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鳴
自己的經曆和自己的紀實性作品，也有社會評論。
一個川劇女演員在文革中的經曆（上）
潘文鳴
文革前，為了照顧夫妻關係，一個叫張素萱的四川邛崍縣川劇女演員，從四川調進貴州省文化局，下一步準備和貴陽市川劇團聯係，再把她從省文化局調到貴陽市川劇團去幹她的本行。
沒想到，調動手續還沒有辦，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於是，這位隻有小學文化程度的川劇女演員，就在貴州省文化局機關參加了文革運動。由於我和她都參加同一個戰鬥隊，所以，對她在文革中的經曆比較了解，覺得她的文革經曆也有一定傳奇色彩，特記述如下。
1、局機關的一個另類
1966年底，省文化局的幹部職工外出大串聯陸續回來，局機關革命群眾在集中開會的時候，人們看到一個很打眼的年輕女人。這個女人的身材長相和一般政府機關年輕女幹部截然不同:她不僅皮膚白皙，長得漂亮，而且身材勻稱適中，走路挺胸收腹，風度翩翩，一看就像一個女演員。心想，在文化局這樣一個文化官員成堆的地方，怎麽會有一個女演員？
後來在大家的背後議論中得知，這個年輕女人果然是個演員，她名叫張素萱，來自四川邛崍縣川劇團。她丈夫是省話劇團一個叫譚曙東的演員，為了照顧夫妻團聚，1964年把她從四川邛崍縣調到貴州省文化局，暫時安排她在局機關新組建的“烏蘭牧騎工作隊”，下一步準備和貴陽市川劇團聯係，讓她到市川劇團去繼續演川劇。
但稍微了解她情況的人隱隱約約透露說，她出身不太好。毛澤東時代，一個人無論走到哪裏，出身成分的好壞和是否是黨團員，就決定了這個人在單位裏的高低貴賤。盡管張素萱年輕漂亮，據說在縣劇團還是台柱子，但由於家庭出身不好，又不是黨團員，在省文化局這種政府機關裏，政治地位肯定要低人一等。
另外，貴州省文化局是全省文化工作領導機構，這裏從局長到處長都是一些很有來頭的人物，如三個局長都是老革命:正局長周曉山是貴州地下黨成員；副局長田兵是延安時期的詩人；另一個副局長杜方也是南下老幹部。至於一些處長，如藝術處處長許星和副處長毛奇峰，都是部隊上的文化官員，轉業到地方以後，被稱為“縣團級幹部”，就是說，在部隊是團級幹部，到地方就是縣級或處級幹部。許處長和毛處長常常身穿不戴領章的黃軍裝上班，表明他們是從部隊下來。即使各處室的辦事員，多數也都有相當文化水平的中共黨員，他們熟讀中央文件，幾乎各個能說會道和資曆不凡。所以，在省文化局機關的幹部看來，新來的十幾個大學畢業生，也無非是初出茅廬小字輩的角色，而出身成分不好的川劇演員張素萱，盡管姿色出眾，但在大講“政治掛帥”的年代，她在局機關裏哪能打不起價錢?
不過，從人性的角度來說，男人都喜歡漂亮女人。現在政府機關的頭頭腦腦都喜歡要年輕漂亮的女大學畢業生到機關任職，以便進一步發展關係；但當時文化大革命運動席卷全國，人們在紅色恐怖中，當官的個個內心深處被恐懼和焦慮所占據，即使局機關裏的一般幹部也個個都一臉正經，目不斜視，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樣。因為大家都明白，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讓人都像雷鋒一樣，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學生；或者說，讓大家成為清教徒。在這種特定的社會環境裏，張素萱的美貌隻能在機關裏一些男人內心有影響，對她的政治地位的提升，自然沒有多大用處。
2 我和她成為朋友
首先需要向讀者講明的是，毛時代的社會風氣與大陸近幾十年不同，當時男女之間的友誼是不能越界的，否則後果嚴重。從80年代開始，在思想解放運動的衝擊下，隨著大陸人的主體意識的覺醒，近幾十年，社會風氣天翻地覆，在城市的黨政機關或企事業單位裏，男女之間有了好感，能夠很快發展成地下情人，當時這種現象很少。
話說回來，當時張素萱出身地主家庭，我的家庭出身是富農，兩個人又都不是黨團員。這就是說，這在那個年代，我們兩個都被看成是沒有背叛自己的剝削階級家庭出身，進入革命隊伍，而是屬於思想覺悟不高的改造對象。因此，最初局機關造反派成立戰鬥隊，都沒有人考慮讓我們兩個參加。
創作室的詩人寒星不服氣，動手組織“117戰鬥隊”，我和張素萱才參加了造反組織，戴上造反派的紅袖套，成了局機關裏造反隊伍中的一員。具體情況，我在《117戰鬥隊的成立和解散》一文中已經介紹，在此不再贅述。
需要重複提及的是，在“117戰鬥隊”學習毛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時，張素萱提出什麽是“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而且問為什麽“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是反動的？她憑自己的常識提出的這個問題，還真讓戰鬥隊裏的人費了不少腦筋。
現在想來，作為一個文化水平不高的女演員，她當時對文化大革命的確很不理解，對許多現象隻能從普通人的常識出發來考慮，而不是像文化局機關幹部，包括我們這些剛走出學校大門的大學畢業生，我們都是經過多年洗腦，對文化大革命那套理論比較容易接受。所以，在戰鬥隊集體學習時，張素萱總是從普通常識出發來提出問題，現在想來，應該說她的思考更符合常情和常理。不過，當時大家都認識不到這一點，而她自己也覺得自己文化水平和思想水平不高，決心努力提高自己。所以，每次戰鬥隊集體學習，她都是認真聽每個人的發言，還手拿一支圓珠筆，不時在小本上寫點什麽。而在戰鬥隊政治學習結束以後，她就找機會向別人提問請教。
在當時，她和我年齡差不多，在戰鬥隊裏是最年輕的兩個，而且都是出身不好，互相之間沒有那種隱隱的歧視，所以自然而然我們要接觸要多些。
有一次，在戰鬥隊辦公室學習結束，大家紛紛離開辦公室以後，她問我，會上大家提到的 “三家村”在啥子地方？為啥子要批判“三家村”？我告訴她，所謂“三家村”不是一個村子的名字，而是指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個人寫的一些專欄文章，這個專欄叫“三家村劄記”或叫“燕山夜話”，這些文章發表在北京的一些報刊雜誌上。
張素萱又問，這些文章有啥子問題？我告訴她，這些文章都是以談天說地的方式，影射和批評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這些運動中的一些問題。所以說這些文章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
張素萱聽了又問，這三個寫文章的人，是幹啥子的？我告訴她，鄧拓是老革命，是《人民日報》的總編輯；吳晗是北京市副市長，曆史學家；廖沫沙也是文化界名人。張素萱瞪大雙眼，十分吃驚地說，這麽大的名人會反對毛主席？她覺得實在難以理解。
顯然，她生在四川一個縣份上，小學沒畢業，就進縣劇團學戲，每天在師傅指導下練功練嗓，報紙廣播很少接觸，政治學習也是走過場，她自然對當時政治思想和文化藝術領域裏的此起彼伏的鬥爭缺乏了解。為此，我斷斷續續向她介紹了延安時期批判王實味、肖軍、艾青、丁玲的情況；介紹了建國以後，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以及批判研究《紅樓夢》的專家俞平伯；還有批判《丁陳反黨集團》等等。通過戰鬥隊裏的學習討論，加上經常看當時廣為流傳的那些紅衛兵小報，再通過不斷地向人提問請教，張素萱很快對文化大革命有了了解。
有一次，她跟我說，她丈夫譚曙東也是戲劇學院畢業，為什麽對這些政治問題了解很少？我告訴她，譚曙東學的是表演專業，他考慮的是如何當一個好演員，你在劇團裏不是也和他一樣嗎？至於文化局的幹部，都是搞文化工作的，自然關心文化領域的事情。另外，我學的是戲劇文學專業，我考慮的是如何創作出好的戲劇作品，用文藝作品為人民服務。由於我出身不好，所以，從初中時期就喜歡鑽圖書館，關注一場接著一場的大批判，從這些大批判中，我知道一個文藝工作者要不犯錯誤，必須關心政治，加強學習……
通過一段接觸，張素萱覺得我勤奮好學，為人忠厚，把我看成一個可以信賴的朋友。有一天，她說，今天我請你吃豆花飯。當時她知道我正在談女朋友，沒有結婚，她在離繁華大街不遠的一個小巷裏，找到一個專門經營賣豆花飯的小餐館，這個小餐館過去是個尼姑庵，當時改成一個因陋就簡的餐館。坐下以後，她要了兩份豆花飯。當時豆花飯的價格很便宜，兩份豆花飯也就相當於在大街上吃兩碗麵。不過四川貴州的豆花飯很有特色，吃起來也非常可口美味。
席間，她談起自己的經曆。她告訴我，她在縣劇團也算是一個台柱子，不到20歲，就有不少人到她家去提親，其中也有縣領導的親戚，替那些領導人的兒子找對象。她當時都以年紀輕要學戲，婉言拒絕了。家裏父母想把她嫁給一個縣領導的兒子，好改變家庭的政治地位，但她決心要找一個自己崇拜和喜歡的人。所以，當介紹人說譚曙東是上海戲劇學院的大學畢業生，學表演的，一見麵，看長相也不錯，就答應了。沒想到，譚曙東學的那一套，和我們川劇完全是兩碼事。
她的丈夫譚曙東我見過，是個濃眉大眼的英俊小生，非常令女孩子著迷。張素萱說，他丈夫家庭出身也不好，是舊軍官。我告訴她，學藝術的大學生，多數都是出身成分不好的青年男女，真正工農出身的很少。她問為什麽？我告訴她，我也不清楚。我隻知道藝術院校招生，首先看考生有沒有藝術天賦，其次才是出身成分。
總之，我和張素萱在一起，可以說無話不談。現在想來，我除了向她介紹了一些曆史知識，介紹一些建國前後開展大批判的時代背景以外，由於我在思想上是把毛的理論當成了真理，所以，我在她麵前實際上扮演了一個當政者的義務宣傳員的角色。直到後來開展“一打三反”和“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我們兩個人先後成為審查對象，我們兩個人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產生幻滅感。
