鄧小平同誌有過“正式談判”；5、高崗服用過多安眠藥身亡不能定為“自絕於黨”的“自殺”行為，高崗在被“管教”期間，長時間無法睡眠是病態反映，而管教組給高崗發放過多的安眠藥，沒有實施藥品監管是高崗服藥身亡的主要原因，在搶救時給高崗打強心針，而不是首先采用灌腸的搶救方法是造成高崗身亡的醫療事故；6、說高崗“裏通外國”沒有真憑實據，高崗比較多地參與對蘇外交事務是中央的工作安排，但是，高崗從沒有單獨會見過蘇聯人，每次都有專人陪同和翻譯在場，這是外事紀律，高崗作為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這樣高的職務，隻有別有用心的人才會造謠說他私自與蘇聯人談了“三天三夜”；7、最近一個時期，有某小報上“披露”說：高崗在訪蘇期間，公開在蘇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建議“把東北地區宣布為蘇聯第17個加盟共和國”，這純屬是造謠！高崗在東北解放戰爭時期就對前蘇聯撤退時拆走大型電廠、鋼廠設備一事非常不滿，對前蘇聯“間諜”汙蔑東北局幹部“有反蘇現象”一事與蘇方代表據理力爭，批駁前蘇聯“間諜”無事生非，挑撥離間的行為。東北解放後，在解決收回前蘇聯對中長線的控製權和蘇軍從旅順港基地撤軍的外交事務中，堅持中國主權立場，有理、有力、有節地抵製了蘇方長期使用中長線和旅順港的企圖，圓滿完成中長線的主權回歸和旅順港的蘇軍撤離。1948年，中央向蘇聯選派21名留學生，高崗的大兒子高毅也在其中。1951年，高毅回國休假，高崗對他說：“全國解放了，我們不用再去蘇聯上學了，就在國內上大學吧。”後來，高毅沒有返回蘇聯，而是在哈爾濱工業大學畢業，從這件小事上都能反映出高崗對中國的熱愛，他怎麽可能去“出賣”自己的祖國呢？我對中央有關部門這樣放縱新聞媒體造謠惑眾提出抗議！這是對高崗的誣陷，也是對中國共產黨的醜化。我要求有關部門慎重調查高崗在對蘇外交事務中的真實表現和所做的工作做出客觀評價，同時並對刊登文章的小報予以查處。

    事實證明，高崗沒有反黨、反國家、反人民的行為，相反，他為黨、為國、為人民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高崗的冤案不解決，西北的曆史不好寫，東北的曆史不好寫，建國初期的曆史不好評價，使中國革命在三個重大轉折時期的重大史實嚴重缺失，也使黨中央對根據地建設、黨的建設、政權建設的發展過程缺乏豐富的內容而顯得蒼白無力，無法體現延安精神是我們黨的建設與發展的寶貴財富。

    因此，我希望黨中央能夠以胡耀邦同誌在平反曆史上的冤假錯案時所提出的“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什麽時候，什麽情況下搞的；不管哪一級，什麽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的“兩不管”為原則，“高饒反黨聯盟”案進行公平公正的複審，還高崗同誌以公道。

    所謂“高饒事件”和高崗同誌不幸去世已經56年了，以後我們黨和國家又發生了多少驚天動地的事情，黨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和教訓，帶領中國走向現代化。曆史是一麵鏡子，我希望黨中央能站在曆史的高度認真分析建國初期這段曆史，不從一時一事，而是從高崗參加革命後的一貫曆史表現，來實事求是的客觀判斷高崗的本質。這是對一個人，對一個黨的幹部負責任的起碼原則。關於黨在曆史上做過的決議能否改變和修正的問題，實際上，對廬山會議上關於“彭張黃周反黨集團”的決議已經改正；對於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關於劉少奇同誌的決議也已修正，為什麽對1954年發生的“高饒反黨集團”的事件不能進行公平、公正的解決呢？事情發生距今已經有半個多世紀了，中央對這一事件到底屬於“黨內的問題，還是敵我矛盾的問題”仍然遲遲無法做出結論，這不符合中國共產黨“有反必肅，有錯必糾”原則。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多次給中央寫信，也找過胡耀邦同誌，請求中央為高崗平反。2004年6月，在江澤民和胡錦濤同誌的關心下，中央組織部的同誌來看望我，說：中央領導同誌很重視高崗同誌的問題，中央經過3年的調查研究，看過500份檔案，認為高崗同誌為黨、為國家作了許多貢獻，我們很受感動，這件事發生在今天是不會這樣處理的。但目前還不宜公開平反糾正，因為1955年黨代會的決議是有根據的。

    對於中央的意見，我又多次給中央寫信，反映我的意見和建議。我希望中央能夠站在曆史的高度，分清楚高饒事件的性質，不應該再把高崗作為敵我矛盾來認識和處理。

    我希望以胡錦濤同誌為總書記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以提出馬列主義科學發展觀的遠見卓識的魄力，重新審議“高饒反黨集團”這一困惑黨內多年的遺案，還黨內民主生活明朗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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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貼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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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崗夫人李力群為《高崗事件考辯》一書代序

(2012-06-27 18: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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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

 

李力群 2010年12月（來源:黃土情聯誼會）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多次給中央寫信，也找過胡耀邦同誌，請求中央為高崗平反。2004年6月，在江澤民和胡錦濤同誌的關心下，中央組織部的同誌來看望我，說：中央領導同誌很重視高崗同誌的問題，中央經過3年的調查研究，看過500份檔案，認為高崗同誌為黨、為國家作了許多貢獻，我們很受感動，這件事發生在今天是不會這樣處理的。但目前還不宜公開平反糾正，因為1955年黨代會的決議是有根據的。

 

 

 

尊敬的胡錦濤總書記

 

尊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高饒事件”已經過去了56年。56年來，經過我不斷的反思與回憶，我始終認為“高饒事件”是建國以來黨內發生的第一次冤假錯案。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內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中有這樣一段話：“1955年3月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總結了反對野心家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重大鬥爭，增強了黨的團結。”這樣的結論不是實事求是的結論，因為，在給“高饒事件”繼續扣“大帽子”時，我沒有看到任何有關定罪的事實和依據，這與中央給劉少奇等國家領導人平反時所提供大量的調查取證材料、釋證材料形成巨大的反差，執行了一種“雙重標準”的宗派主義判定標準。而且，“高饒事件”發生後，不但沒有增強黨內團結，反而出現更大的思想混亂，搞得人人自危，黨內不斷揪出反黨、反革命集團，文化大革命中達到登峰造極，當年那些執意要打倒高饒的人，後來也成為反黨、反革命集團成員。可是，在三中全會後，除了“高饒反黨聯盟”未平反外，“文革”前被揪出的反黨集團都平了反。同樣都是“反黨集團”，為什麽是兩種判定結果？高饒真是罪不可赦的千古罪人嗎？建國初期發生在黨內的尖銳的思想、路線交鋒，難道需要一、二個人承擔全部的責任，而其他人則是清白正確的嗎？事實是不可永遠掩蓋下去的。我作為高崗的妻子，也作為一個參加革命70多年的老黨員，我在有生之年，有必要再次向中央提出我對高崗一事處理的意見，請中央慎重考慮。

 

一、建國初期，黨內是否存在兩種建國道路的思想交鋒

 

    從1949年的七屆二中全會到1954年發生的“高饒事件”這段時期，黨內有沒有路線鬥爭？這個題目不是我能判定的，也沒有人再用這種提法了。但是，這段時期有沒有堅持中國的社會主義方向的爭論確是事實，因為直至今天，這一爭論仍在進行。

 

    高崗與劉少奇爭論的分歧點，就是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中，是保證這種經濟形態走向社會主義的方向，還是維持鞏固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這樣二種意見所形成的分歧，是“變”還是“不變”的意見分歧。這種分歧最後形成黨內的政治鬥爭。

 

    毛澤東同誌是如何提出中國革命勝利後中國的發展方向呢？

 

    進城前，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在西柏坡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這次會議標誌著黨的各項工作要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由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主席說這是“進京趕考”。這種轉變，是由於中國革命的發展和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所決定的。七大時，是《論聯合政府》，國體是各階級聯合專政，解放戰爭時期，國共破裂，國內階級關係出現重大改變。1948年，毛主席在政治局的報告中提出：“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專政”。新中國成立前夕，毛主席自己動手寫了《論人民民主專政》，確定了新中國的國體。到1950年代初，提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進一步確定了國體的社會主義性質。在經濟方麵，毛主席思考的核心是怎樣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形態轉變為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並保證這種經濟形態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

 

    這時，除了在全國廣大地區實行土地改革之外，我黨還作出了兩個具有深遠影響的決定：一個是沒收官僚資本歸國家所有，另一個是堅持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並對私人資本采取限製、改造和利用的方針。這兩個決定改變了中國現代產業最主要部分的社會屬性，從整體上保證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社會主義方向。在對外關係上，毛澤東提出“一邊倒”，依靠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聯盟的支持和援助，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強國。

 

    曆史實踐證明，這條道路是建國後中國共產黨能夠抵禦外強，完成中國共產黨在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上所提出的《共同綱領》，領導各族人民團結一致，建設工業化強國的唯一正確的道路。

 

    高崗在東北解放以後，所實行的一係列方針政策，正是他自覺履行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所指明的方向，努力執行新政協會議製定的《共同綱領》，並從實踐中形成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這與他親身參加七屆二中全會籌備會議，並受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委托，組織新政協籌備會議，參與製定《共同綱領》有著極大的關係。

 

    高崗是在1948年12月被中央召回西柏坡的。高崗從1945年離開黨中央、毛主席，去東北創建根據地，距此已經整整4年。在中國革命即將勝利的前夜，在勝利以後，中國將向何處去，中國共產黨將要執政一個什麽樣的國家，這是毛澤東同誌急切地要向全黨指明的。毛澤東急切地要了解各個解放區的現狀，經濟狀況，實施了什麽有效的建政方法，如何保證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如何實現黨的中心工作從農村到城市，從軍事到經濟的轉變。高崗詳細地向毛主席匯報了東北解放後，在政權建設和恢複經濟方麵的做法：迅速沒收偽滿蔣時期的官僚資本為國家資本；對中小資本家采取“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工人運動方針、政策；在農村完成土改後，通過互助合作，把農民組織起來，鞏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果實，防止退回到封建主義的舊的兩極分化的老路上去。高崗還就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工作及與民主人土達成的共同協議（共同綱領草案）、新政協人選的安排向毛澤東同誌做了詳細匯報。東北解放區的經驗使毛澤東十分興奮，得到毛澤東同誌的高度評價。毛澤東與高崗幾乎是徹夜長談，兩個人還談到將來要建立一個什麽性質的國家問題，高崗認為應該向蘇聯學習，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具有曆史意義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作了重要報告。毛澤東高瞻遠矚，精辟地分析了國內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提出奪取全國勝利已經不是軍事問題了，而是由軍事鬥爭開始轉向建設一個什麽樣的國家，怎樣建國，怎樣把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轉變為鞏固的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全國勝利後，國內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提出社會主義改造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及時警告全黨，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將會成為對無產階級的主要危險。七屆二中全會的召開，為中國共產黨將要執政960萬平方公裏的泱泱大國，蕩滌舊社會的汙泥濁水，建設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3月14日，高崗被任命為東北局書記、東北軍區司令兼政委。七屆二中全會一結束，毛主席就催促高崗趕快回東北傳達會議的精神。主席對他講：你要趕快回去，前方還等著你送炮彈哩。

 

    高崗以常人難以想象的旺盛精力，開始了東北解放區的經濟重建工作，並取得了舉目共矚的成績。這也得益於他真正領會了七屆二中全會精神，方向明，才能辦法多，才能激勵出巨大的聰明才智。

 

    高崗從建國後直至1954年去世究竟幹了一些什麽事，使他成為“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罪魁禍首，而要把他對中國革命的貢獻“一筆勾銷”呢？

 

    1、在農村土改後，積極推進農村互助合作，把農民組織起來，發展經濟，鞏固農村黨的基層組織；2、開展城市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一點，高崗多次談到，東北的資本主義經濟主要是偽滿蔣時期留下的國統經濟，而民族資本家的經濟實際很弱。但是民族資本家由於自己的私利，利用製度和法律的不健全，給國民經濟恢複工作造成極大混亂，尤其是在朝戰期間；3、開展“三反五反運動”的發動，整頓黨的作風，建立廉潔奉公勤政的政府形象，並向資產階級思想和資本主義現象對黨的腐蝕和社會經濟的侵蝕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這一運動得到中央的肯定；4、實行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把國民生產納入計劃經濟的體製，主要是扶助國有企業的發展，集中全社會的力量發展工業。曆史實踐證明，計劃經濟為中國工業化的複蘇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5、為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作出傑出貢獻；6、在爭取蘇聯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革命事業的支持和援助的外交事務中發揮了重要作用；7、在處理中長鐵路線主權和旅順港蘇軍撤離的事務中，堅決執行毛澤東同誌的意見，與前蘇聯打算長期“霸占”中長鐵路線資產，建立其遠東基地的企圖進行了有力有禮有節的鬥爭，為毛澤東與斯大林簽訂《中蘇友好聯盟條約》，維護新中國的主權完整提供了有益的幫助，同時也受到前蘇聯一些人的垢言。

 

    高崗在建國後短短4年時間裏所做的每一件工作，都與共和國的建設和發展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都是代表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對舊有社會製度和經濟基礎的改革。毛澤東同誌曾讚譽高崗“是個幹社會主義的男子漢大將軍”。既然是幹社會主義，有什麽理由判定高崗是“陰謀分裂黨”？難道走社會主義道路與共產黨的宗旨不一致嗎？要“一筆勾銷”高崗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貢獻是要勾銷社會主義道路呢，還是要勾銷資本主義道路？聽其言，觀其行，在大是大非麵前我至今無法找出高崗要分裂共產黨，成為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的理由。

 

    二、高崗給劉少奇同誌提意見，是否要上綱上線到“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這麽高的罪行。

 

    高崗在黨的會議上和有關文件中向少奇同誌提出過批評意見，也闡述過與少奇同誌不同的觀點。這些思想上的碰撞有時是很激烈，這是每個轉折期黨內必然會出現的思想反映，站在今天的曆史高度，我們更應該認為，這些思想交鋒是黨內正常的民主生活製度所允許的。即便我們在今天認為高崗當時提出的意見是錯誤的，也不能把提意見的人判定為“野心家”；更不能作為判定高崗“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依據。

 

    首先，我可以負責任地講，當時黨內對劉少奇有意見的人，不僅僅是高崗一個人，毛主席就認為劉少奇“不合拍”，“沒有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準備”，有些言行“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精神”。另外，高崗敢於站出來反對劉少奇的一些言論，抵製劉少奇的一些做法，也得到朱德、陳雲、林彪、彭德懷等許多高級幹部的支持。就連小平同誌的講話中也承認：“高崗敢於出來那樣出來活動，老人家也有責任。”所以，我認為高崗對少奇同誌提意見不能完全說成是高崗的個人行為，更不能把“分裂黨”罪名都歸到高崗一個人身上。

 

    第二，高崗與劉少奇的意見分歧也主要是反映在要不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什麽是社會主義方向，怎麽走向社會主義方向這一問題的爭論上。這一爭論在當時和以後一段時期內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都是有結論的。

 

    那麽，高崗對少奇同誌的意見主要在哪幾個方麵呢？

 

    1、1947年，平山土地會議期間，趙德尊向劉少奇匯報時，談到彭真主持東北局工作中的一些錯誤和黨內發生爭論的情況，以及談到東北局“七七會議決議”和中央改組東北局的決定等。劉少奇不談東北實際情況，不講黨的戰略意圖和分歧意見的是非，隻要求東北黨加強團結，不要“落井下石”。趙德尊回去匯報了這一情況，林彪、陳雲、高崗等都認為劉少奇不怎麽支持他們的工作，有宗派主義的味道；2、1949年以後，高崗在工作問題上與劉少奇發生了一些意見分歧。例如，在經濟建設方針上，劉少奇提出先發展農業、輕工業；而高崗提出在東北優先發展重工業、農業的建設方針；3、在土改後的農村出現兩極分化和兩條道路的問題上，高崗主張農村發展互助合作；劉少奇認為目前單幹發家並不可怕，由互助組、合作社逐步走向集體化是農民的空想社會主義；4、在富農黨員問題上，高崗認為，原則上黨員不能當富農，不能有剝削行為；劉少奇認為，當前主要是發展生產，黨員要帶頭，不要怕雇工，不要怕變成富農，認為“黨員不能剝削”是一種教條主義；5、在東北私人工商業的政策上，劉少奇認為東北對私人工商業的工作中有“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高崗認為劉少奇不了解東北私人資本經濟十分薄弱的情況。高崗認為，在東北建政後把日偽滿留下的工礦企業直接收歸國有，對私人資本經濟進行限製、利用、改造，對穩定經濟秩序，平息經濟恐慌和混亂是有益的，正確的，所以不承認東北在政策上有“左”的錯誤；6、在對天津資本家講話時，劉少奇說，現在要發展生產，歡迎資本家剝削，不要隻說資本家壞，不說資本家好。高崗不同意劉少奇的講話，認為是對資產階級政策上右的表現；7、在公有企業中工會與行政的關係問題上，劉少奇讚成鄧子恢的意見，認為工會與行政在基本立場和具體立場上有所區別；高崗不同意上述意見，認為在公有企業中沒有剝削，行政和工會利益一致，立場沒有不同，所謂具體立場不同的提法是有害的；8、在解決中長鐵路線和沿線資產問題上，高崗堅持收回主權，並要求前蘇聯退還撤退時被搬走的大型機械設備，遭到劉少奇的反對，並引起爭論。但顯然在毛澤東赴蘇簽訂中蘇友好聯盟條約時，毛澤東支持了高崗的意見。

 

    高崗與少奇同誌的這些意見分歧具體體現在中央文件和中央的會議上，完全是公開的。少奇同誌在七屆四中全會上也就自己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但是，四中全會沒有把這些思想分歧爭論清楚，是非不明，而是采用政治手段來解決黨內爭議，是高崗所不能接受的。高崗經曆過1935年陝北肅反，因為不同意北方局特委的路線而險遭被活埋的結果。延安整風運動時，高崗對擴大化的做法有意見，和任弼時同誌一起向毛澤東同誌反映情況，結束了整肅擴大化的蔓延。1954年，高崗對“高崗問題座談會”上對他的揭發批判，給他扣上“反黨”、“陰謀篡黨奪權”的帽子至死也沒有承認：對東北局高幹會議揪出許多老同誌，否定東北局建國前後所執行的正確的方針路線的做法深表痛心和遺憾。高崗曾祈望地說過：“任弼時要還活著，也不能由著他們這樣幹下去。黨內沒有敢諫言的人了。”

 

    第三，高崗從來也沒有要打倒劉少奇，並把他置於死地的意圖。高崗對少奇同誌一直是很尊重的。東北局“七七”會議後，他與林彪、陳雲商量，由他親自回延安向中央請求讓少奇同誌來東北當第一書記。建國後，由於少奇同誌與主席之間在建國方向上的分歧，高崗也說過：少奇同誌可以當“議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在主席讓他查閱劉少奇在奉天被捕的檔案時，他做了慎重安排，並做出“沒有異常”的報告。報告是由郭峰同誌親自交給主席的。

 

    總之，高崗敢於站出來表示對劉少奇的意見，是黨的民主生活製度所允許的，高崗對劉少奇的批評僅限於對劉少奇的工作方法有意見，沒有超出毛澤東同誌對劉少奇批評的範圍，這也是《黨章》賦予一個黨員的權利和義務。不能把給劉少奇提意見的行為判定為是“野心家”，是“陰謀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罪行”。高崗公開地在黨內展開不同思想的討論，辯論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也可能是他馬列主義水平不高，或是世故太淺，不懂政治鬥爭的殘酷，但是也反映出他光明磊落，以死來追求理想的勇氣和情結。“毀人不添其瑕，譽人不增其美”，實事求是應該永遠是共產黨去評價黨史和黨史人物的唯一正確的方法。

 

三、評價黨內曆史遺留問題應該“求實存真”，不能“人為化”

 

    “高饒事件”的發生由於牽連到眾多黨的高級領導幹部，也關係到當時中蘇兩黨之間高度的機密往來，所以關於這一事件真相一直迷霧重重。為了解開曆史的塵埃，就必須以實事求是為原則，分辨真偽：

 

    1、1953年6月的中央財經會議上高崗的活動，與同年8月中央第二次組織工作會議期間饒漱石的活動有沒有形成“聯盟”的依據和事實，不能因為他們對某些問題看法一致就定他們為“聯盟”之罪；2、高崗在財經會議上的講話和張秀山在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都是由毛澤東同誌親自修改，並支持他們去講的；3、高崗批評劉少奇的意見不全是錯誤的，有的是正確的，是經得起曆史考驗的，起碼是黨內正常的思想鬥爭，而不能被定為“反黨”事實；4、高崗沒有為“搞倒”劉少奇與鄧小平同誌有過“正式談判”；5、高崗服用過多安眠藥身亡不能定為“自絕於黨”的“自殺”行為，高崗在被“管教”期間，長時間無法睡眠是病態反映，而管教組給高崗發放過多的安眠藥，沒有實施藥品監管是高崗服藥身亡的主要原因，在搶救時給高崗打強心針，而不是首先采用灌腸的搶救方法是造成高崗身亡的醫療事故；6、說高崗“裏通外國”沒有真憑實據，高崗比較多地參與對蘇外交事務是中央的工作安排，但是，高崗從沒有單獨會見過蘇聯人，每次都有專人陪同和翻譯在場，這是外事紀律，高崗作為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這樣高的職務，隻有別有用心的人才會造謠說他私自與蘇聯人談了“三天三夜”；7、最近一個時期，有某小報上“披露”說：高崗在訪蘇期間，公開在蘇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建議“把東北地區宣布為蘇聯第17個加盟共和國”，這純屬是造謠！高崗在東北解放戰爭時期就對前蘇聯撤退時拆走大型電廠、鋼廠設備一事非常不滿，對前蘇聯“間諜”汙蔑東北局幹部“有反蘇現象”一事與蘇方代表據理力爭，批駁前蘇聯“間諜”無事生非，挑撥離間的行為。東北解放後，在解決收回前蘇聯對中長線的控製權和蘇軍從旅順港基地撤軍的外交事務中，堅持中國主權立場，有理、有力、有節地抵製了蘇方長期使用中長線和旅順港的企圖，圓滿完成中長線的主權回歸和旅順港的蘇軍撤離。1948年，中央向蘇聯選派21名留學生，高崗的大兒子高毅也在其中。1951年，高毅回國休假，高崗對他說：“全國解放了，我們不用再去蘇聯上學了，就在國內上大學吧。”後來，高毅沒有返回蘇聯，而是在哈爾濱工業大學畢業，從這件小事上都能反映出高崗對中國的熱愛，他怎麽可能去“出賣”自己的祖國呢？我對中央有關部門這樣放縱新聞媒體造謠惑眾提出抗議！這是對高崗的誣陷，也是對中國共產黨的醜化。我要求有關部門慎重調查高崗在對蘇外交事務中的真實表現和所做的工作做出客觀評價，同時並對刊登文章的小報予以查處。

 

    事實證明，高崗沒有反黨、反國家、反人民的行為，相反，他為黨、為國、為人民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高崗的冤案不解決，西北的曆史不好寫，東北的曆史不好寫，建國初期的曆史不好評價，使中國革命在三個重大轉折時期的重大史實嚴重缺失，也使黨中央對根據地建設、黨的建設、政權建設的發展過程缺乏豐富的內容而顯得蒼白無力，無法體現延安精神是我們黨的建設與發展的寶貴財富。

 

    因此，我希望黨中央能夠以胡耀邦同誌在平反曆史上的冤假錯案時所提出的“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什麽時候，什麽情況下搞的；不管哪一級，什麽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的“兩不管”為原則，“高饒反黨聯盟”案進行公平公正的複審，還高崗同誌以公道。

 

    所謂“高饒事件”和高崗同誌不幸去世已經56年了，以後我們黨和國家又發生了多少驚天動地的事情，黨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和教訓，帶領中國走向現代化。曆史是一麵鏡子，我希望黨中央能站在曆史的高度認真分析建國初期這段曆史，不從一時一事，而是從高崗參加革命後的一貫曆史表現，來實事求是的客觀判斷高崗的本質。這是對一個人，對一個黨的幹部負責任的起碼原則。關於黨在曆史上做過的決議能否改變和修正的問題，實際上，對廬山會議上關於“彭張黃周反黨集團”的決議已經改正；對於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關於劉少奇同誌的決議也已修正，為什麽對1954年發生的“高饒反黨集團”的事件不能進行公平、公正的解決呢？事情發生距今已經有半個多世紀了，中央對這一事件到底屬於“黨內的問題，還是敵我矛盾的問題”仍然遲遲無法做出結論，這不符合中國共產黨“有反必肅，有錯必糾”原則。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多次給中央寫信，也找過胡耀邦同誌，請求中央為高崗平反。2004年6月，在江澤民和胡錦濤同誌的關心下，中央組織部的同誌來看望我，說：中央領導同誌很重視高崗同誌的問題，中央經過3年的調查研究，看過500份檔案，認為高崗同誌為黨、為國家作了許多貢獻，我們很受感動，這件事發生在今天是不會這樣處理的。但目前還不宜公開平反糾正，因為1955年黨代會的決議是有根據的。

 

    對於中央的意見，我又多次給中央寫信，反映我的意見和建議。我希望中央能夠站在曆史的高度，分清楚高饒事件的性質，不應該再把高崗作為敵我矛盾來認識和處理。

 

    我希望以胡錦濤同誌為總書記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以提出馬列主義科學發展觀的遠見卓識的魄力，重新審議“高饒反黨集團”這一困惑黨內多年的遺案，還黨內民主生活明朗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