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沒有結果的集體創作（3）

6、一個意外情況發生

       正在我對歌劇創作心中充滿疑惑，提不起興趣時，突然在縣文化館接到貴陽家中的電話，妻子說她感到身體不適，去醫院看病，經檢查，發現她患了肝炎，要求我在鄉下買點白糖和雞蛋帶回去。因為醫生說，她是產後營養跟不上，導致肝炎發生。

      於是，我向創作小組說明情況，請假回貴陽，小組同誌都沒意見。由於白糖和雞蛋在貴陽都是憑票供應，我便請楊世富的愛人幫忙，在縣裏商店開後門，買了一些白糖，又在趕場天買了一籃雞蛋，然後匆匆乘車趕回貴陽家中。

       回到貴陽以後，我向館領導說明家中有特殊情況，館領導又向局領導做了匯報。局領導和館領導研究，要求我把張羽花的事跡寫成連環畫腳本，然後請搞美術的同誌畫了幾十張連環畫，在貴陽市繁華的大十字街道展出，算是按中央指示精神，大力宣傳了張羽花反單幹的英雄事跡。當然，張羽花的所謂“英雄事跡”，也隻能按領導的意圖，說她是反包產到戶，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等等。

      妻子的肝炎病，看來的確是由於營養不良所造成，她在加強營養的同時，又吃了一些護肝藥，病情很快轉好。

       我上班找到館領導，館領導也沒有再要求我去德江參加集體創作。至於周毅、張宗孝及吳桐琪何時返回貴陽，歌劇創作進展如何，我也沒有再去關心。因為我對歌劇創作沒有信心；所以，他們回到貴陽以後，也沒有再和我聯係。實際上，我等於是自動退出了歌劇創作小組。

       那麽，這部寄托領導希望的歌劇到底創作進展如何？好像事情不了了之，因為貴州文藝界幾乎沒有人知道有這樣一件事。

 

7、幾個人的結局

       不過，在這裏，我覺得應該把創作小組幾個成員的情況做個交代，從創作小組幾個成員的遭遇中，我們似乎對中國社會的荒誕和知識分子命運的可悲，會有更多了解。

      首先是周毅，令人沒有想到的是，僅僅過了三年多的時間，在毛澤東去世並抓捕了四人幫以後，由於他是省歌舞團的造反派頭頭，成為“清查運動”的清查對象，在隔離審查期間，由於他對前途命運絕望，拋下老婆孩子，夜深人靜時，跑到城邊的小山上自縊身亡。關於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曆，筆者曾經寫有一篇紀實文字《英年早逝的周毅》，發表在2016年的博客和《大中報》上，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查閱。

       其次是張宗孝。在1977年的清查運動中，他也因為是省歌舞團的造反派頭頭，進了省軍區三所的“清查運動學習班”，進行檢查交代。當然，在清查運動中，幾乎所有被清查的造反派頭頭，大家的檢查交代似乎都是一個調子，就是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起來造反，隻知道四人幫是毛主席的人，不知道他們是“反革命集團”。所以，在這個無法否認的邏輯麵前，新上台的領導雖然口頭大講什麽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但心裏也清楚，很難給這些清查對象定什麽罪。因此，省文化係統四五十人在清查運動學習班折騰一兩個月，最後大家各回自己所在單位，作鳥獸散。隻不過進了清查運動學習班的這些審查對象回到自己所在的單位以後，成為新時期政治上不再受到重用的邊緣人物。

     在這次運動裏，不知為什麽，我當時被省群眾藝術館的領導以清查運動積極分子身份派到清查學習班。我心想，運動初期我進入造反派隊伍，成了響當當的造反派；“一打三反”和“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我被揪出來成為審查對象，差點被打成“階級敵人”；現在我又成了運動的依靠對象，參加批判造反派頭頭的積極分子，這種身份變化不是太可笑了嗎？於是，新上台的一批舊官僚很快發現，我的確不是他們的依靠對象，就又把我從“清查運動學習班”清洗出局，回到原單位上班。

     具體過程是這樣：學習班的審查對象在審查期間失去了自由，星期天不能回家。當時張宗孝向學習班領導要求，他要到街上理發，學習班領導就安排星期天讓我值班，陪同張宗孝上街理發。張宗孝理完發，要求我準許他到醫院去和妻子見個麵。他說，他妻子身體不好在住院，家裏孩子生病，母親從鄉下來，她沒有文化，不知如何帶孩子去看病和吃藥。他想通知妻子回家去看看，幫助他母親料理一下。

     實際上，我的任務是陪他上街理發，而沒有權利準許張宗孝去與妻子會麵。但我考慮張宗孝講得是實情，就跟他說，關於運動的事情不要和妻子談。張宗孝非常守信用，我陪他到醫院病房和妻子見麵，他匆匆交代了幾句，就和我一起回到軍區三所學習班。

     當晚，我向學習班領導小組成員省圖書館吳館長匯報了陪張宗孝理發的情況，包括準許他去醫院通知妻子回家看看孩子生病這一情節。沒想到，第二天午休之後，學習班領導就通知我，說由於我違背學習班的規定，擅自同意審查對象和家屬會麵，經領導小組研究，認為我不適合在學習班參加運動，讓我回單位去上班。

     令人沒有想到的是，在清查運動結束後，經過十多年的工資凍結，全國絕大多數職工要提工資，局領導認為我在“清查運動學習班”表現不好，把藝術館上報的提工資名單中我的名字剔除，換上其他人，這對我來說，自然又是一次新的打擊。

     按那次的提工資政策，全國絕大多數人都漲了一級工資，隻有那些“有問題的人”，才不能提工資。為此，在全國範圍內，曾經有人為這一級工資和領導拚命，甚至把小車開進嘉陵江，與領導同歸於盡。

     這次，張宗孝自然也沒有漲工資。後來在下邊談到文革十年的教訓時，他說，中國的事情是誰掌權，真理就在誰手裏。顯然，張宗孝從現實生活中得出的認識，應該說是符合事實的。後來張宗孝由省歌舞團調到省群眾藝術館，心思全部用在在音樂業務上，取得不少成績。

      關於吳桐琪，由於他到貴州以後，對貴州的貧窮落後一直耿耿於懷，粉碎四人幫以後，通過努力，他本想回北京，願望沒有實現，就帶著老婆孩子全家調到河北石家莊。在80年代初期，大力啟用年輕化和知識化幹部時，河北省委組織部準備提拔吳桐琪出任河北省文化廳廳長。為了慎重，便派專人到貴州來了解吳桐琪在文革期間的表現，結果外調人員走訪了原省文化局多人，大家幾乎眾口一詞，說吳桐琪在政治上是個投機分子，風派人物，誰掌權就靠攏誰。結果河北省委組織部對吳桐琪沒有重用。對於吳桐琪其人的行狀和為人，筆者寫有一篇題為《聰明反被聰明誤》的紀實文字，準備在博客和投給《大中報》發表。

       最後，關於楊世富。自從1974年我們相識以後，由於我們同屬於省群眾文化係統，在工作中就有機會接觸。在幾次接觸中，他給我留下的印象是一個很勤奮並且很有頭腦的文化人：他喜歡讀書看報，喜歡思考問題，也喜歡動筆寫作，因而他對中國文化藝術界的情況非常熟悉。所以，我們碰在一起，有不少共同語言，很是聊得來。而且，我覺得從楊世富的思想和藝術修養來看，他在省級任何一家報刊雜誌當一名編輯，都是稱職的，讓他呆在窮鄉僻壤的縣文化館，的確如他妻子小周所說，有點屈才。

        然而，令我沒有想到的是，八九六四鎮壓以後，楊世富給北京一家全國著名的報紙寫了一篇評論文章，批評中國文藝界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種種表現。文章發表以後，引起中共思想文化界某些極左派高層領導的重視，親自下令把楊世富召到北京，麵見這位住在西南邊陲而默默無聞的評論家。這些高層領導對楊世富在評論文章中表現出來的左的文藝觀點十分讚賞。可惜，當這些領導人見到楊世富以後，發現他已經接近退休年紀，無法把他調到北京文藝界去工作。

       楊世富回到貴州以後，原以為去不了北京，至少從德江縣調到省會貴陽沒問題。但省文聯的領導卻遲遲沒有和他聯係，他便寫了一封信給我，希望我到省文聯向領導介紹一下他的情況，做些工作，最好能把他從縣份上調到貴陽來工作。

      實際上，我當時已經離開省群眾藝術館，調到某高校去當學報編輯。另外，自從我的工作發生變動以後，為了辦好學報，我就把精力完全集中在高校的學報工作之中，沒有再給文藝刊物寫稿。所以，我已經逐漸淡出省文藝界，和省文聯的聯係幾乎很少。

         還有，更重要的是，八九六四鎮壓徹底摧毀了我的信念，使我在半年多的時間裏無法正常工作，業餘時間幾乎都是和同事及朋友談論六四事件。而楊世富竟然在這個血腥鎮壓以後，寫文章指責思想解放運動中文藝界出現的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種種表現”，充當共產黨在文化藝術領域的幫凶和打手，這種行為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的。因此，我給楊世富寫了一封回信，把我對六四鎮壓的真實想法和看法告訴他，並且把我所接觸到的親朋好友和同事們的觀點也告訴他。我說，八九年在全國範圍內發生如此規模空前的民主運動，在近代和當代中國曆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和李鵬竟然采取這樣殘暴的血腥鎮壓，使任何有正義感和有良知的人，都不會無動於衷，更不會在這個關鍵的曆史時刻執筆為文，幫一夥凶殘和沒有人性的統治者去說話。至於你希望調到貴陽工作的想法，最好是你直接給省文聯的領導寫信聯係，我沒有辦法幫你的忙，請你原諒。

          信發出去以後，楊世富自然再也不會和我聯係和來往。

2018/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