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1）兒子的技術移民。
過來的人都知道，改革開放前，誰要是有
海外關係，那這個人就和出身成分不好的人一樣，入黨入團參軍等等，都辦不到。因為這些人屬於政治上有問題，不是依靠對象。那時人們都認為，海外的勞苦大眾都處在水深火熱之中，需要我們去解放。
80年代初，改天換地，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根據上級安排，一批處級以上幹部出國考察，回來以後，談到外國情況，都是讚歎。心想，自己這輩子已經沒有機會，而下一代還有希望。因此，二兒在北交大畢業時，我問他，要不要到國外去留學？走出國門看看？他說，國外也不是到處有黃金。他喜歡北京，經過一番艱苦卓絕的努力，他1995年畢業後留在北京，進了一家電子公司工作。同時還用業餘時間參加他大哥所辦公司的軟件開發，經濟上收入不菲。沒想到，三年後，他突然決定移民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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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份工作。當時聽我院一位中文係老師講，一對年輕夫妻移民的加拿大，經過5年努力，都沒有找到工作，最後彈盡糧絕，隻好回國。這個信息不禁讓我擔心起來，二兒是1999年帶著新婚妻子雙雙飛到多倫多。據說有錢人一般移民到加拿大的溫哥華，而技術移民則選擇去多倫多。到了多倫多，租房找工作，開始奮鬥。通過電子郵件，我知道一是英語交流不暢，二是沒有北美工作經驗，所以工作十分難找。兩個人在多倫多省吃儉用，拚命學英語，天天發簡曆找工作，精神壓力不難想象。在當時，二兒分析了北美的就業形勢，決定不去打工洗盤子，也不去讀書，堅持找工作，經過半年努力，終於找到一份軟件開發工作，雖然年薪不高，但有了一份工作，就算在北美站住了腳，心中一塊石頭落了地。
（3）人生低穀。第一份工作是從事通訊軟件開發，雇主是香港移民，公司雖然也有埃及人和巴西人，但基本上還是以家族成員為主。公司為了上市，工作任務重，壓力大，而報酬低。另外，公司管理上也有問題。所以，二兒幹了一年就跳槽到第二家公司，這家公司是做電子商務軟件，年工資從四萬調到六萬。但隻幹了近七個月，就被裁員。失業在家四個月以後，又走進第三家公司。這是一家光纖通訊公司，地點在渥太華。渥太華離多倫多有近4個小時車程，隻能夫妻分居，每周回多倫多一次。在這家公司幹了僅10個月，因公司不景氣又被裁員。這次失業在家11個月，精神壓力很大，夫妻之間感情也出現了危機，兩個年輕人心情都不好，導致離異分手。本來失業的壓力已經很重，加上婚姻破裂的打擊，兒子一下子變得麵黃肌瘦。本來從學生時代到走向社會，一直順風順水，沒想到這次在異國他鄉遇到了人生的雙重打擊，一下子跌入人生的低穀。可以想象，一個人在多倫多遠離家鄉親人，形單影孤，舉目無親，如果沒有堅強的意誌和頑強不屈的奮鬥精神，是很難走出這個人生低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