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串聯”經曆（2）

2、乘火車去北京

      外出串聯，局機關的“革命群眾”都是三個一群兩個一夥，自由結伴同行，我和誰一道走？在我到局機關領出差費時，遇到本單位的汽車維修工小付，他說他已經約好局機關通訊員小戴，還有打字員小陳，一同去北京。於是，我就和他們一同買了去北京的車票。

      其實，局機關汽車維修工小付和通訊員小戴都比我年紀大，他們兩個人都已成家，但機關裏大家都這麽喊他們，我也就隨著這麽喊。瘦瘦的小付性格要活躍些，也喜歡和人交談；而小戴則沉默寡言，給人的印象是老實巴交。

     打字員小陳還不到20歲，當時在我看來，她是局機關唯一的一個年輕的美女。她名叫陳興蕾，原是省歌舞團舞蹈隊學員，大概學了幾年，發現她一條腿有點問題，不太適合繼續跳舞，隻有小學文化程度的她，讀初中，年齡已過，就分到局機關來當打字員。

     那時我已經28歲，到了男大當婚的年齡。從農村四清工作隊回到局機關，我注意了一下，局機關都是已婚的成年人，而新分來的女大學畢業生，尚未男朋友的，要麽是個子太矮（貴州當地的男男女女普遍個子不高），要麽是相貌平平，無法讓人心動；而見到小陳的第一眼，她就吸引了我——像所有舞蹈演員一樣，她身材苗條，五官端正，個子適中，而且一顰一笑都有一種讓人心動的魅力。在我被文藝作品塑造的戀愛幻想裏，以及在中戲看慣了如雲美女以後，覺得小陳倒是一個理想的目標。當時還認識不到找個女人成家，性格素質比漂亮更重要。

      我們一行4人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心想能和小陳一起出行，也是難得的一次機會。小付、小戴和小陳三個人都是貴陽人，貴陽雖然是個省會城市，但地處西南高原，偏遠落後，加上當時人們都很窮，所以，對他（她）們來說，第一次去北京的心情是不難想象的。小付和小陳上車以後都是滿臉興奮，但小戴依然是平日的樣子。小陳可能憑著她少女特有的敏感，感覺到我對她有興趣，就臉帶幾分羞澀地故意避開我的目光。

      我當時還意識不到這是一個漂亮女孩的正常心態，隱隱覺得自尊心受了一點傷害，也就故意不去看她。少年時期讀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牛虻》，書中的兩個男主角都有非常強烈的自尊心，《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主人公保爾也好，《牛虻》中的主人公亞瑟（牛虻）也好，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們在戀愛上都表現出一種自尊和自重。所以，我雖然家庭條件不好，在政治上有些自卑，但我不僅對自己的外貌和學問有自信，而且也特別看重自己的人格尊嚴。因此，一路上我對小陳也就不再注意。

     當時湘黔線的鐵路還沒有修，從貴陽開往北京的火車要繞到廣西，然後再向北經湖南、湖北、河南、河北，要三天三夜才能到北京。我在貴陽就聽說，“大串聯”開始以後，火車上常常擠得水泄不通，連上廁所喝水都十分困難。還聽說每到一站，一些急於乘火車去北京的人，從車門上不來，就從開著的車窗口爬進來。可能“大串聯”的高潮已過，雖然車廂裏也是滿員，而且通道上也是人，但去車內廁所，還是勉強能夠通過。

     火車進入湖南以後，大家發現車廂兩端的鍋爐都沒燒開水，有人就找列車員詢問，為什麽車上不供給開水？年輕的女列車員滿臉疲憊，說你去問列車長。端著搪瓷茶缸的年輕人可能是去北京串聯的大專院校的學生，他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我們應該互相關心，互相愛護……列車員也回答，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告訴我們，要發揚艱苦奮鬥精神，要鬥私批修……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用毛主席語錄對話，雙方都用毛主席的話為自己的行為貼上正義的標簽，後來則發展成“打語錄仗”，就是在辯論中，每個人都從毛主席語錄裏找根據，證明自己所說所做的合理正確。看來，毛澤東思想是個矛盾的體係，誰都可以加以利用。

      由於旅客中不少人都口幹想喝水，所以都支持那位端著茶缸要水的年輕人。列車員說，搞文化大革命，大家都造反，列車上沒有煤，沒人燒水，我有什麽辦法？的確，平常旅客車廂都有專門鍋爐工負責燒水，沒有開水供給旅客，責任不在列車員。

      到了北京，我們四個人按當時規定，找到自己本係統的接到站，憑單位介紹信登記和安排食宿。我們4個人被文化係統接待站安排到文化部辦公大樓住宿。實際上，我們是住在樓道裏，不知從什麽地方弄了一些棉被和褥子，晚上住宿時，男女用布簾隔開。

      第二天是周五，兩個妹妹和妹夫都在上班，我就帶小付、小戴和小陳先到天安門廣場看看，然後又帶他（她）們到北海公園去逛逛，大家看到北京的造反景象和貴陽也差不多——到處是大標語，還有廣播車，高音喇叭要麽廣播全國各地的造反形勢，要麽廣播毛主席語錄歌……

       晚上我對同路來的三個人講，明天我要去“家裏”看看。

 

3、在二妹佩華家

      北京已經進入初冬季節，早晚的天氣變得有些寒意。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紅色恐怖”已經過去，但北京的大街上的氣氛和當年大不一樣，隨處可見的大標語和批鬥會的廣告，還有廣播車上的高音喇叭的廣播，以及“誓死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口號……所有這些，使人感到北京往日的平靜已經被喧囂所取代。

      菜市口在前門和天橋之間往西的方向，100多年前，那裏可能是個空曠的場地，清政府曾經把那裏當刑場，譚嗣同等6位主張進行政治改革的誌士，就是在那裏被清朝政府殺害。

      北京解放前後，菜市口大街和天橋一帶，都是一些土屋平房，是北京市內的貧民區。二妹佩華的丈夫是國營建築工程隊的一個小頭頭，那時還沒有包工頭，大家都憑工資收入吃飯，他們夫妻收入不高，自然沒有條件租住好房子，隻能住這裏簡陋低矮租金低廉的小平房。 

     二妹佩華小學沒畢業，經男朋友的哥哥介紹，就進了北京客車廠去當一名學徒工。因為我高中三年離家住校，大學五年也是住校，佩華妹如何輟學打工 ，如何進了客車廠當學徒工，又是如何和李慶祥結婚等等，我都不太清楚。

    佩華和李慶祥結婚時年紀很輕，而且很快就已經有了小孩。二妹夫李慶祥在建築公司是個施工隊長，他個子瘦高，一副忠厚老實的樣子，結婚以後，對我們家和我二妹都很不錯。

     找到二妹家，敲門以後，二妹佩華開了門，她見到我，馬上露出驚喜：“大哥回來了！”二妹麵帶笑容地說。

     當時的通訊方式主要是寫信，有急事打電報。我在貴陽走得匆忙，也沒有給兩個妹妹寫信，所以，佩華見到我突然而至，感到十分意外。

     我告訴她，我是參加 “大串聯”順路回北京探親，我見二妹夫慶祥不在，就問他為什麽不在家？二妹說，他正在進行業務培訓，準備到湖北去參加十堰的第二汽車製造廠的建設。

     二妹問，你知道咱們家被遣返了嗎？我告訴她，說你二哥文博已經寫信告訴我。

     二妹馬上氣憤地說，大哥，你說這叫什麽事嗬？咱家是招誰惹誰了？咱爸解放初期就把他抓起來關押調查，查了一年多，已經查清楚他什麽壞事都沒做過。解放後老老實實參加勞動，大隊叫趕大車，他就趕大車；叫他掏糞，他掏糞；什麽活髒，什麽活苦，什麽活累，讓他幹什麽就幹什麽，連個屁都不敢放。人家社員過五一節和國慶節都放假休息，咱爸還要去出義務工，這樣夾著尾巴做人還不行？咱媽一個小腳婦女，不多言，不多語，整天在家做家務，也沒得罪過誰，怎麽說轟走就轟走？！還有鳳珍、風琴和文平，她（他）們正在上學讀書，也一塊轟走？你說這叫什麽事啊？這不是不讓人活了嗎？……

      二妹說著就流出眼淚。

      她這些話，自然都是我們家裏人心裏想說的話，可是我們都不敢說出口，因為在當時這樣說，就是“反對文化大革命”，就是“反攻倒算”，就是“現行反革命分子”……弄不好會抓起來判刑，甚至掉腦袋！所以，我聽她這樣講，趕忙把門推開，看有沒有人聽到，而且讓她小聲點，怕隔窗有耳。

     顯然，佩華妹沒有讀過幾天書，也就沒有經過什麽洗腦，加上又心直口快。我很為她擔心，就說，這些話可隻能關起門來和自家人講，在廠裏千萬不能提。如果這些話讓組織領導知道，隨時都可以把你揪出來批倒批臭，給你帶個帽子，開除公職，像文博一樣送回老家，監督勞動。

     佩華說，咳，大哥，你放心，誰會那麽傻？在廠裏咱是幹活聽吆喝，一個剛出師的學徒工，哪有咱說話的份兒？

     我馬上轉個話題問，聽說北京的紅衛兵鬧得非常厲害，還打死不少人？

     佩華說，別提了，八九月份，北京城簡直變成了活地獄——紅衛兵打死的人，每天都用板車從胡同裏往外拉，上麵該一塊破布，死人的胳膊大腿就露在外麵，血水從板車上往下滴，看了都讓人心驚肉跳！在廠裏，那些日子大家在車間裏談的也都是紅衛兵抄家打人的事，聽說在崇文區有人拿刀要和紅衛兵拚命，結果幾千紅衛兵到那裏，像日本鬼子進村一樣，抄家，打人，折騰了一個星期……

      我說，莫非警察不管？

      她說，咳，領著紅衛兵抄家打人的就是片警和居委會主任什麽的，從毛主席到各級政府，都是支持紅衛兵小將的，你沒聽說，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時，上天安門給毛主席帶紅衛兵袖章的是個高幹子女叫宋彬彬，毛主席說，應該叫“要武”，認為文質彬彬不好。

      看來，佩華所在的客車廠在市內，廠裏的工人絕大多數家也住在市內，所以那些日子工人到車間聚在一起，自然談的都是紅衛兵抄家打死人的事，佩華講得這些，都是她親眼所見，親耳所聞。

      佩華還告訴我，這些中學紅衛兵都穿著軍裝，戴著軍帽，紮著皮帶，戴著紅袖章，他們都是高幹子弟，是“紅五類”，他們先是在學校批老師，鬥校長，北師大的女校長就是那些幹部子弟鬥死的。在學校折騰完，又殺向社會，說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我問，“牛鬼蛇神”都指哪些人？

     佩華說，我也說不清楚，聽說就是“地富反壞右”，還有就是資本家、反動軍官、偽警察、偽憲兵、特務……另外，還有新揪出來的“黑幫分子”，“反動學術權威”等等。

      佩華說，他們成群結隊，殺氣騰騰，各個都是凶神惡煞，他們抄家，就把人家的東西給你往院子裏砸，看見是麽古董字畫就沒收，說是封資修；抄家還不算，還要打人，用皮帶、木棍、皮鞭把人往死裏打！誰敢製止？誰要是敢出來說句公道話，他們連說公道話的人一起打……

      佩華說，大哥，你說這些中學生的爹媽都是部隊幹部和國家幹部，他們怎麽會變成這樣無法無天？而且連一些女紅衛兵也變得沒一點人性！在廠裏大家談起了，都弄不明白。

      我說，可能隻有“紅五類”紅衛兵才敢這麽幹，一般家庭出身的學生要文明一些。

      佩華說，那會兒北京的紅衛兵運動，鬧得人心惶惶，大家上班不談別的，講得都是紅衛兵的事情。

     看來，天真幼稚的二妹進了工廠以後，幾年時間，已經對社會情況十分了解了。聽了她這些繪聲繪色的介紹，我對北京掀起的紅衛兵運動有了一些比較生動具體的印象。

     我在二妹家吃了午飯，就回到文化部大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