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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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進入武鬥不休的階段，全國搞軍隊“支左”，開展“一打三反”，還有所謂“清理階級隊伍”。
在造反期間，我雖然是個炮灰和走卒，但因為我深受西方文學中的民主、自由、人權觀念的影響，對省文化局中普遍存在的等級觀念和一些人的特權思想，常常打著紅旗加以批判，我這些發言，使局機關那些老左派聽了感到很不舒服，由於文化係統是造反派掌權，也就沒有和我算賬。現在機會來了，要整造反派，我自然就成了目標。
那麽，我有什麽問題呢？根據在東北嫩江勞改農場的大學同學高玉升的一份揭發材料，省文化局的老左們派找到了整我的借口。
六十年代，全國發生大饑荒，農村裏不少地區到處餓死人。在這種情況下，包括北大、清華在內的一些高校，開始出現一些大學生的秘密聚會，一些關心國家前途命運的年輕大學生聚在一起，以“馬列主義學習小組”的名義，研究中國的現狀，以及討論中國應該向何處去等等。我們班的高玉升同學，貧農出身，平日不多言不多語，腋下經常夾著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他人不知鬼不覺，暗中組織一個“真理革命黨”。
從60年進校後，由於正處在“困難時期”，學校對教師和學生的管理也相對要放鬆一些。平日除了半天上課，其餘時間都是自由支配。許多大學生就利用自由支配時間談戀愛，看電影，或者參加同學之間的聊天交流；我覺得自己一個農家子弟進入名牌大學讀書，戀愛也好，看電影也好，條件都不具備，隻有奮發圖強，努力讀書，將來才有前途。於是，在空閑時間，包括節假日，隻要圖書館開放，我就拿上筆記本和書，到圖書館去用功。因此，我被看成是所謂“政治上不開展”，或者說“走白專道路”。
高玉升也注意到我的情況，作為他的目標，他曾經幾次約我散步聊天，對我進行試探。問題是，高玉升看人沒有看準，經驗也不夠，我雖然出身不好，但心高誌遠，功名心很強，另外我陸續讀了毛選四卷以後，崇拜毛主席，熱愛共產黨，而且正在積極要求入團。在這種情況下，我怎麽會去參加他的“真理革命黨”？我不僅沒參加他的組織，而且還把他對我進行試探的言論寫進日記，並且向團支部書記王明堂做了匯報。也就是說，我當時像所有追求進步，爭取入團入黨的年輕人一樣，為了向組織表忠誠，經常會向組織做思想匯報，那麽，我自然也不例外。
這個案子是在我們畢業前一年破案，由係領導向班上全體同學公布。當時被稱為戲文係“高郭反革命案”。高玉升經過兩三年的活動，在班上隻發展了一個叫郭春堂的同學，郭是河南人，家庭出身中農。大量實例說明，反對共產黨的往往是那些家庭出身成分比較好的人，按中共的階級鬥爭學說，這些現象實在無法解釋。高玉升在校外發展了三個人。
案件在班上公布以後，全班同學停課，組織對高郭進行批鬥，然後高玉升被判刑7年，送東北嫩江勞改農場勞動改造，郭春堂送河北張家口某地進行勞教。
這是1964年發生的事。同樣，北大、清華那些“馬列主義學習小組”也陸續被打成“反革命集團”。
在1965年5月15日，高玉升在勞改農場寫了一份揭發我的材料，這份材料通過公安機關，在文革初期轉到貴州省文化局。在這份揭發材料中，高玉升說我在和他交談中，對他的三個觀點是認同的：其一是，赫魯曉夫搞的不一定是修正主義；其二是，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是共產黨的政策有問題；其三是，蔣介石反攻大陸，大陸上不僅地富反壞右，許多老百姓也會歡迎。這三個觀點，現在看來，也沒有多大問題，但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則是嚴重的“政治問題”。
鑒於我在省文化局的造反派裏曾經是個衝鋒陷陣的活躍分子，文化局的那些專吃政治飯的人物，就想借高玉升的揭發材料置我於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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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經過幾年文化大革命，我的奴隸心態有所改變，已經逐漸認識到，在這些重大問題上必須實事求是，而且敢於進行合法鬥爭。所以，給我貼第一張大字報的人，馬上遇到我大字報的反擊，而且我把大字報貼在男女廁所外麵極其醒目的地方。讓我做大會檢查，我曆數自己的光榮曆史——一直品學兼優，初中畢業獲金質獎章，保送101中。在大學發現高玉升有反動言論，馬上向組織匯報。大學畢業主動要求到艱苦的地方。文化大革命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積極起來造反……
我的檢查，引起那些一心想整我的老左派的憤怒：
“潘文鳴，文化大革命中，你慷慨激昂，振振有辭，裝得比誰都革命，實際上，你是真革命還是假革命？在大學裏，你和反革命分子是什麽關係？你自己的問題那麽嚴重，卻想瞞天過海！我看你和當年的胡風分子差不多，現在采取的策略就是以攻為守。”
還有人批判我是厚顏無恥的自吹自擂！領導小組成員則指責我是運動的“攔路虎”和“絆腳石”……
在批判會上，劉同奇和我的朋友、戰友都保持沉默。在散會時，劉同奇趁別人不注意，偷偷把一張紙條丟到我麵前的桌子上，然後瞅都沒瞅我一眼，扭頭而去。我打開紙條，隻見上麵他用非常瀟灑和漂亮的鋼筆字寫了這樣幾個字：“草包升級——混蛋王八蛋！”
在我被侮辱與被迫害的時刻，他這是什麽意思？晚上，在入睡前，我除了反思會上那些批判我的發言，同時也思考劉同奇的那張字條。他的字條上這9個字究竟是什麽意思？想來想去，覺得這9個字背後內涵極其豐富，我能想到的是：
第一，就字麵來看，人們說的草包和飯桶，往往是指那些頭腦簡單，而且愚不可及的人。這就是說，我在劉同奇心目中一直是草包、飯桶、白癡之類的人物。這自然是對一個人極端瞧不起和非常蔑視的看法。這使我明白了，為什麽他妻子孫曉芳要背叛他，對他沒有一點好感。另外，也明白了來到貴陽以後，省歌舞團的周毅，本來是同期畢業導演係的校友，開始他還對我十分友好，有一種同學之情，而後來在他對我的審視的目光裏，我感到一絲冷漠，這是否與劉同奇對我的背後評論有關？在大學期間，在班上也有人背後說劉同奇是個“陰陽人”，但這種對人帶有侮辱性的評價，來到貴陽，我沒有向任何人傳播過。所以，劉同奇不止一次地對人說我是“草包”，這顯然有失厚道。
第二，如果是草包，又進一步升級，那麽又會是什麽東西呢？“混蛋王八蛋”和“豬狗不如”又不搭界。想來想去，我逐漸明白了——因為劉同奇的人生哲學是“識時務者為俊傑”，在毛澤東時代，所有挨整的人都是虛心檢查，低頭認罪，求得組織的寬大處理。文化大革命中，那些由於不認罪而判死刑的人，則是先在卡車上遊街示眾，然後押赴刑場。所以，在劉同奇看來，我這是在找死，因而，才有草包升級之說。
第三，那麽他為什麽對我的看法如此糟糕？我一個交代一下，在大學五年中，他作為團小組長和行政小組長，本來是我的頂頭上司，又是我的入團聯係人。按常情，我應該對他畢恭畢敬；然而，我對他卻很少買賬。為什麽？因為總是崇敬那些有真才實學的人，尊敬那些對人友好善良的人，願意和那些彼此平等相處的人交朋友；而對劉同奇骨子裏的自負和傲慢，總感覺不舒服。在班上，那些許多自我感覺良好的市民子弟，我和他們總覺得有些格格不入。而班上的兩個黨員同學王明堂和劉誌群都是農家子弟，他們雖然政治上條件優越，但卻能夠對我友好相待，而且彼此容易找到共同語言。所以，我平日反倒和這兩個同學接近多一些。劉同奇可能認為我這是走“上層路線”，覺得很不舒服。還有，當高玉升試探我，我覺察出高玉升的個別談話有問題時，我沒有向劉同奇匯報，而是直接找王明堂去談，這證明我不信任他，是越級匯報，自然更是大大傷了他的自尊心。因此，劉同奇本來就目空一切，見我如此這般，肯定對我的反感與日俱增，覺得我既不懂組織原則，又不懂人情世故，這樣的人在他心目中自然是草包一個。
這是我在多年之後，才悟出劉同奇對我的反感和不滿的原因。
然而，盡管他一直瞧不起我，但這張字條卻也反映他作為老同學，也為我的前途命運擔心，說明他冷漠自私的性格裏，惻隱之心尚存。
不過，我當時已經過了而立之年，從校門出來走向社會以後，經風雨，見世麵，已經知道如何來應付自己麵臨的形勢。我決心堅持這樣一個原則：有問題，不否認；沒有問題，強加於我的，我不能承認，而且要努力為自己辯護。具體到高玉升對我的揭發，我的態度是：一、在高郭案件中，我有功無過。二、反革命分子高玉升的所謂揭發材料，完全是對我的陷害。三、利用反革命分子陷害好人的材料整人，就是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在了敵人的立場。
其次，對於領導班子利用高玉升的揭發材料，發動群眾揭發出來文革期間我的所謂“反動言論”，諸如我講“中國是真正的超級大國”等等，我都用毛主席的話，做出合理的解釋。
總之，我堅決不承認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
好笑的是，領導班子煞費苦心，開了那麽多積極分子會，研究如何對我“一揭二批”，然後鬥垮，鬥臭，進行處理。我則因為心中無鬼，穩如泰山。盡管許多會我都無權參加了，我覺得這也沒什麽關係，反正將來我不吃政治飯。
於是，我利用這個機會，經常在家帶孩子，做家務，逍遙自在。有時候，還幫別人寫檢查，或讀中醫書，或學裁剪衣服，在縫紉機上消磨時間……心想，既然世道如此，這一輩子就養兒育女，了此殘生吧。
就在他們準備對我進行大會批判前，我又把大學期間批鬥高郭二人時大會發言記錄，其中包括我的發言稿，以及我和高玉升的個別談話以後的日記等原始材料，提供給領導小組。這些材料，加上我的強硬立場，使他們對我的所謂問題產生疑慮：莫非他真沒什麽問題？他們不得不把我先“掛起來”，然後派人去搞我的第二次外調。
兩個建議：1）劉同奇夫婦的真實姓名，前一題的文章中已經透露了。是否補充處理一下，更好？
2）畢竟是戲劇文學係畢業的，寫得太平鋪直敘了一些。能否增加點波瀾，加強些可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