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二 、青海二·二三事件
輯錄者按：青海223大屠殺事件發生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年初，當時通過批判高幹子女的血統論，全國一些曆來受壓的群眾包括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所謂“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紛紛參加到造反派的隊伍當中，於是造反派的勢力迅猛擴大，形成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在這種形勢下，原來那些既得利益者（即楊繼繩所說的官僚集團及其社會基礎），也紛紛成立造反組織，起來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並和造反派對抗。青海省西寧當時所形成的“八·一八派”和“捍衛隊”就是這樣兩個組織。
以下輯錄的兩份材料：第一份是網上維基百科根據可靠材料編輯加工的223事件真相，該文把大屠殺發生的時間、地點、人物，以及事件發生的原因、過程和處理，基本交代清楚，並且把當時一些省裏黨政軍的分裂情況做了介紹。網上維基百科對於青海西寧223事件的介紹如下：
1967年2月23日，解放軍青海省軍區與地方造反派經過九天的對峙後，以13個連的兵力攻入造反派占據的《青海日報》社。解放軍打死造反派169人，傷178人。解放軍中有4人被己方誤傷致死，另有46人受傷。
（一）肇因：《青海日報》社的陳逸按照1966年中共《五·一六通知》精神，寫成了“六·三社論”《大進攻、大反擊、大革命》，內容是號召廣大群眾起來造反。
該社論發表後，西寧市陷入混亂。學生、幹部、工人湧進報社，高呼口號，四處張貼大字報，批判大毒草。12日，由省委書記楊植霖、省長王昭經西北局批準，把“六·三社論”定為“有嚴重政治性錯誤”的文章，派省委副書記韓洪濱為組長的工作組進駐報社，定義報社為“程陳反黨集團”。8月底9月初，紅衛兵串聯青海，傳達中共中央批判資反路線的消息。造反派得勢成立“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紅衛兵、工人湧進省委，貼大字報，批省委，肯定“六·三社論”。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下達了《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支持造反派。同日，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劉賢權召集軍區黨委開會，決定支持“八·一八派”。28日，中央軍委發布命令，又規定“堅決反對右派，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采取專政措施。”各地開始鎮反，湖南宣布湘江風雷造反派為反革命。福州軍區鎮反得到《解放軍報》社論《徹底粉碎反革命逆流》的支持，《人民日報》及各地省報均予轉載。青海省軍區司令劉賢權當即被奪權，軟禁。軍區副司令趙永夫獲得青海省軍區控製權。青海省領導中，省委書記楊植霖支持“八·一八派”奪權，省長王昭和多數省委領導則支持“捍衛隊”奪權。1月29日，“八·一八派”一舉奪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委的大權。
2月13日，《青海日報》社革命職工造反司令部等組織奪報社權。14日，軍區副司令趙永夫召開軍區黨委會議，通過了《軍管青海日報社公告》，部隊包圍報社。而青海省軍區的上級，蘭州軍區的指示則是：不同意軍管，要部隊撤出報社。蘭州軍區司令員冼恒漢、政委張達誌批示，軍隊不能接管地方報社。
（二）戰鬥。
23日上午8時，西寧全城戒嚴。解放軍西寧市衛戍司令部發布通令：
一、自即日起，立即取締青海省反革命組織八·一八紅衛戰鬥隊總聯絡站及其所屬組織。如再非法活動，一定嚴加懲辦。
二、對該反革命組織中罪大惡極的首要分子、幕後軍師及其死黨，立即逮捕法辦。……
205部隊副軍長張曉川率部13個連圍攻報社兩千餘人守衛的大院。11時10分，軍隊槍擊報社廣播站。下午2時，趙永夫的指揮所所在賓館和報社後門橋頭先後發出信號彈，槍聲大作。守衛報社前門大院的水利局水文站3人首先倒下，一人當場死亡。報社西北角是湟水大橋，守在橋頭的是汽車三場、五場、六場的工人，他們手挽手高聲朗誦：“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槍聲中第一排工人倒下了，20幾人僅三人幸免。第二排巋然不動，繼續朗讀毛主席語錄。第二排倒下了，第三排仍然不動。一瞬間，64名工人死在槍口下。
二十幾分鍾，戰鬥結束後，雪地裏到處是橫七豎八的屍體，有的堆成了三層，皮帽子、棉帽子在風裏滾動；在老報社（即印刷廠），火堆上也有屍體，有的大腿或是胳膊已經燒焦。死難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幾歲的學生，屍體堆積如山，院牆上、木樁上、樹幹上到處血跡斑斑，有的屍體還在燃燒，發出熏人的惡臭。
隨後部隊進駐學校進行搜查，因懷疑學生有槍，開槍射殺三人。車站便衣警察抓人，防止“反革命”外逃。各單位成立鎮反指揮部、勞改隊、拘留所，一時間私刑泛濫。
（三）處理。2月23日，趙永夫給軍委、總理周恩來、中央文革發了加急電報。3月11日，毛澤東在戚本禹的報告上批示：“可以調查一下。如果是學生先開槍，問題不大。如果不是這樣，那就值得研究了。”中央先後開了四次調查會。最終趙永夫隔離收審，張曉川、王昭隔離反省，聽候處理。3月25日，中央決定下達，西寧市再度騷亂。造反分子對保守派強加暴力。3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作出《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認為：“青海省軍區內部問題是一個反革命政變……趙永夫篡奪了軍權之後，勾結205部隊副主任張曉川，對西寧‘ 八·一八’等革命群眾組織進行殘酷的武裝鎮壓，打死打傷革命群眾 三百餘人，甚至向十五、六歲的女孩子開槍，逮捕革命群眾近萬人”。
7月15日，軍方發布了結案報告：在二·二三反革命事件中，把擁有15萬餘人的八·一八紅衛戰鬥隊等革命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傷革命群眾347人外，逮捕革命群眾13414人。據不完全統計：被捆綁吊打的17293人，被搜身抄家的5968人，集中勞動的4279人。（青海省軍管會平反組1967年7月15日）
1978年8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轉發總政治部《關於趙永夫同誌所犯錯誤的結論和處理意見》稱：“二?二三事件的後果是嚴重的，但考慮到趙永夫同誌已隔離受審十年，對錯誤已有認識，同意給予趙永夫同誌撤銷黨內外職務的處分，原級不動，按正師職予以安排。”
輯錄者按：下麵是網上《戚本禹回憶錄》中的一節文字，戚本禹當時是毛澤東的筆杆子、大紅人，中央文革成員，他親自參與了青海223大屠殺事件的調查處理，對這一慘案的發生內幕做了披露。從這一節史料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毛澤東、周恩來、江青、葉劍英，以及中央文革是如何處理文革初期的亂局。
在戚本禹的回憶錄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葉劍英在223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對這個事件的處理，十分耐人尋味。
中央軍委“八條命令”的詭異傳達方式。事實上，“二月逆流”決不是“大鬧懷仁堂”這樣一件孤立的事件。它與許多地方發生的動用軍隊鎮壓造反派的事件是有著緊密聯係的。
毛主席批準的中央軍委“八條命令”是為了穩定軍隊的。但是一些人卻把它用來當作鎮壓造反派的“尚方寶劍”了。本來毛主席把“軍委八條”中的第五條改寫為：“今後右派衝擊，要抵製，左派衝擊，要歡迎”。在發布的時候，毛主席又把它改為：“對於衝擊軍事領導機關的問題，要分別對待。過去如果是反革命衝擊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衝擊了，可以不追究。今後則一律不許衝擊。”
我當時就聽到反映，說有人在傳達這“八條命令”的時候，故意把它搞得很神秘，隻準看，不準記錄。而且在看的時候，也是藏頭去尾的。但是我一直沒有査到證據，所以也無法向主席報告。直到前幾年，我才看到江西有個人寫的回憶錄，談到了當時江西省軍區的領導，被葉劍英叫到京西賓館去聽傳達“八條命令”的情況，和我當年聽到的是完全一樣的。
接下來就是好多地方由軍隊出麵，抓了大批的造反派的頭頭。在一些地方還發生了軍隊向群眾開槍的事件。在有的地方，如四川，成都軍區於2月17日開始，在全省範圍內“鎮壓反革命”，還公開稱之為“二月鎮反”。就是在“一月革命”的發源地上海，也發生了由軍隊出麵抓捕各個區縣的造反派頭頭。在湖南省，由陳伯達搞了個錯誤的“二、四”批示後，則發生了湖南省軍區鎮壓造反派組織“湘江風雷”事件。
不過，最駭人聽聞的還是發生在青海西寧的省軍區趙永夫一派，派部隊到《青海日報》社包圍並開槍鎮壓革命群眾的“223慘案”。
青海“223”大屠殺。1967年2月23日，在青海省的省會西寧市，發生了軍隊向造反派群眾開槍的事件。在這個事件中，有347名群眾被軍隊當場開槍打死，其中年齡最小的僅14歲，還是個中學生。慘案發生以後，青海省軍區馬上宣布青海省的造反組織“八•一八”是反革命組織。接著，該組織共有13414人遭到逮捕，5968人被抄了家；還有4279人被強製集中勞動。另據不完全統計，有17293人遭到了毒打。
我們文革小組開始隻是看到了此次事件的主謀、青海省軍區副司令趙永夫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他在報告裏稱，青海的造反派組織“八一八”衝擊軍事部門，部隊被迫實行了還擊。
但是很快，來自群眾的告狀信件就像雪片一樣飛到我們這裏來了。一些從青海逃回來的北京的紅衛兵，還有在事件中被打死的北京的學生家長，都到中央文革來控訴上訪。有的控訴信還是死者的血書，一些家長們則哭訴自己的孩子去青海串聯以後就生死不明了。
我覺著問題很嚴重，就去找關鋒商量。關鋒也從紅衛兵的來信中了解了這個慘案。我倆分析，這次慘案的指揮者是青海軍區副司令趙永夫，可趙永夫怎麽有那麽大的膽子，敢向群眾開槍呢，他是否請示並得到過中央軍委的同意呢？關鋒說，趙永夫自己宣稱，他們向造反派開槍得到了林副主席的表揚。如果真是林總表的態，那毛主席一定會知道，因為這麽大的事，林總一定是要向主席報告的；但如果是葉帥表的態，那林總就不一定知道了，主席也不會知道。也許他會去給總理報告的。這事大了，我們文革小組解決不了，得請尚方寶劍。於是我們決定寫個報告給主席。報告是我起草的，關鋒補充了幾句，內容很簡單，大意是：“青海西寧死了很多人，據了解，是解放軍向赤手空拳的學生開槍，似乎不妥，怕的是引起連鎖反應。我們想調査一下，是否可以，請主席批示”。報告原是由我和關鋒署名，我覺得僅我們兩個人力量還不夠，於是就找了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向他們通報了情況，並請他們也一起在報告上署了名。報告打印後，就交給了江青，由她轉報給主席。
3月11日，毛主席在我們的報告上批示：“可以調查一下。如果是學生先開槍，問題不大。如果不是這樣，那就值得研究了。”
主席的這個批示關鍵的是要査學生有沒有槍，要是學生有槍，而且是他們先開槍打軍隊的，那就是另一種說法了。
根據毛主席的批示，我們先後開了四次調査會。
第一次是3月13日晩上，由我和關鋒向逃回北京的紅衛兵了解情況。接受調査的都是在《青海日報》社現場的紅衛兵，他們把經過敘述得很具體。第二次是3月21日晚，參加的有陳伯達、康生、王力、關鋒、我、蕭華等，調査對象仍是從青海逃回來的紅衛兵。這次調査會重點主要是圍繞著學生有沒有槍，有沒有開槍的問題進行的。兩次調査的結果是學生根本沒有槍，更談不上向部隊開槍了。調査的情況由我和關鋒向總理、江青作了詳細匯報。他們聽得非常仔細。
第三次調查是3月23日晚，總理親自主持，江青也參加了。調査對象有：青海“八•一八”、首都三司駐青聯絡站、地院“東方紅”、北航“紅旗赴青戰鬥隊”、外地赴寧紅衛兵“紅旗造反團”等組織的代表。這次調査會還沒開完，總理在會上就把他寫給主席的報告推過來給我看了，上麵說：“看來開槍是有問題的，詳細情況容後再報。”下麵署名：周恩來。調查會結束之後，總理留下康生、江青、葉群和文革小組成員商量如何向主席、林彪匯報。實際上，總理已經反複核對了由趙永夫組織人去搜査“八一八”組織的槍支情況。令人吃驚的是，連一支槍也沒搜查出來。總理歎了一口氣說：“義和團還有幾支鳥槍，可憐這些娃娃連義和團都不如，幹嘛還要向他們開槍呢！”
經過這三次調査，可以確定，工人、學生手無寸鐵，根本沒有槍，誰先開槍的問題一目了然。工人、學生連槍都沒有，怎麽開槍！總理說，工人、學生根本沒有槍，趙永夫搜査了幾天幾夜也沒搜出一支槍來。工人、學生也沒殺過人，開槍殺人的是趙永夫。他事後又謊報軍情，還假造了林總回電，欺騙大家。康生插話說，趙永夫在青海私自扣押司令員劉賢權，又擅自調動野戰部隊開槍殺人，簡直無法無天。這才是篡黨、篡軍，他是個野心家！接著康生談了趙永夫參加過國民黨軍隊的問題。大家聽了都感到匪夷所思。這時葉群就說：“林總和我們林辦從來沒接到過趙永夫的電話，也根本沒回過電話。總理呀，你一定要向主席講清楚。”總理答應了，說他將在下午向主席作匯報。
第四次調查是3月24日夜裏從1 1點半一直到25目淩晨，江青、葉群都來參加了，葉劍英、楊成武也來了，主持人仍是總理。而調査對象除了前三次參加的人員之外，還有從青海過來的劉賢權、張江霖、楊植霖、高克亭、趙永夫、王昭、張曉川、張洪。這一次，總理當著大家的麵向趙永夫提出了一個一個的問題。趙永夫開始是左右搪塞，閃爍其詞，企圖為自己和他人遮掩。但在總理追問之下，很快就結結巴巴，滿頭大汗，最後是前言不搭後語，矛盾重重，漏洞百出。
當問到趙永夫，他說過這件事他是請示了林副主席的，林副主席說“你們打得對！打得好！”的時候。葉群站起來了，她說，那話絕不是林副主席說的。林彪打電話給葉帥，質問過葉帥，葉帥自己也承認，趙永夫是給他打過電話的。可當總理質問趙永夫的時候，葉劍英也在場，他坐在那裏一聲不響。這時，總理當場宣布：把趙永夫抓起來。解放軍就上去撕掉趙永夫的領章、帽徽，把他押了下去。葉劍英本來一直是參加中央碰頭會的，從這件事情以後，總理就不讓他再參加中央碰頭會了。
可是，主席、總理去世之後，葉劍英支持華國鋒抓了江青，緊接著他就把“青海223慘案”給翻案了，他親自下令釋放趙永夫。有人提出，這可是毛主席、周總理親自定的鐵案啊，怎麽能翻？但是這個時候，已經沒有人可以管得住他了。在執行中，蘭州軍區司令員冼恒漢要求出具中央軍委的書麵文件，才肯執行。葉劍英大怒，後來搞了個“冼（冼恒漢）、劉（劉賢權）反黨集團”，把冼恒漢和劉賢權都撤了。但我現在還認為，對青海“223”大屠殺事件，即使在今天，無論你對文革持什麽態度，也無論找出什麽理由，軍隊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打死這麽多人，都是嚴重的罪行，曆史是永遠不會寬恕其主犯趙永夫的。一些人文革後高唱保護人權，其實隻是要保護他們自已的人權，對平民百姓的生命與人權是不在他們保護之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