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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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以後，我還是在考慮目前新聞出版局對高校學報進行審讀的問題。
不錯，就我所知，在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大潮中，貴州的學術期刊也曾經出過所謂“問題 ”。
一個是貴州《文史叢刊》曾經轉載過一篇英國傳教士寫的回憶文章，這位傳教士當年曾經跟著紅軍一起參加長征，親眼看見過紅軍為了籌集糧款，沿途對地主富農或富商有過綁票和撕票行為；還親眼看見紅軍為了避免泄露機密，把掌握機密的傷員在無法帶走的情況下，就地殺害，以免被敵人俘虜泄密……。這位傳教士寫的回憶錄，自然是他的親身經曆，有一定史料價值，所以有人翻譯成中文出版。我在80年代初期的新華書店，也曾經翻閱過這本小冊子。
貴州《文史叢刊》把這個傳教士公開出版的回憶錄選登了一部分。主編可能想，既然是轉載公開出版物的文章，按說也沒有違規違法，沒想到，上級主管部門發現以後，卻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政治事件”，下令銷毀了那期刊物，並給予趙姓主編撤職處分。這是在六四事件之前發生的一個學術期刊出問題的例子。這個案例告訴我們，即使在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比較寬鬆的形勢下，一些敏感的曆史真相，中共也是非常忌諱，絕對禁止披露的。
第二個例子則發生在六四鎮壓以後的清查運動中，就是師大學報主編老張在上麵提到的我們學院學報上那篇文章。實際上，這應該是在六四事件發生以後，高校領導層進行政治鬥爭的一個案例。
熟悉中國社會情況的人都知道，從建國以後，從上到下的官場上，都存在著爭權奪利的明爭暗鬥，而每次政治運動一來，這種鬥爭就變得格外激烈。從70年代末開始所謂新時期，中國官場的主要矛盾變成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的鬥爭，而且這種鬥爭一直沿襲到現在。
六四鎮壓以後，我院的領導層包括一些中層幹部中的極左派（其中有院黨委宣傳部長、組織部長、學生處長和數學係主任等），想趁清查運動之機，把三個院長拉下馬，並取而代之。在這三個院長裏，就包括我的頂頭上司蔣院長。在極左派給這幾個院長羅織罪名時，有人說我院辦的學報上發表的一篇《馬克思主義和現時代》的文章有“嚴重的政治問題”，主編蔣院長支持發表這篇文章，證明他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泛濫。
《馬克思主義和現時代》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貴州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專業博士，南京大學獲哲學碩士學位以後，在中國人民大學攻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博士學位，並在該校任教。89年初，他回貴陽探親，五月份，我院為開闊廣大師生的視野，提高思想理論水平，特邀請這位人大博士到我院做專題講座，題目就是《馬克思主義和現時代》。這位年輕的博士，對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中麵臨的一些現實問題，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問題，“摸著石頭過河”的問題等等，提出一些自己的分析和看法。這位博士畢竟是專業功底深厚，講得非常有水平，有深度，而又深入淺出，演講中，掌聲不斷，受到我院廣大師生的熱烈歡迎。講座後，我向這位博士約稿，他便把講座的內容整理成文，發表在我院學報上。
大約一兩個月後，北京發生了六四血腥鎮壓，由於我院的楊院長、蔣副院長和另一位王姓女副院長對學潮比較同情，對學院的大學生的遊行示威等活動阻止不利，院內幾個極左派人物便想趁機把這三個院長搞成支持支持學潮和動亂的人物，企圖把這三個院領導拉下馬，取而代之。在搜集材料和羅織罪名時，就把那次叫做新視野學術專題講座中的演講，歸結為王副院長一手策劃，把學報上發表該講座內容的文章，視為蔣副院長應該承擔責任。有人甚至把發表該文的這期學報送到省委宣傳部，說應該展開批判，肅清流毒，並追究作者和主編的責任。總之，極左派非常活躍。
不久，省委派的清查小組來到我院，也個別對我進行約談，其中就包括詢問該文的發表過程。我把情況如實告訴了調查組,他們特別詢問，是否經主編蔣院長同意？我說，我是學報常務副主編，一般約稿等事情可以不請示。又問，發表這個稿子是否經過主編蔣院長審查批準？我回答，他隻看看目錄就簽發了。因為發稿時，還沒有發生六四事件，內容既然是學院搞的專題講座整理成文，所以蔣院長覺得沒必要再審
清查運動結束，我院的極左派雖然有兩個人官升一級，但並沒有達到把三個院長整垮的目的。後來聽說，省委宣傳部也沒有把《馬克思主義和現時代》一文列為大批判的靶子。
通過這兩個例子，給我的教訓是：在現行體製下，有些曆史真相是必須幫助執政者進行掩蓋的，絕不能告訴世人；其次，理論聯係實際，也不能講真話，否則運動一來，就有口難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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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緊接著是“清查運動”，新上台的江澤民集團對參加學潮和民主運動的愛國人士，開始進行秋後算賬和打擊報複，企圖把中國社會一下子拉回到毛澤東時代。
我院經過清查運動的大清洗以後，我的頂頭上司蔣院長調到省社科院任職，我院學報主編由新調來的申書記擔任。我當時在心灰意冷中，對辦學報已經失去興趣。然而，既然在體製內幹的是類似包產到戶的工作，要領工資活下去，不做事情也不行。
新來的申書記又是如何主編學報呢？
記得，那期學報稿件編好以後，按程序我送到院黨委申書記的辦公室，請他審閱和簽字。一個星期以後，申書記叫黨委辦公室工作人員將稿件拿到編輯部。在幾十篇送審稿件裏，有一篇稿件的審稿單上，申書記簽了意見。這篇稿件的標題為《對高校學生中的同鄉會之類的學生群體的認識和管理》，此稿是貴州大學一位大學生輔導員撰寫的。申書記在審稿單上的意見是：“在高校中，凡大學生自己組織的同鄉會之類學生群體，應一律取締解散。此稿不宜用。”
老實講，我省高校教師的素質普遍偏低，能夠進行學術研究並撰寫學術論文的教師，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學報作為一個學院的學術窗口，每期學術論文的質量，是需要認真對待的。這篇《對高校學生中的同鄉會之類的學生群體的認識和管理》，作為一篇學術論文，雖然學術水平和質量都不算高，但作者能夠麵對高校大學生中出現的新問題，進行調查研究，提出問題，分析問題，找出對策；對大學生中的同鄉會進行一些客觀理性地分析研究，寫出這樣一篇學術論文，這對高校中做大學生思想工作和管理工作的人，包括一些高校的領導，都有一定啟發和教益。但是，申書記卻把這篇有一定新意的文章斷然否定，這一些出人意外。從他簽署的意見來看，說明六四鎮壓以後，他像中國所有那些把保烏紗帽看成第一位的黨政幹部一樣，為了在政治上和黨中央保持一致，無不采取寧左勿右的做法。對這些人來說，保住烏紗帽是第一位的，至於學報質量如何，他覺得那是次要問題。當時，我很想和他交換一下意見，談談自己對這篇論文的看法。但是，我馬上意識到自己的天真幼稚的毛病又來了，在目前形勢下，對主編的意見堅決執行，是我最佳的選擇。
不過，回到編輯部，想到這篇稿子的作者可能是一個年輕教師，一篇學術論文從構思到寫作，到完成，很不容易；另外，這位作者有問題意識，能從實際出發，發現問題和分析問題，這種能力需要鼓勵和栽培。因此，我把這篇稿子推薦給另一家高校學報主編，稿子被采用發表，見了天日。
不久，又有一篇稿子，申書記感到很為難。這篇論文的題目為《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及其發展》，是我多年學習異化理論的一篇總結性的文章。在該文的摘要裏，對此文主要內容的陳述是：“本文考察了異化概念的產生與發展，介紹了馬克思異化理論的內容，然後以盧卡奇和佛洛姆為代表，概述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對人的異化的研究，以及東歐南斯拉夫實踐派和波蘭意識形態批判學派代表人物對馬克思異化理論的探討。最後指出，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和東歐馬克思主義者在新的曆史時期對馬克思異化理論的發展所做的貢獻。”
我之所以想把此稿放在自己辦的學報上發表，主要是考慮那期學報稿子總體質量不理想，而我自己這篇論文是多年的心血之作，放在這期學報上，讓該期學報的分量稍微重一些。
申書記審完這期稿子以後，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很客氣地讓我坐在他的對麵，說：“這期稿子我看了，大致可以。隻是對那篇談異化的論文，我拿不準。”
申書記很客氣地講完，雙眼注視著我的表情。聽說他原來是貴陽師專的一個普通教師，由於是省委某領導的親戚，便由一個普通教師，逐漸由中層幹部提拔為貴陽師專的校領導。六四事件以後，調到我院任院黨委書記，成為學校一把手。他中等身材，胖胖的，給大家的印象是沒有架子，平易近人。所以，他用商量的口氣和我談他對我這篇稿子的意見。從他的口氣中，我已經知道他對采用這篇稿子感到為難，怕這篇稿子發表以後在政治上出問題。
經曆過80年代的人都知道，在83和84年，中國著名的左王胡喬木和鄧力群在鄧小平支持下，曾經在全國範圍發動過一場清除精神汙染的反異化論及人道主義的政治運動。當時抓住的主要靶子就是以周揚名義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一篇論文，此文題目是《關於馬克思主義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其中就人的異化和人道主義問題作了一些探討。顯然，當年那場運動給申書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把異化理論和人道主義兩個概念看成是政治敏感詞語，為了安全和少擔政治風險，對涉及這兩個概念的學術文章，他認為最好是一律不用。
當我理解到申書記感到為難的內心想法以後，我立即告訴他，如果他覺得對這篇稿子不好用，我可以拿到別的刊物上去發表。申書記聽了，馬上鬆了一口氣，說：“謝謝你！”
這篇題為《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及其發展》的稿子，我交到《貴州大學》學報編輯部，很快被發表。而且被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的複印資料《馬克思理論研究》專刊全文複印轉載。說明此文在當年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方麵，有可取之處。
在這裏需要補充說明的是，申書記除了作為學術期刊的主編膽小怕事，業務水平太低以外，作為高校黨委書記，他還是很有人情味的。如他看到我老伴中風偏癱，在我攙扶下上下七樓很不方便，曾經表示過同情，並想辦法照顧我全家從七樓搬到三樓。不過，題外話這裏就不再贅言。
羅瑞卿、劉亞樓長期在一軍團工作，所以比較習慣一軍團的管理方式。長征到了哈達鋪之後，一軍團與三軍團混編，羅瑞卿與劉亞樓被調到三軍團去工作。到了三軍團以後，他們就仍然按照他們在一軍團已經習慣了的方式管理部隊，三軍團的人對此怨氣很大。為了部隊輕裝前進，減少傷員，羅瑞卿曾經命令殺死三軍團的一些重傷員。
http://culture.dwnews.com/history/news/2018-10-29/60094199.html
=====================這位傳教士寫的真實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