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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秘事 秘書楊銀祿回憶

(2013-11-29 00:09:53)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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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楊銀祿揭秘江青個人生活:作風嚴肅守規矩
2010年05月14日 13:56 文史精華】 【打印共有評論0
 

19年前,在北京保外就醫的江青在其住地自殺身亡。本文作者曾擔任過江青秘書,對其工作和生活的情況的了解應為第一手資料。故鳳凰網曆史頻道特刊發此文,以利讀者了解曆史。

文章摘自《文史精華》2009年第11期 作者:楊銀祿

核心提示:“文化大革命”10年,曾經在江青身邊工作過的先後有30餘人次,大家都認為江青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她的生活作風是嚴肅和守規矩的。在這一點上,我們沒有發現她有任何不軌行為。

一日生活如此過

江青由於植物神經衰弱和多年養成的習慣,晚上難以正常入睡,她喜歡熬夜,用各種方法打發時光。她和常人的生活習慣正好翻了個個兒。

就從60年代末70年代初她的起床開始說起吧。

在正常情況下,江青每天下午1時左右醒來,先是打幾個慵懶的哈欠,再象征性地張開雙臂,做兩個擴胸運動,然後準備起床,這就是早晨起床。起床前,她習慣地伸手打兩聲電鈴通知護士。護士聽到鈴聲,便把事先準備好的漱口水、麥片粥用托盤快捷輕盈地端到江青的床邊,小心翼翼地放在床頭櫃上,然後慢慢地將厚絨布窗簾拉開半邊,透進一點光亮。江青穿著睡袍半躺在床上,護士幫助她漱口、吃麥片粥;而後又幫她換上另一件睡袍,攙扶她到衛生間解大小便、洗手、洗臉;再往後,護士給她脫去睡袍,穿上衣服鞋襪,這才到辦公室辦公。

江青到辦公室後,閱讀、閱批文件、看資料是每天的必修課。這似乎成了她人生的象征。她在寬敞高大的辦公室裏體味著權力、地位、高貴和柔和的燈光。辦公時,她習慣吃些新鮮可口的水果,仿佛為了消解一種生命的緊張。她辦公的時間多則一個小時,少則幾分鍾。興奮中常常夾帶著一些煩惱和不安,每天的內心活動和表情都深不可測。然後,她打鈴3下通知警衛員準備到室外散步。散步時有時步行,有時騎馬,有時學開汽車。江青騎馬的技術高超,馬背上的江青神氣活現。散完步,即到17號樓,或是打撲克,或是打兵乓球,或是看電影。在17號樓一般要消耗兩個小時。警衛員估計她玩兒累了,便悄悄地把安眠藥送到她手裏,吃完藥回到她的住樓吃午飯。

江青的午飯一般是下午4時左右開始。飯後,她再吃一次鎮靜藥,由護士攙扶到臥室上床睡覺。下午6時左右起床後,中央有會就去參加會議;沒有會,看半個小時的文件,就再到戶外散步、騎馬、開車,到17號樓打撲克、打兵乓球等。晚上8時左右,回住樓吃晚飯。晚飯後,約上住在釣魚台的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後來還有王洪文,到17號樓禮堂看電影。有時還約上電影界的導演、攝影師、燈光、美術及著名演員陪看,說是教他們學習文化藝術。有時看外國原聲電影,就請去外語翻譯。一個偌大的禮堂,或是他們五六個人看,或是隻有江青一個人看,在微弱的燈光下總是顯得空洞而幽深。

江青對電影尤為著迷,有時一連看兩三部電影,仍不疲倦。有的影片反複看。我們說:“江青看《紅菱豔》,百看不厭。”如果她出去參加會議,無論回到住地多麽晚,也到17號樓看上一部電影,彷佛隻有坐在那寬大的銀幕前才能使過去的時光重現。她看完電影,感到疲倦了,就回到住樓睡覺。

回住樓之前,江青吃上一次安眠藥;回住樓之後,洗澡、漱口、衝牙、解大小便、按摩,然後,吃第二次安眠藥,上床之後,再吃第三次安眠藥。護士還要在她的床頭櫃上放一份備用安眠藥。淩晨4時左右,江青帶著無限的幸福或痛苦,慢慢進入夢鄉。

江青就是這樣結束了一天的生活。

江青實在難侍奉

 

一年四季,每天早、中、晚,工作人員都要向江青問候、“請安”。起床時江青不肯用力坐起,怕傷了心髒,要護士輕輕地把她托起。從裏到外的所有衣服,包括貼身短褲,都要由護士給她按次序穿好拉平。穿好衣服以後,給她報風向、風力、天氣溫度,我們能從每天的天氣預報中讀到江青臉上的陰晴圓缺。

 

給江青穿鞋襪時,她連腳也懶得抬動一下,護士隻好跪在地上給她穿。穿快了,她說護士動作粗野,搞得她緊張出汗,說對她沒有溫柔的感情;穿得慢了,她說護士故意磨磨蹭蹭,有意使她著急出汗,說是用軟刀子殺人,弄得伺者哭笑不得。

 

上床睡覺之前,護士幫她把所有的衣服、鞋襪脫掉,給她穿上睡袍和拖鞋,小心翼翼地扶她去衛生間,駕著她坐在浴盆中特製的木墩上,給她洗澡。護士拿著洗澡用的噴水蛇管,在其全身均勻噴灑。水溫不涼不熱,水速不急不慢,江青閉著眼睛盡情沉浸在溫水滋潤肌膚所帶來的快樂中,彷佛這輕輕的流水能衝刷她一天的煩擾與憂愁。

 

洗完澡,她不在衛生間解大小便,而是坐在床邊特製的馬桶椅子上。她怕馬桶椅子東倒西歪,叫人把4條腿固定在地板上;還怕馬桶椅子的座墊、靠背、扶手硬,坐著不舒服,就叫葉群和邱會作帶上裁縫師傅用塑料泡膜包起來。

 

江青喜歡吃既清淡又有營養的飯菜。炒菜、燒湯不喜歡用骨肉湯,也不喜歡放味精。她說,骨頭湯裏膽固醇高,味精是化學製品,有有害物質。但是,她喜歡菜裏湯裏有骨頭湯和味精的美味。她吃雞蛋隻吃蛋清,不能有一點兒蛋黃,她說蛋黃裏有膽固醇。吃雛雞要半斤的,魚要掐頭去尾,隻吃中間的。螃蟹隻吃公的不要母的,她說母螃蟹膽固醇高。菠菜要做成菜泥,芹菜要抽掉筋,豌豆要剝去皮,綠豆芽要掐掉頭和尾。飯菜的溫度要求適度,既不能燙嘴,又不能不熱。她不但喜歡吃中餐,還喜歡吃西餐,喜歡吃法國、德國和俄羅斯式的點心。

 

江青喝的水既不能涼,也不能燙。有一次,她要水要得急了一些,水溫稍微高一點,就說護士故意燙她,用力把水杯摔個粉碎。

 

江青吃水果也要求有一定的溫度,把蘋果切成長條,泡在溫水裏,浸泡得溫度適度時,她再吃。

 

江青的衣服很多,樣式各異,有中式的、西式的。大衣有長的、短的、中的、單的、夾的、棉的、便衣和軍用的。但新衣服很少,布料也沒有高級的。她的內衣更多,因為她好出虛汗,隻要身上覺得稍有汗漬就要求立即更換,每天要換幾次,春夏秋冬,天天如此。換內衣時,也是夠難的,護士幫她脫掉衣服以後,用毛巾擦幹她的身子,擦時用力輕重有致。供她使用的毛巾足有上百條,都要舊的、很鬆軟的。江青無論走到哪裏,護士總是背著一個大挎包,裏麵裝的全是準備更換的衣服和毛巾。

 

江青特別注意世界名人的穿戴,在電視上,她看到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夫人的衣服很特別,就非常羨慕。有一次,馬科斯夫人來華訪問,江青特意叫服裝研究部門仿照“唐三彩”為她趕製了一件黑色繡花連衣裙和一雙雲頭鞋;還叫有關單位給她特製了3種樣式的假發,但她沒有戴過。

 

江青的住房寬敞,設施齊全,有大臥室、大辦公室、大衛生間、大客廳、大餐廳,還有大放映室、大娛樂室。不論走到北方或南方,她所住的房子內,冬天有暖氣,夏天有空調。室內凡是她能活動的地方,都鋪上地毯,連衛生間都鋪滿地毯。她說:“在地毯上走步有安全感,如果不小心摔倒了,也不會摔壞。”

 

江青住室、辦公室的窗子玻璃是4層的,窗簾是3層的(紗簾、綢簾和厚絨簾)。室內的牆壁、屋頂、窗簾、燈光、地毯以及各種家具顏色,都有一種柔和的感覺。住所內經常用紫外線消毒。

 

江青有“四怕”

 

江青的確有病,是個極敏感的人,感情纖細而脆弱,這樣的人禁忌似乎特別多。但對她一生來說,有4樣東西她特別敏感,人們發現江青有“四怕”。

一是怕風

 

“風”對於江青來說太可怕了。她經常對工作人員講:“室內的風可厲害了,針大的孔,鬥大的風,風對我是殺人不見血的刀子,它究竟是一把軟刀子還是一把硬刀子,你們是知道的。你們如果不能給我解決風的問題,就是沒有盡到保護我的責任,就是對我沒有階級感情。”

 

江青居住在釣魚台國賓館,房子堅固、寬敞、嚴密;窗子原本安裝雙層玻璃。按照江青的特殊要求,她的住樓安裝了兩層玻璃;通往她的臥室、辦公室有兩道密封門。她在臥室、辦公室或餐廳、會客廳時,把門窗都關嚴,3層窗簾全拉上,可有時她還說有“賊風”。她每次喊有“賊風”的時候,就坐臥不寧,臉上露出焦灼和沮喪的神情,她命令我們立即找風源,堵“賊孔”。如果找不到風源“賊孔”,她說我們對她不忠,故意捉弄她。有時她別出心裁地叫我們點著一支香煙,睜大眼睛,屏住呼吸,仔細觀察煙往哪個方向飄動,如果往北飄動,她就說風源在南邊;如果往東飄動,她就說風源在西邊,叫我們立即采取措施。如果冒出的煙筆直地往上飄動,可以證明沒有風,這個時候如果還感覺有風,她便睜開眼睛緊張地四處張望,突然冒出一句:“這裏有鬼了。”於是大家麵麵相覷,彷佛真有什麽鬼魅藏在什麽角落。

 

有一次,她叫護士周淑英查風源,周淑英用盡了一切辦法也沒有找到風源,隻好對她說:“你交給我們查風源的辦法都用了,也沒有找到風源。你今天身體是不是不舒服,本來沒有風,你感覺有風?”

 

江青聽了以後,勃然大怒,先是對小周一陣痛罵,接著又隨手抄起一把銳利的大剪刀,狠狠地朝小周扔過去,幸虧小周躲閃得快,沒有被剪刀戳傷。還有一次,她叫護士趙柳恩找風源,沒有找到,她就狠狠地打了小趙一拳。

 

江青到室外散步,無論是嚴寒的冬天,還是春暖花開的季節,乃至酷暑盛夏,她感覺不適時,身上都穿得嚴嚴實實,頭上戴著帽子,脖子上圍上圍巾。甚至出樓門時,麵朝裏,背朝外,警衛員在她的身後,雙手扶著她的肩膀,引導她往後退著走。出樓門以後,再用毛巾捂著口鼻,緩緩轉過身去,低著頭,慢慢走,一輛小轎車緊跟在後,隻要她一說有風,汽車趕快開過去,她立即鑽進汽車。

 

人的感覺有時受精神的支配。要說江青怕風,怕得真夠水平的。但她不怕風的時候,可以站在風頭上。

 

1970年11月13日,江青到海南島休養。18日,她來了遊山玩水的興趣,要求乘坐魚雷快艇到西瑁島去玩兒。快艇從某軍港到西瑁島的途中,海風颼颼。江青為了拍攝快艇後麵的浪花,竟站在快艇的最高處。當時,快艇時速幾十海裏,她還嫌太慢,一直在喊:“加速!加速!再跑快點兒!再跑快點兒!”

 

我們被海風吹得都站不穩了,受不了了,卻見江青迎風屹立在艇頂,一點兒事兒也沒有,既不打噴嚏,也不感冒,無比從容和坦然。上島後她還參觀了女民兵的火炮陣地。這個海島的女民兵連早在50年代,就因葉劍英元帥的題詞而聞名:“持槍南島最南方,苦練勤練固國防。不讓敵機敵艦逞,目標發現即消亡。”女民兵們應江青的要求,還打了一陣火炮。

 

二是怕聲

 

噪聲難耐,誰也討厭。但江青怕聲怕得太邪乎了。

 

江青曾住過釣魚台國賓館的10號樓和11號樓,這兩座樓坐落在國賓館的中心區,東北距離大馬路甚遠,況且有15號樓和16號樓遮擋,幾乎聽不到汽車的聲音。西邊是玉淵潭公園。自從江青住進釣魚台以後,這個公園就封園了,四周用鐵絲網圍了起來,並有警衛部隊把守。南邊既沒有居民居住,又沒有馬路。北邊的9號樓由張春橋、姚文元辦公和居住,他們都知道江青怕聲音,從沒有從樓內發出過聲響。這樣一個安靜優雅的環境,在北京城內是很難找到的。

 

我在本文前邊已經提到,江青房子的窗子和門都很嚴密,門縫、窗縫都用密封條貼得嚴嚴實實。即使是這樣好的環境和住所,她還總是覺得樓房內外有聲音。我總覺得她的耳朵對於聲音就像她的情感一樣敏感,對隱隱約約、淅淅瀝瀝的細雨聲,風吹草動聲,樹枝竹葉的搖動聲,鳥鳴聲,她都聽得見,並且覺得“聲音太大啦,讓人恐懼!”有時她捂著兩隻耳朵,閉著雙眼,緊皺眉頭,搖晃著腦袋,讓工作人員專門為她轟鳥、趕蟬、打樹葉、砍竹子。

 

有一次一隻蟋蟀鑽到屋裏鳴叫,江青不幹。因為室內到處是家具和地毯,房間又大,要找到一隻小小的蟋蟀談何容易!我們隻好硬著頭皮請求江青暫時挪個房間。江青依從了,工作人員便在有蟋蟀的房間噴灑極濃的敵敵畏。蟋蟀是不叫了,房間裏留下了比蟋蟀更讓人恐懼的異味。通風通了很長時間異味才消散。

 

江青怕聲音怕得最厲害的時候,對工作人員走路時鞋子在地毯上落地聲,衣服的摩擦聲,都極敏感。聲音讓她感到頭腦發漲,耳根發麻。於是我們就非常小心,不穿硬底的鞋,走路時兩條腿叉開,兩隻胳膊抬起來,以免發出摩擦聲。我們在她旁邊,很少大聲呼吸,嗓子癢了,也強力地控製著不咳嗽,拿放東西時更是輕手輕腳。

 

慢慢地,我們掌握了與江青說話時聲音的大小,速度的快慢,甚至語氣的輕重。

 

奇怪的是,害怕聲音怕得要死的江青,在她高興的時候,多麽大的聲音她也不怕了。

 

文革中,江青會見成千上萬“革命小將”的時候,紅衛兵高喊:“向江青同誌學習!向江青同誌致敬!祝江青同誌身體健康!”江青不但不怕從喇叭裏發出來的震耳欲聾的聲音,而且高興得手舞足蹈,並高喊:“向紅衛兵小將學習!向紅衛兵小將致敬!”

 

她幾次外出乘坐的專機是蘇聯製造的伊爾18型飛機,4個螺旋槳一齊轟鳴,她照樣打撲克和睡覺。坐火車時,車輪和鐵軌的撞擊聲,她一點兒也不怕。

 

1970年11月15日,她在海南島到某高射炮陣地去視察,她拿著攝影機,命令十幾門大炮一齊開火,炮聲劃過寧靜的海島,震耳欲聾,她哈哈大笑地說:“真過癮,今天我可搶拍到了不少好鏡頭。”

三是怕冷怕熱

 

江青一年四季所要求的室內溫度:冬天控製在21。5攝氏度;夏天控製在26攝氏度。

 

可是有時溫度也是隨著她的感覺走的,同樣的溫度,煩躁時感到悶熱,孤單時感覺寒冷。盡管工作人員按照她的要求調節好了室內溫度,但未必就一定讓她適應。我不止一次聽江青說:“溫度表不能說明問題,我的感覺才能說明問題。”

 

江青的感覺就是來自她的心情。她是個反複無常的人,心情瞬息萬變;我們不知道、也無法掌握什麽時候她有什麽樣的心情,掌握的溫度總是無法跟著她的感覺走。

 

當她感覺溫度不合適的時候,她會親自去看看溫度表。

 

她是怎樣看溫度表的呢?她感覺熱時,就彎下腰去,從溫度表的下麵往上看;她感覺冷時,就踮著腳跟,從溫度表的上麵往下看。從下麵往上看,或從上麵往下看,視覺相差兩三度,以此來證明她的感覺是對的,溫度表是“假的”。在室溫的控製上,常常弄得我們和江青本人都很尷尬。

 

有好幾次,她看完溫度表以後,用懷疑的目光看著我們說:“這表是假的!”我記得有一次,她把溫度表摔個粉碎,拂袖而去。遇到這樣的情況我們就重新換一隻溫度表,慢慢地,江青氣也就消了。

 

我不知道江青是否真的怕冷。北京的嚴冬季節,寒氣襲人,她卻能到戶外拍攝雪景、深夜拍攝夜景。春寒料峭,她在淩晨拍牡丹,一折騰就是三四個小時,也沒有事。我想,大概是創作的興奮使她忘記了寒冷。

 

1970年11月份,江青在海南島。14日那天她高興了,要到海裏摸海貝。在水裏一待就是4個多小時,也沒有事兒。

 

1971年6月9日,江青在釣魚台17號樓給林彪照相時,七八個大聚光燈一齊打開,室內溫度很快上升到30多攝氏度。我們在場的人都熱得大汗淋漓了,她卻全神貫注,興致盎然,自始至終也沒聽她說熱。

 

1970年7月底8月初的一段時間,江青在室內打撲克時間久了,嫌空氣不新鮮,就讓工作人員在室外給她搭了一個淨空七八平米的大型蚊帳,她晚上鑽進去打撲克,白天也鑽進去打,一打就是兩三個小時,也不說裏邊熱。

 

到過廣州的人都知道,那裏8月份的氣候,既潮濕又悶熱,江青陪同大肆吹捧她的美國作家維特克,在室外一玩兒就是三四個小時,逛月秀,看蘭圃,去石灣,活動量大得驚人,跟隨她的工作人員都熱得難以忍受,而江青並不喊叫熱。

 

四是怕光

 

江青怕光怕得出格。她大白天在室內看文件,有時叫工作人員把3層窗簾全部拉得嚴嚴實實的,一絲光也不準進去。打開光線柔和的落地燈,燈罩上不是蓋著一塊黑布,就是蓋一塊厚厚的深綠色的布。

 

江青在全國各地居住的房間室內的光線都很暗。特別是在上海的房間,室內的各種色調更加適合江青的要求。諸如燈光、屋頂、牆壁、門窗、地毯、窗簾以及各種家具都是綠色的。打開燈以後,好像進了威虎山的威虎廳。如果我們一個人在她的室內工作,還真有點兒害怕。可這非常適合江青,她覺得非常舒服。

 

但是,她在公共場所會見外賓、接見紅衛兵時,攝影記者給她拍攝,聚光燈驟亮、強光照射、閃光燈不停地閃爍時,她一點兒也不怕,還興高采烈地鼓掌、講話。

 

江青對同一事物的“四怕”和“四不怕”是受她的情緒支配的;況且,江青這個人神閑氣定的時候又極少。但是,江青有病也是真的,在中共中央高層領導人中大多數都知道江青的身體一直不太好。從1949年到1956年,江青前後4次到蘇聯去治病。

 

第一次去是1949年4月初。江青得的扁桃體炎,高燒不退,在莫斯科做了扁桃體切除手術。在那裏她靜養了7個月,於11月回到北京。

 

第二次去是1952年的初秋。江青得的肝炎,肝區疼痛,發高燒,用青黴素消炎治療,大約治療和休養了11個月才回國。

第三次去是1955年7月。江青得了子宮頸癌,在莫斯科進行治療,不久回國。

 

第四次去是1956年夏天,江青的子宮頸癌惡化了,又回到莫斯科的醫院裏。她這次的病很重,身體衰弱,情緒很不好;白血球降到3000,稍有感冒就有生命危險。在給她做放射治療時,一邊輸血一邊吸氧。1957年春天,江青才脫離了危險。她吃不慣蘇聯的飯菜,讓工作人員打電話給北京,要可口的菜。北京用飛機運去了活魚、香蕉、蘋果、茄子、西紅柿和其他新鮮蔬菜。在她情緒比較好的時候,蘇聯最高領導人的夫人發出邀請,江青愉快地接受了邀請。赫魯曉夫、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蘇聯領導人的夫人坐在江青左右,宴請她並談她的健康問題,江青麵帶微笑。回到別墅,江青覺得在克裏姆林宮沒有吃飽,坐下來又吃中國可口的飯菜。

 

文革期間,江青曾跟我們工作人員講過,“我經過那次放射治療以後,把我的內分泌全部破壞了,造成了嚴重的植物神經失調,很痛苦。”文革期間和文革結束以後,我們經常談論,江青為何有“四怕”?大多數同誌認為,江青一是心態不好,二是因病所致,三是有時故意刁難我們這些工作人員。

 

隨心所欲獨往來

 

林彪說他自己是“天馬行空,獨來獨往”,其實江青也是想說什麽就說什麽,想幹什麽就幹什麽,想到哪裏去就到哪裏去。她可以根據季節氣候的變化,像候鳥一樣自由地飛來飛去,享盡快樂生活。春天到上海,夏天到青島、北戴河,秋天在北京,冬天去廣州、海南島、杭州。她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漢、鄭州、廣州、海南島、杭州、青島、北戴河、長沙等地都有住房。

 

1970年冬天,北京下了一場大雪,天氣比較寒冷。11月11日晚上,江青做了一個夢,夢見她在海南島,天氣暖融融,到處鮮花盛開,遍地是成熟了的又甜又脆的無籽大西瓜,她吃了一塊又一塊。她一覺醒來,向護士講述所做的夢,又叫我立即打電話請示毛主席,並報告周總理給她安排專機,要求當天下午就到海南島。因為她外出時帶的東西太多,我們工作人員準備不及,飛機也要檢查,勸她多給一點兒準備的時間,明天再出發。可她執意下午必須到達海南島。我們沒有辦法,隻好打擾周總理,請總理說服她明天再去。

 

總理對她說:“我中午通知空軍準備飛機,你下午就要走,連檢查飛機的時間都沒有,在飛機安全上沒有把握。為了保證你的安全,還是明天動身的好。”

 

江青聽了總理的話以後,怕飛機出事故,有生命危險,也隻好焦急地等待第二天。

 

第二天下午,專機終於降臨在和風徐徐、鬱鬱蔥蔥、鳥語花香的海南島。

 

江青一走下飛機,就直挺挺躺在停機坪旁的草地上,麵朝天空,閉著雙眼,四肢張開,高興地說:“北京的天氣太冷,最近又下了一場大雪,在戶外活不方便,這裏多好啊,我又複活了。”

 

江青第一天晚上睡覺時做夢在海南島,第二天就真的到了海南島,所以我說她是特殊人物。

 

“文化大革命”期間,江青聽康生、葉群說:北京紅衛兵的抄家物資存放在北京文物管理處,中央領導人可以去那裏任意挑選,象征性地收點錢。江青聽了以後,多次約上康生到文物管理處,將大量的貴重物品據為己有。其中有明清時代的文房四寶,還有各種書籍。

 

1971年2月,她在廣州休養,要穿一件小大衣,就叫跟隨她一同到廣州的吳法憲用空軍的一架專機從北京運到廣州。

 

她住在廣州市的珠島賓館時,聽到珠江航道上機械運輸船航行時的馬達聲,就立即把吳法憲叫到她的住地,叫吳通知廣東省委,凡是機械船舶全部停航。她聽到遠處一家造船廠的敲打聲,又喚吳法憲到她的住處,令其通知廣東省委,造船廠立即停止生產。

 

同年9月初,她住在北京時,非要她在青島時用過的一個臥榻。吳法憲叫空軍派了一架大型運輸機,從北京起飛到青島把那個臥榻運了回來。

 

1971年的春季,有一天,江青叫我打電話給吳德,她說:“我工作太累了,需要轉移轉移精力,讓吳德同誌了解了解有什麽花卉可以拍照。”吳德了解情況以後,給我回電話說:“我聽說景山公園的牡丹有特色,據說還有稀有的墨牡丹,請江青同誌到那個公園活動活動。”我說:“可以,我報告江青同誌以後,請她決定去與不去。”吳德問:“如果江青同誌決定去的話,請誰去陪她呢?”我說:“請你定。”他說:“那就請萬裏同誌去吧,他對北京的情況比較熟悉,他又是山東人。”我說:“可以,由你決定。不過,請你提醒萬裏同誌一下,請他隻跟著江青同誌遊覽,盡量少說話,她不問什麽話就不說話,言多必失。因為他不了解江青同誌,還是謹慎一點好。”吳德說:“好,你提醒得好,很有必要,謝謝楊秘書。”

 

我把吳德的想法報告江青時,她說:“好,那我就到景山公園去拍照。吳德同誌不懂花卉,那不叫墨牡丹,那叫黑牡丹,你現在就去看一看。你看了以後覺得那個公園不錯,有可看的,有可拍照的,有可玩兒的,我再去。”我到了景山公園一看,果然不錯,那裏樹木多,花草多,牡丹園麵積大,花型大,鮮豔奪目,品種繁多,有四五十個品種。我為了使江青聽得清楚,看得明白,就把這些品種從每棵牡丹旁邊豎著的品名標簽上抄下來,拿回來給她看。

那個時候沒有手機,打座機都不方便,同時也是出於保密,我跑回釣魚台向江青報告了。江青說:“我累了,今天不去了,明天一早兒去,那時,牡丹花上、葉片上有露水,照出來好看,晶瑩透明,你告訴吳德同誌我明天去。”

 

第二天,江青興致勃勃地到了景山公園,精心地拍照了很多張牡丹花彩照。拍照了牡丹,她又說:“我要爬爬山,活動活動筋骨。”她是從東邊的台階上爬的,爬了十幾個台階,一抬頭看到了明朝皇帝崇禎上吊自殺時的那棵歪脖子老槐樹,旁邊還立著一塊介紹崇禎上吊的牌子。江青立刻大怒,衝著陪同她的萬裏發了大火。她說:“這都是封建主義的東西,這個歪脖子樹都死了,你們還留著它,像老祖宗一樣供奉它,你們是不是想紀念崇禎啊?你們是要封資修的,還是要社會主義的?給我馬上刨掉。”萬裏看她發那麽大火氣,沒有說話。

 

江青從景山上下來,上了汽車還在嘮叨:“這個萬裏,完全是孔孟的那一套,他是曲阜師範學校畢業的。”

 

那棵歪脖子樹本來是曆史的見證,已經保留了幾百年了,成了文物,可是江青一去,隨便一說,說刨就刨了。江青的位高權重,說一不二,吳德、萬裏他們擰不過她。那個時候的文物保護意識也比較差,更沒有文物保護法,誰的官大,誰說了算。現在看來,刨掉那棵樹太可惜了。

 

江青到景山公園遊覽以後的第四天,到香山公園去遊覽,那天的天氣很好,江青的情緒和天氣一樣晴朗,她的這種情緒是少有的。她進了東門以後,沒有爬山,而是步行往北走,當她走到一個水池旁邊停了下來,抬頭一看,看到水池南邊涼亭的柱子上有一副對聯,上聯是“明月林中照”,下聯是“清泉石上流”,橫批是“秋來”。她說:“這副對聯很有詩意,小楊,你給我抄下來,回去交給我。”我說:“好,我抄下來。”說完,她繼續朝東走,經過鬆林園,眼鏡湖,奔向碧雲寺。她到了碧雲寺以後,臉色就由晴轉陰了。她在碧雲寺遇到了4個問題,惹得她不愉快,發了大脾氣。

 

一是江青看到羅漢堂的大門兩側貼有兩條毛主席語錄,她發脾氣說:“怎麽把毛主席語錄掛在封建主義的建築物上?與封建主義的展品放在一起,這很不協調嘛,立即給我摘下來。”她對北京市陪同她的萬裏說:“你怎麽搞的嘛!”萬裏對公園的領導人說:“立即摘下來。”

 

二是江青一進休息室看到牆上掛著一張毛主席像,火氣就更大了。她發脾氣說:“北京市委是共產黨的市委還是國民黨的市委?在這個地方為什麽掛毛主席的像?告訴萬裏立即把毛主席像摘下來!”

 

三是江青看到孫中山的水晶棺和孫中山用過的東西以及展覽物品,她命令萬裏,把這些東西統統搬走。萬裏為難地說:“搬到哪兒去呢?”江青說:“送到南京中山陵去。”對萬裏又發了一通脾氣。回去後,接著,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吳德列席了會議。江青質問吳德說:“你們北京市委是共產黨的市委還是國民黨的市委?為什麽碧雲寺還展覽孫中山的東西?我限你明天就搬走。”沒有辦法,會後吳德與萬裏商量,先把這些東西搬走,找個地方存起來。為了避免不良影響,對統戰工作造成不好的後果,也為了保護碧雲寺,以內部裝修為名,暫停開放。

 

四是江青轉到一個小賣部,那兒有一位男售貨員,年齡隻有十七八歲。她進去看了一看,那個小男孩沒有見過中央領導人,被嚇愣了。江青指著一把小扇子說:“拿給我看看。”小售貨員被嚇得不但不給她拿,還往後退了幾步。江青大聲說:“你拿給我看看!”對方又退了一步。這時江青火兒了:“我來看東西你還這樣,要是工農兵你還不知道怎樣對待他們呢!你還在這兒搞服務,給我滾蛋!”小孩兒嚇得哆嗦起來,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江青見此情景,不但不表示同情,還在喊:“萬裏,這種人不能留,叫他滾!這裏能吃的東西我都包了,我請你們吃。”說完,拂袖而去。

 

當時,我小聲對萬裏說:“這位小同誌沒有見過江青這樣的大人物,嚇壞了,他沒有任何錯誤,你千萬不要處理他。”我回到釣魚台以後還是不放心,又給吳德同誌打電話,把當時情況講了講。我說:“你們千萬別處理那個小孩兒,他什麽毛病都沒有,就是害怕,沒有見過這個場麵。”吳德問:“江青同誌再到碧雲寺怎麽辦?”我說:“我會通知你的,叫那個小孩兒暫時躲避一下就行了,請不要搞得太緊張,傷害一個無辜的小同誌。”吳德說:“好,聽楊秘書的。”

 

1971年上半年,江青心血來潮,要在釣魚台試種茶樹。她說種植茶樹,一是采茶為了消遣,修身養性;二是采了茶可供中南海、大會堂、釣魚台和京西賓館,她說:“中央領導人經常活動的這4個地方,喝茶的問題我全包了。”

 

於是,她命令空軍派了4架大型運輸機,從浙江的杭州運來了品種上好的茶樹,還從浙江調來4名茶農精心管理,冬天為茶樹搭上席棚,以防凍死。由於北方的氣溫低,濕度小,不適宜茶樹的生長,不到一年,那些名貴的茶樹就枯萎了,她又叫空軍用飛機把茶樹運回杭州。

 

中南海遊泳池,隻要她說去遊泳,每天都用煤氣鍋爐加溫。因為不知道她什麽時間去,不去也不能停止加溫。有時連續加溫很久了,她也不去一次。

 

有一次,遊泳池的水溫連續加溫一個多月了,她也不說去玩兒,我就壯了膽子問她:“你不是說要到中南海遊泳嗎?你什麽時間去?他們已經準備一個多月了,你如果不去了,就通知他們停止加溫。”

她聽了以後很不高興地說:“我去不去,由我自己決定,關你什麽事?你一個小芝麻粒的幹部,竟敢幹涉我的生活,你的膽子越來越大了。”

 

我聽後很是生氣,但也不敢再解釋什麽了。

 

1971年2月,江青到海南島,她嫌從元帥府到鹿回頭的路途遠,能不能另修一條較近的路?當地駐軍便為她修了一條過山公路。因為江青住在附近,施工時不準有任何響聲,開山時不能用炸藥。幹部、戰士就采用火燒、用水激的辦法將石頭激裂,費盡心機。

 

江青每次外出,除了帶很多工作人員供她使喚外,還帶上大量物品供她享用。其中有專用馬桶一座、大小毛巾100多條,電影片十來部,書籍八九箱,汽車若幹輛,等等。就是到北京的遠郊十三陵、八達嶺,也要坐專列,帶上馬匹、轎車等。用她自己的話來說:“這叫巡撫出朝,地動山搖。”

 

1971年7月29日,她想去青島玩兒,叫我和中央警衛處的副處長鄔吉成去打前站。我們已經買好了火車票準備出發,她非叫我們把火車票退掉,派了一列專列火車,先叫我們給她蹚蹚路,看坐火車有什麽危險。專列從北京出發,一路暢行無阻。中途經過山東濟南時,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誌親自到車站迎接,並向我們交代注意事項和對江青接待服務的計劃,可謂興師動眾。鐵路沿線的保衛部門和沿途部隊不知道專列上坐的是什麽大人物,各個車站和路口都有部隊和便衣公安人員把守。她去青島心切,把空專列放回北京,又叫空軍派了一架專機把我們二人從青島接回北京。

 

1969年6月,她在上海玩兒了20多天,感到膩煩了,想到杭州、南京去玩兒,下令從北京調去專列。專列開到上海以後,她又改變了注意,不去杭州、南京了,又將空車放回。

 

自掀麵紗露崢嶸

 

江青是一個非常愛出風頭的人。1970年5月的一天,江青提出要到頤和園欣賞牡丹。我們工作人員出於對她的安全的考慮,向她耐心地解釋說:“現在正是桃紅柳綠、百花盛開的季節,你要求到戶外活動活動是好事,但是,我們事先沒有通知頤和園的領導,在這個時候遊園的人很多,你去那裏活動不太方便,也不太安全,是不是改個日子再去。”

 

我們沒有想到特別怕見生人的江青卻說:“沒有關係,我這正是接近群眾的好時候,叫群眾認識認識我也好嘛。我馬上就走,快點兒給我調車。”

 

汽車行至北京大學南門時,工作人員又提醒她:“現在頤和園正門進去的人很多,我們是不是進東南角的旁門,這樣比較安全。”

 

江青聽了以後生氣地說:“我就是要進正門,人多怕什麽?人不多我還不來呢!你們這些人太不理解我了。”

 

我們聽江青這樣一說,才恍然大悟,茅塞頓開,她到如此熱鬧之地的目的,不隻是專門為了賞花(因為釣魚台10號樓樓前就有一片品種相當好的牡丹),而是為了顯示自己是一個威風凜凜的大人物。

 

5月的北京春風拂麵,頤和園的湖麵碧波蕩漾,岸邊鳥語花香,景色宜人,來此遊覽的客人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好不熱鬧。

 

江青進入頤和園,隨行人員前呼後擁,威風浩蕩。

 

遊人們漫步的漫步,說笑的說笑,留影的留影,沒有一個人注意到江青的到來。

 

在這樣的情景下,對於做警衛工作的人來說,是好事,不用疏導群眾,不擔心發生問題,江青本人也可以自由專心地觀賞風景。

 

但是,這時江青沉不住氣了,故作姿態擺出一副與眾不同的樣子,抬起頭,挺著胸,時而走得很快,時而走得很慢,以引起有人對她的注意。工作人員緊跟不舍。

 

盡管如此,還是沒有被人注意。這時我看到了江青臉上的失落感。

 

這個時候,江青想出了一招——群眾不是沒有發現我嗎?我來了自我暴露。

 

當她走入雕梁畫棟的長廊的時候,發現一個年輕的母親正在嬉逗一個四五歲的可愛的小男孩。

 

江青突然停下腳步,俯下身子笑嘻嘻地對小孩說:“小朋友,你幾歲啦?叫什麽名字?你認識我嗎?我是江青。”

 

說著說著,就伸手撫摸小孩細嫩的小臉。

 

江青自己也知道,那麽小的孩子怎麽能認識她呢?她是故意給孩子的母親及遊人看的、聽的。

 

孩子對江青一連串的問話,一句話也沒有說,嚇得直往母親懷裏鑽。

 

年輕的母親也被弄糊塗了,沒有仔細看江青一眼,還以為遇上了一個瘋子,抱起寶寶就要走。

 

江青覺得十分尷尬,就對著孩子的母親大聲地說:“我是江青,你們沒有聽說過江青的名字嗎?”

 

她生怕人們還認不出她來,又補充說:“你們看,我就是江青。”

 

這時,年輕的母親認出來了,周圍的群眾也認出來了,“對對對,是江青同誌。”有人在低聲議論著,很多人圍攏上來。

這時,江青的情緒發生了變化,臉由長變圓了,笑著,拉著長長的顫抖的聲音對周圍的群眾說:“同誌們好!我今天是和廣大的革命群眾同遊同樂來了,祝你們精神愉快!”

 

人群中有一個人高呼:“向江青同誌致敬!祝江青同誌身體健康!”

 

大家也附和著高喊。

 

江青順著長廊由東往西走,作出一副平易近人模樣,一邊走一邊對兩側的遊人打著招呼:“同誌們好,同誌們好……”一副春風得意的樣子。

 

這樣出風頭的事還有一件,那是1971年的盛夏,江青到青島避暑,開始幾天,她的心情特別好,活動頻繁。白天逛公園,去棧橋,下海遊泳,做沙浴;晚上看電影、打撲克。

 

有一天下午,她為了顯示她政治局委員、“文化大革命旗手”的風采,在沒有任何準備警衛部署的情況下,遊覽了青島市的中心公園,後又來到海邊。

 

海灘上人山人海,棧橋上人流如潮,江青走進入海中間,向周圍的群眾高喊:“同誌們好!我是江青,我今天是特意看望大家來啦!”

 

大家聽到“我是江青”的自我介紹,四處張望尋找哪位是江青。當大家認出江青以後,幾百人向她圍攏過來,把棧橋擠得水泄不通,這時可忙壞了警衛人員。警衛人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開了一條通道,開進幾輛汽車,江青很不情願地離開顯示她風采的熱烈場麵,勉強地鑽進一輛汽車,我們工作人員也隨即進了另外幾輛汽車。因為人太多,我們擠了一身汗水,想搖下汽車窗子的玻璃通通風。

 

有的群眾貼近車窗,想往車內看坐的都是什麽人。突然有一個中年男子從人群後麵衝過來,憋足了勁兒,往一輛汽車上狠狠地吐了一大口濃痰,正好吐到一位工作人員的臉上。由於人太多,警衛人員隻顧疏導車隊,沒有發現吐痰這一特殊情況。我們回到住地以後,那位挨吐的同誌哭笑不得。

 

他一邊洗臉,一邊罵道:“他媽的,那個家夥本來是對她不滿,是想吐她的,偏偏吐到我的臉上,真是倒黴透了。”又自我開玩笑地說,“那個人真正軍人的不是,打槍的不準。”

 

一位好心的工作人員勸道:“你別再聲張了,吃點啞巴虧吧,如果此事叫她(指江青)知道了,就不得了啦。”

 

這位挨了一口痰的同誌說:“我曉得,‘傷’了我一個,救了許多人,吃啞巴虧,值得。”

 

1972年夏季的一天中午,天氣火熱。江青在釣魚台10號樓辦公,打鈴叫我。

 

當時,我正在整理登記剛剛由中央辦公廳秘書送來的文件,聽到鈴聲,馬上放下手中的工作快步進入她的辦公室。

 

我看到江青坐靠在沙發上,右手拿著一份文件正在閉目養神。

 

她聽見我進去,睜開眼睛,微微一笑,對我說:“小楊,現在城裏天氣很熱,有的同誌對我說,八達嶺和十三陵比城裏涼快些,你馬上派人給我打個前站,看看路線,準備一個吃住的地方,我想到那裏看看,消遣一下,並在那裏住上幾天。”

 

我聽了以後,耐心地對她說:“你想活動活動,精神放鬆一下是件好事,據說到那裏參觀遊覽的人很多,大部分是外地人和外國人,你到那裏消遣,行動可能不大方便。”

 

我的意思是勸她最好不要去那裏。根據以往的做法,她要去的話,參觀景點就不對遊客開放了,這樣社會影響不好,也影響景點的收入。

 

江青聽我這樣說,立刻收起微笑,非常嚴肅地對我說:“小楊,你這是什麽意思?你是不想叫我去吧?是我指揮你,還是你指揮我?我到那裏去會影響他們什麽?我去了隻會對他們產生好的影響,不會產生壞的影響。你是不是認為我去了,他們就不對群眾開放了?會影響他們的收入?我告訴你,我的精神和身體比他們的經濟收入更重要,黨需要我有好的精神狀態和健康的身體,我的身體健康狀況受到損害,就是黨的利益受到了損失。你在我這裏工作這麽久了,連這個道理都不懂得?況且,我去了以後,我江某去的消息一傳開,會給他們帶去更大的利益,這叫做無形資產,你懂嗎?我去時,對人民群眾可以照常開放,我還想見見群眾呢!怕什麽?當然囉,為了我在那裏活動時的方便、安全與安靜,可以叫他們豎一個牌子,寫上‘內部修繕,暫停遊覽’幾個字不就得了。今後你記住,你們對我說的話是不允許打折扣的!你快去辦,越快越好,我今天晚上就去,明天一早兒在八達嶺上看日出、照相。”

 

我想,對江青的意見不能作過多的解釋,點到為止。因為對於她提出的行動計劃,很多時候周總理都不好阻攔,何況我呢?

 

我隻好說:“好,我立刻叫大家去做準備工作。”

 

我剛走幾步,又回過頭來:“江青同誌,從這裏到八達嶺有六七十公裏,路比較遠,又不好走,你坐什麽交通工具去呢?”

 

這時,她又有些高興了,說:“那好辦,調一列專列,在火車上載上我的汽車,把我騎的馬和我用的被褥、馬桶等物也都帶上。我坐火車去,下了火車可以坐汽車,也可以騎馬嘛。這叫做巡撫出朝,地動山搖。”

 

江青興趣廣泛,愛好頗多。其中就喜歡騎馬。她在延安時學會了騎馬,經常策馬飛奔,揚起串串塵埃。以後她對在延安騎馬時的威風念念不忘,經常拿出那張騎在一匹棗紅大馬上威風十足的照片給我們看,並誇耀自己的騎術如何了不起。70年代,她又想騎馬消遣,多次提出騎馬的要求。於是,警衛部隊從馬隊中給她挑選了4匹馬供她使用。

 

我從江青辦公室出來,立即召集10號樓的全體工作人員開會,商量給江青帶些什麽東西,應該注意些什麽問題,並作了詳細分工。我又分別給周總理和中央警衛局的領導同誌打了電話,請示調專列及安全保衛。

 

到晚上10時左右,江青到八達嶺、十三陵去的一切準備工作就緒。

 

淩晨兩點多鍾,江青動身到西直門火車站坐火車奔向八達嶺。因為是夜間行車,又是上坡路,火車司機出於安全考慮,車開得很慢,好像老牛爬山,到達八達嶺已是早晨5點鍾了。火車停穩以後,我們把江青的汽車開下火車,馬匹也從火車上趕下來。

 

車停了10分鍾左右,江青從車廂來到站台上,準備上長城。

雖然當時是7月炎熱的季節,但是關外的早晨還是比較涼爽的。

 

江青由兩位警衛戰士扶著騎上了一匹高頭大馬,一位警衛戰士牽著韁繩,另有3位騎士在其周圍保駕,江青顯得神氣十足。幾輛轎車緊跟其後,一隊人馬浩浩蕩蕩,前呼後擁地來到長城腳下。

 

江青很麻利地從馬背上下來,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高興地說:“還是這裏空氣清新,氣候涼爽。”

 

她停頓了一下,拉著長長的聲音說道:“不到長城非好漢!我今天來到這裏,應該是不到長城非好女呀!”

 

江青說完就興致勃勃地開始登長城了。

 

她在北京市領導同誌、長城管理處的領導同誌及其他陪同人員的陪同下,登上了一個又一個台階。

 

她一邊攀登一邊說:“秦始皇是一位了不起的偉大人物,是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之一,他統一了中國,統一了文字,統一了度量衡,還修了如此雄偉的萬裏長城,抵禦了外敵的侵犯,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一位民族英雄。長城,給我們的子孫後代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這是我們民族的驕傲。有的曆史學家說秦始皇是一個暴君,這種說法不對嘛,‘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嘛!你們曉得嗎?搞政治的優柔寡斷、心慈手軟,是辦不成大事的,成不了大器的,從不了政的。我就是秦始皇的崇拜者之一。”

 

我覺得江青的這番話,無非想說明她自己也是政治上的強人罷了。

 

江青平時經常喊叫自己身體不好,這裏疼那裏癢,說什麽植物神經紊亂啦,手腳發麻啦,出虛汗啦,腿軟啦。但是,她高興了,爬長城爬的速度很快,陪同人員都氣喘籲籲,可是她像沒有事似的。

 

有一位同誌去攙扶她,被她一把推開,對他說:“你幹什麽?去去去!我還沒有到七老八十的,你看我老了嗎?你一扶我,好像我到了人老珠黃的年齡了。我還沒有老。我今天到這裏來,一是想放鬆一下,二是想鍛煉鍛煉身體,沒有充沛的精力、健康的體魄,怎麽能和階級敵人鬥?”

 

那位出於好意的同誌被江青不友好的言行弄得很尷尬,不好意思地走開了。

 

江青爬到半高處,找了一塊平緩的地方,支起了她那高級進口照相機,選好景物,對好焦距,哢嚓哢嚓地拍個不停。在她擺弄相機的時候,我發現長城下邊的兩側三步一崗,兩步一哨,那是北京市委委托延慶縣委為保衛江青的安全專門布置的。

 

江青遊覽了長城以後,玩樂的興致仍未減弱,騎上馬來到公路上,準備前往十三陵繼續參觀遊覽。

 

北京市陪同江青遊覽的領導同誌對江青說:“從長城到十三陵還有很長的一段路,你是否坐汽車去?騎馬的話太累了。”

 

江青看了看我們工作人員,意思是問那位領導講得對不對?我們幾位離她近的同誌點了點頭,她才不情願地下了馬,鑽進了汽車。

 

前麵有帶路警備車,後麵有隨衛車,還有北京市領導陪同的車,最後有4位騎兵,又組成了浩浩蕩蕩的一隊人馬向昌平的定陵進發了。

 

到了定陵,打前站的同誌引導江青走進事先為她準備休息的房間。在那裏擺好了沙發,鋪好了床,固定好了馬桶。她稍稍休息以後,服務人員給她端來了熱飯熱茶,供她享用。

 

江青疑心很大,到外邊一般情況下不吃不認識的人做的飯菜,這一天是她的廚師程汝明親自到定陵為她做的她喜歡吃的午餐。她可能是玩兒得累了,肚子也餓了,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來,然後呼呼地睡了一個多小時。

 

江青睡了一覺醒來,在護士的幫助下洗了一把臉,又來到院子裏散了一會兒步,接著走進出土文物陳列室參觀。她對一般的陳列品不屑一顧,當走到從定陵出土的鳳冠跟前時停下了腳步,右手摘下近視眼鏡,左手扶著保護鳳冠的玻璃鏡框,彎下腰來仔仔細細地看了一陣。她對一位女講解員說:“小同誌,我的眼睛不太好,隔著一層玻璃看不清這個東西,你能不能拿出來給我看看?”

 

把這種珍貴文物隨便拿出櫥窗是違反規定的,講解員看了看定陵的負責人,那位負責人心領神會,立即點頭示意趕快拿給江青看。

 

講解員馬上找來鑰匙打開櫥窗,小心翼翼地把鳳冠取出來,雙手輕輕地遞給江青。

 

江青雙手接過鳳冠,捧著端詳半天,讚不絕口:“這個東西還是真不錯的,你們來看看這花紋多麽美呀,我們的祖先真了不起,真是能工巧匠。我能不能戴一戴呀?”

 

對於她的話,誰還敢說一個“不”字?

她說著就戴在了自己頭上,洋洋自得地問周圍的陪同人員:“你們看,我戴上鳳冠好不好看?”

 

大家說:“好看,江青同誌戴上它挺好。”

 

眾人一吹捧,她更來勁兒了,拿著架勢又走了幾步,“哈哈哈”大笑起來。

 

有一位同誌在我身旁小聲說:“她這幾步還真像演員在演戲。”

 

我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示意不讓他說了,如果叫江青聽見就不得了了。江青停下腳步,得意地搖晃了幾下腦袋,把鳳冠摘下又戴上,她的這種動作反複地做了好幾次,最後還是遺憾地摘了下來,戀戀不舍地遞還給講解員,然後搖了搖頭說:“這東西太沉了,戴一天還不壓死人?看來皇後也是不好當的呀!不好當是不好當,但是誰不想當皇後呢?當了皇後,享不盡的榮華富貴,威風八麵呀,受皇帝的寵愛和保護,如果皇帝早逝的話,皇後的權力可大哩!皇後在宮裏是極受人尊敬、使人羨慕的人物。”

 

參觀了出土文物陳列室,江青進入地下宮殿。這裏是明神宗萬曆(朱翊鈞)的墓穴。在幽深、陰暗、神秘的棺槨旁邊,江青凝視了好長時間,然後對周圍的陪同人員說:“古代的皇帝活著的時候,住在高大寬敞、華麗莊嚴的宮殿裏,那裏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皇帝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死了以後還躺在這樣堅固宏偉的地下宮殿。這裏是埋葬皇家死人的地方,按照迷信的說法,我今天不應該來到這個皇陵的。當然囉,我們共產黨人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神論者,活著的時候,與天鬥與地鬥其樂無窮。死了以後,火化成灰,赤裸裸地來到世上,又赤裸裸地離開這個世界嘛。”

 

江青從地下宮殿出來,揉了揉由於光線反差太大而有些不適的雙眼,環視了一遍周圍的美好景色,問那位北京市的領導:“主席來過這裏嗎?這裏可是個風水寶地呀!”

 

那位領導非常了解情況,回答說:“毛主席沒有來過這裏。1958年4月,毛主席參加十三陵水庫的勞動後,曾經想到這裏參觀地下宮殿,毛主席、周總理等幾位中央領導同誌參觀了長陵大殿以後,高興地說:‘十三陵是個好地方,那個朱梁是真有眼力哪,可惜讓他做了陵園了’。他們出了陵園大門後,突然改變了參觀地下宮殿的計劃,乘車回去了。以後,毛主席再也沒有來過定陵。”

 

江青可能是過度興奮以後感覺勞累了,她閉目坐在院中一張長條椅子上養神,並不斷地打著哈欠,或許她根本沒有聽見這位領導同誌的回答。

 

她無精打采地說:“我今天玩兒的還是高興的,達到了休閑、放鬆、鍛煉身體的目的,現在覺得有點累倦了,該打道回府了。”

 

說完她鑽進汽車就走了。

 

晚上11點多鍾,江青回到釣魚台17號樓,到禮堂看了一部電影後回10號樓休息。

 

江青的這次活動,路途雖然不算遠,但是驚動了方方麵麵。驚動了日理萬機的周總理,驚動了鐵道部、北京市委、中央警衛局、北京公安局、交通局、旅遊局以及八達嶺、十三陵的負責同誌,動用了火車、汽車、馬匹等交通工具,真可謂“江青出朝,地動山搖”。

 

文革時期江青的生活作風

 

上個世紀30年代,江青在上海從藝時的私生活據說有不少緋聞。由於那些緋聞不是我所見所聞,不知真偽,所以,我不敢妄加評論。

 

自從1938年11月江青在延安與毛澤東結婚後,直至“文化大革命”,江青就再也沒有緋聞出現了。可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以後,關於對江青的生活作風又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傳說。說江青有“三假”,什麽頭發是假的,乳房是假的,屁股也是假的;說什麽×××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江青晚上來電話。”甚至還有一位相當一級的領導幹部,寫了一本書,他在書中說:“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個老同誌還偷偷地給我看了一張照片,這是江青等人身穿遊泳衣褲的照片。照片上,江青左手扶著姚文元,右臂纏著張春橋,在遊泳池旁嬉戲,醜態百出。”

 

關於傳說江青有“三假”的問題,我作為在江青身邊工作了近6年時間的工作人員,可以負責任地說,江青沒有“三假”,而都是真的。她的頭發好得很,黑黑的、亮亮的、厚厚的。她的護士看到“三假”的傳說後,都說:“這樣胡編濫造,無聊,真無聊!江青不但不用任何裝飾品,而且沒有用過任何化妝品,沒有戴過任何首飾。”

 

關於傳說××ד就怕江青晚上來電話”的問題,就更子虛烏有了。我跟×××很熟悉,他今年以來身體不太好,我知道後打電話向他表示問候時,順便問了他說過這樣的話沒有。他的身體雖然很虛弱,還是氣憤地大聲說:“扯淡!有人有意糟蹋人,糟蹋曆史,也糟蹋毛主席的形象。我怎麽會說這樣的話呢?江青住在釣魚台幾號樓我都不知道。”

 

他說的的確是實話。為了證實,我特作4點說明:一是1956年7月,江青患了子宮頸癌,到蘇聯做了痛苦的放射治療後,癌病是治好了,但是嚴重地破壞了她的正常的內分泌,也就是說從那時起,她就不能做那種事了。二是,江青清楚她的地位和權力是怎麽來的;如果她幹了對不起毛主席的事情,其後果是什麽她更清楚;江青是個很聰明的人,絕不會做那種因小失大的事。三是,誰都知道“伴君如伴虎”的古訓,江青的身份、地位、權力在文革中是極為特殊的,她又是一個喜怒無常的人;如果真有那種事,有一天她不高興了,什麽可怕的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即使是江青不翻臉,事情一旦敗露,誰也逃脫不了滅頂之災。這就說明,誰也不敢做那種事。四是,文革期間,江青身邊有十名左右的工作人員,她的一舉一動都在工作人員的視線之內,她沒有獨自一人活動的空間,沒有做不軌事情的機會和場所。

 

以上4點表明:她不會做,也不能做、不敢做、沒有機會做那種下流的事。

 

關於江青和張春橋、姚文元身著遊泳衣照相的問題,可能是誤認、誤傳。我不相信會有這麽一張照片;即使是有的話,也有可能是偽造的假照片。因為江青遊泳的時候需要安靜,不準無關人員在同一個遊泳池內遊泳。跟隨江青一起遊泳的隻有她非常熟悉的,有保護、服務任務的警衛員和一名值班的護士,別無他人。我在江青身邊工作了近6年時間,從來沒有見過她遊泳。我認為,在中央領導人身邊工作,離他們越遠越好,知道的事情越少越好,免得惹出不必要的麻煩。張春橋、姚文元了解江青比我們工作人員了解得更多、更透,他們應該說機警得很,怎麽會、怎麽敢和江青一起遊泳呢?他們怎麽會、怎麽敢身穿遊泳衣與江青拍出“嬉戲”、“醜態百出”的合影呢?

 

因為我沒有親自到過江青遊泳的現場,我的看法僅僅是一種分析,還不能作為論據。為了證實我的分析,我曾經問過擔任江青警衛員的周金銘,詳細地了解過江青遊泳的情況。周說:“文革期間,在六七年的時間裏,江青遊泳時都是由我陪同,並負責她的安全;另外還有一名護士,負責對她進行護理,幫她洗澡和更衣,沒有見過別人和她一起遊過泳。無論在北京或是在上海,張春橋、姚文元從來沒有陪同過江青遊泳,怎麽會有那麽一張照片呢?”對此他也認為很奇怪,很不好理解。

 

“文化大革命”10年,曾經在江青身邊工作過的先後有30餘人次,大家都認為江青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她的生活作風是嚴肅和守規矩的。在這一點上,我們沒有發現她有任何不軌行為。

 

曆史是一門科學,最講真實性,無論事大事小,都來不得半點虛假,更不應該根據自己的好惡或是神聖化或是妖魔化。即使是對林彪、江青這樣反革命集團的魁首,也要客觀、公正、如實地記載,不能任意潑髒水,以取悅一些人的好奇心,以訛傳訛。這是一種不好的文風和社會風氣,有百害而無一利,應該引起理論宣傳部門和曆史研究部門的重視。

(注:鳳凰網曆史基於傳遞新聞價值之必要,特補發《文史精華》2009年第11期標題為《江青秘事  秘書楊銀祿回憶》一文,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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