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4、初識毛澤東
李誌綏在沒有親眼見到毛之前，像所有50年代善良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樣，對毛是充滿崇拜之情：“在我的心目中，毛主席是一位傳奇式的革命領導人，是一位曆史創造者。”(第047頁)
1954年4月25日下午，根據組織安排，李醫生第一次在中南海毛的住處見到毛，毛和他隨便聊天拉家常，從李誌綏的學生時代參加過複興社談到延安整風時許世友事件，毛親口告訴李誌綏，你學生時代參加複興社算不上什麽問題。毛還問李誌綏讀過哲學書沒有，李告訴毛，他讀過毛的《矛盾論》和《實踐論》。毛對李誌綏的印象不錯，他認為：“哲學要讀一點，不讀恐怕醫生也當不好。”接著，還請李醫生陪他一起用餐，很是熱情。而李誌綏對毛的印象是：“我發現毛既凝重又詼諧，很健談，很善於讓人講出自己的思想，眼睛裏不時閃出智慧的火花，似乎有時有玩世不恭的影子。”（第067頁）又說，“毛的眼神充滿智慧，他的眼神，而非言辭，使人感到和藹可親。我打心底佩服他，我覺得我是跟一位偉人坐在一起。”（第063頁）
這次談話以後，汪東興告訴李醫生，說毛願意接受他做自己的保健醫生。這時李醫生感到十分激動、興奮和驕傲，他寫道：“我的整個世界赫然開朗，天地都為我歡唱，我不再是一個無名小卒。1949年我剛回國去見（衛生部副部長）傅連暲時，他是坐著接見我的。今天他站著，幾乎是奉承般地迎接我。我後來也發現，很多高級領導人突然變得很願意接近我，對我很客氣。”（第071頁）寥寥幾筆，李醫生把自己當時的心態真實表現出來，也把中共官場的人與人之間的人情冷暖展示出來。
5、初識中共體製
從50年代初期開始，李誌綏作為一個受西方文化影響很深的知識分子，一個專業技術人員，他已經敏銳地感受到中共體製內存在的問題。54年開展的“鎮壓反革命分子運動”，重點是打擊留在大陸的國民黨的黨、政、軍、警人員，同時對體製內的每個人和普通老百姓都進行拉網式審查，自然也包括中共中央所屬的各個機關工作人員。建國後，中共的五大領袖及毛夫人江青，都配有私人保健養生，書中寫：“在警衛局長汪東興的指揮棒下，將一些保健醫生打成‘反黨分子’。原來是幾年了這些保健養生不滿意脫離醫生臨床工作，單純隻給一個人做些照料生活的所謂保健，湊在一起時，不免講些不滿意的話，甚至發牢騷。”對於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醫生來說，希望到醫院去多接觸病人，多些實踐經驗，不斷提高自己的專業水平，這應該是一個有上進心的醫生非常合情合理的願望。結果，在“鎮反”運動中，這種願望就成了一條罪狀，每天下午和晚飯後，就對這些表達過這種心願的保健醫生開“批判鬥爭會”，而且一開就是四五個小時，弄得大家精疲力竭。最滑稽可笑的是，江青的保健醫生徐濤，僅僅因為窗簾拉慢一些，就構成“有意損傷江的眼睛”；另外，明明按江青的要求，室內溫度保持在攝氏26度，溫度計也顯示是攝氏26度，江感到冷，就說徐醫生“有意在精神上折磨江。”要他承認“有意反對江青，反對共產黨”……。
在這種情況下，書中寫：“一貫在政治風暴中我總是三緘其口，但此次批鬥大會上，我被迫加入攻擊的行列，來保全自己和家人。我無法指控那些醫生反黨，我隻說他們不應該發牢騷……”。（第058頁）書中還提到，在50年代的“三反運動”中，“我大哥、堂哥都受到波及。他們是我的親人，我清楚他們是無辜的，但我不敢站出來為他們辯護。”當年的確是這樣，黨組織要批鬥哪個人，你就必須表態，所謂站穩立場，否則你就是同情被批鬥對象，就是感情問題和立場問題。所以，李醫生痛心疾首地反思：“在我正式為毛工作前，我就已經違背良心，無法言行合一。”（第059頁）現實生活告訴我們，一個有正義感和講良心的知識分子，才會有這種自責。另外，李醫生還提到妻子的老師複旦大學張今鐸先生，當年曾經興高采烈地對李醫生說：“中國現在有了希望，應該回去參加建設。”結果57年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勞動改造，20多年後平反，他已經是一個兩眼失明，生活不能自理的的龍鍾老人。（第037頁）
所以，李醫生這些所見所聞使他明白，在這種體製內：“在工作中，隻能絕對服從，不能絲毫違背上級的旨意，如果不謹慎而觸犯上級的意誌、威望，都會被無情的‘整’，也就是被鎮壓。采取的方式，是‘群眾的’製裁辦法。群眾呢，他們是被指定參加這一行動，甚至他們在會上的發言，都是早經安排好的。”
李醫生還進一步指出：“這點對於自由知識分子的心靈，所造成的痛苦是難以比擬的，在‘為人民服務’、‘一切服從黨的需要’的鋼鐵紀律下，保全自己的唯一途徑，是俯首帖耳，惟命是從。在一片頌揚聲中，所有的生機都被斵喪了。違背良心的言論，違背良心的行動，成了準則。而更糟的是，唯有這種辦法，才能保住自己的位置，進而一步步爬上去。”（第60頁）
當年我正在北京讀書，黨團組織的要求是“服從組織分配”、“做黨的馴服工具”，否則就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李醫生所寫的這些情況，筆者深有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