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一個“聰明人”的文革經曆（1）
——記我的一個同班同大學學
潘文鳴
文革期間，官方有個說法，叫“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回想起來，這話不無道理。過來人都知道，文革開始以後，從國家主席劉少奇到各級掌權官僚，到普通百姓，日子都變得不再平靜。
具體來說，以劉鄧為首的全國千千萬萬當權派一夜之間變成“走資派“，從頤指氣使的人上人，一下子成為階下囚，被批被鬥，被侮辱，吃盡苦頭，有不少人還丟掉性命；全國年輕的中學生，先是造反狂歡，無法無天，然後是上山下鄉，飽嚐農村之苦，青春歲月蹉跎而去；各單位的造反派，先是困惑猶豫，進而造反奪權，無限風光，接著在“一打三反”和“清理階級隊伍”中，遭到報複清算，被整得垂頭喪氣，有的還進了牢獄；更有甚者，在廣西、湖南、北京的大興縣的一些農村裏，一些農村痞子流氓在上級領導的組織安排或唆使下，打著大搞階級鬥爭的旗號，大開殺戒，對成千上萬出身成分不好的人及其子女，進行種族滅絕大屠殺……
總之，文革10年血雨腥風，不亞於一場戰爭的浩劫，幾乎把每個中國人都卷入這場史無前例的災難之中。
不過，在文革當中，也有些“聰明人”，他們既不是當權派，也不是真正的造反派，而采取觀潮和隨大流的態度，更有一些精明人，則見風轉舵，千方百計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這些人在文革風暴中又是如何度過的？
筆者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想向讀者介紹這樣一個人物。
1、
我想先從大學畢業分配談起。
1965年七八月份，中央戲劇學院戲文係60屆畢業生麵向全國進行分配。兩個班共48名畢業生，除了浙江、福建和青海三個省以外，其餘每個省或自治區都分別有一到兩個分配名額。
事後回想起來，分配的原則是——戲領導認為政治條件較好而且表現也好的，留在北京，分到人藝、青藝或《劇本》、《戲劇報》之類名牌單位；再有就是到電影製片廠，部隊文藝團體，以及到上海、廣州這些大城市；另外，新疆和西藏也是分政治上可靠的同學去；最後，把政治條件較差的同學則分到貧窮落後生活艱苦的省份如甘肅、寧夏和貴州等。班上被分配到貴州的兩個名額就是我和劉同奇（化名）。
說我“政治條件較差”，主要是沒有和剝削階級家庭劃清界限，喜歡鑽圖書館，走白專道路，既不是黨員，又不是團員。實際上，我當時的真實狀況是，對報刊雜誌所宣傳的那一套意識形態，我認真學習，認真領會，對黨和毛主席可以說無限熱愛，決心去做黨的馴服工具，去做國家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那時的單純幼稚已經到了愚蠢的地步。可惜，組織不願意了解我的內心世界。
對於畢業分配，我絲毫沒有抵觸情緒。那時，除了聽黨的話以外，我還有一個想法是——既然好男兒誌在四方，那麽我從小在北京長大，畢業以後應該離開北京；加上從小學開始喜歡讀文學書籍，滿腦子的浪漫主義幻想，在校期間就常常考慮離開北京，到一塊神奇的地方，去幹一番事業。因此，基於以上考慮，在填寫畢業分配表格時，我寫的是“到艱苦的地方去，到祖國需要的地方去”。至於所謂“幹一番事業”，就是想寫出一些有分量有影響的文藝作品，成為一個有頭有臉的著名藝術家。當時還沒有認識到自己是否有文藝天賦？是不是誌大才疏？所以，滿腔熱血，一股豪氣，對大學畢業以後分配到貴州，毫無怨言，即使有人說貴州是瘴癘之地，是古代充軍發配的地方，我的想法也沒有動搖。
那麽劉同奇被分到貴州，他又作何感想？他在班上是共青團員，團小組長，又是我的行政小組長，我的入團聯係人，政治條件相當不錯。因此，他怎麽也沒有想到，竟然把他也分到貴州。所以，在分配名單公布以後，他就離開了學校，不見了他的蹤影，他家就住在北京。說起來，劉同奇雖然還小我一歲，但他給人的印象是老練成熟。平日他少言寡語，對什麽問題他都是用耳朵聽，用眼睛看，不動聲色。不過，當我們到了目的地貴陽，他還是把自己內心深處對畢業分配的真實想法流露出來。
那是在65年國慶節之後，我和劉同奇一道相約起程前往貴州。那時湘黔鐵路尚未修通，火車須繞道廣西，經過桂林和柳州，然後才能到達貴陽。當時我們還沒資格和沒條件坐臥鋪，所謂沒有資格，是按國家規定，我們這些大學畢業生去分配地點報到，隻報銷硬座車票；所謂沒有條件，是那時我們大學畢業生的家境都不富裕。所以，我和劉同奇隻能像現在的農民工一樣，在硬座車廂，經過三天三夜的艱辛跋涉，才到了目的地。
國慶節以後，在北京正是秋高氣爽的季節，而火車進入貴州以後，則恰逢貴州的秋雨連綿季節。火車進貴陽站，恰是在黎明時分。
經過三天三夜的煎熬，我們從火車車廂走出來，隻覺得貴陽天氣陰冷，空氣潮濕。在昏黯的路燈下，透過公交車車窗，隻見貴陽市的街道狹窄，街道兩旁的建築陳舊，和北京相比，恍若兩個世界。
我們被接到人事局招待所。一進門，劉同奇忍不住，罵了一句：“操他媽，這個鬼地方！”
顯然，分到貴州，太出乎他的意料。他一定覺得自己應該分配到一個更好的地方，起碼應該比我分得好些，怎麽竟然把他和我這樣一個政治條件較差的人分到一起？他心裏一定感到很委屈。
的確，貴州是個貧窮落後的地區，民間流傳說，這裏“天無三日晴，地無三裏平，人無三分銀”，與北京、上海、廣州這些大城市相比，應該說有天壤之別。我聽了劉同奇的咒罵，才意識到劉同奇一路心事重重，沉默不語，他想到班上許多他瞧不上眼的同學，分配的地方都不錯，而自己為什麽會分到這個“鬼地方”？
我們在省人事局招待所等了一個多月，省人事局的分配方案才下來：劉同奇分到省文化局創作室；我分配到省文化局正在組建的烏蘭牧騎工作隊。他將來的工作是深入生活和搞創作；而我麵臨的是，經常跟烏蘭牧騎工作隊到基層巡回演出。看來具體分配還是有區別的，因為他是團員，我是普通群眾。
好在我比較相信個人奮鬥，而且認為分的地方好壞，單位如何，不會影響一個人在事業上的成就。那時我還認識不到，環境對一個人事業的發展和成就，還是有很大關係的。
分配報到以後，接著是一年實習。當時理工科的大學畢業生是到工廠實習，而學文的大學畢業生，多數是到農村。被分配到省文化係統的應屆大學畢業生，一律安排到貴陽郊區參加“四清運動”。
然而，參加“四清運動”一年的期限還沒滿，第二年春天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