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6
上次外調是上海戲院畢業的曹雨煤和局機關的女將陳韻菊去的，沒有什麽收獲；這次領導小組決定派劉同奇和劉培華親自去，決心要把問題查個水落石出。一個多月以後，劉同奇參加外調回來，他奉領導班子之命，親自上門，坐下以後說：
“告訴你，你不要翹尾巴，你大學的問題否定了。”
劉同奇得到領導班子的信任和重用，又擺出過去那種高人一等的架勢，他不知道，這種姿態在學校時我還能忍受，現在當我逐漸覺醒時，已經令我十分反感。
我說：“我有沒有問題，你應該非常清楚。事情明擺著：你和我不是一般的同學關係，你一直是我的行政小組長，我申請入團，你是團組織派的聯係人，我的所有情況你都一清二楚。另外，你也知道，咱們大學畢業時的政治審查非常嚴格，據團支書副書記劉誌群講，學校曾經派外調人員到我的老家去了解我的家庭情況。這一切你都清楚，你去搞我的外調，我感到十分奇怪；局機關其他人也很不理解……”
劉同奇聽我話中有埋怨的意思，趕忙解釋：“你也清楚，在學校裏，好多事情你我都被蒙在鼓裏。所以，他們多次問我，你到底和高玉升是什麽關係，我一直回答說不清楚，因為在學校你對我不太信任，也從來沒有對我談起過這件事。”
我說，高郭案件在64年破獲以後，我如果有問題，組織會讓我參加大會批鬥嗎？會讓我做大會發言嗎？這一切你都親眼所見。難道你忘了？
劉同奇說：“我參加外調，一是想把你的問題徹底搞清楚，二是順便探親。我去的目的和那些人完全不同，他們是想抓住高玉升的材料把你置於死地。所以，你不應該埋怨我，而是應該感謝我。我們這次親自找了王明堂和郭春堂，也找了係領導。王明堂證實了你向他匯報了高玉升的反動言論，而且說，組織還趁你不注意，把你的日記拿去審查過。郭春堂也證明，高玉升確實講過，是你向組織告的密，他決心找機會弄幾條要整你，讓你的日子不好過……”
我說：“真沒想到，我的日記在抽屜裏，而且有鎖，他們竟然能拿走？”
可見，大學裏的黨團組織是多麽厲害！
劉同奇說，過去的事情不要去管它了，現在他們不揪你大學時期的問題，那麽，也會抓住你文革中的言論做文章。所以，你思想上要有準備，說完他就走了。
劉同奇講的不錯。這次領導小組的指導思想是，利用高玉升的揭發材料，通過大揭發，大批判，然後把我定成“思想一貫反動的知識分子”，開除我的公職，下放農村勞動改造。清理階級隊伍嘛，總要搞出一點成績，不然怎麽向群眾和上級交代？他們內定對我的處理意見基本已經確定，為此，他們曾經派人到我妻子所在單位，要求配合行動。
然而，當時畢竟不是五七年，而且形勢的發展，也對那些以整人為業的黨棍十分不利。我是說，“913”林彪墜機事件使有正常思維能力的中國人心裏都會知道，什麽“偉大”“緊跟”之類，都成了笑柄。在這種形勢下，誰還相信這些運動有什麽意義？誰還認真搞運動？所以，文化大革命本來像個正劇，現在則變成了一場鬧劇。
幹校的“鬥批改”決定匆匆收場。領導小組開始給我寫結論，大意是：潘文鳴出身富農家庭，受剝削階級思想影響很深，在大學成為反革命分子的發展對象，雖然在組織上沒有參加，但在思想上和反革命分子有密切聯係。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不少反動言論，經過批判教育，潘文鳴有所認識，屬人民內部矛盾，雲雲。
按當時毛主席親自抓的“六廠二校”的鬥批改經驗，審查結論要和被審查對象見麵，並且要求被審查對象簽字。我看了這個結論，態度很不冷靜，我堅持認為：高玉升案件中我有功無過，高玉升的揭發材料是陷害，用他的材料批鬥我，是進一步的陷害。除了上麵我所說的這三點以外，我又進一步提出：必須給我賠禮道歉，恢複我的名譽，並且在一定範圍內，消除不良影響。顯然，我和領導小組仍然不合作，他們有點騎虎難下，就又派劉同奇以老同學的身份到我家來做工作。
劉同奇領命來到我家，見我正在給小孩裁衣服，坐下之後，直接進入正題，說：
“現在運動要收尾了，你何必仍然和領導班子對著幹？俗話講，胳臂扭不過大腿，人家掌握著咱們的命運，你現在再和人家頂牛，結論遲遲做不出，別人都分配工作走了，你留在幹校有什麽意思？”
我說：“問題現在越來越清楚，他們哪裏是搞什麽鬥批改？無非就是整人。他們整錯了，不僅不認錯，還倒打一耙，在結論上說你有這樣問題，那樣問題。要是在文革前，為了有口飯吃，為了老婆孩子，我肯定忍氣吞聲，任他們宰割。經過幾年文化大革命，大家思想認識都提高了。你想想，他們這樣給我寫結論，這個結論難道對我以後的工作沒有影響嗎？”
劉同奇聽了臉上毫無表情，他說：“有句話，我想再提醒你一次：識事物者為俊傑。你現在依然采取頂的態度，不知你想過沒有：這會有什麽好結果？再說明白點，幹部分配大權就掌握在人家手裏，你想，你現在還不和他們采取合作態度，後果會如何？”
我說：“你說的自然一點也不錯。可是你也清楚，一個人的檔案會影響人的一輩子，甚至還會影響自己的妻室兒女的前途和命運。因此，在這樣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上，我不能采取妥協投降的辦法，給自己臉上摸黑；我必須實事求是，據理力爭，堅持到底。”
“我可是為你好。”劉同奇滿臉嚴肅地說，“領導已經暗示，如果你不采取合作的態度，有可能把你搞到農村去……”
領導班子的既定方針我已經清楚。正因為這樣，我才不能放棄實事求是的立場。所以我說：
“這我已經做好準備。你沒看到嗎？我沒事就在家學裁縫，準備到農村開個裁縫鋪，我裁，我愛人縫，估計是餓不死的。另外，請你轉告那些整我的人，我嘴可以講，手可以寫，一旦毛澤東思想取得勝利，我就控告他們，揭發他們陷害我的罪行！那時，他們將為自己目無黨紀國法地陷害好人承擔責任。”
劉同奇十分不悅：“既然這樣，我也沒什麽好講的了！”他拂袖而去。
最後，一位姓肖的軍代表找我心平氣和地談了一次話，寫了一個既不給我抹黑，也不責備領導班子的結論，要求我簽字。我知道，在一個長期以整人為正業的社會裏，整人的人是永遠不會認錯的。所以，我在結論上簽了字。
7
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垮台以後，劉同奇回了一趟北京，經過一番公關活動，原想調回北京，沒有成功，就帶著妻室兒女，調到石家莊，離開了貴州這個他不喜歡的地方。
八十年代初期，在胡耀邦主政期間，發現經過十年的折騰，許多原來在職的老幹部紛紛到了退休年紀，提拔一批新幹部勢在必行。於是提出提拔“知識化、年輕化和革命化”的口號，讓一批新人走上各級領導崗位。當時遇到的難題是，十年文革的派性鬥爭後遺症仍然在起作用。就是說，提拔這一派的人，對立派的人有意見；提拔那一派的人，這一派又有意見。在這種情況下，隻有選擇雙方都能接受的幹部來提拔。所以，貴州省外貿廳就選擇一個上海外貿大學畢業的逍遙派大學畢業生做廳長。
劉同奇到了河北省省會石家莊以後，也遇到類似情況。由於文革期間他在貴州，又是名牌大學畢業，而且言談舉止穩重成熟，很快引起河北省組織部門的注意，準備提拔他為省文化廳的領導。按當時的組織原則，提拔處級以上幹部要先進行考察，於是河北省組織部門派人到貴州來調查劉同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情況。
外調人員來到貴陽以後，首先找原省文化局機關那些熟悉劉同奇情況的人交談，其中也包括我，並請這些人寫了有關劉同奇在文革中表現的材料。
大概幾年以後，劉同奇文革期間的好朋友陳光雨來我家閑坐。陳光雨比我和劉同奇要大個十多歲，他原在省話劇團搞文字創作，文革前調到省文化局創作室上班。又瘦又矮的陳光雨戴一副黃框眼鏡，他也是一個聰明人，就是說，他世事洞明，已經看透社會；他人情練達，對上下左右都笑臉應付。文革中，他也和劉同奇一樣，采取隨大流的策略。不過，他不像劉同奇那樣滿臉冷峻，而是為人友好隨和，輕易不說讓人感到不舒服的話。文革期間開會，他很少發言，多是靜聽他人發表意見。但在下邊和朋友閑談中，他偶爾激動認真起來，我們感到他發自內心話語中，還是有正義感的，這也是他與劉同奇最明顯的不同之處。
文革後期，人們發現陳光雨經常與劉同奇兩個人坐在一起談天說地，談得非常投機。所以，河北省的外調人員也曾經找過他，讓他寫過材料。
一次，我和陳光雨聊起河北省組織部門來人搞劉同奇外調的事，陳光雨說，是啊，那兩個人打聽到我和劉同奇文革期間接觸比較多，就找到我，我知道河北省想提拔重用劉同奇，就盡量替劉同奇講好話，說他聰明有頭腦，善於團結同誌，工作能力強等等。他們問我他有什麽缺點和不足？我說，他家庭出身不太好，有時過分謹小慎微。至於劉同奇有時過分自負，目空一切，對別人缺少尊重等等性格缺點，我就沒有提。最後也讓我寫一份材料，我當然盡量美言他劉同奇，希望他在河北入黨做官發達起來。
陳光雨講到這裏問我，聽說那兩個人也找了你？
我說，不錯。
那麽你對劉同奇的看法是什麽？
我說，作為老同學，他在學校的表現我沒談，因為檔案中有。我對劉同奇在文革期間的表現，由於不在一個戰鬥隊，平日接觸不多，對他文革期間的活動也不太了解。我隻是談，在文革後期我被整時，他保持旁觀態度，有些事情本來他很清楚，但他對領導班子說他“不知道”。我估計，他可能是怕領導班子對他有看法，就采取壁上觀的態度。
陳光雨說，原文化局機關有些人可就不同了，他們唯恐劉同奇飛黃騰達，說他在文革期間是個風派人物，投機分子，哪派掌權，他就投靠哪派；另外說對你的問題沒有實事求是。還有人說他打老婆，家庭婚姻關係處理有問題等等。
陳光雨說，我估計，這些材料可能影響了劉同奇的提拔重用，要不然，他現在就是省文化廳的廳長了，出入都是小車，享受高幹待遇……
就是在這次談話以後，我聽說劉同奇和孫曉惠在石家莊離了婚，由於孫曉惠的父親原是國民黨駐南亞某國的大使，孫曉惠便帶上一雙兒女去了美國，和父母團聚。劉同奇和承德話劇團的一個寡婦結了婚。至於他在文藝事業上的成績，隻見他曾經參與一部根據民國時期的言情小說改編成電視劇的改編工作，別的就不知道了。
8
本來故事已經結束，但最近看到網上和微信中關於王滬寧和胡鞍鋼的議論，筆者還有話要講。
年紀稍大的人都知道，70年代末和80年代，在全國隨著對毛澤東和四人幫法西斯暴政的批判，以及對大量冤假錯案的平反，在思想解放運動的大潮中，知識文化界曾經為解凍以後的春天到來而感到振奮和鼓舞！在這種氣氛下，青年學生和大量知識分子，有了追求真理和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的熱情。
但是，六四鎮壓以後，全國又陷入一片恐怖氣氛之中，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被迫選擇沉默。就在這種政治高壓氣氛下，知識文化界的“犬儒精神”逐漸盛行。在全民經商的熱潮中，一批又一批所謂“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應運而生，這些人大搞權錢交易，貪汙腐敗盛行，整個社會風氣每況愈下。
在專製腐敗和道德淪喪中，以劉曉波等人為首的一批知識分子簽名發表了《零八憲章》，堅持追求憲政民主，呼籲統治者改弦易轍，進行政治改革，這一批公共知識分子受到當局的打壓，劉曉波則被打入牢獄並至於死地。而就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出現了王滬寧和胡鞍鋼這類人物，他們要麽為專製獨裁者塗脂抹粉，把魔鬼化妝成美女；要麽費盡心機為專製極權體製胡吹亂捧，誤國害民。可見，投機分子、機會主義者、“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和“兩麵人”等妖魔鬼怪的出現，絕非偶然。正是專製極權土壤，才是這些機會主義者喪失正義感和良知，有的甚至喪失人性，成為極權政治的幫凶，一步一步把中國大陸推入暗無天日的深淵之中。
因此，我們在揭露中共統治者的邪惡殘暴和沒有人性的同時，也應該擦亮眼睛，把那些獨裁者幫凶的靈魂暴露與光天化日之下。
2018/8/23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