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沒有結果的集體創作（1）

一次沒有結果的集體創作

 

潘文鳴

 

1  領受任務

     1974年，文革已經進入後期。

     我當時從省藝術專科學校，沒有費什麽周折，就調到貴州省群眾藝術館《群眾文藝》編輯部，任戲劇編輯。

    一天，劉館長把我喊到館領導辦公室，說局裏要你參加一個創作小組，深入生活，了解情況，和你一同去的，還有省歌舞團的導演周毅，搞音樂創作的張宗孝，另外還有省文化局創作室的一個姓吳的，聽說他和你是同學。這是局領導在電話中告訴我的情況，具體任務，局領導還要向你們四個人交代。劉館長說完，就讓我回家做準備。

     果然，劉館長提到的四個人，很快分別被通知到省文化局領導於加林的辦公室，接受他的具體指示。

     胖胖的於加林是部隊幹部，由於上級領導認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態度端正，能夠正確對待運動，曆史清白，文革後期被安排到省文化局當一把手。於加林一身軍裝，滿臉帶著謙和的笑容，沒有一點領導架子，我想這大概是文化大革命的成績。他讓我們四個人坐在沙發上，馬上言歸正傳。

     他說，我們貴州德江縣出了一個反單幹的女英雄叫張羽花，她的材料報到中央，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重視，國家領導人紀登奎親自批示，說這是當前農村兩條道路鬥爭的一種集中表現，要我們抓住這個典型，大張旗鼓進行宣傳。

     於加林又說，你們四個同誌都是黨和國家培養的專門人才，又經過文化大革命的鍛煉，政治思想和階級覺悟都很高，所以，經局領導小組研究，決定派你們四個同誌到德江縣，由縣文化館配合，協助你們去深入生活，了解情況，然後寫一部歌劇。

     你們四個同誌中，吳桐琪和潘文鳴兩個同誌是專門學戲劇文學的，周毅同誌是專門學導演的，張宗孝同誌是中央民族學院音樂作曲係畢業。你們四個同誌都是65年畢業，當前是我們省文藝創作的骨幹力量。所以，希望你們四個人通力合作，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組織交給你們的光榮任務，創作出一部像《劉三姐》那樣的歌劇，爭取到北京參加全國匯演，能夠在全國打響，為貴州爭光。

     於加林講完，用眼睛看了看我們四個人，問我們有沒有信心？在部隊和地方，領導布置任務以後，都要下級表態。下級一般都要講，絕不辜負黨組織的信任，要努力完成任務等等。

      我們四個人都應該算是造反派，但仔細考察，吳桐琪則應該算是是隨風派，就是說，在文革中不管哪一派掌權，他都受到信任和重用。由於文革運動在過去的8年時間裏，毛澤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周毅和張宗孝作為省歌舞團的造反派頭頭，從軍代表進駐各單位以後，他們就失去權力，成了歌舞團一般演職人員。所以，在他們兩個人的內心深處，肯定想不通，因而他們兩個對新任務似乎並沒有是麽熱情。我雖然不是什麽造反派頭頭，但在造反隊伍中，應該算是一個積極分子；但在“一打三反”和“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受迫害，心靈的創傷依然存在。因此，周毅、張宗孝和我，三個人聽了局領導於加林的一番話，並沒有多少興奮和熱情，隻表示努力完成任務；於加林又把目光轉向吳桐琪，吳桐琪在文革中除了婚姻不如意以外，在政治上應該說是一帆風順。不過，他一貫城府較深，喜怒哀樂不形諸於色，不知他對新任務如何考慮，他隻表示和我們一樣，沒什麽其它想法。

於加林原以為我們四個人會興高采烈地感謝領導的信任，沒想到，我們四個人顯得十分平靜。就這樣，我們四個人組成一個創作小組，把家裏安排好，就踏上去德江縣的路程。

 

2 去德江縣的路上

    從貴陽到德江縣，當時乘長途客車要走兩天：第一天從貴陽出發，晚上住在遵義；第二天早晨從遵義啟程，客車要行駛一天，到傍晚才到德江縣城。

     當時，正是初春季節。長途客車由貴陽向北，路途相當平坦，不像到黔南或黔西南的公路那樣險峻，在山上繞來繞去。記得，那天風和日麗，清明節已過，天氣漸暖。但沿途卻很少有農民下田幹活。

      望著公路兩旁的土地，以及遠處的青山，我心中不免想到創作歌劇的前景。我想，我們四個人都是走出校門就參加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一直沒有進行專業訓練的機會，而在文藝創作中，歌劇和戲曲一樣，都是一種綜合藝術，創作難度非常大。在這種情況下，難道我們四個人真能創作出一部能搬上舞台的歌劇？

到了遵義，我們四人吃了晚飯，在住地附近走了走。雖然遵義是曆史名城，但房屋建築陳舊破敗，馬路也多是土路，與文革初期紅衛兵大串聯的轟轟烈烈相比，城市顯得十分冷清和毫無生氣。

      就在我們四個人散步時，有人提到張鐵生事件，以及在遼寧主政的毛遠新。我順口說，毛遠新是我的高中同學。張宗孝聽了馬上說，那你還不給他寫封信，請他把你調到遼寧去？張宗孝個子不高，瘦瘦的，是貴州縣份上考入中央民族學院音樂係的高材生，一看就是一個非常精明的人。難怪，在省歌舞團造反派掌權時，他也是一個頭頭，是周毅的副手之一。我說，高中三年，我和他隻是一般同學關係，沒有深交（也不可能有深交）；另外，我出身成分不好，又不是黨員，他收到我的信，估計連信都不會回。

      周毅和吳桐琪聽了，沒有作聲。自古以來，知識分子攀附權貴，也是屢見不鮮的事。但由於我當時有點自知之明，也有些自尊自重的做人底線，所以沒有提筆給毛遠新寫信。如果我真寫這樣一封信，兩年後粉碎四人幫，接著是“清查運動”，我會再次陷入被審查的境地，人們會說我“積極投靠四人幫”，“準備上賊船”，“投機分子”……總之，又會陷入一劫。

      第二天一早，我們便搭上從遵義開往德江縣的客車，向東往鳳岡縣方向駛去。客車過了湄潭到鳳岡，往北就是德江縣。雖然路途依然比較平坦，但路況要差了，都是十分狹窄的土馬路。在車上整整坐了8個多小時，傍晚我們才到了德江縣，四個人住進縣革委招待所。

      晚飯後，我們照例在招待所附件走了走，這個坐落在黔北的縣城很小，給我留下的印象就像北方的一個普通小鎮。縣城裏的房屋建築基本都是平房，或者是非常陳舊的兩層小木樓，而且整個縣城連一條像樣的馬路都沒有。說貴州貧窮落後，隻有親自走走，親眼看看，你才會有個具體印象。

 

3   “張羽花英雄事跡”真相

        第二天我們和縣文化館的楊世富接上頭。楊世富戴一副眼鏡，中等身材，四川人，對人很熱情，也很坦率。他見了我們四人，知道大家都是搞文藝的，就像好友相見。他說，因為縣裏窮，財政緊張，發不出工資，所以，整個縣文化館就他一個人，文化館所有工作，從訂閱報刊雜誌，到打掃衛生，平日都是他一個人做。每逢節假日，如果要搞什麽文藝活動，則是由他出麵找縣裏一些文藝活動積極分子協助，排演一些節目，活動結束，大家各回自己的崗位。

       他告訴我們，原來他是在部隊搞文化工作，由於出身成分問題，沒有入黨，下到地方，也隻能安排到文化館工作。不過，他說他很喜歡這個工作，主要是自由。平日上班就是讀書看報，條件比其它單位好，也沒有頂頭上司管。隻有到縣裏舉行什麽活動，或是過春節搞演出，他才忙一些。他說，隻是在縣工商局工作的妻子小周覺得他沒有實權，是懷才不遇。凡是在基層生活過的人都知道，一個文化人在縣份上沒有一點權，那是要低人一等，甚至是被人看不起的。所以，楊世富的妻子的心理狀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楊世富知道我們此行的目的以後，他告訴我們，所謂張羽花反單幹的事實真相是：張羽花所在大隊搞包產到戶，采取抓鬮的辦法，抓到哪塊田和哪塊土，就包那塊。抓完以後，農民發現大隊幹部抓到的都是大隊田土中離家比較近，也比較好的那些田土，而一般農民抓到的，都是那些離家比較遠，也比較差的田土。所以，大家在下邊議論紛紛，懷疑大隊幹部搞鬼。但農民在下麵隻是議論，沒人敢說出來，怕幹部打擊報複。張羽花個性比較強，老公身體不好，三四個孩子又小，她抓鬮抓到的田土，是大隊裏最遠最差的田和土，她聽了大家的議論，想了幾天，覺得大隊領導太不公道，就找大隊書記兼大隊長許義堯去提意見。開始，許義堯說，誰讓你的運氣不好？對抓鬮分田大家都沒意見，為什麽隻有你有意見？張羽花不服氣，說你們弄虛作假，是欺負人，要求重新抓。而且說不能搞鬼，要由社員來製作鬮，要有人監督，這樣才公平等等。

      實際上，張羽花反映了相當一部分社員的意見，她的意見也是正確的。但農村幹部能夠大公無私的有幾個？他們多是一些欺上瞞下和心術不正之徒，而且往往是在社員麵前作威作福慣了。所以，許義堯對張羽花的意見根本聽不進去。而張羽花想到這是一個關係到全家吃飯的大問題，高聲大嗓吵鬧，執意要重來，而且不達目的絕不罷休。

     於是許義堯氣急敗壞，就動手推搡張羽花，張羽花也在氣頭上，準備和許義堯拚命。結果，許義堯喊人來把張羽花捆在樹上，張羽花破口大罵，說許義堯做事缺德，一家人不得好死等等。許義堯覺得在社員麵前丟盡顏麵，就命人給張羽花灌屎灌尿……張羽花的老公跑來趕緊給許義堯說好話，希望許義堯高抬貴手，饒了張羽花這一次。許義堯才命人把張羽花放了。

      按張羽花老公的意思，忍下這口氣算了，不然大隊領導將來總給你小鞋穿。可是，張羽花這次堅決不服氣，她找到區領導，反映大隊書記許義堯對她的迫害。區領導馬上把這個情況反映到縣裏，縣裏立刻成立了一個調查小組，下到張羽花所在大隊，進行調查。調查結束以後，縣裏是以故意傷害罪對許義堯進行刑事拘留，然後上報了許義堯案件材料。

     因為楊世富在德江縣是著名的筆杆子，就吸收他參加到調查小組，事情的來龍去脈和前後經過，他都一清二楚，而且上報材料的初稿是他動筆寫的。楊世富說，沒想到，這個普通的刑事案件上報到中央以後，竟然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重視，而且定性為兩條道路鬥爭的一個典型事件！

      我們四個人聽了楊世富的介紹，也覺得事情有些蹊蹺——張羽花反對的不是包產到戶，而是分田過程中的領導以權謀私。因此，說張羽花是反單幹的女英雄，這不是太牽強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