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答陳楚三同學
潘文鳴
2017年12月中旬，大中報轉來陳楚三發給報社的聲明信，信中要求報社刊登該聲明，以正視聽（見附錄）。
該聲明主要是針對大中報12月2日我所撰寫的《陳楚三和他的回憶錄》一文，歸納起來陳楚三對該文的意見是：一、我不應該違背自己的承諾，擅自發表這篇文字；二、文章中有些事實有誤；三、文章涉及陳楚三家庭隱私，對陳楚三構成了傷害；四、文章發表對陳楚三的安全構成了威脅等。
由於陳楚三的聲明涉及的問題有一定社會意義，有討論的價值，所以，建議大中報把陳楚三的聲明和筆者的答複一並發表，讓廣大讀者知道我們當下的社會現實的真實狀況，以及我們是處在怎樣一種生存狀態，這對認識社會和認識人生都有好處。另外，發表我們雙方的不同意見，這也體現了大中報對陳楚三和我一碗水端平，展現大中報作為社會公器的客觀和公正。倘有高明人士參加討論，既可以提高我們的認識，又活躍了大中報的氣氛，那麽，豈不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所以，希望大中報能夠同意我的請求。
其次，我要講的是，在多倫多見到陳楚三夫婦以後，我的喜悅心情和我對陳楚三夫婦的尊敬。
在異國他鄉能遇到高中時期的老同學，見麵以後，我們能夠共同回顧我們走過的風雨路，討論我們所經曆的曆史事件，這對已經進入晚年的我和陳楚三，應該說是難得的幸運！說到我對陳楚三夫婦的尊敬，是因為在去年，我從微信上看到陳楚三夫妻拿出100萬人民幣，捐助湖北黃岡陳潭秋中學，他們夫婦希望以陳楚三犧牲的父親陳潭秋命名的中學，能夠辦好教育事業。就我所知，陳楚三夫婦並沒有大富大貴，都是憑工資和獎金吃飯。當然，陳楚三在一家私營企業高管層任職，可能收入較高。但他們夫妻晚年在自己生活無憂的情況下，能想到為中國的教育事業貢獻一點力量，這在紅二代中，應該說是比較少見。特別是不少父輩位高權重的紅二代，他們利用父輩的權勢，成了億萬富翁以後，想的都是把財產如何轉移國外，以及自己如何過奢侈生活，如眾所周知的李鵬子女。對比起來，陳楚三夫婦的捐助善舉，不能不使人對他們夫婦產生敬佩之情。
還有，陳楚三令我刮目相看的是，作為一個學理科的大學畢業生，在退休以後，在國內寫作內容受到嚴格限製的情況下，他能夠在北京軍區司令員吳忠去世後，把吳忠關於天安門四五事件的口述錄音整理，發表在《炎黃春秋》雜誌上。這說明他對恢複曆史真相的意義有相當的認知，而且有一種敢於擔當的勇氣。這也使我對他格外佩服！
另外，5年前，陳楚三沒有安於晚年衣食無憂的退休生活，而是能夠下決心寫一本回憶錄，如實記錄自己的經曆，揭示曆史真相，這也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過來人都清楚，我們生長在運動不斷的毛澤東時代，也經曆了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年代，到了九十年代，江澤民上台以後，對89年民主運動進行清算，迫害了成千上萬參加民主運動的年輕學生，隨後又鎮壓法輪功，而習近平上台以後在反腐中，同時加緊言論控製……這些都是我們的親身經曆。在半個多世紀裏，我們親眼目睹了中共所導演的一場又一場讓人驚心動魄的戲劇：反右運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廬山會議，餓死三四千萬農民的大饑荒，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 76年的四五天安門運動，89年鄧小平的北京大屠殺，……所有這些曆史真相，都需要人們認真記錄和清算。但在國內對言論嚴加控製的情況下，在知識文化界普遍崇尚犬儒精神的社會氛圍中，能夠秉筆直書，記錄曆史真相的文化人實在太少。在這種背景下，陳楚三冒著一定風險，通過5年的艱苦努力，寫出一部40萬字記錄自己經曆的回憶錄，如果沒有一種使命感，這個任務是很難完成的。因此，我對他這種精神也充滿敬意。
所以，細心的讀者一定從我撰寫的《陳楚三和他的回憶錄》一文中，看出我和老同學陳楚三離別多年後，在多倫多重逢後的喜悅；也能看出我對陳楚三寫出的回憶錄能夠很快出版，感到由衷的高興！正像一位高中同學所講，陳楚三做了一件大事！而且我還認為，陳楚三寫回憶錄這件大事，將是他一生中最有意義和最光彩的一頁。理由很簡單，在掌權者竭力對曆史真相進行掩蓋和扭曲的情況下，在謊言和欺騙盛行的社會中，陳楚三用自己的經曆證明，中國半個多世紀的曆史真相到底是什麽樣子。這為子孫後代，提供了真實可信的史料。所以，我是懷著喜悅和讚賞的心情，來撰寫《陳楚三和他的回憶錄》一文的。
文章完稿以後，我發給陳楚三，沒想到他看了以後，急忙喊我不要發表，說好多事實不準確。於是，我約陳楚三夫婦來我家會麵，當場打開電腦，他一一指出文章中不準確之處，如他指出：他是1956年進入101中學就讀，而不是1957年；高二文理科分班，他和我一起讀的是文科班，而不是理科班；還有，文革期間，他曾經給我打過電話，但沒有聯係上等。我對他指出的這些細節，當場一一做了更正。最後，他態度十分堅決地表示，他不同意該文在大中報上發表。問他為什麽，他說在國外盡量要低調一些。我當時心裏感到十分意外，但確實表示要尊重他的意見。
我們分手以後，陳楚三通過微信，發來明鏡電視台主持人高伐林對他的視頻采訪。視頻采訪中，陳楚三就他寫的回憶錄內容，向觀眾做些介紹和說明。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自己撰寫的《陳楚三和他的回憶錄》一文，完全是出於一片好意，為什麽得不到他的理解？為什麽他不同意發表？在我拿不準的情況下，經和大中報主編賈先生電話溝通後，他說你隻要按事實真相寫，發表不發表是你的權利。因此，我沒有再和陳楚三溝通，就發表了該文。這就是陳楚三在聲明中批評我違背承諾的真相。
陳楚三對我發表該文的主要指責，是指我的文章中涉及他個人和家庭的隱私。如果按《現代漢語詞典》中對“隱私”的界定：“不願告人的或不願公開的個人的事”，都屬於隱私。那麽我想，陳楚三的回憶錄中，涉及的都是真人真事，如蒯大富的凶殘，陳雲的武斷等等，所有這些當事人肯定不願意公開這些事情，並以涉及個人隱私為借口，用來封殺他回憶錄的出版。這時，你陳楚三又做何感想？你是否就必須按他們的意思，不再出版你的回憶錄？同樣道理，我的文章寫了你陳楚三的一些個人和家庭情況，因此你就不準我發表，要求按你的意思辦，這能說得過去嗎？這是不是有些太專橫？太霸道？
不錯，正如陳楚三聲明中指出的，他妻子和兒子講的話，他不願意公諸於眾。但我卻認為，正是他妻子和兒子的幾句話，透露出十分深刻的社會內涵：即一方麵表達了親人對陳楚三的關心和愛；另一方麵則揭示出專製主義所造成的恐懼幾乎無處不在，即使來到加拿大，這種恐懼感人們也往往很難擺脫。所以，他妻子和兒子的話，不是對專製主義的有力揭露和控訴嗎？在這裏，我自認為對他的妻子和兒子沒有一點貶損之意，因為，他妻子和兒子表達的完全是人之常情。事實上，多數大陸來到加拿大的移民，都不願意違背中國當權者的意誌，弄得回不了國。隻有陳楚三和我這樣敢於揭示曆史真相的人，才有可能引起中共當局的注意。
的確，自從習近平上台以後，《炎黃春秋》被禁，香港銅鑼灣書店老板被抓，劉曉波死於獄中，還有朝鮮金正恩派殺手到國外殺死他的親哥哥……所有這些事件，讓我們看到獨裁政權的殘暴和邪惡，使人們對獨裁者不能不心存恐懼。而陳楚三出版了回憶錄，我在大中報發表了文革回憶文章，我們都說出許多曆史真相，這自然是違背了中國掌權者的意願。因此，我們不能不考慮自己的安全。
但問題還有另一麵，就是中國和朝鮮這樣的流氓國家不同，中國畢竟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是一個正在轉型的大國，為了顧及臉麵和影響，對許多揭露中國曆史真相的文人學者，如寫出《紅太陽是如何升起》的曆史學家高華，對寫出《紅太陽是如何隕落的》部隊學者辛子陵，對披露廬山會議真相的老革命李銳，對出版《墓碑》揭露大饑荒餓死人真相的新華社記者楊繼繩等人，都不能不網開一麵。在這種情況下，說我的一篇小文章，對陳楚三的安全構成威脅，是不是有些誇大其詞？
我想，在中國大陸專製主義社會背景下，除非我們像當下無數中國知識分子那樣選擇沉默，選擇苟安，選擇犬儒哲學，才會有一定安全感；而那些有正義感和有良知的人，那些敢於站出來講真話，敢於揭示曆史真相的人，他們必須要有足夠的勇氣，敢於麵對風險，這也是我們必須麵臨的現實。
聯合國憲章中指出：“一個人人享有言論和信仰自由並免予恐懼和匱乏的世界的來臨，已被宣布為普通人民的最高願望。”習近平在19大中也提出，人們的美好願望就是他們掌權者的奮鬥目標。既然我們選擇了實事求是，選擇了恢複曆史真相，那麽，我們在有一定恐懼感的同時，也應該學習兩千年前的司馬遷，有足夠的自信。我們應該深信，曆史將證明我們的選擇是正確的。
不知以上想法，陳楚三同學是否認同？
2017/12/20
附：陳楚三同學《關於潘文鳴先生文章的聲明》
大中報
編輯先生;
我是陳楚三。貴報12月2日刊登了潘文鳴先生的文章《陳楚三和他的回憶錄》，使我深為震驚，不得不懇請貴報，不吝版麵一角，登載此聲明。
潘先生文章的最後特意注明是“和陳楚三夫妻進行內容核實以後修改”，給觀眾的印象，似乎此文是經過“核實”、並經我同意發表的。這完全不是事實。恰恰相反，我不但在給他的微信上強烈反對，要求“萬不可發”，並且在見麵溝通時也再三要求他不得發表，臨別時再次告誡潘先生“不要發表”，他也答應不發表了。然而，他卻違反了自己的承諾和我作為當事人的意誌，執意發表，我對他背信棄義的行為十分震驚。
明鏡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我的回憶錄，並播出了對我進行幾次相關內容的訪談視頻。本來，如果潘先生是對我的回憶錄或者訪談視頻進行評論，無論是褒是貶，那都是他的自由，我無權置喙；但是，潘先生此文並非評論文章，而主要是對他與我交往過程中涉及我個人及家庭情況的披露，這使我愕然。
潘先生發給我他的此文初稿，並緊急要求我去他住處見麵。這時正是明鏡對我幾次訪談的期間，本不想赴約，但看在同學份上答應了；特別是看了他的文章初稿，更感到必須見麵，一則為了製止他發出此文，二則此文“錯誤非常多”，應該指出；於是才有了他文中所說11月17日的見麵。
見麵後，我直截了當地羅列出他文中的一係列錯誤。他對曾經在其中學習三年的母校----北京101中學的曆史的無知，對我們當時在校內活動情況的無知，都是我說他“錯誤非常多”的例子，當然也指出他對我個人情況認知的錯誤。我當時就向他表明，這種溝通隻是為了糾正他認知上的錯誤，絕不是對他要發表的文章內容的“核實”，那篇文章無論如何不能發；他要我說明理由，我告訴他，文章涉及個人隱私，也可能影響到公眾認知甚至我的安全。他表示了理解，並表態不再堅持發表此文。
我沒有想到，潘先生正是對涉及個人隱私的問題感興趣，因此不顧我的反對強行發表他的文章；我更沒有想到，他連我明確指出他錯誤的文字也堅持錯誤，我不願意揣測潘先生為何堅持錯誤，但這卻深深地傷害了我。已經有我妻子的朋友發信,對潘先生的文章提出質疑：“我看了周六（二號）大中報登的‘陳楚三和他的回憶錄’，作者怎麽把你和兒子的一些話也寫上了？是你們讓他那麽寫的嗎？...我想，這個人是朋友嗎？你若是看了文章的後半部分會怎麽想？我了解你和陳弟，才說這些，希望你們明白我的想法....。我不知道這個人想達到什麽目的。”
由於潘先生背信棄義、侵犯隱私以及傷害我的行為，我不能不撤回我將把我的回憶錄贈送一本給潘先生的承諾。
陳楚三 2017年1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