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本書
看人看景看生活，知世故而不世故。
在1925年四月下旬的巴黎，年輕充滿活力但窮困的海明威在位於Montparnasse區的以講英語為主的Dingo Bar裏遇上了同樣年輕（隻比他大三歲），但是從名校普林斯頓（Princeton）出身（盡管沒能夠畢業），已經在《周六晚郵報》擁有數百萬讀者的菲茨傑拉德。當時正好是菲茨傑拉德的最傑出的一部作品《了不起的蓋茨比》（The Great Gatsby）出版後兩個星期，正可謂是青年才俊意氣風發。而海明威雖然當時已經走上寫作之路，但不曾出版任何作品，隻是寫了尚未為人知一些短故事和小詩。兩人當時境況明顯懸殊很大。
菲茨傑拉德在他們的第一次會麵後，就向他的編輯推薦海明威是個人物(“the real thing”)，並幫助他介紹認識了出版商Scribner's。次年，海明威的第一部作品《太陽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就由Scribner's出版，從此成為了世界著名的作家。可以毫不誇張的說是菲茨傑拉德發掘了海明威，並給了他一個巨大的怎麽說都不為過的推動和幫助。 菲茨傑拉德的巨大影響力和在文學上的指點，對於海明威以後的成功貢獻十分重要。可以說，在20年代剩下的五年中，菲茨傑拉德對於建議和修改海明威的作品比在他本人的作品上的投入還要多。給世人的感覺是，自從海明威開始能夠出版後，菲茨傑拉德對他自己寫作的成功或者失敗已經不在乎了。
而對於菲茨傑拉德來說，海明威在他一生中既是文學上的競爭對手又是理想中的英雄化身的綜合體。海明威充滿陽剛的形象，運動員的體魄，善飲酒的作風和曾經參加過戰鬥的經驗，這些都是菲茨傑拉德一直向往但不曾具有的。他們二人擁有相似的家庭背景但卻是迥然不同的風格。首先，他們都是在美國中西部長大，菲茨傑拉德來自於明尼蘇達的聖保羅，而海明威出生在芝加哥郊區。他們的家庭均是有一個羸弱的父親和一個強勢的母親。菲茨傑拉德還在母親肚子裏的時候他的兩個姐姐就相繼夭折；海明威雖然有不少姐姐，但是他一直期盼能有一個弟弟，最終他的弟弟誕生的時候他則已經完全長大成人了，對於他想要的“兄-弟”關係已經太晚了。所以菲茨傑拉德對於英雄的成癮與海明威一直想要成為一個英雄，他們的分量一樣沉重。這真是一個絕妙的搭配：菲茨傑拉德需要一個英雄的形象來崇拜，而海明威則完全符合這一點。
菲茨傑拉德和海明威從此進入了“蜜月期”。他們交友至深，甚至相互昵稱“菲茲”與“海姆”。澤爾達·菲茨傑拉德（菲茨傑拉德的妻子）嫉妒的說：“我丈夫和海明威他們兩個人！哼，他們倆在一起的樣子簡直就像是一對情侶！”在《流動的盛宴》中，海明威記錄了這樣一個細節，菲茨傑拉德請他吃飯。“要向他的朋友請教一件無比重要的事情。”海明威應允了，原來菲茨傑拉德聽澤爾達抱怨他有“尺寸問題”，不可能獲得任何一個女人的歡心。海明威把菲茨傑拉德叫進廁所，觀察之後，安慰菲茨傑拉德“僅僅是角度問題，你從上麵往下看自己，就顯得縮短了。”為了證明自己說的話可靠，海明威還建議菲茨傑拉德跟自己一起去盧浮宮，看希臘的裸體雕像。
在《太陽照常升起》出版之後，海明威與他第一任妻子離婚，迎娶了來自阿肯色州的家境富有的交際花波琳Pauline。住在Pauline的叔叔送給他們的在弗羅裏達州Key West的海邊別墅裏，海明威寫出了開始為他帶來榮譽和聲名的《永別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成為了文學界的新星。
與海明威的蒸蒸日上相反，自從遇上海明威後，菲茨傑拉德的寫作生涯可謂是一頭撞上了牆。不論出於何種原因（海明威的分析是，《偉大的蓋茨比》的巨大成功和評論家的褒獎，讓菲茨傑拉德陷入了唯恐達不到同樣高度的癱瘓狀態），菲茨傑拉德沒有能夠完成任何一部長篇作品，直到九年後才出版了《夜色溫柔》Tender Is The Night，而不論是在商業上還是在評論家眼裏它都是一部平庸之作。1925年後，菲茨傑拉德的生活更像是陷入了一種三重的掙紮：他在酒精中的淪陷，更加失控的妻子（澤爾達在30年代後因為精神狀況多次入院治療），和他想要寫長篇但是迫於奢侈生活不得不放棄的矛盾。此後，在大蕭條的年代，他再也不能從雜誌商那裏拿來金錢的時候，他不得不到好萊塢去寫一些從未被拍成電影的劇本，來勉強維持他的溫飽生活，來支付澤爾達的住院費，和供他女兒念完高中。海明威有理由瞧不起菲茨傑拉德為雜誌的撰稿，更加不用為生活所迫去好萊塢寫劇本。此外，還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也讓兩人友誼出現裂痕：菲茨傑拉德實際上對酒精的耐受程度很低，這在海明威眼中是一個男人最不可接受的一點。另外的一個事實是，海明威與澤爾達相互鄙視。澤爾達稱海明威“如橡皮支票一樣的虛偽”，海明威則多次指責澤爾達鼓勵菲茨傑拉德酗酒耽誤了他的寫作才華。
菲茨傑拉德和妻子澤爾達，澤爾達是《了不起的蓋茨比》中女主角黛西的原型：美麗，高傲，富有才華卻又拜金，物質，她引導菲茨傑拉德揮金如土，最終使他榮光不再。
重重壓力之下，菲茨傑拉德出版了他著名的一係列散文，最後被匯集成書為《崩潰》The Crack-Up，主要講述了他自己本人從巔峰後的失敗以及原因。海明威對於這種向公眾的坦白感到很吃驚，他認為這不是男人做的事情，應該自己單獨處理自己的問題，而不是把它散布給大眾，然後博取同情。不久，海明威在他的著名短篇《乞裏馬紮羅的雪》Snows Of Kilimanjaro中，直接描寫了一個失敗的作家菲茨傑拉德，關於他的“對於財富的浪漫的敬畏”以及這種敬畏，作為原因之一是怎樣毀了他的一生。感到深深地受到了傷害，菲茨傑拉德讀後給海明威和他們共同的編輯（就是最初介紹海明威認識的那位，太具有諷刺意義了）發去了抗議信，於是此後的版本中，菲茨傑拉德的名字被替換成了Julian，但是了解背景的人們一看就能明白這裏引用的是誰。事實上，《乞裏馬紮羅的雪》與《崩潰》的故事大綱並沒有太大差別，都是描寫一個失敗的作家麵對各自失敗的生涯，隻不過一個是虛構的背景，一個則是更適合作為今天電視談話節目的談資。更令菲茨傑拉德傷心不已的是，當他最終好不容易出版了《夜色溫柔》後，他誠懇邀請海明威的評論，卻是不屑一顧（雖然幾年之後，海明威重讀了此書並給予了正麵的評價）。
1935年12月，菲茨傑拉德處於人生低穀，他寫信向海明威傾訴，海明威的建議是：他可以安排人在古巴把菲茨傑拉德殺了，這樣澤爾達和小司科特就可以拿到保險金了。海明威在回信中如是說：“我會寫一篇優美的訃告，馬爾康·考雷會為新共和國從中剪出最好的部分，而我們可以取出你的肝髒捐給普林斯頓博物館，心捐給廣場酒店，一隻肺捐給麥克斯·佩金斯，另一隻給喬治·賀拉斯·羅利摩。如果還能找到你的睾丸，我會通過巴黎大區將它們帶去巴黎，帶到南方的安提比斯，從‘伊甸岩’上將它拋入海中，我們還會叫麥克利什寫一首神秘主義詩歌，在你就讀的天主教學校朗誦。
1936年，菲茨傑拉德不幸染上肺病，妻子又一病不起，使他幾乎無法創作，精神瀕於崩潰，終日酗酒。在最後的日子裏，他落魄潦倒，無人問津。而海明威卻成為然而三十年後，海明威的最後歲月，困擾他的卻正和他此前指責菲茨傑拉德一樣：酒精，精神疾病，和悄悄逝去的自我價值，他終於理解了菲茨傑拉德，海明威在他自殺前寫的最後一部作品《流動的盛宴》中，關於菲茨傑拉德的那一章，扉頁上有這麽一段話：
“他的才華是那麽的自然，就如同蝴蝶翅膀上的顆粒排列的格局一樣。最初，他並不比蝴蝶了解自己的翅膀那樣更多的注意到自己的才華，他也不知道自從何時這些被洗刷掉和破壞。直到後來，他開始注意到了他破損了的翅膀和翅膀的結構，他開始明白不可能再次起飛了，因為對於飛行的熱愛已經消逝，他唯一能夠回憶起的是，當初在天空中的翱翔是多麽的輕而易舉啊。”
(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