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中走進文革大潮（1）

困惑中走進文革大潮

 

潘文鳴

 

       現在看來，文化大革命的爆發，除毛澤東身邊的林彪、康生、江青、陳伯達等少數親信以外，上至國家主席劉少奇，下到一般幹部，都是沒有精神準備的。而且，最初人們對批判《海瑞罷官》和“三家村”都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事後人們才知道，這場大革命是先從造輿論開始，然後借助紅衛兵運動，把全國正常運轉的國家機器，一夜之間搞癱瘓，再利用已經動員起來的造反派，在中國大地上卷起一場橫掃一切人類文明的風暴。

     作為一個剛剛走上社會的大學畢業生，在運動初期我處在一個旁觀者的地位。但從讀初中開始，我就喜歡鑽圖書館，閱讀報刊雜誌，關注文藝界的爭論和批判。文革前雖然在農村搞四清，但對報紙上的大批判仍然關心，而且心中有不少想法。四清運動突然宣布結束，回到市內和局機關以後，看見無數大字報和大標語出現在眼前，以及一些當權派紛紛被揪出來靠邊站……對運動中的這些現象感到十分困惑難解。本文就是筆者對文革初期的經曆做個回顧和介紹，供想了解文化大革命情況的讀者參考。

 

1、四清運動突然提前結束

     1966年5月，正是春暖花開的時候，四清工作隊集中，突然通知說根據上級指示，要提前結束農村四清工作，各自回單位參加文化大革命。要求各組迅速把掃尾工作結束，然後進行小組鑒定。

     本來說，四清工作要搞一年。就是說，我們在貴陽南郊孟關要搞到11月份，才返回貴陽。為什麽隻搞半年時間就要提前結束？另外，回單位“參加文化大革命”，這個“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樣搞法？四清工作隊領導沒有具體說明，所以，大家心裏不免都有一些疑問。

     不過，在進行四清工作時，盡管鄉下沒有報紙，也沒有廣播，大家和農民一樣，幾乎處於與世隔絕狀態，但這些四清工作隊的成員畢竟都是國家幹部，是吃皇糧捧鐵飯碗的，這些人和農民不同，也和一般市民不同，他們對國際國內形勢比較關心，習慣讀報或聽廣播，因此，四清工作隊裏，有的幹部還帶有半導體收音機，每天早晨收聽中央台的新聞聯播。另外，每周四清工作隊到公社集中開會，大家碰到一起，往往也喜歡交流一些國內和國際上發生的重大事件。

     還是在1965年底，大家就斷斷續續聽到在上海報紙上發表了姚文元批京劇《海瑞罷官》的文章，說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是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彭德懷翻案，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而這個劇本的作者是著名曆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在北京讀書期間，曾經聽說毛主席提倡過要學習海瑞精神，不怕離婚，不怕罷官，不怕坐牢，不怕殺頭，要像海瑞那樣敢於犯上。於是吳晗寫出了《海瑞罷官》，結果卻出了大問題！這有點讓人想不通。

     翻過年來，又聽說林彪委托江青參加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會後有個紀要，在這個紀要裏說，文化藝術界和教育界從建國以來，一直是被一條黑線所統治。這也讓人難以理解。因為大家心中想，明明建國以後，各條戰線都是在毛主席的領導之下，怎麽能說是“被一條黑線所統治”？當時大家哪裏知道有兩個司令部？這批到農村參加四清工作的大學畢業生，都是分配到省文化係統學藝術的大學畢業生，對《紀要》裏這種提法，肯定也有想法。

     所以，我身在農村，每天下地幹活，心裏常常感到不踏實，對於我們這些剛剛走出學校大門，邁向社會的年輕大學畢業生來說，未來的路究竟該怎麽走？究竟怎樣才不會犯錯誤？這是我們這些所謂未來的文藝工作者不能不考慮的問題。

      就在宣布結束四清運動的通知傳達的時候，又聽說姚文元發表了批“三家村”的文章。大家通過交談，漸漸弄清楚，所謂“三家村”，是《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文化界名人廖沫沙三個人的筆名。近幾年，他們用“三家村”的筆名寫的《燕山夜話》，在北京市的報刊雜誌上陸續發表，多是談論總路線和大躍進方麵的內容。我雖然沒有讀過“三家村”發表的文章，但在那些大批判文章裏，有這樣兩篇留給我的印象最深，一篇是說有人患了健忘症，犯了錯誤從不總結經驗教訓，結果一犯再犯，要治好他的健忘症，隻有用木棒擊打他的腦袋才行；還有一篇說一個窮光蛋，隻有一個雞蛋的家當，他幻想雞孵蛋，蛋變雞，如此反複，就可以發財致富。他老婆看他不踏踏實實靠勤勞致富，而是每天做發財夢，一氣之下，把他的一個雞蛋給砸了。這些文章生動有趣，一般人看了也不會想到在政治上是映射什麽；但卻被批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大毒草”……這不免使我想到在中學曆史課上，老師講的清朝文字獄，一個人在詩中寫“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結果就被以反清的罪名殺頭。但是，當這種念頭一閃，馬上自己就認識到自己思想有問題，而且很危險，如果不認真改造，加上出身不好，肯定要犯大錯誤……

     不過，無論怎樣給自己做工作，這些致人於死地的批判文章對一個立誌從事文藝工作的年輕人來說，在心靈深處引起的震動和不安，外人是還很難理解的。

     當然，身在農村四清前線，對於中國的未來，大家隻能走一步看一步，目前最重要的是四清工作隊的“小組鑒定”，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大家對這個鑒定都是很重視的，因為這關係到我們這些參加四清運動的每一個成員的前途——對各單位抽來搞四清的幹部來說，關係到他們的提拔和使用；對我們這批來實習的大學畢業生來說，在四清工作中的表現，則關係到是否能順利轉正。所以，不管回貴陽以後如何搞文化大革命，這個“小組鑒定”是不能掉以輕心的。

      所謂“小組鑒定”，就是四清工作隊到農村以後分成若幹小組，分片包幹下隊工作，每個四清工作小組負責一個生產大隊，每一個或兩個隊員負責一個生產隊。工作結束以後，就以小組為單位，對每個人在四清工作中的表現，寫一個書麵鑒定。具體操作過程是：先由每個參加四清工作的工作隊員自己寫一份總結，裏麵把自己在四清工作中的表現和體會寫出來，然後在小組會上向大家宣讀，再由小組其他成員進行評論，看個人總結是否符合實際情況，並且互相提意見，這些意見包括正麵的讚揚，也有提醒和批評，然後由組長根據個人總結和小組意見，寫一份書麵材料，這個書麵材料就是小組鑒定。

      另外，小組還根據每個人在四清工作中的表現，選出“優秀四清工作隊員”。然後，把個人總結和小組鑒定以及包括“優秀四清工作隊員”等材料裝入每個人的檔案，作為這個幹部以後入黨提拔時的參考。因此，大家對小組鑒定都十分認真嚴肅，特別是我們這批來實習的大學畢業生，更是邁向社會的第一次考試，及格不及格，關係重大。

     現在想來，中共對如何把幹部培訓成聽黨的話，做黨的馴服工具，的確是有一套非常成熟和巧妙的辦法的。假如你生活在這種體製之中，你是無法逃脫這個係統的洗腦工程的。

    還有，無論是參加農村的整風整社，或是到農村搞四清，都要求大家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在大學讀書期間，我曾經到北京近郊的房山縣去參加過整風整社，到延慶縣去寫過村史，到山西昔陽縣去搞過四清……這幾次農村工作，上級選的都是沒有餓死人的地方。所以，幾次下鄉，盡管親眼看到農民的日子很苦，但我們在農民家基本可以吃飽。這次到貴州近郊的孟關，也是在大饑荒年代沒有餓死人的地方，但農民的生活比北方農民好像更苦。如北方農民是吃了早飯以後才下地幹活，孟關的農民是早晨起床就下地，直幹到近中午11點左右，才回家吃早飯，而且吃的是包穀米飯和自己種的蔬菜，幾乎沒有什麽油水。所以，我這個北方來到年輕人，總是感是處在半饑餓狀態下幹活……

      可能四清工作隊的領導也知道大家吃不飽，所以，每到星期天就到公社集中，說是開會，實際上是讓大家到街上的飯鋪吃一頓飽飯。

      因此，突然宣布結束農村四清回貴陽，大家心中自然感到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