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6、有家不能歸
走訪了兩個妹妹家，探望了中戲，總覺得被遣返的父母和幾個弟弟妹妹仿佛還在南苑。過去，乘上公交車，出永定門，半個小時就可以回到家裏。然而，現在他們已經被趕回遙遠的內蒙古老家，在那個窮鄉僻壤，他們的日子怎麽過？我是多麽想去看看他們……
正像我二妹佩華所說，他們生活在北京，經過多年苦苦掙紮，有了一個安身立命的住處，他們沒有任何違法亂紀的行為，卻一夜之間被掃地出門，這實在讓人難以理解。
學生時代，我從文學作品中得知，蘇聯斯大林政權對富農就是采取掃地出門的辦法，把成千上萬的富農全家流放到遠東的西伯利亞，讓他們在自然條件惡劣的遠東地區自生自滅。莫非趁著文化大革命之機，中國也要把斯大林這套辦法搬來，讓成千上萬的所謂出身成分有問題的家庭從北京消失？
我知道，從土改到文化大革命，這種家破人亡和妻離子散的悲劇，在中國到處都有，可是這種災難一旦落在自己的頭上，心中的隱痛就揮之不去了。
50年代初期，我父親被人檢舉說他是叛徒，從而被南苑公安機關逮捕關押。在父親被關押審查期間，公安局曾經派員到我家，要求我們全家遷往甘肅或寧夏地區。當時我母親說，我一個小腳婦女，一個大字不識，帶著5個未成年孩子，到那地方去怎麽活？那位公安人員說，政府要給你們一筆安家費。我母親說，我這5個孩子最大的剛讀小學，請政府考慮我們的難處，能不能等我丈夫回來再說？
顯然，住在中南海的毛澤東始終缺乏安全感。他知道，在土改、鎮反運動中，中共用非常殘暴的手段殺害了幾百萬人，五七年又打了幾十甚至上百萬右派分子，在全國範圍內，給無數家庭家帶來災難。因此，他害怕報複，反複強調“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他叮囑人們說，他們人還在，心不死……所以，為了消除他內心的恐懼，確保中共領導集團的安全，設法把曆次運動的受害者，即所謂家庭出身成分不好的居民轟出北京市，是他早就有的想法，現在搞文化大革命，自然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經過前思後想，覺得回老家探親的念頭不可行。一是因為我剛剛參加工作，家庭出身是剝削階級，黨組織一再強調，凡參加革命的青年學生和幹部，必須“和剝削階級家庭劃清界限”。如何“劃清界限”？就是對他們的剝削階級本質要有深刻的認識，對他們的反動言行要不斷揭露和批判，對他們要充滿階級恨。當時的流行歌曲中唱：“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要“拿起鞭子抽敵人”！這是黨對每個所謂走進革命隊伍的學生或幹部反複灌輸的內容。假如我回老家探望父母，就說明我仍然和剝削階級家庭有“千絲萬縷的聯係”，是一個“立場問題”，黨組織知道以後，不僅不能報銷旅差費，而且，還要寫檢查，弄不好還會給一個處分，材料裝進個人檔案，一輩子都會受影響；其次，即使我回去看看父母和幾個弟弟妹妹，剛領到的大學畢業生實習階段的月工資40元出頭，每月給父母寄去10多元，所剩無幾，眼見他們在饑寒交迫中掙紮，而又無法給他們一些援助，我回去又有什麽意義？
所以，我的回老家探望父母和弟弟妹妹，眼看他們沒吃沒住，處在水深火熱中，我又能幫他們做些什麽？我的探望父母和弟弟妹妹的念頭，隻能打消。
7、心中的問疑
我們決定返回貴陽，先是乘火車到天津，然後乘海輪由天津到上海，再乘車到杭州、南京，最後是回貴陽。一路走馬觀花，各個城市都是一片造反景象，顯然，文化大革命已經席卷全國，造反已成大勢所趨。
一路上，不管是在火車上，望著火車窗外的城市或鄉野；或者是在海輪上，麵對茫茫大海，想到目前的形勢，想到一些自己這次一路的所見所聞，紛亂的思緒使我的心情難以平靜，特別是思想上出現一些問題，找不到答案。
首先，這次運動與以往任何一次運動不同的是，對往日高高在上的當權派采取一律打倒的辦法。開始心中還感到很痛快，心想這些當權派從五七年以後，個個都代表黨，個個都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手下人有意見也不敢提，動不動就是“反黨”。這次文化大革命，一夜之間，這些土皇帝都成了“階下囚”。這的確讓往日受壓的人心裏有一種狂歡節的感覺，有人甚至說，這些土皇帝遭報應了！
可是，冷靜一想，過去參加四清運動和接觸的一些政策文件，都一直強調幹部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有問題的是少數和個別的；另外，文革開始以後公布的中央文件《十六條》，它作為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裏麵也分明說好的和比較好的幹部占多數，真正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是極少數。而運動一開始，在全國範圍裏，上上下下，把黨政一把手幾乎都一律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行批判，鬥爭，甚至人格侮辱，然後是關進牛棚，進行勞動改造。這種無區別地打擊一大片，難道不會傷害一些無辜嗎？
就拿中戲李伯釗副院長和係主任沙新來說，她（他）們在我們的心目中一直是代表黨的領導，從他們的工作和講話中，都是反複強調要做黨和毛主席的好學生和黨的文藝戰士，從來沒有發現她（他）們有什麽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怎麽一夜之間，竟成了“走資派”，讓她（他）們去篩煤渣和掃樓道？還有貴州省文化局和局機關所屬的六團一校，所有過去掌權的頭頭，都被拉下馬，個個成了階下囚……為什麽要這樣搞？
還有，在“五一六通知”中說：“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走資派”莫非都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都是“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實在弄不明白。
第二，關於階級鬥爭問題。毛澤東一再強調：“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要求廣大幹部“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而且說，“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就在毛澤東這種反複強調下，我們到農村去搞四清，搞整風整社，寫村史等，帶隊領導都一再要求我們“站穩立場”，不要接觸四類分子及其子女。因此，我們在農村見了四類分子及其子女，就像躲避麻風病人一樣。而農村四類分子及其子女，見了我們這些幹部，也是個個低下頭，不敢正眼看我們。這樣彼此隔膜和敵視難道就會把“四類分子”改造好？另外，不是說四類分子的子女“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嗎？為什麽我們對他們也采取這樣警戒的態度，這不是放棄教育他們的機會嗎？
在我們多次深入農村，對農民進行各種宣傳教育工作時，幾乎所有農村幹部都告訴我們，“四類分子”極其子女都還老實，沒有什麽破壞行為。顯然，這些被打入另冊的政治賤民，在中共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壓力下，都已經頭都抬不起來，隻能老老實實，夾著尾巴做人，哪裏還敢進行什麽破壞活動？即使在城市裏，在街道居委會的監督下， “五類分子”或“七類分子”不服管教的情況，也很少聽說，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麽還要反複強調抓階級鬥爭？
還有，家庭出身成分不好的子女,假如他們能夠進入工廠、單位、學校，也都備受歧視。他們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幾乎都是積極靠攏組織，申請入團入黨，表示堅決跟黨走。為什麽黨團組織對他們總不信任，總另眼相看？
另外，在大饑荒年代，那些憂國憂民的大學生組織一些探討國家前途的學習小組，也多是出身好的幹部子女或知識分子家庭子女，一般家庭出身不好的，已經噤若寒蟬，不敢再去過問政治。無論當時一些高校的馬列主義學習小組，還是我們中戲戲文係出現的《真理革命黨》，其成員無不是一些幹部子弟或家庭出身成分很好的年輕人（我們班上兩個《真理革命黨》成員的家庭出身，一個是貧農，一個是中農）這又說明什麽？
記得，在學生時代閱讀列寧的《哲學筆記》時，裏麵談到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性時，認為人的思維應該和存在是同一的，即使達不到同一，也要千方百計努力接近同一。換一句話說，就是人的認識應該盡量符合實際，否則，在不符合實際的錯誤認識指導下，人的行動就可能要碰壁，要犯錯誤。毛澤東在建國後，認為主要矛盾是兩個階級和兩條道路的鬥爭，一再搞“憶苦思甜”，宣揚階級仇恨；而劉少奇則認為，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生產關係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那麽比較起來，究竟是劉少奇的認識接近社會實際，還是毛澤東的認識更接近社會實際？
第三，為什麽文化大革命中要強調暴力？
我二弟文博的信中講，抄家時大隊紅衛兵本來都是熟人，一夜之間就變得像仇人。而在遣返前一天晚上，又把大隊裏3戶四類分子集中在燈火通明的大隊部門前，用皮鞭、木棒和皮帶，輪番抽打，當場還打死一個四類分子。這種在遣返流放前動用暴力，加深仇恨的做法，有必要嗎？
記得，在初中語文課本裏，有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裏麵有這樣一段話：“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作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作為一個十多歲的初中學生，對“大救星”的文章，自然十分敬重，把這段話也看成了革命的經典名言。這次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紅衛兵掀起的“紅色恐怖”運動，就是以毛澤東這段名言作為思想武器，再加上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和紅衛兵代表宋彬彬的對話，說明毛澤東對紅衛兵的暴力行動不僅是支持，而且是提倡的。
但是，在《毛選》中不是強調黨內鬥爭反對“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嗎？建國已經17年，一直是在和平的環境下搞建設，盡管政治運動不斷，對“反黨分子”也好，對“右派”也好，批鬥時頂多讓批鬥對象低頭彎腰，為什麽這次對所謂“黑幫分子”或“牛鬼蛇神”卻要搞“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提倡動用暴力？ 在課堂上老師說，中國是個文明古國，是個禮儀之邦，建國後也一直提倡講文明和講禮貌，另外，在《十六條》裏也明明規定“要文鬥，不要武鬥”，為什麽在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實際行動上，又大力提倡使用暴力？
第四，林彪在運動初期說，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隻聽說在戰爭中，戰士對上級指揮員的命令應該如此；如果在社會生活之中，這種說法還對嗎？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材裏講，一切以時間、地點和條件為轉移。換句話說，現實生活千變萬化，馬克思主義強調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絕不能生搬硬套。此外，在《毛選》中也講過，共產黨員對於任何問題都要問個為什麽，看他講得是否符合實際，是否真有道理，絕不提倡盲從，提倡奴隸主義。林彪講的對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這不是在提倡盲從和奴隸主義嗎？
記得，學生時代讀《回憶馬克思》那本小書，裏麵有馬克思在回答女兒的提問時講的一些警句和格言，其中當馬克思的女兒問，你的格言是什麽？馬克思的回答是：“懷疑一切”。人類正是有了懷疑精神下，才會不斷進行探索，科學才能向前發展，社會才能夠不斷進步。但是，在文革初期的個人崇拜狂潮中，為什麽連馬克思提倡的懷疑精神都不要了？
總之，作為一介書生，看到當時整個社會陷入瘋狂狀態，麵對種種口號和說法，不免有些自己的想法。但是，在當時的社會環境裏，任何懷疑毛澤東的英明偉大，懷疑運動的正確合理，都是一種罪行。假如說出來，就會闖下大禍，麵臨滅頂之災。所以，我這些內心深處的疑問，也隻能埋藏在自己的內心深處。
結束語
最後應該說明的是，五十多年前的所見所聞和所思所想，經過記憶的篩選，用文字敘述出來，肯定和事實有一定出入；但筆者在構思和寫作中，除了竭力保持曆史真實風貌以外，也清醒地意識到，當時自己還處於體製內，是一個在臣民社會環境中長大並經過長期洗腦的知識分子，所以，當時還不具有真正的獨立思想和獨立人格。此文中也不時流露出一種奴隸心態，這一點細心的讀者一定能夠看到。
其次，對文革初期的一些社會現象的認識包括思想上一些疑問，也沒有脫離當時自己非常狹窄有限的思想水平和理論水平。直到林彪事件發生，我的認識才發生巨變，經過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特別是八九六四的血腥鎮壓，才使筆者真正大徹大悟，這在筆者今後的文稿中會有所體現。
2018/12/10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